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工匠心-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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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廷“如意馆”系统的院画，山水、人物、花卉、走兽、虫鱼等各种画科都有，画家也很多。焦秉贞的人物画，精工细润，渗以西洋画的色彩特点。唐岱的山水画别具风格。蒋廷锡的花卉画，有工整和写意两种风格丁观鹏的佛道人物画。郎世宁绘画题材广泛、花卉、走兽、肖像各科均有，采用西洋画法与中国画传统技法相结合的方法。宫廷“如意馆”绘画大都工整细密，富于装饰性。有几个人的绘画风格就差不多，分辨不出他们个人的特点来。

　　　　“如意馆”绘画的落款形式是：“卧某某奉恭画”等等，大多为这样的格式，变化是不大的。

　　　　自嘉庆以后，宫廷画的风格、技法逐渭低落，很少有新的进展。

　第277章　皮匠刀

　　　　古书画做假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结蒂却不外乎两大类，即地地道道的守全做假和利用古书画做假。

　　　　完全造假的书画大多数是通过勾填、临摹、摹拟大意、凭空臆造、利用旧装潢等方法来实现的。

　　　　总的说来，真迹生动流畅，气韵自然，而勾填做假的伪品，终究显得板滞，用笔也生硬无法。

　　　　旧书画做假通常采用挖（或刮）款、添款、改款、挪移题跋、拼凑画心、“转山头”、长卷割裂分段等等方法。大多是将无款画改为有款画，小名家改为大名家，时代晚的改为时代早的。

　　　　还有一种做假的方法被称为“魂子”做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揭二层。采用这种方法做假的通常是年代不久的夹宣纸本书画。作伪者将平宣纸的后画一层揭下来，其上有前面一层渗透过来的墨、色，与原本相差不远，然后作伪者将后一层按照前面一层上的书画形象加以修饰（如果是字，则填墨，如系画则要点染设色），加钤印章，再裱褙起来。

　　　　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时期，江苏苏州地区有少数具有一般绘画能力的人，专以做假画为生。后人称这种假画为“苏州片”。

　　　　“苏州片”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是模仿别人的，缺乏创造性，笔法也虚弱无力。

　　　　河南造

　　　　大约明末清初时，河南开封地区有人专做假的唐宋元名家书法，如唐代颜真卿、柳公权，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鲜于枢等，可以说唐宋元的书法名家应有尽有。这种假书法作品，被人称作“河南造”。

　　　　不论从墨色、印章或质地等各个方面看，“河南造”都表现出地区性做假的特点。

　　　　“湖南造”是大约清代康熙至道光时期在湖南伪造的一批书画，名头大多是明末清初的所谓“节烈名人”，或不常见的冷名书画家，如杨继盛、杨涟、周顺昌、史可法等等。

　　　　“湖南造”容易辨识，它的质地特殊，既不用纸，也不用绢，均为绫本。“湖南造”做假的方法如下：将伪造的书画染色后，用水大力洗刷，绫（或缎）表现的亮光被洗去了，看起来就显得灰暗、陈旧。

　　　　广东造

　　　　“广东造”以绢本重设色人物为主，也有少数山水和花卉，大都是宋徽宗标题写在本幅上，揭开后画绢的背面为白色的，而且正面的墨迹一点也没有透过来。这是由于做假时胶矾用得太重所造成的。由于胶矾太重，绢丝变得毫无骨力，用手一碰就往下掉末。

　　　　“后门造”指的是地安门（俗称后门）一带伪造的假画，以清代“臣字款”画，清代宫廷如意馆书画家以及清代的某些官僚，在他们为皇帝创作或临摹的书画作品上，所署名款的上边均写有“臣”字，一般人称之为“臣字款”书画为主。

　　　　“后门造”的水平比较低下，画法很少变化，伪造的清宫收藏印章往往是漫无规律地乱打一气。

　　　　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江苏扬州地区有人专做石涛的假画，山水花卉各种题材都有，画的风格比较奔放，字体的面貌特殊，字的撇与捺像是皮匠刀的形式，一般人称这种字体为“皮匠刀”。“皮匠刀”做假的技巧低下，不论画或字都是固定的路子，变化很少。

