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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匠心-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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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础。天启、崇祯两朝的官窑瓷器非常罕见。有没有官窑呢？有，今天依然能够找到官窑，而且相当精美，但数量非常少，远远不及嘉靖、万历时期。但民窑产品非常多，而且很多产品的质量大大高于官窑。后来的清朝没有这种现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窑。晚明的民窑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过渡期乃至后来的康熙青花，最生动的都是民窑，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经济会受政治的影响，但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历史上的这些盛世都是经济的自我修复。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时候，一旦政治气候宽松了，马上就开始自我修复，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启、崇祯统治者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根本顾不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没有能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窑的青花就蓬勃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过去对晚明青花的认识都有误差，往往一说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讲过，当晚明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需求会增加，这是导致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基本保证。首先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其次，晚明版画对青花的画工产生深刻的影响。晚明时期，小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带版画插图的小说。今天去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像《水浒》、《三国》等等，这些书都带有版画。版画一般来说，分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时期，这三个地方的版画最为盛行，非常精美，对景德镇的瓷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崇祯青花过去不受重视。在我喜欢青花的时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没有人研究了。过去都不知道崇祯一朝烧过青花瓷，往往一说就是嘉靖、万历，后面跟着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馆，都对崇祯青花有误解，认为这类青花一定不是崇祯的，而是后面康熙或者雍正的。因为只有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才可能生产出来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祯青花很多都写干支款，不写“大明崇祯×年“，只写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当崇祯青花写干支款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会推后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时期。所以大量崇祯青花的断代都被推后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祯青花的工作才开始进入实质阶段，通过排列，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崇祯青花的真实面貌。
很早的时候，我就对崇祯青花特别感兴趣。我发现这个时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样，就开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买了一个青花笔筒。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刚允许市场卖古董。当时北京古玩城刚刚开张，还不是楼呢，用铁丝网围着一块地方，房子都是临时的木板房，你一进屋，房子还忽悠忽悠直晃荡。我就在那儿看到一个青花笔筒，非常大。那个人把笔筒刚掏出来，我一下就愣了，那是我到那时为止，甚至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崇祯青花笔筒，上面的画片是“萧何月下追韩信“。
我当时心里怦怦直跳，非常激动，特别想买。我问他多少钱，他跟我说：“两万块。“要知道，两万块在当时是非常多的钱，我很急，就说：“我有两千美金，行不行？“实际上我在变相地跟他讨价还价，利用美金跟人民币的差价。他说：“不行。“我就开始翻兜里的钱，翻出一千多块钱，搭上了。我说：“我就这些钱了，行不行？“当时美金按汇率折后的人民币以及搭上的钱加起来是一万九千八百块，与他的要求只差二百块钱，严格说，我只打了个九九折，是象征意义的打折。但这个人发现我非常想买，就说：“不行，少一分钱我都不会卖。“这时就需要我当机立断了。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直捅我，那意思就是：你赶紧离开，他就卖给你了。你现在这个态度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想便宜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一旦我迈出这个屋，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一个可能是他反悔说我不卖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他说我卖给别人了。无论哪种，我都再没有机会获得这件东西。所以我当时不跟他再嗦，我说：“行，我认这账，不就两万块吗？我差你二百块，下回我给你带来。“我就把这个笔筒买回来了。
