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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扬卡的孩子们-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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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等一等。”
瓦西里没有回头，假装没听见，大步跨向车厢另一端。斯塔西又喊了一声，这次用了他的名字，瓦西里·安德罗索夫。瓦西里终于跑起来，冲向餐车。火车车厢的狭窄过道帮了他一个小忙，斯塔西们同时扑向他，互相阻碍，乱成一团，瓦西里用力关上餐车的门，夹住了追兵的手指，那人发出狗一样的哀嚎，缩回手。瓦西里趁此机会落锁，好几对拳头砰砰地擂门，有人在大喊大叫，催促列车员过来开门。
餐车里有个侍应模样的男人趴在桌子上睡觉，被瓦西里吓醒了，猛地站起来，似乎想拦住他，一看见瓦西里抄起桌上的餐刀就立即举起双手，躲到一边。瓦西里用并不锋利的刀尖指着他，后退着靠近车窗，摸索着拨开了插销，推开窗。一股冷风涌进来，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被冷汗浸透了。瓦西里扔掉刀，爬出窗外，跳到铺着碎石的轨道上。
两道手电筒的光线落在他身上，哨子吹响。瓦西里咒骂了一声，逃向黑暗，往阴影最稠密的地方钻。他挤过两节货厢的接驳处，爬上分隔轨道和公路的铁丝网，一只手捉住他的脚踝，把他扯了下来，一拳揍在他脸上。瓦西里想爬起来，胸口马上挨了一脚。瓦西里抓住那只脚，用力一扯，把对方拉倒在地，勒住他的脖子。在黑暗中他甚至看不清袭击者长什么样，这样更好，瓦西里喘着气，勒得更紧，那个斯塔西拼命挣扎，双腿乱踢，抓挠瓦西里的手臂，发出噎住的声音。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乌尔里希？乌尔里希！”，也许是这个临近窒息的斯塔西的名字，更多晃动的电筒光线往铁丝网这边聚集，皮靴踩在碎石上，喀嚓作响，瓦西里咬了咬牙，松开了昏迷的敌人，翻过铁丝网。
有人开枪了。巨响撕破寂静，第一声，紧接着又是两声，都打在脚边，瓦西里能感觉到飞溅的泥土。斯塔西想抓活的，莫斯科没有下格杀勿论的命令，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比起卢比扬卡的审讯室，他宁愿死在这里。他惊讶于自己以前为什么从没有这种想法，多半是因为他从没想象过自己会站在审讯室错误的那一边。
心脏沉重地敲击着胸腔，每一块肌肉都在尖叫，他真的不再是那个轻轻松松沿着公路跑十五公里的游泳队员了。火车站位于一个睡意沉沉的小镇边缘，晚上这个时候路上空荡荡的，零星几栋房子透出暗淡的灯光。瓦西里翻过栏杆，踩进别人的花圃里，一条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出来，咬住了他的裤腿，瓦西里倚在花架上，用力踹了它两脚，狗松了口，汪汪大叫起来。楼上的房间突然开灯了，微弱的光线照出了瓦西里的轮廓，斯塔西又开枪了，瓦西里的运气好像在这一刻用尽了，一阵烧灼般的痛楚从右边大腿炸开，很快就变成一下下的、刀割般的疼痛。他能感觉到血缓慢浸湿裤腿，但此刻当务之急是逃跑，他还能动，也许只是擦伤。瓦西里跨过了分隔两个后院的木篱笆，一个工具棚提供了理想的掩护。因为枪声的缘故，越来越多的房间亮起了灯，一个个窗户打开，一张张苍白而困惑的脸出现，俯视着那几个不知何故擅闯私人领地的斯塔西。
从噪音就可以估算追兵的位置，瓦西里借助房子和树木遮掩，绕到他们侧后方，在一道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底部蹲了下来，屏息等待着。他手下的人追击逃犯的时候，常常犯一个错误，那就是他们假设逃犯都是直线往前奔逃的，所以当逃犯从视野中消失，他们往往会笔直往前追。现在瓦西里向他从未相信过的上帝祈祷这几个斯塔西也会同样被误导。一双靴子出现在楼梯口，没有停留，和其他人一起往前跑去。
