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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打工妹:一朵飘零的花-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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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听到这里己浑身发抖，恐惧地问：“那，厂里赔钱了吗？”
大姐苦笑一声：“赔什么钱？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伤死的。不过，听说厂里还是补了她两个月工资，差不多两千块钱吧。后来听人说，她这是‘过劳死’。”
我求助地望着大姐，结结巴巴地问：“那，那我该怎么办？”
大姐果断地说：“搬到那张上铺去。”
虽然对那张床甚至连铺在那张床上的席子和蚊帐都充满了恐惧，好在屋内还有三个人，我还是鼓起勇气，抖抖索索地把铺盖解下来放在另一张上铺上。那张上铺正好和李梅的床铺头挨头。李梅也是脸色苍白，不想再住那个上铺。但总归不是那张床，屋内也没有其它的空铺了，只好忍了。
那个第一次提醒我的女孩叫朱素贞，朱素贞叫那位大姐为红姐，我们也跟着叫红姐。我搬床铺时，朱素贞躲进蚊帐里化了淡淡的妆，还换了一件胸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样子。我小声问红姐：“她是不是拍拖了？”
红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说：“不是，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
朱素贞之所以没有去车间加班，因为她是查衫，比较好请假。红姐是清洁工，所以吃饭时间可以有一个小时休息。其他宿舍情况也类似，只间或看到很少的几个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动，整层乃至整幢宿舍楼都还算安静。红姐说，这是因为最近针织一厂赶货，她们上的是直落班。所谓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时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时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过饭她们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进厂区。虽然大多是计件工资，工资只按做出件数的多少来定，但倘若迟到或没到厂里统一规定的下班时间早退，还是要被扣工资的。
红姐很健谈，对厂里各种掌故如数家宝，这也难怪，她己经在这个厂做了五年了。本来是车位，去年在工位上晕倒才托关系转成清洁工的。说到这里，红姐叹了一口气：“我老了，哪里象你们，年轻就是好。”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红姐忽然问：“你们猜猜，我多大了？”
第52章（）
我看了看她的脸，皮肤粗黑干糙，皱巴巴地贴在脸上，表情一动就有很多细小的皱纹，头上也有了根根白发。看上去应该和我妈妈年龄差不多，但我妈妈己经45岁了，我保守地问：“40岁？”
她咧咧嘴笑了：“你把我说得太年轻了，人家都说我最少45呢，其实我才36岁。”
我和李梅面面相觑，李梅快言快语道：“36岁？你看上去这么老呢。”
红姐解嘲地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十年后比谁都老。’我还算好的啦，厂里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在国外加班更多，那才叫老呢！”
我这才知道，虽然金秋厂是香港人管理，但是一家跨国公司，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分厂。大多数分厂都在那些穷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毛里求斯等等。也有在发达国家的，比如美国的塞斑岛。特别是美国的塞班岛，从哪里回来的人说，那里简直就是监狱式管理，做满三年要少活二十年。
红姐的话说得我和李梅胆颤心惊，我们还想问更多，上班的预备铃声响起，红姐象受惊似地跳起来，箭一样冲出门外。