买回来以后看了很久，我才发现这是崇祯的，是我所知道能查到的最大的一个笔筒，而且，笔筒的壁非常薄，画片丰满，颜色没有挑剔，非常青翠。崇祯青花的青翠，开了康熙青花的先河。整个笔筒没有任何毛病，我就很高兴。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我那朋友不老捅我吗？劝我：“你就别买了，赶紧撤出来最好，能省钱。“我就跟他讲：“收藏有时候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理论上讲，我能出一万九千八百块的时候，那二百块钱对我来说，对他来说，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我们就不能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不管你做什么事，有时你计较一点得失，会失去更多。在收藏这个领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在20世纪90年代，我注重笔筒的收藏，买了很多。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明清笔筒》，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笔筒。笔筒是在所有文房用具里出现最晚的一个门类。今天所使用的文房用具，宋代基本都有了，比如笔架、砚滴、墨床，等等。只有笔筒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的，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
理论上讲，笔筒不能搁毛笔，这是所有人忽略的。毛笔怎么搁呢？笔筒里的毛笔是倒着搁，大头朝上。但使用过毛笔的人都知道，毛笔使用以后，一定要悬挂，大头朝下。毛朝下，不能朝上，一旦毛朝上，有两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毛会散，跟墩布似的，下回没法用了；第二个问题：毛朝上，笔头的水会从笔杆里进去。过去的毛笔大都是竹笔杆，只有少数象牙、玉、铜的，那另说。大部分毛笔都是竹笔杆，一旦水积在里头，会把笔杆胀开。所以，笔筒不能搁毛笔，简单地说，笔筒如果搁毛笔，也是搁不用的毛笔；毛笔若用过，一定是正着悬挂。
笔筒在晚出现时，首先是作为案头的一个装饰。最早的笔筒一定是竹笔筒，我将来讲竹器的时候会讲到，有很多雕刻名家在晚明时期出现。由于竹笔筒的出现，影响到后来瓷笔筒的出现，崇祯一朝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所以大量烧造笔筒。
晚明有个人叫屠隆，他写了一本书来总结文具，叫《文具雅编》。在这本书里，他明确提出了“笔筒“这个词汇。我们知道，一个新事物出现，一定有对应的名词出现。今天能查到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笔筒“两个字，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十一年。屠隆在书中“笔筒“这一条下，说：“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他说的就是湘妃竹的笔筒，镶上紫檀或乌木口的非常雅，其他都不行。
顺治是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接下来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没入关之前还有天命、天聪、崇德三朝，天命是努尔哈赤的年号，天聪和崇德是皇太极的年号。皇太极改“金“为“清“。
清朝能建立皇权，很多史学家认为有偶然的因素。明末的腐败肯定会导致明朝的灭亡，但谁能最终拿下政权呢？当时有四支政治力量，第一支就是我们比较清楚的李自成的大顺军，而且他打进了北京，拿下政权，可惜只有三十多天。他这大顺军一丁点儿都不顺，稀里糊涂又被人打出去了。李自成把明朝灭掉，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但由于他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把握住天下。第二支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张献忠的问题是树敌太多，杀戮无数，导致自相残杀过于厉害，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拿下江山。第三支是南明政权，当时南方还有很多明朝残余的政治力量，也能组织起来小朝廷，称为“南明“，确实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势单力薄，偏安一隅，没有办法再度统治这个国家。最后，就剩下满洲贵族。满洲贵族并不是有很多优势，只有一个长处，但这一个长处，就让他们拿下了江山。这就是团结包容，精神层面的长处。他们完全没有内讧，冰释前嫌，所有人坐在一起要谈这件事。他们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但过去的矛盾，大家都能在大敌当前时全部化解，一定要团结起来拿下江山。有学者估计，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六十万人。当时汉族人是他们的二百倍，就是有一亿多人。据说努尔哈赤起兵时，也就一万五千人，但能拿下这么大的江山，而且事后又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爱新觉罗家族当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还不是人数的比例悬殊，而是文化的屏障。他们是满文，咱们是汉文，汉文和满文之间不通，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屏障怎么去突破呢？顺治一入关就拼命学习汉文，史书记载说他原来不认识汉文，但通过三年的努力学习，可以通读《三国演义》。