　　　　解放前，上海有个做假书画的小集团，专做有著录的假画。他们有绘画、写字、刻印、装裱等分工，所做出的假画与原作极为相似，即便放在一起，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代笔书画是个特别复杂的问题。过去有许多画家以卖画为生，他本来只能画山水，而买者要求他画花鸟，有的画家只能画花鸟，而买者却要他画人物，由于种种原因，画家又不好说不会画，只好请别人代画，这样就出现了有些画是画家本人画一部分，别人画一部分，但款是本人写的；有些画是完全由别人代画的，但款是画家自己落的这样一种情况。

　　　　代笔书画同完全做假的书画还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书法虽然是别人代写的，不是本人亲笔，却是经过本人同意了的，印章也全是真的。有些绘画虽然别人画了一部分或画了全部，但款或印却是本人书写或钤盖的。这样一类东西可以说是半真半假，虽次于真迹一等，但同完全作伪相比毕竟有所不同。

　　　　元代柯九思《清秘阁墨竹》轴，这幅画是柯九思为倪瓒画的，“清秘阁”是倪瓒的斋号。该画款云：“至元后戊寅十二月十三日留清秘阁因作此卷，丹丘生题”。下钤“柯氏敬仲”

　　　　朱文方印，四角均有柯九思印记，左上角为“敬仲画印”朱文方印，左下角为“锡训堂章”白文方印、右上角为“

　　　　奎章阁鉴书博士”白文方印，右下角为“训忠之家”白文方印。这幅画上柯九思的印章就有五方，这在他的其它作品上是少见的。此画的右中下部有倪瓒的收藏印两方：“倪瓒之印”白白文方印、“经？斋”朱文方印。从画竹的风格来看，具有浓厚的元人气息，竹本挺拔而又含蓄，竹叶先用淡墨而后用浓墨，石头以圆形画成，完全是元代的风格。画上款字的书法字体与柯九思的其它作品上的字的写法相同。质地纸为精制的帘纹纸。

　　　　从流传过程来看，时代中期为项元汴所藏，钤有项氏印章三方；明末为归来（希之）所藏，钤有“希之”朱文方印；清代为卞永誉所藏，钤有卞氏“式古堂书画”等书藏印四方；后来为安岐（仪周）所藏，钤有“仪周鉴赏”白文长方印；再后为清官收藏，钤有乾隆五玺，并有乾隆题七律诗一首，最后为庞元流畅收藏，铃有庞氏收藏印一方。

　　　　这幅画从各方面来看，都没有使人怀疑的地方，而且流传有序。所以，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这件作品确系柯九思真迹。

　　　　《兰亭序摹本》神龙本，此卷题跋特别复杂，有部分记语题名是拼凑的，第一段题跋纸上北宋许将等人题名、第四段题跋纸上元代天历二年（公元一三二九年）无名氏、元统乙亥（公元一三三五年）吴彦辉（炳）题名，王守诚元代至正乙酉（公元一三四五年）、吴炳至正丁亥（公元一三四七年）题名一行都是由吴炳藏石本上剪下来拼凑上去的（吴炳藏石本见于明代朱存理《铁网珊瑚》卷一著录）。此卷上的南宋人永阳清叟和元人赵孟？二跋也系拼凑上去的。因为赵跋于元工元贞元年乙未（公元一二九五年），比郭跋于元代至元三十年葵已（公元一二九三年）恰恰晚了两年，由于赵跋连于南宋人跋纸上，所以反而居于郭之前了，何况更无项元汴之前的骑缝印，显而易见，拼凑上去的时间当在项氏收藏之前。除去这几段题跋纸外，此卷还有元代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明代李廷相、文嘉、项元汴诸家的题跋记语，这些题跋记语均真，并且都是题这件作品的。

　　　　通过对这几件书画作品鉴定过程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是鉴定的主要依据，但其它各种辅证材料也不能忽视，有些辅证材料往往对书画的真伪起到一定的保证作用，尤其是在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无法判明印证的情况下，往往就只能以各项辅证材料来做为鉴定真伪的依据了。

