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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打工妹:一朵飘零的花-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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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晚饭,我是用新发的饭卡在饭堂吃的饭。原本以为,这样的大厂,又是所谓的外企,每天六块钱的伙食费,一定比以前的那些本土、台资、港资企业要好。没想到的是,米饭虽然看起来雪白,但依然粗糙甚至带着淡淡的霉味,令人难以下咽。同样是一荤一素,荤菜中的肉星屈指可数。并且,普工打饭的窗口排得很长。
职员级以上人员则根据职位高低,分八人一桌、六人一桌、四人一桌。我眼巴巴地看着那些职员不慌不忙走向属于自己的座位,围桌而坐,面前是满桌精心烹制的佳肴,真是羡慕不己。
吃完饭,我就到薛雪的出租屋把行李箱拉回厂里,然后和另外三个分到冲压三科的女孩一起走进指定宿舍。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宿舍竟然是160人的大通铺,双层床摆得密密麻麻的,床与床之间的距离很窄。我们四个人拿着行李,跌跌绊绊穿行其中,想找一个空铺。
虽然这么热的天,但很多床上还是支着蚊帐和床帘,衣服也都晾在床头,有的还“吧嗒吧嗒”往下滴水。天花板上的吊扇倒是在不紧不慢地旋转,但房间太大人太多天又太热,吹出的都是热风。
我很快看中一张空了的上铺,虽然是角落,但正好在一台吊扇旁。床头有一张卷在一起的破草席,还有一只半旧的花布包,花布包瘪瘪的,并没有太多东西。因为己经过了加班时间,所以宿舍里的人不是很多。
我问不远处一个皮肤白白的女孩:“请问,这床有人住吗?”
女孩说:“没有,原先住在那里的人今天辞工走了。”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虽然很多人说“老乡老乡,背后一枪。”但遇到老乡,还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我正发愁没钱买席子呢,现在正好省了。心里不由一喜,便将行李箱放在了上面,很自然地和女孩攀谈起来。女孩告诉我,她叫钱萍,刚过试用期。钱萍很热心,听说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还把她之前一个老乡辞工时没带走的塑料桶和蚊帐给了我。
虽然塑料桶很旧,桶沿边缘还留有一圈可疑的痕迹,蚊帐也有好几个用透明胶粘上的窟窿,并不值几个钱,但却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我把那个半旧的花布包挂在床头,然后将卷在床头的那个破草席铺在床上,支上蚊账,将行李箱放在一头,并拿出几件衣服做成一个枕头。短时间内一切俱备,我满意极了。从上次离开东莞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我身心俱备,现在终于找了一份工作安稳下来,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得之不易的安稳。
这两夜睡在薛雪家的阳台上,根本睡不着,我早就想好好睡一觉了。所以冲完凉,也顾不得天热,爬到床上,很快进入梦乡。
不知什么时候,一阵高声的尖叫把我惊醒,床身也在不停摇动。我知道是加班的人回来了,把头探出蚊帐,看到有一高一矮两个女孩站在我床前。我冲她们友好地笑笑,本想向她们做一下自我介绍。谁知高个子女孩却柳眉倒竖,手里抓住床头的那只花布包冲我尖叫:“是谁让你把我的包拿下来的?谁同意你住这张床了?”
我委曲地说:“总务部的人说有空床就可以住的。”
她更加怒不可退道:“这是空床吗?你没看到我的包放在这里吗?我的包放在这里,这张床就是我的了,你必须搬走!”
简直不可理喻!我也被激怒了,针锋相对道:“要是你把包丢在大路上,那条路就是你的了吗?”