这显然有美化之嫌，今天的人如果刚开始认汉字，想三年以后看《三国演义》，我觉得基本上是没门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这表明了清政府亲近汉文化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最重要，由于这个态度，导致清政府后来对中国的统治变得顺利起来。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俗：“正月不理发，理发死舅舅。“这个民俗很奇怪，怎么来的呢？后来我去查书，发现这是一个误解。当时满人入关以后，要求汉族人剃发易服，就是把头发剃下去一块儿，换一身服装。汉族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得，我不能随便让你给我剃了。当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态度，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没想到这个政令遭到汉族人极强的抵抗。为什么现在有剃头担子？就是当时搁在路口，谁不剃，现在马上剃！有的人就说：“我脑袋你能给切了，头发不能动。“顺治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么下去会引起汉族人强烈的心理抵触，于是就网开一面。
剃发和理发是两个概念。“剃“是从根上刮掉，“理“是指梳理。一般说“理发“，都不是剃秃。今天很少有人剃发，我小时候老看见街头有剃头师傅拿一把刀，锃亮，噌噌在那儿磨，把老头儿按在那儿，脑袋刮得锃亮，这叫剃发。理发是梳理的意思。
传说是正月下的诏令，剃发令，这个诏令下来以后，老百姓就说“思旧“，还在想过去的事。后来这个谐音不知怎么就成“死舅“了，舅舅算倒霉了。实际上这个政令是七月下的，不是正月下的。文化上有时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会演绎得不可知其本来面目。
崇祯朝起，尤其到了顺治，很多瓷器上画一种图案，落花流水纹，都是这个时期画的，它反映当时社会的心态……无可奈何花落去。老百姓就想：明朝呢，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但我们还很思旧。明、清的改朝换代，变了一个民族的统治，是满族统治，明朝是汉族统治。所以这次改朝换代，汉族人内心非常不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要通过这些瓷器，以及一些其他艺术品、日常的生活用品，来表达思旧的情绪。这是今天能看到的一种具体的反映。
满族在入关之前，没有办法控制瓷器生产，就是天命、天聪、崇德，这三个时期无法对瓷器生产发出指令。到了顺治，已经拿下江山，当然就能发出指令了。大约在顺治八年，御窑厂就开始恢复了。顺治时期对瓷器的要求非常低，朝廷自己顾不上。当时大部分瓷器都保留了明朝的特征，慢慢过渡，所以这个时期叫过渡期。
顺治八年，御窑厂开始恢复。顺治十一年，政府下令烧造龙缸。龙缸是一种标志，表明宫廷需要这个东西摆那儿来炫耀了。但是，当时的龙缸非常难烧，要知道瓷器越大越不容易烧成，很容易开裂、变形。你蒸过馒头就知道，馒头一般都是二两一个，二斤一个的馒头你就很难蒸熟，蒸熟了，它也就开花了，裂了，道理一样。景德镇当时地处中国偏南方，与中央政府距离非常远，我们今天看也远。因为远，政府对瓷器的影响力就比较低。但景德镇的陶工几百年来工艺娴熟，他有办法，不需要指令，照样能生产，他自己会去适应这个市场。当时的市场最为流行的商品就是青花，所以这个时期95％以上的瓷器都是青花。
顺治青花有一个典型的对龙的绘法，只有这一朝这么画，叫“一身三现“。所谓“一身三现“，就是画一个龙头，画一段龙身，画一条龙尾，中间的地方都是云彩，好像一条龙被云彩遮挡，露出三段，叫一身三现。也有一身五现、一身七现，我还见过有一身九现的，但一定是单数。当时的这种绘法，是对龙纹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多少跟政治也有点儿沾边儿。当时的政治不是很明朗，龙纹就表现得若隐若现；不像后来清朝坐稳了天下，龙纹就全部展现。
当时还流行一种瓷器造型，象腿瓶，顾名思义，像大象的腿一样，直不隆咚的，又叫“筒瓶“。筒瓶明朝就有了，但入清以后，政府赋予它一个社会学含义，“大清天下一统“，利用“筒“与“统“的谐音。清朝拿下江山，还要统治江山，所以要有一些政治口号出现。
跟我们今天一样，比如我们国家的旗帜是红的，不管党旗、军旗、国旗，都是红的，从象征性意义上说，这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但这是象征意义、社会学意义，并非真的拿烈士的鲜血染红。所以，筒瓶在清初的时候，这层社会学含义在社会上迅速推广，非常受关注，受欢迎，数量比较多。
我们看电视剧，有一回大家给乾隆送礼，纪晓岚拿了一个桶，桶里面装的全是咱们吃的姜，装得满满的，堆成山形。大家不解，问：“这是什么意思呢？“纪晓岚说：“江山一统（姜山一桶）！“纪晓岚很聪明，既拍了乾隆的马屁，又省了钱。筒瓶这么有名，很多人收藏起来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有名的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电话里跟我说：“我买了一个筒瓶，特好。“我问：“画的什么啊？“他说：“画的全是刀马人。“我一听，对，因为当时很多筒瓶画刀马人，就是一些骑马打仗的画片。我说：“你能肯定那个东西是清初的吗？“他说：“根据我所学的知识，那东西一定是清初的。“然后他就买了，兴高采烈地抱来给我瞧。
他一进屋，我就乐了。我说：“您这筒瓶可真是筒瓶啊，上下一般粗。“他那是帽筒。清代晚期以后，帽筒盛行，都是直的。他学的知识非常不扎实，印象中反正是直筒子的都叫筒瓶，结果买回一个帽筒。帽筒跟筒瓶有天壤之别，我们注意看，筒瓶的口部并不是直的，而是有一个收口。他这“筒瓶“上下一般粗，倒着看和正着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学习收藏是件认真的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过去就讲，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不认真，肯定要受到不认真的惩罚。
顺治以后就是康熙，我们首先要对康熙皇帝有个简单的了解。康熙皇帝是八龄践祚，十六岁亲政。16岁的一个孩子，今天从法律上讲，还不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能负完全的行为责任。但16岁的康熙，在当时信息传达那么不通畅的情况下，要统治一个有一亿多人口的国家，得有多难。