瓦西里数了十秒，确认脚步声都消失了，这才爬出楼梯，向火车站跑去。这很冒险，但斯塔西绝不会想到他有胆量走回头路。伤口的疼痛现在变得难以忽视，每走一步都让他冷汗直冒，瓦西里咬紧牙关，强迫自己加快脚步。一辆黑色小车孤零零地停在火车站前面，里面没有人。火车还没开走，但所有门都关上了，月台上只有一个斯塔西留守，一手拿着烟，另一手叉在腰上。瓦西里悄悄摸到他身后，勒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扭，颈椎折断的时候仅仅发出轻微的声音，尸体的所有重量一下子压在瓦西里身上，伤腿一阵剧痛，他抱紧这个死去的斯塔西，慢慢把他放到地上，就像对待一个熟睡的幼童。瓦西里迅速搜了他的口袋和皮带，拿走了手枪，一把马卡洛夫，没有额外弹夹，但弹仓是满的，应该够用了。
火车拖着两个货厢，无人看管。第一个牢牢锁着，第二个的门一踹就开了。里面漆黑一片，散发出稻草和木头的气味。瓦西里被一个装满玻璃瓶的木箱绊了一下，扶了一下车厢壁保持平衡，手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旁边还有更多，堆积如山的布料。他像盲人一样摸索，猜想这是从苏联运来的便宜纺织品，毛巾和床单之类的东西。
他在角落里坐下来，背靠着成捆的棉布织物，深吸了一口气，试探着摸了摸右腿上的伤口，血还没止住，右边裤腿都浸透了，确实是擦伤，但比他想象中深得多。瓦西里费力地拽出一张床单，勉强扭成细长条，绑在伤口上方，充当止血带。然后又用最后一点力气拖出几张，把自己裹起来，抵御快要把他整个吞没的寒意。
不能睡着。他想。
汽笛鸣响。火车颤动了一下，开始缓缓移动，继续向南驶去。车轮敲击铁轨，哐哐作响，引擎还没有完全加速，躲在货厢里的俄罗斯逃犯已经昏睡过去了，包在好几层薄床单里，上了膛的手枪放在身边。
——
彼得检查了手枪，大提琴盒里放着的是一把PB消声手枪，前面的消声器还没装上，克格勃偏好安静的谋杀。他琢磨了一会，又看了一眼对面那个拉着棕色布帘的窗户，合上琴盒，没有拿那把手枪。
他重新在脑海里把各种能够设想到的场景跑了一遍，调整了一下狙击枪的瞄准镜，往他认为大概是客厅的地方开了一枪——克格勃稍后一定会派人检查现场，他得留下弹孔和弹壳让他们发现，白纸黑字写进报告里，没人能指责彼得玩忽职守。他稍微调低了角度，对着窗户一角，即使刚好有人站在窗帘后面，子弹应该不会击中要害。
这一枪安静得令人惊讶，甚至没有惊扰屋顶上的鸽子。要是尤哈斯或者情报官坐在里面，肯定马上就会留意到碎裂的玻璃，察觉到未遂的谋杀。军情六处巴黎联络站离这里有12分钟车程，但他们也很可能在附近布置了流动岗哨。彼得盖上瞄准镜，免得透镜的反光被人察觉，看了一眼手表，等待着。
喷涂着“蓝风车烘焙店”字样的蓝色小车是四分钟后出现的，这么看来，是流动岗哨没错了。车直接停在公寓门口，两个穿着风车图案衣服的人上楼去了，没过很久，四个人下来了，其中走在中间的那个就是尤哈斯，那两个假扮面包店雇员的外勤挡在他前面，免得他被狙击手放倒。他们当然不知道狙击手本人并不打算继续开枪，彼得的计划是假借军情六处的手把尤哈斯从这个已经暴露了的安全屋里转移出来，然后回去报告任务失败，非常遗憾，下次请早。祈祷在克格勃下一次行动之前，尤哈斯就被送出欧洲了。
目前看来他的小计划进展顺利，尤哈斯已经上了车。就在彼得打算拆卸狙击枪离开的时候，楼下街道上传来轰隆的引擎声，然后是砰然巨响。一辆黑色雷诺从左后侧重重撞上了面包店小车，冲击力把小车推向公寓外墙，卡在墙壁和雷诺之间。黑车的门打开了，走下来三个人，直接向蓝色小车的驾驶室里开枪，他们用了消声器，彼得只听见了轻微的嗖嗖声。这三个人拉开货厢门，把尤哈斯拖了出来，押向黑色轿车。
彼得的诧异很快就变成了愤怒。科里亚叔叔承诺让他“全权处理”，暗地里却多派了一队人马，搞不好还有第二队，专门监视彼得的一举一动。他只犹豫了不到两秒，打开瞄准镜，击中了押着尤哈斯的那个克格勃，肩膀和腿上各一发子弹。剩下的两个人迅速反应了过来，其中一个像抓老鼠一样把逃跑的匈牙利人拖了回来，用小刀割开了他的喉咙。