陈刚和丽娟他们也是加班的，我和李梅正不知怎么打发时间，李清来了，还给李梅带来了一瓶“老干妈”辣椒酱，她怕一向嗜辣的李梅吃不下饭。李梅很想让她带我们出去转转，但李清说仓库还有事，便急匆匆走了。
刚来半天，我对金秋厂就只有一个感觉：忙。似乎人人都很忙，忙得连说话的时间好象都没有了。我们一天跑来跑去也累了，冲洗了一下，一挨枕头便睡着了。也不知道宿舍的人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早上被嘈杂的声音惊醒，看到宿舍的人都起来了，正忙乱成一团。我赶紧推醒李梅，两人手忙脚乱地以最快速度洗涮完毕，随着宿舍的人走出303房。这时人流也从各幢宿舍楼以及厂区外涌入，逐渐形成一股更大的人流，浩浩荡荡朝工厂区走去。
厂区非常干净，我们跟随红姐她们上了车间所在的五楼。老员工都有一双拖鞋，分别锁在一个小柜子里，钥匙由自己保管，我们因为是新来的，只好换上临时拖鞋。
推开写着“针织一厂”的房门，我真的是惊呆了，厂区好大啊，似乎望不到尽头。到处是人和机器，我也分不清那些人和机器是做什么用的。红姐做为老员工，把我们带到位于厂区一角的几张办公台前。办公台前坐着好几个人，昨天给我们签字的珍姐也在坐。其中有一个瘦小的女人非常显眼，这女人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随意地穿着牛仔裤t恤，头发烫起来，看上去非常洋气。她嗓门也很大，正在声色俱厉地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骂一个男孩，男孩唯唯喏喏，连大气也不敢说。
车间里机器声虽然不大，但因为机器很多，所以非常嘈杂，靠得很近的人也必须大声讲话对方才能听见。越这样就越嘈杂，真是恶性循环。珍姐看到我们，对身边一个胖胖的女孩大声说：“周桂枝，这两个是给你们组招的人，带去吧。”
周桂枝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有恃无恐地说：“人事部越来越差劲了，什么人都往里招，一看就是个生胚子，跟我来吧。”
尽管对她的话非常反感，但我们还是诚惶诚恐地跟在她后面，七拐八拐走了好远，来到另一个角落，那里有一溜桌子，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很多女孩正低着头，飞快打着包装。这就是所谓的包装组了，周桂枝把我们领到一个低头包装的女孩面前，用命令的口气说：“段明兰，你给她们两人派活吧。”
那个叫段明兰的女孩友好地冲我们笑笑，我们认出她也是我们宿舍的，心里感到一阵亲切。她冲我们笑笑，让我们在她旁边坐下，只叫我们学着她的样子做事，却并不说话，两手依然在桌子上飞快地动作着。后来我们才知道，段明兰虽然是包装班长，拿的也是计件工资。挂着班长的头衔只是每月多150元，但要最先学会每一次货品的包装方式，负责培训新员工并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
都是纯机械式工作，我们很快知道怎么做了。段明兰便让我们去尾查那边去拿来查过的t恤衫，然后挂上各类标识的纸牌，放在一个固定的纸板上叠好，再用别针固定，最后放进塑料袋里封好。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便将装着衣服的塑料袋放进旁边的筐子里，会有专人过来点数装箱。
这些步骤看起来一点也不难，但真正做起来却远不是那回事。挂纸版和封塑料袋还好，就是把衣服整齐放到纸板上并加别针固定这道工序，我们生手做起来真的非常笨拙。偏偏那些细细的小别针一不留神就看不到了，弄得我手忙脚乱，谁知越乱越出错，不小心竟就扎进了手里，顿时鲜血直流。
正在这时，周桂枝冷着脸走过来，怒吼道：“你真是笨死了，还不快把手拿开，要是弄脏了衣服，你赔得起吗？”
我吓得一哆嗦，手掌又被另一根小别针扎了一下，疼得要命。旁边的段明兰小声说：“快用嘴把血吮干净了。”
我只好强忍着泪，飞快地把手放在嘴里，舌头在流血的手指和手掌处来回舔着。血是咸的，手掌心的汗水是咸的，苦涩的泪水也是咸的。我管不了那么多，拼命将混着血水、泪水和汗水的滋味舔进嘴里，流进心里。
周桂枝一转脸又指着李梅骂：“还有你，你看你叠的衣服皱成什么样了，拆开，重来！”说音刚落，一件衣服就砸到李梅的头上，李梅头一歪，那件衣服又砸到她手上，她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忍气吞声地将衣服拆开重新折叠。
我胆战心惊地问段明兰：“她不会炒我们吧？”
段明兰犹豫着说：“也许会，也许不会，你们还是好好干吧，先别管那么多。”