康熙特别喜欢科学，数学、天文、水利，他都非常喜欢。康熙皇帝说起来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除了他的孙子可以跟他比，别人都不能跟他比，在位六十一年。康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主，后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干了很多大事，比如杀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签订《尼布楚条约》，都是他的功劳。当时我国边境不停地被俄国骚扰，为什么后来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的态度非常明确：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他御驾亲征，跟俄国人一通干，把俄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俄国人就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人，怎么这么拼命啊？得了，跟你签条约吧。“于是，中俄就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几百年以来，中国签订的最公平的条约，在《尼布楚条约》的限制下，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国跟俄国的边境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康熙二十三年时，是历史上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那时的中国版图呈桑叶状，今天是一只公鸡的形状。
康熙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也把瓷器生产治理得井井有条。早期的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后期逐渐形成定式，官窑的形式就受到了限制。官窑跟民窑不一样，民窑都是老百姓的事，自己想怎么烧就怎么烧，怎么能卖得好怎么烧。官窑不行，官窑要由官方定一个制式，必须按照这个制式烧出来 。比如康熙晚期的龙凤纹就非常规范了，一看就是这个时期的瓷器，龙的身子怎么弯，须画多长，基本上都成了定式。民窑瓷器很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追求，而官窑中反映百姓生活的就逐渐减少了。
康熙二十几年的时候，康熙皇帝亲自颁布圣旨，让大臣画《耕织图》、《棉花图》。耕，指吃，种粮食要吃；织，指穿，棉花的生产是保证当时每个中国人都能穿暖的一件重要事情。如今对棉花的认知比较低，今天有很多保暖办法，比如有羽绒、化纤，当时没有，所有人保暖都要靠棉花，所以棉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吃、穿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两件事，所以皇上鼓励百姓安居乐业，男耕女织。康熙当时身体力行。在先农坛，皇上有一亩三分地。我们老说一句话，谁有“一亩三分地“，就是这么来的。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皇上的，他每年都要身体力行地去耕种。当然，这种耕种是象征意义的，你不能指望皇上天天搭一个窝棚，看一年，这不可能。
康熙时期的瓷器纹饰受到了社会横向的很多影响，我说过，它的人物纹很多故事情节受版画的影响；它的翎毛走兽、花鸟鱼虫，都受到当时社会勃勃生机的影响。所以这些动物纹的形态也都有勃勃生机。比如麒麟纹，在整个明朝晚期到康熙时期，一百多年，瓷器上的麒麟是由卧到坐到站，这么一个过程。明朝中晚期的麒麟都是卧着的，到了康熙时期，麒麟全是站着的，状态不一样。这是因为康熙时期，整个国家都呈现蒸蒸日上的状态，每个人也都是紧张的状态。那么，康熙时期的龙纹也是最凶猛的，最有力量的，龙身有非常大的弹性，龙从水里像弹簧一样“腾“地弹出来。康熙龙纹的弹性表明一个生机，一个力量。我们可以从康熙龙纹上，清晰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
再有就是四王山水对瓷器产生的影响。“四王“是指清初最重要的山水画家，王原祁、王时敏、王、王鉴。这四个画家统治了当时的画坛，对山水绘画有极强的影响，反映到瓷器上，康熙瓷器所画的山水跟四王的山水非常接近。
我有一次在外地的一个古玩市场逛古玩摊，一进屋，就看见店里摆了很多东西，但地上有一件最重要。我当时一愣，心想：店主可能对这件东西没认识。因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都摆在架子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却搁在地上，那可能他对这件东西的认知比较低。我捡起来一看，是康熙晚期的一个梅瓶，画的枯枝花鸟，非常精彩。故宫有一个类似的，很小，写着雍正款；这件是康熙的，很大。店主是不知这个瓶子，他认为这种稀稀拉拉的画法，可能是晚清民国的，所以我就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
我当时为什么能认定这件瓷器是康熙的呢？就是上面的画风。瓶子上的鸟，样子跟“八大山人“朱耷画的一模一样。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人，明室后裔，姓朱嘛，“四僧“之一，号“八大山人“。朱耷曾在景德镇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所以有人认为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也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景德镇的画风。现在没有定论。我倾向于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个产品领域的力量比个人要大得多。
通过这件事，我们就有一种感悟，即从鉴定角度上讲，横向联系的重要性。比如你要是了解朱耷，就能迅速判定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你了解朱耷，不但要了解他的画风，更重要的是了解他曾在景德镇生活过的这段历史。横向的联系，有时比纵向的更重要。仅对一件事的纵向了解，但横向不了解，有时你就没有办法下结论。生活中也是这样的道理，比如买股票，我们天天盯着的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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