尤哈斯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血在水泥路面上留下了一大块黑色的喷溅状污渍。彼得深吸了一口气，呼出，稳住手指，逐一处决剩下的克格勃，每一枪都瞄准头部。这条窄窄的街道几分钟内就变成了屠宰场，尸体横七竖八躺在那里。那个腿部受伤的克格勃缓慢往路边爬，想离开火线，但彼得在他来得及摸到人行道之前就结果了他。
彼得在屋顶呆站了一会，不在乎有谁能看见他。那种专注的狩猎状态迅速离他而去，他试着重新让自己冷静下来，没成功，整个人都在发抖，不知道是恐惧、愤怒还是悲伤，很可能三样都有。从远处传来的警笛声在狭窄的街道里回荡，像是有一整个车队往这里聚集。长久以来在“旷野”里养成的本能催促他开始行动，彼得勉强用僵硬的手指收拾了武器，提起琴盒，匆匆跑下楼，他忘记绑紧枪管，它在琴盒里碰来撞去。彼得避开了正门，穿过内院，走出了堆着垃圾桶的侧门。在他快要走到地铁站的时候，雨开始下了，不小，顺着他的鼻梁和脸颊淌下来，简直就像泪水，他不得不边走边用手背抹掉。
tbc。
注1：当时牛仔裤在东德和苏联很难买到，需要黑市偷运。
第28章
为了避雨，彼得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呆坐了二十分钟，透过没洗干净的落地窗看着遭受暴雨击打的街道，湿漉漉的琴盒放在脚边，面前的一小杯咖啡已经变冷很久了。雨提前带来了暮色，阴影像稠密的网，粘着马路、建筑物、撑伞的行人、商店橱窗和靠墙放着的单车。路灯还没亮起。
他认真考虑了叛逃，从这里出去，直接走进英国大使馆，让他们联络军情六处。英国人有很多办法把他送过海峡，这不难，他自己就是猎人，深知驻外联络站的伎俩。要是他现在下定决心，今晚或许就能在伦敦郊外某栋安全屋里过夜。再也没有克格勃，也没有莫斯科。只不过父亲会在卢比扬卡监狱受几个星期折磨，再丢到西伯利亚劳改。瓦西里可能也会受到牵连，甚至科里亚叔叔也逃不掉，和彼得说过话的所有活物都会被漩涡吞噬。
一辆拉起遮雨蓬的老爷车开了过去，溅起水花。那团没有知觉的雾气好像慢慢散去了，把听觉和视觉还给彼得。他第一次留意到了侍应擦杯子的叮当声，咖啡机嘶嘶作响，邻桌两位女士悄声交谈，额头几乎碰在一起。他仔细地，几乎是入迷地听着这些属于普通世界的声音。他还活着，而且打算继续活下去。
彼得走到侍应面前，把一点零钱放到吧台上，问能不能借用电话。侍应耸耸肩，把硬币扫进自己的口袋里，指了指挂在酒柜旁边的橘色电话机。彼得拨了英国大使馆的号码，接线生可能是新来的，没听懂暗号，差点要挂他的电话，幸好接线生的上级很快反应了过来，电话那头发出线路转接的杂音，一个女声取代了男声，问他是否需要咨询签证事宜，彼得询问去塞内加尔该如何办理签证，那边的天气是否良好，这是情况危急的暗号。对方问他现在在哪里，彼得给了咖啡店的地址。听筒里又传来咔嗒声，之后三分钟都是静电噪音，彼得看了一眼侍应，紧张地用手指敲打酒柜，罗克韦尔终于接起电话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
“十分钟之后会有一辆车在街对面等你。”情报官简短地说，“我们会看看有什么能做的，具体在‘干净’的线路上再谈，别担心，这不是世界末日。”
她是对的。这不是世界末日。不过从另外一层意义上来说，确实又是一个私人的末日。如果让彼得画一条界线，说，就是这里，从这里开始我就不再是一个克格勃了。那么他一定会选尤哈斯死去的这一天。如果有听众，彼得愿意复述当时的感觉，既没有怒火，也不觉得悲伤，什么感觉都没有，只剩下麻木和一种冰冷的平静，就像人们终于拿到化验单，不得不直面诊断结果时那样。今天之前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有原则的线人，他给军情六处开的条件是，不提供任何一个克格勃同僚的信息，不提供任何关于国防的信息，也不以任何方式伤害苏联外交使团成员。但他无法再为这些原则辩护下去了，没有任何制度应该令朋友互相构陷，令情人反目，令每个人长久地活在不可名状的惶恐之中。尽管他并没有马上察觉，但他的复仇是从这里开始的，不仅仅为尤哈斯，也为他自己，为了瓦西里，为那些早早逝去的夏天。