我望了望身边那些低头做事的人和无数双飞快的手，我坚信自己也会和她们一样快的。果然，学着学着我就越来越熟练了，李梅也是。并且，我们很快也有了自己的拖鞋和钥匙。只是最初的紧张和新鲜劲一过，每天象一台机械一样重复着这些繁忙而枯躁的操作，真是苦不堪言。
大多数人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洗涮完毕吃早餐，然后进入厂区打卡上班。中午不打卡，直接由厂区进入饭堂，吃完饭后，再由饭堂进入厂区。晚饭亦是如此。几乎每晚都要加班，无论周一还是周日，加班均算正常上班，如果无故缺席、迟到或早退按旷工处理，虽然是计件，但也要倒扣工资。
第53章（）
上班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我渴望下班的时候，下班似乎离我很遥远；当下班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更感到绝望了，因为不知道要加班到什么时候！
除了写字楼职员，每个进出厂区的人都行色匆匆的。整个针织一厂八百多员工，只有三个人例外，这三个人就是朱素贞和另外两个女孩子。这三个人经常请假，说来也怪，别人很难请假，但这三个人却能轻而易举地请到假。时间长了我便知道，这三个人虽然在厂里上班，但却是兼职在外面做“小姐”的，每次可以赚几百元，每月只要出去四五次就可以赚得比工资还多。
而那些组长、主管之所以对她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暗中收了她们不少好处，所以在请假时给予她们很多方便。红姐私下和我说，她曾亲眼在洗手间看到朱素贞把一根做工精美的玉镯塞到周桂枝手里。还好她反应快，立刻将洗手间的门关上，否则，还不知道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朱素贞是尾查，尾查和我们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尾查不喜欢谁，她查过的衣服就会不给谁包装，而是给那些她喜欢的人包装。这样，有的人面前衣服堆积如山，有的人可以包装的衣服就很少，拿的工资相应就少了。
自从我进来后，虽然因为床铺的问题她对我略有不满，但后来一直对我很好。她查过的衣服有时还会主动送到我们包装的桌子上，这让李梅和其他包装工都很羡慕。
有一天晚上破例不加班，我早早洗涮完毕躺在床上。现在在我看来，真的应了那句古话：骑马坐轿，不如睡觉。宿舍的人多半也出去了，只留下几个人在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快乐的时光。
红姐看李梅乖乖妇女的模样便逗她：“梅子，准备什么时候找男朋友？你看我们宿舍的小姑娘都出去拍拖了呢。”
李梅当即红了脸，吭吭哧哧道：“人家还小嘛。”
段明兰叹了一口气：“你今年18，阿花比你还小一岁呢，男朋友都谈了两年了。有合适的就快谈一个吧。别等到象我，都26了还没人要呢。”
红姐又转脸问我：“海燕，你呢？你20岁了吧，比梅子还大两岁呢。”
我傲然道：“我才不想找男朋友呢？我要学电脑，然后找一份文员的工作做，我一定要坐到有空调房的写字楼里去！”
我的话音刚落，所有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解地望着她们，委屈地说：“我说错什么了吗？我们那么大的车间，连风扇都不能装，怕把衣服吹乱，热得要死。听李梅姐姐李清说，办公室的写字楼都有中央空调的，很多人上班时间还要专门拿一件厚衣服御寒呢。”
红姐一边抹着笑出的眼泪一边耐心地说：“写字楼谁不想去？大家都想去，问题是去得了吗？我们厂差不多一万人，听说光职员都有几百个。真正坐在写字楼里的也不过那几个人呢，就连珍姐、周桂枝她们，虽说吃的是职员饭堂，睡的是职员宿舍，还不得跟我们一样在车间里流汗？做写字楼，那都是要大学生的！”
“大学生”这三个字象一根巨大的刺，深深地刺疼了我。我恼羞成怒道：“就算做不了写字楼我也要做主管，最起码也要象周桂枝那样，不要干活，也没人骂，工资还比我们高。”
段明兰不满地瞪了我一眼：“你这个人真是的，你以为主管那么好做的？人家珍姐是从羡国塞班岛回来，什么苦没吃过？就连周桂枝，也在孟加拉国呆了三年。”
好久没说话的朱素贞冲我苦笑道：“海燕啊，你也不想想，全厂那么多人，大家还不都是打一份普通的工？就算工作再努力，厂里再提拔，又有几个能出位的？退一步说，大家都想坐写字楼、当职员、拿高工资，那么多活谁来干？”说到这里，她忽然冲我使了个眼色，站起身来，示意我跟她出去。