她更气了,想要反驳,却不知从何下手,站在那儿,脸涨得象猪肝,双眼似乎要喷出火来,好象要把我吃了一般。
虽然我没做错什么,吵架也占了上风,其实很害怕她不依不饶。果然,她吵不过我,便开始指桑骂槐地说一些难听话,矮个子女孩没有和她一起骂,却一脸失望。
她骂的那些难听话,对于历经劫难的我根本不算什么。我索性将纸巾捏成两个小球塞住耳朵,周围的世界一下子便清静了,很快又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昨晚和我吵架的高个子女孩叫蓝凤,就住在我下铺。洗涮时,钱萍悄悄告诉我,矮个子女孩就是蓝风的妹妹蓝灵。蓝灵也和我们同一个宿舍,她睡的床很破,动一下就东倒西歪的,还吱吱呀呀地响,好象要散架似的。床的位置也不好,扇不到一点风。再加上蓝灵又胖,夜里经常睡不着觉,上班就爱打瞌睡,己经因为打瞌睡被罚两次款了。蓝风本想用那个包给蓝灵占个床位的,没想到却被我抢了先。
第192章()
我很同情蓝灵,但一想到蓝凤的泼辣劲,我就更同情自己了。上下铺的关系,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以后的日子,真不知如何相处?但我没有时间想这些,因为起床铃、预备铃每隔一段时间就象催命一样响起来。
8:00,我们四个新员工准时被冲压三科文员姜萌带进车间。车间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噪声也非常大,“咣当咣当”此起彼伏,简直震耳欲聋。这些“咣当咣当”声是一种圆柱形机器一开一合发出的,车间里排放着很多台这种圆柱形的机器,一眼望不到尽头。或黄或白的金属片从各个方向发出光来,大约这就是表壳吧。
姜萌把我领到一台圆柱形的机器前,对正在操作机器的女孩说:“你带带她吧。”因为车间嘈声太大,面对面的两个人说话也要大喊,否则对方听不到。
女孩友好地冲我笑笑,示意我坐到她身边。女孩叫李秀丽,李秀丽告诉我,这个圆柱形的机器叫冲压机,冲压三科主要冲压表壳。冲压机都很旧,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七、八十年代出产,在日本早就被淘汰的。
在冲压机旁,我看到巴掌大的一块不锈钢,也就是表壳毛件,经冲压机“咣当咣当”地几次加工后,就变成一个小小的、薄薄的表壳了。
李秀丽虽然只有19岁,但己经在这里做了两年了。别看她只有初中学历,懂得却很多。
冲压机旁边那个抽屉样的东西,叫冷却箱,箱里装满了冷却液,淬火后的表壳毛件要放在冷却液里冷却后才能冲压。冲压前,直接用镊子从冷却液中取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一个毛件变成成品于少要经过三四次冲压,有的大表壳要冲压十几次才能合格。
我疑惑地问:“这么麻烦,一天才能冲压多少个?”她没听清楚,我只好又大喊了一次。
李秀丽得意地喊:“车间里数我手脚最快,每天至少可以完成4000个以上的成品呢。”
她手上戴的白尼龙手套都变黑了,有一个地方己经开线。虽然用镊子取毛件时,她十分小心,但还是有些冷却液会滴下来。车间里弥漫的刺鼻臭味就是这些冷却液发出的。不但如此,黄黄的冷却液积小成多,流得满车间都是,早己看不出地板的原来颜色了。
冲压机斑驳的机体上挂着一张纸,是有关《表壳冲压安全操作规程》的iso9001文件。有了这些文件,再加上李秀丽的耐心指导,我学得很快。但她不太放心我开冲压机,于是我就负责拿镊子把表壳毛件放在冲压机上。
她喊叫着提醒我:“以后你单独操作,一定要专心,否则,手指很容易被压断的。很多人说樱之厂建厂20年,被压断的手指早就能堆成一座小山了。”
我差点窒息:一座小山,哪需要多少根手指头啊!
接受了三天的入职培训,我对樱之非常有好感。原本以为,日资厂在生活待遇、工作环境、防护措施等方面会比本地、港资和台资做得好。没想到,无论是生活待遇、工作环境还是防护措施,和别的厂大同小异。甚至于,还多了噪音。我上高中时便学过,噪音也是一种污染,甚至污染性更强。
当室内持续嗓间污染达到30分贝,就会干扰人类正常睡眠;人类若持续8小时在嗓音达90分贝的环境中,或持续半小时在噪音达120分贝的环境中,会令听力受损。所以国家标准规:居民区的环境噪音,白天不能超过50分贝,夜间应低于45分贝。若超过这个标准,便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现在我就坐在李秀丽的旁边,说话都要用喊。我观察了一下车间里其余的人,下从普工上到科长,无论男女,一说话都拼命往对方面前凑,并且无话不“喊”。冲压三科的噪音能把人的耳膜震疼,绝对超过120分贝!