　第278章　三个阶段

　　　　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因此他们的个人风格的发展、演变的全貌不易看清楚。还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多，他们个人风格的发展、演变的全貌就能看得很清楚。如王？生于明代崇祯五年壬申（公元一六三二年），死于清代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元一七一七年），活了八十六岁。

　　　　他由十几岁开始学画到去世，艺术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四匀以前为早期，四十岁至六十岁为中期，六十岁至去世为晚期。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比较多，早中晚期作品的风格有所不同，早年多为是由法、继承、临摹古人的作品，中期的作品结合着前人的艺术传统但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晚期的作品大都呈现着自己独具的艺术面貌，也有少数是临摹古人的。

　　　　不同时期不但画的风格不同，落款的书法字体和所用的印章也有不同。我们通常见到的是他三十岁以后的作品，三十岁以前的作品很少见到。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仿古山水》山水册，共八页，全都是仿宋元各家的，款云“丙申九月为庶翁老词宗画于虞锦峰书屋。”下钤“王石谷”朱文方印。款字的写法与他一般的作品不同，几方印也与我们通常见到的不同，如“又字石谷”椭圆朱文印、“象文”白白文方印、“石谷”朱文方印、“王？私印”白文方印这几方印章，在我们所见过的现存王？的作品上还未见钤盖过，是比较少见的。款中的干支是丙申，王

　　　　二十五岁和八十五岁时都是丙申年，如果按八十五岁老年时的作品来看，就可能将它看成是伪品，如按早年二十五岁时的作品来看，则是符合规律的。但我们没有王？二十五岁左右画的其它作品可资比较。考王？二十五岁时正在王？处学画，所以他那时作画的笔法必然带有笔法的痕迹。

　　　　这一本画册与中晚期作品的风格、技法都有不同，但却近似他的笔法，技法虽不太好，但却很自然，字也落落大度，自然流畅，并不板滞拘束，是青年人写字的风格。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这本画册确系早年的作品。这就是有分析地、辩证地运用书画家个人风格进行鉴定的一个例子。

　　　　我们认为这是一幅赝作，作伪者虽然把握住了郑燮画石头很少点苔的特点，全石头的画法平淡无力，没有层次感，因而缺乏浑厚凝重的气势。兰叶画得十分零乱，不合法度。竹叶的表现方法变化，画得杂乱无章，几乎成了一片墨团。郑燮是一个画兰竹石的专家，即便是漫不经心的应酬之作，也决不至于差到这个样子。“板桥”伪款虽力仿郑燮的字体字形，但仿得极不成功，连形似也没有做到，更不用说神似了。朱文“郑燮之印”篆刻十分生涩，当为翻刻的伪印。画幅右下所谓赵之廉的题语和印章，又都缺乏赵之廉收法和篆刻的浑厚刚劲的金石趣味，而在有些笔画上，却又使我们看出这段假的赵之廉题语，与“板桥”伪款均系一人所书。“赵之廉印”小方印与“郑燮之印”方印的印泥色泽相同，更证明这两方印几乎是同时钤盖的。

　　　　在鉴定书画时要防止主观片面性或个人的偏爱喜好。我们做鉴定工作是为全国人民保护古代文物服务，决不能有一丝一毫个人的偏爱观念。有了偏爱观念，鉴定时必然犯主观主义的毛病，不能正确的鉴别真伪。

　　　　有些人对鉴定采取高标准，看一件书画必须要十全十美、毫无疑问时才认为是真迹，如果稍有变异不同，就认为是伪品。这种高标准往往容易将真迹看作是伪品。还有些人采取低标准，看一件作品，如果时代气息大体相似，没有明显的差异，就认为是真迹。这种低标准往往容易将伪作当成真迹。我们说，这两种标准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严肃认真地进行鉴定，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决不能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有些作品情况复杂，证据不够充分，一时还难以捉摸清楚，大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时，不妨暂不下结论，等以后发现了更多的材料时再作结论。

　　　　无款的书画只有鉴定时代的问题。过去有些鉴赏收藏家，总是将时代晚的定为时代早的。无款的标为大名家款。我认为对这些问题应采取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时代较早而且流传有序，则可维持原说，如果时代相差很远而且流传无序可查时，则必须加以纠正。