我不知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想到她一向待我不错，便下了床跟她走出门外。宿舍楼旁边宽大的草坪里，三个一堆两个一团坐满了人，朱素贞领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坐下，我一头雾水地问：“素贞，有什么事吗？”
她沉默了一下，轻声问：“海燕，你是不是想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犹豫了一下：“我是好想赚很多的钱，好想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朱素贞非常有把握地说：“这是一样的，要想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就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倒有一条路子可能让你赚很多的钱。”
虽然我需要养家，但我来东莞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但如果有很多很多钱的话，我的目的就可以更快地实现。所以，我试探着问：“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呢？”
她神秘地趴在我耳边说：“晚上跟我出去做吧，你还年轻，又这么漂亮，我认识一个酒店的‘妈咪’，可以介绍你进大酒店做，她捧红过很多小姐，你对她好一点，她一点会把你捧红的。要是你运气好被大老板看中了，一辈子就吃穿不愁了，哪里还要辛苦打这份工？”
听了这话，我立刻气血上涌，我想到了村里的那个大姑，真是又气又急，很想骂她，但想到每天都要从她手里拿货，冲到嘴边的骂人话就变成了疑问句：“你说得这么好，为什么你不直接进酒店做，还要在这里打工呢？”
她叹了一口气：“一来呢，我年龄大了，长得又不漂亮，客人很少，只能给那些该死的鸡头留电话，有活做通知我过去接，收入不稳定；二来呢，这厂里我有很多老乡，毕竟不能那么光明正大，传到家里以后也不好做人。”
我真想骂她，她怕传到家里不好做人我就不怕吗？但我还是软弱地说：“对不起，我不想做那个。”
没想到听了这话，她很不高兴：“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呢？我是为你好！”
她的话让我很生气，一气就忘记后果了，脱口而出：“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一计不成，她又哀求道：“海燕，我己经答应那个‘妈咪’给她介绍女孩了。你这样拒绝，我怎么好意思跟她说？或者，你就走一下过场，陪我跟她吃一顿饭，这样我也好对她交待呢。求求你，就当帮我吧。”
做与不做，这是原则问题！我生硬地说：“不，我不想和那种人吃饭！”撂下这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赶忙追了上来，连声说：“杨海燕，你不要告诉别人啊！”
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的，这种丑事，想遮掩还来不及呢。只是从那以后，朱素贞再也不将查过的衣服抱到我面前的桌子上了。更为可气的是，甚至她面前的衣服堆积如山，我去取的时候，她也不给我。她越来越对李梅好起来，有时还送给李梅荔枝、龙眼、李子等各种时鲜水果吃。这些水果都是我们平时望尘莫及的，每每看到，我总会咽口水。
第54章（）
终于有一天，李梅红着脸跟我说：“海燕，朱素贞说可以介绍我去酒店上班。她说酒店能赚好多好多钱，有了钱想吃什么水果买什么水果。”
我瞪大了眼睛：“早就知道她没安好心了，你怎么说？”
李梅认真地说：“我来时我妈跟我说，我打几年工攒一笔钱，她会用这钱给我置办一份丰厚的嫁妆，然后找个好男孩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握着她的手：“是的，梅子，累点苦点不怕，但绝不能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是原则问题！”李梅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她虽然快人快语，但她是个好女孩，善良而单纯。
朱素贞对我们两人同时冷淡下来，可能连碰了两次钉子也没有再发展别人的兴趣了，终于安静下来。只是请假的次数，也明显少了许多。
我们的生活是固定的三点一线：宿舍－厂区－饭堂，我们每天在这三点一线间周而复始。每天早上七点打起床铃，而我又是比较嗜睡的一个，经常要挨到七点半才能起床。因为时间紧，便不能去吃早餐，一直要空着肚子做到中午12点。不出两个月，我感觉胃部开始不舒服起来。事实上，同样的原因，宿舍没几个人的胃是好的。