无论在哪个厂,坐在机器旁的日子就是一个字“熬”,12:00下班的铃声响起,终于熬过去了。李秀丽一边麻利地收拾着冲压件和毛胚件,一边提醒我:“记着,下班一定要关冲压机,否则罚款1000元。”
1000元,我眼晴瞪得差点掉在地上!正想再问什么,李秀丽赶紧“嘘”了一声。我这才注意道,冲压机全部停了下来,没有人说话,车间里很是安静。所有人自觉排成两队,打卡下班。
在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有一条十几米宽的“人行道”,无论有没有货车通过,上下班我们必须走这个“人行道”,“人行道”上设有十道栏杆出口,出口处还有两扇铁栅门。此时,铁栅门己经打开,十几名男女保安在出口处站成一列,旁边还有几位穿着职员服装的中年男人在监督。每个保安的手中都拿着一个形如网球拍形状的金属测试仪。一有员工经过,保安们就用测度仪在别人前后左右扫一下,没有听到“滴”的响声可以放行,听到响声的,则要被保安摸遍全身才可以放行,然后再扫下一位员工。我暗暗担心,轮到我时千万不要发出响声呀,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别人的手在身上乱摸真不是滋味。
轮到我时,那个女保安不但用测试仪前后左右扫了个遍,还让我张开双手给她看!我的脸“腾”地红了,简直是侮辱人格!但我刚刚进厂,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质问她。只好乖乖地张开双手,但那个女保安依然不肯放过我。她又摸了一下我的裤带,然后双手顺着我的腰再往上摸一摸,还顺势在我的牛仔裤前后口袋里摸了一把,这一连串动作娴熟到位,干净利索,绝不过超过两秒钟,象是经过特别训练一般。
但这两秒钟足以把我的肺气炸了,真想把衣服脱了给她看!
终于被允许离开,我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李秀丽,恨声问:“那些保安到底在干什么!随便搜身是犯法的!”
她见怪不怪道:“是搜查你有没有偷公司产品。”
我更加恼羞成怒了:“那为什么不搜别人只搜我,难道我长得象小偷吗?”
她奇怪地看了看我:“看你气的,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老员工一般照照就可以了,你戴着红袖章,是新员工,新员工在三个月内都要这样被搜。”
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受了莫大的侮辱,一想到这侮辱还要持续三个月,并且每天三次,我就感到心悸不己。
李秀丽是一个极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她不仅教会我操作冲压机,还告诉我樱之厂许多有趣的事情。特别是一些花边新闻,她简直如数家珍。其实并不是她八卦,而是在枯躁乏味的打工生活中,八卦实在是最好的精神调节剂。
第193章()
我们车间有三个日本人,这三个日本人是车间技术指导。他们身材不是很高,但好象都喜欢穿裤腿很长的裤子,长着跟我们相同的面孔。他们态度很谦恭,经常面带微笑,看上去比很多冷漠的中国员工要亲切得多。有一次,我忍不住说:“听说日语翻译工资很高,真想和他们学日语呢。”
李秀丽却浇了一瓢冷水:“只有职员才有和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哪里论得到我们这些普通员工和他们说话呀。”
我顿觉羞愧难当,真是太不切实际了,很是感激李秀丽,她不但教会我操作冲压机,还教会我怎样在樱之厂安身立命。
可惜,这么好的女孩在半个月后就离开樱之了。如果不是两个月前那场“象感冒一样的小病”,她会和大多数在外打工的女孩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机器式的生活,直至被榨干所有的青春和血汗。
以往感冒,她舍不得买药,总是用跑步、吃辣椒等方式发汗,一般三两天就会好。但这次感冒,不但拖了一个月还没好,胳膊皮肤上还经常会冒出星星点点的黑斑,这让她非常害怕。
有经验的同事便让她去医院检查,结果竟然真的是职业病。以三氯乙烯为主的冷却液,在她开始工作的那一刻起,就湿了她的手,溅到衣服上,挥发到空气中,流得满车间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三氯乙烯一点一点渗入她的皮肤,使她出现类似于感冒的症状,并导致她皮肤出现黑班。
尽管李秀丽的前车之鉴让我害怕,但没有污染的厂实在是少之又少。最主要的是我没有钱,所以除了继续把这份工作做下去,实在是无处可逃。
车间很大,机器和人都排成一排一排的,密密麻麻,但不能讲话,否则会被罚款。冷却液的味道极不好闻,高分贝的噪音更让人神经错乱。更可怕的是,我脸上竟然起了红疹。我害怕极了,以为是象李秀丽那样得了职业病。
但钱萍安慰我:“不碍事的,这是皮肤乍一接触到冷却液过敏,等皮肤习惯了就会自动消失的,车间很多人刚来都起过。“
我这才放下心来。