　　　　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较多，对新收他们的作品，要求不妨稍高一点，还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和，对新收的作品，尽管浊代表作，也应特别注意收集保管。故宫博物院就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将明代高廷礼《云思图》卷收集入藏起来的。高廷札在画史上比较著名，但我产一直未见过他的绘画作品，所以尽管《云思图》卷艺术水平并不太高，还是将它收集入藏了，因为作为研究这一画家的有关材料，它还是极为重要的。

　　　　某些原有的旧装潢，是研究古代装潢形制的好资料。目前，宋元原裱的书画轴已经不太多了，但宋元原裱的手卷还能经常遇到。那些旧装潢上用的包首、缂丝、织绵、藏经纸引首、尾纸、轴头等等，也应作为重要文物保管起来。

　　　　。

　第279章　知识就是力量

　　　　书画辨伪是与书画作伪联系在一起的。据记载，南朝时已有人伪作二王法书，唐代张易之曾使人伪作名画，然而五代以前，此类存心作伪之事并不多见，人们临摹复制古书画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流传研习的手段。宋代，随着商业的空前发展，书画作品成为一种获利颇高的商品，一些大都市中出现了包括书画在内的文物市场，如汴京相国寺的集市上即有专门买卖书画的铺席，于是作伪谋利的现象就变得较为普遍了。

　　　　北宋米芾称其所见宋初李成的画作，仅两件是真迹，其余三百件皆是赝品，而据宋人记载，米芾本人也曾经伪作古书画以骗取他人真迹，作伪之风于此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书画辨伪之学便勃然而兴了。当时不少书画家和文人学者都以精于鉴赏著称，他们在论述历代书画作品时，常提到真伪的问题。南宋赵希郜所撰《洞天清录》是我国第一部以辨伪为主要内容的文物鉴赏著作，其中“古翰墨真迹辨”、“古画辨”等篇即专论书画辨伪。。。

　　　　从书中所述看，当时已能根据艺术风格、纸绢、笔墨、幅式、装潢、印章等方面来辨别真伪了。如论李公麟之画，“殆无滞笔，凡有笔迹重浊者，伪作”；论幅式，“古画多直幅，至有画身长八尺者，双幅亦然，横披始于米氏父子（米芾、米友仁），非古制也”；论墨色，“古画色黑或淡墨，则积尘所成，有一种古香可爱，若伪作者，多作黄色，而鲜明不尘暗，此可辨也。”

　　　　明代，书画作伪之风更兴，当时不但有个别人的作伪，而且还出现了专制假画的作坊，于此相应，人们对书画的真伪也更为注意。曹昭原著，王佐增编的《新增格古要录》中有“古画论”、“古墨迹论”等篇，所论书画辨伪问题较前人更为广泛而深入。高深《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有“论帖真伪纸墨辨正”、“画家鉴赏真伪杂说”等篇，书中所论，在不少方面对《新增格古要录》有所纠正和补充。此外，许多书画著录书对辨伪问题也时有涉及。

　　　　清代以来，书画作品的功能有所扩大，名人字画不仅是一种可供鉴赏、摆设的文物古玩、而且被人当作可储藏保值的财富，甚至还常被用以贿赂馈赠，成为一种谋取官职，疏通关系的手段。这促使书画买卖更为兴盛，价格日益提高，于是作伪的规模更大，手法也更高明。

　　　　因为书画的真伪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经济利益和官场活动的成败，所以凡与书画打交道的人，如书画家、收藏家、古玩商等，都对辨伪问题十分重视。当时有关书画辨伪的论述和论著颇多，由于历史考据学和古器物鉴定学的发展，人们的辨伪方法更为完善，指导思想也更为正确。

　　　　如钱泳曾提出要独立思考，多看实物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往流行的“须具金刚眼力，鞠盗心思”的捉贼式辨伪方法。这显示出，清代的书画辨伪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