罗克韦尔承诺的那辆车正好是十分钟后来的，悄悄把他送进一个酒窖，那个阴冷的砖砌地下室里摆着一部电话，黑色的，塑料，就放在地上，在一圈脐带一样的电线上面，看起来很不真实。门重重关上，留下彼得对着一盏孤零零的灯，和电话线那头的情报官交谈。彼得紧抓着电话听筒，像吓坏了的小孩紧抱着熊玩偶。有那么一刻他害怕了，认定这就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结，要求叛逃，罗克韦尔既不拒绝也不答应，温和地安抚他，列出挽救这件事的方法。彼得是克格勃在现场的唯一一双眼睛，而真相是一块可以加以捏造的湿陶土，他们得设计一个合适的形状，再搅动一下克格勃K处和S处之间长久的敌意，完全可以瞒天过海。
彼得最终在夜色里返回苏联大使馆，像只淋透了雨的鱼鹰，羽毛蓬乱，不情不愿地飞回脾气不定的驯养人手里。科里亚叔叔在等他，彼得刚进门就被推进了隔音室，就在这里面，他把罗克韦尔和他排练好的谎言说了一遍，“克格勃和军情六处的人互相驳火，直接造成了目前这个不幸的结局”。科里亚叔叔当然不相信，彼得根本没指望他听第一遍就相信，他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一口咬定互相驳火。老猫头鹰再次把他关了起来，还是在同一家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彼得在里面踱步、对着窗户呆站、掰碎面包喂屋顶上的鸽子，等待魔法发生。
要说服科里亚叔叔，证据不能由彼得提供，一定要老猫头鹰自己挖掘。军情六处说服法国人合作，给报纸喂了一堆自相矛盾的小道消息，一些说黑帮争夺地盘，一些说新纳粹分子斗殴。情报处伪造了验尸报告，故意“泄漏”给双面间谍们，让这些假证据通过苏联自己的的情报网络流到科里亚叔叔的办公桌上。这几份尸检报告盖着货真价实的保密章，表明“枪击事件”中，除了匈牙利籍受害人，其他都是被驳火双方的手枪子弹杀死的，没有一个字提到狙击手的存在。
当老间谍忽然出现，假装无事发生，亲自开车送彼得去渡轮码头的时候，彼得就知道罗克韦尔的魔术表演成功了。车里只有他们两个和沉甸甸的沉默，没开收音机，感觉比等待拔牙还难熬。荒野上空有乌云滚滚而过，暴雨已经在远处下起来了，地平线上仿佛粘了一层灰色的蛛网。彼得收回目光，问科里亚叔叔准备怎么向莫斯科报告这件事，毕竟死去的克格勃是瞒不住的，更别提三个死去的克格勃。
“车祸。把骨灰送回去给他们的家人，付点抚恤金。”
“但要是K处——”
老猫头鹰摇摇头，“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的。”
对话干涸了。彼得终于伸手拧开了收音机，信号不好，静电噪音一直陪他们到渡轮码头。老人和年轻人没有互相道别。这是彼得最后一次面对面见到科里亚叔叔，后者自此不再信任彼得，塞给他无关紧要的任务，用鸡毛蒜皮占满他的时间。里耶夫站长重新取回了之前让渡给彼得的一些权力，而且时刻盯着这个年轻的竞争者，彼得总觉得他的呼吸都要喷到自己的后颈上了。老猫头鹰没有剥夺彼得在伦敦联络站的职位，说到底，他不能为一件在官方记录上从未发生过的事而惩罚彼得。使馆雇员们毫不知情，不过敏感地嗅到了权力图景的细微变化，不动声色地远离彼得。
我会摧毁你们。这个念头安静地在彼得脑海深处燃烧，一束稳定的、蓝色的火焰。藏在很深的地方，照亮了跨越柏林墙的士兵，还有火车上的尤哈斯，才十九岁，从窗口探出半个身体，右手放在胸口上，发誓不会泄露菲利克的秘密。
火车永远驶出了莫斯科。
——
在苏黎世郊外荒凉的小火车站里，时间是晚上七点五十五分。过路的火车已经开走了，列车员坐在对面，就着热茶吃饼干，讲鸽子的事，显然，在有电话之前，车站是靠信鸽来相互沟通的，彼得微笑，点头，但没在听。他在想复仇之路的长度，九年，他付出的这些时间是有用的吗？还是说他只是一个蠢小孩，对着空空如也的隧道大喊大叫，满足于自己的回声？
他在伦敦的雪藏状态持续到1983年，才随着科里亚叔叔去世而结束。伦敦站站长尼基塔·里耶夫退休返回莫斯科，伦敦站的控制权落到彼得手里，像个诱人的金苹果，在头上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垂挂了三年，终于被他连树枝一起拽了下来。履新之前他循例要回莫斯科接受审查，获得正式任命。彼得和父亲一起在家里庆祝了三十一岁生日，父亲送了他一块新手表，彼得摸了摸手腕，它去哪里了呢？很可能是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匆匆离开的时候忘记带走。