日子象指尖的流水一样逝去，我逐渐习惯了这种繁忙而劳累的生活。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疲倦，越来越麻木了。很多时候，我忘记了我来东莞的目的，我觉得自己己经不是人了，而是和车间的那些平车、烫位一样，只是一个没有思想、只知道干活的机器！
因为货多，每天赶货赶得死，一般最早12点下班，有几次上了通宵，休息四五个小时后照常上班。虽然金秋厂无论规模还是名声，和亮光厂都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同样是发夜宵票的，同样是那种无油无盐的汤米粉、汤河粉，吃得我一看到白白的东西都想吐。
但不能不吃，否则，没有力气打包装，更不可能熬得那么久。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睡着了。夜里只有组长在，一般看到睡觉也不象白天那样骂人，但睡得太久了也不行，就算组长不叫我们也会醒的，因为工资是计件的，想睡觉就别想拿高工资。
所谓的高工资也只是相对而言。打包装不算技术活，工价低得要死，在厂里包装工的工资是最低的。工资最高的是平车车位和烫位。但烫位一般都是男孩子，车位则要熟练工。而我，是要学电脑做文员的。可这样拼死拼活地加班，哪有时间去学电脑呢？
金秋厂也是押两个月工资。我的钱除了寄500元给我弟交学费，剩下的也很快花完了。我在金秋厂的第一份工资是八月底领的，虽然整个六月份我只上了10天班，但还是领了差不多250元的工资。好厂就是不一样呢，在金秋厂做10天相当于在亮光厂做半个月。但我还是恨不得一分钱分成几次花，因为这一分一厘都是我的血汗。
丽娟他们梭织三厂也是不停地赶货，我们好难见一次面，偶尔碰到，也是打几句招呼就各奔东西。厂里连国庆节都没有放假，虽然国庆节是国家法定假期，但对我们似乎没什么作用。甚至连拿计时工资的查衫，也和平时拿的一样工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元旦。按照惯例，年前的一段时间是金秋厂的淡季，有时还整天整天地休息，我和丽娟她们在一起的时间多起来。而每次去看丽娟，都能看到胡海波。因为李清是做职员的，和李梅不能天天在一起，反而我和李梅总是同进同出，人家都说我们象姐妹。
元旦前一天，厂里加了菜，每人分到一条鸡腿和一罐可乐。这是我第一次喝可乐，不习惯那股说不出的味道，但我知道可乐是好东西，且非常贵，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喝完了。那只鸡腿不大，不过真的好香。因为加了餐，人们的脸色比平时鲜艳了许多。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天晚上，胡海波竟将一条鸡腿和一罐可乐送到了我的宿舍！鸡腿和可乐每人只有一份，这一定是他没舍得吃的。
想到我和丽娟刚来的时候，陈刚从口袋里掏出的那两只鸡蛋，我心里暖暖的。虽然实惠的鸡腿和可乐相比较浪漫的鲜花来说，不值一提。但对我们这些长期吃那种没油没盐的一素一荤的人来说，节省下只有一份的鸡腿和可乐，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爱心啊！
尽管如此，我知道一分钱不拿进厂，我己欠他太多。因为自知无力承担这份人情，所以我执意不接他的东西。幸好宿舍里只有我和李梅，否则，这么多人看到我们两个推来让去的，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胡海波的脸涨得通红，终于说：“你是不是嫌少？”
我急得都快哭了：“不是，真的不是呢。”
旁边的李梅看不下去了，一伸手将鸡腿拿了去，得意地一笑：“你俩别让了，鸡腿和可乐都算我的了。”
因为李梅和胡海波也见过几次面，算是熟人，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胡海波不知所措地站在房间里，好半天才讪讪地说：“明天休息，我们一起去陈刚那里玩吧。”
还没等我答话，李梅一口答应了：“好啊，你买菜，我们做饭。”
胡海波连连点头，偷眼看我脸色始终不冷不热的，再也坐不住了，很狼狈地退了出去。
她刚一走，李梅就责备道：“胡海波是想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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