　　　　民国时期，书画辨伪的方法更加进步，水平也有所提高，并日趋制度化、学术化。有关的专论和专著不断发表和出版，辨伪的知识更为普及。当时，政府的古物陈列所和博物馆中有专门的人员从事系统的书画鉴定、辨伪工作，而日益发展的古玩业中也出现了大批精于鉴定、辨伪的行家，有些人还据自己的经验撰成专著，如赵汝珍的《古玩指南》中即有论述书画作伪和辨伪的专篇，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解放后，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包括书画在内的文物研究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书画辨伪走上了科学化和系统化的道路。从事书画鉴定的许多专家不但虚心吸取了前人的经验，而且多有创造和发明，再加上现代科学手段的运用，如以红外线照像显示反差极小的画面、印痕和墨迹等，从而使书画辨伪之学更臻于完善。他们所做的辨伪工作，认识之全面和深入，方法之完备和精密，论断之精辟和准确，都是前人不可比拟的。

　　　　书画辨伪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正确地辨识出一件伪作，实际上是辨伪者凭藉自己的经验，运用了多方面的学识，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后的结果。因此，对从事辨伪的人来说，除须掌握一些基本的辨伪方法外，还应具备有关书画及文、史、哲等多方面的知识。与辨伪有关的知识十分广泛，以下列举数项与其关系最密切且最重要的知识。

　　　　要辨别书画作品的真伪，首先要了解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史。这包括各种书体和各科绘画的发展、变化；各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和书画风尚；各个重要书画系派的兴起、传承和演进；历代著名书画家的姓名、字号、生平、交友及所擅之项、风格特征等等。如果不具备这些知识，辨别真伪是无从谈起的。

　　　　书画家的技法特征是辨伪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书画的创作过程和基本方法应有所了解。就此而言，辨伪者最好自己会一点书法和绘画，这样就能对如何运笔、用墨、设色、布局、构图乃至题跋、落款、用印等具有一些感性认识，从而有助于把握书画家的技法特征。此外，对笔、墨、色、纸绢等书画用具、材料的特性和制作工艺，及书画作品的幅式、装没等也应有所了解。

　　　　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也很重要。古代书画家的作品能够为后人珍视和保存，总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虽然鉴定界有“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坏”的习语，但一般来说，传世作品，尤其是名家的作品，毕竟是真而好的多，假而好的少，而事实上也确有不少作品是据其艺术上的优劣来断其真伪的。因而难以想象，一个毫无艺术鉴赏能力的人却能够全面而准确地鉴别书画。

　第280章　乱花渐欲迷人眼

　　　　辨伪时除须读懂书画作品上的文字和他人题跋外，有时还要参阅很多文献记载，因此具有一定的古汉语阅读能力是二个基本的条件。又因书画作品中常包含书信、奏札、题赞、序跋、诗词等多种文体，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章体例、行文格式、习用词语等都应有所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与书画的关系极为密切，书法家作书常抄录古人的或自作的诗文自不待说，就是绘画也多追求文学的意蕴。宋元以后，文人画占据画坛的主导地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更成为画家的基本艺术主张。因此，在画幅上题写古人的

　　　　诗句，或标明写某某人诗意等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如果能掌握一定的文学知识，就能发现作伪者在这方面的漏洞。一件号称元人的作品却题写了明人的诗句，当然是必伪无疑的了。

　　　　书画辨伪有时还要运用文献考订的手段，因此对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常识也应有所了解。

　　　　运用历史文化知识来判断书画作品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也是辨伪的一种手段。在后人的作品中出现前代的事物是可能的，但毫无疑问，在前人的作品中出现后世的事物则是绝不可能的。因此辨伪者应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有关古代典章制度、器用形制、生活风尚以及纪时方法、避讳惯例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

　　　　此外，张瑜的《怎样鉴定书画》、谢稚柳的《鉴余杂稿》、徐邦达的《古书画鉴定概论》等，皆属从事书画辨伪者必读的指导性著作。杨仁铠主编的《中国书画》对作伪、鉴藏等问题多有论及，也很有参考价值。

　　　　了解作伪的手法，掌握辨伪的方法，懂得评价的基本原则，是从事书画鉴定者的基本功，辨伪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基本功是否扎实。下面就分别谈谈这些问题。

　　　　1．书画作伪的主要手法

　　　　书画作伪已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