电话响了起来。彼得吓了一跳，他此前根本没留意到这个车站小办公室里有电话。那电话看起来也不常用，埋在废纸杂物下面。列车员发出疑惑的哼声，拍掉手上的饼干屑，从杂物里挖出电话。彼得移开目光，假装不感兴趣。列车员用德语和电话线另一端的人交谈，彼得一个词都没听懂。
“他们在想什么呢？”列车员挂上电话，转向彼得，“斯塔西要检查每一列从南面出境的火车，今晚估计延误得厉害。”
“因为逃犯吗？”
“你怎么知道的？”
“随便猜的。”
“多亏那些疯子，途径边境的所有火车线路几乎都瘫痪了，从萨尔茨堡一路到这里，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倒霉鬼今晚都睡不了觉。要是你累了——”
“没事。”彼得轻声回答，看向窗外，“我能等。”
第29章
瓦西里在事情彻底败露之前最后一次见到菲利克，是1987年，在维也纳，多多少少有点兜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的宿命论意味，要是你信这种荒谬玩意的话。瓦西里负责监视前来解释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苏联专家，尤其是库恰托夫核物理学研究所的勒加索夫教授。整个国际原子能机构都等着他的演讲，关系到苏联的形象。瓦西里的工作是牧羊犬的工作，护送羊群，既防止羊逃跑，也提防别人把羊偷走。每当有外国人和那群书呆子说话，瓦西里就沉默地站在旁边，听着他们的每一个字，不让任何人有机会抹黑苏联。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什么身份，除了两个用嫌恶的目光上下打量他的法国核电专家，没人正眼看他，更没人和瓦西里说话，仿佛他是地毯上的一块污渍。瓦西里毫不在意，他的工作是高尚的，正因为处处阻碍了西方的阴谋，外面的这些敌人自然看他不顺眼。
菲利克也来了——他肯定是要来的，毕竟是伦敦站的站长，西欧有什么风吹草动，最终都要报告到他那里去。他的工作看起来比瓦西里的要舒服，两天下来都周旋在不同的人之间，喝香槟，谈笑风生。他似乎有很多朋友，不管是使馆还是媒体的人都认识一些，时常有人和他打招呼，过来行贴面礼。瓦西里隔着大半个会场远远地看他，然后低头打量自己从莫斯科带来的裤子和鞋，布料粗糙，款式落后了二十年。菲利克发现他了，但没有过来，继续和一个穿着烟灰色西装的美国人谈话，略微往前倾身，皱着眉，好像很专心。瓦西里挺直腰，双手背在身后，重新把注意力放到苏联物理学家身上。
最终还是菲利克来找他的，敲开了酒店客房门，一只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瓦西里别说话，递给他一张纸条和一包烟，下楼去了。瓦西里看完那张纸条，用打火机烧掉，等了几分钟，也走下铺着深蓝色地毯的楼梯。
午夜快到了，楼下大堂除了前台和两个喝醉了瘫坐在沙发上的男人，没有别人。这两个“醉汉”是克格勃的眼线，根本没醉，而且一整晚都会在这里，防止属于苏联的鸟儿飞出去。瓦西里把手里的烟盒亮给他们看，其中一个人点点头，做了个放行的手势。瓦西里推开餐厅旁边的门，穿过没有灯的回廊，踏进花园，空气又潮又冷，酝酿着小冰晶。菲利克在路灯下的阴影里等他，披着黑色长外套，像只瘦长的乌鸦。两人面对面站着，都有些犹豫不决，一度想拥抱，最终尴尬地放弃了。菲利克握住瓦西里的手腕，轻轻攥了一下，放开。
“实际上有多严重？”这是菲利克的第一句话。
“切尔诺贝利？”
“还能是别的事吗？”
“你听过教授的报告了，克里姆林宫也发了通稿。”
“听了，看了，我想问的是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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