李秀丽辞职后,由我单独操作那台冲压机。每天开机、操作、关机,周而复始。虽然上班可以坐在板凳上,但为了保持身体与冲压机的高度在最佳的位置,腰杆总是挺得笔直,并且姿势一成不变。常言道,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是无法了解的,这个姿势真的比站着还难受。每冲完一个表壳,脚还必须离开踏板,以防误操作损坏表壳或冲压机。
我的腿麻着麻着就不麻了,我的腰酸着酸着就不酸了,真想着起来走走啊。虽然这活儿不累,可除了吃饭,一坐就是十六个小时以上,谁受得了?但受不了也不能请假,因为樱之厂比以前的亮光厂和金秋厂还难请假,请假制度严格到苛刻的地步。
虽然《员工手册》的《请假制度》上有明确规,请假必须提前一天填写《请假单》,请假三天以上的,要提前一个星期填写请假单。并且,一个车间不得有三人同时请假,病假也不例外。本来病假有医生开具的病假证明就行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回事。也就是说,不是病得动不了,别梦想能得到批假。特别是赶货的时候,请假简直比登天还难。
据说在今年初,厂里发生过一起血案,事情起因就是请假。
那是表底工厂的一个叫费向飞的男工,因为同在这边打工的老婆生病住院,他想请半个月假去照顾老婆,但普通员工每年长假只有七天,并且那段时间车间正好在赶货,所以组长没批。没办法,他只好请隔一天请一次,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就请了三次。开始,组长也很理解他,就批了。但第四次如果再批,就违反厂规了,所以组长坚决不批。
而费向飞的老婆正好在那天动手术,他只好旷工了。按规定,旷工一天倒扣三天工资,旷工三天做自动离职处理。所以,组长给他开了罚款单,扣了他三天的工资。这让本来工资就不高的费向飞非常愤怒,但敢怒不敢言。
谁知两天后,费向飞正在上班,便接到医院电话,说他老婆出现手术迸发症,急需再次手术,希望他马上去医院交钱并签字。于是,费向飞只好再请假。一个月不到请假三次、旷工一次,现在还要请假,组长当然不签应。其实也不是组长心狠,他要是答应了,也没法向上面交待。
费向飞急得都给组长跪下了,但组长还是摇头。一怒之下,再次决定旷工。但这次不比前三次,这次他正在上班时间,要想出厂门,必须出具《请假单》和《外出申请单》。所以走到厂门口,便被保安拦了加来。
这时,费向飞又接到医院的电话,说他老婆若不及时进行二次手术,随时有性命之忧。但没有《请假单》和《外出申请单》,保安依然不放行。费向飞连气加怕,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了组长的头上。盛怒之下,竟然冲进车间,顺手操起一把螺丝刀,一刀捅进了组长的胸前!
虽然只是一刀,却直插心脏,组长当场丧命。与此同时,他接到医话,他老婆因为没有及时实施二次手术,刚刚离开人世。费向飞当时象疯了一样冲出车间,冲出厂门,但还没走到医院,便被警察铐住塞进了警车。
虽然这事因请假而起,因厂方严格得苛刻的请假制度而起。但最终的结果是杀人偿命,厂方没有负担任何责任。只是处于人道主义,补助给那个组长的家属一万元抚恤金。
当我听到这个事情时,感到每一根毛孔都透着彻骨的寒心,愈发地小心起来。所以,即便再苦再累,也要硬挺着。看到那一只只亮晶晶的表壳被我冲压出来,经常会想,一台冲压机每天冲压几千个表壳,一个月冲压一万多个,一年冲压十几万个,这些表壳经过一系列加工处理,和别的零件一起组装成手表,再在手表上贴着日本标签,然后被运出樱之,运出中国,运到日本,最终销往世界各地。那些戴着名牌手表的世界各国人们,是否会想到他们带的日本名牌手表上渗透了无数中国打工仔打工妹的血和汗呢?
开始上班的前几天,我夜里睡觉经常梦到冲压机的“咣当咣当”声。但打过工的人适应性都很强,我很快习惯了樱之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其实换种说法就是,在不知不觉间,我又变成了冲压三科的一台“机器”,要说和以往不同,也是有的。在永新厂,我是编表链机;在亮光厂,我是注塑机;在制衣厂,我是平车机;在樱之,我是冲压机。无论在哪个厂,我都感觉自己象机器一样日复一日地高速运转着,精神颓费、思想麻木、意识僵化。
第194章()
我原以为,深圳比东莞的打工者处境要好得多,现在才知道,两个城市对待打工者的态度简直如出一辙!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我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
每天早上6:50准时起床;7:00开始洗漱;7:10跟宿舍姐妹陆续走向饭堂吃早餐,或馒头白粥,或米粉咸菜,要是起得晚了,早餐就没得吃了,只能一个上午饿着肚子;7:30集合、点名、跑20分钟步;7:50打卡进入车间,由班长开几分钟早会;8:00正式坐到冲压机前,腰板挺直,开始一天的工作。中饭和晚饭为直落上班,也就是中午吃过饭后马上要回车间,晚上最早22:00下班,最迟24:00或更晚。
我以前一直天真地认为,深圳的《劳动法》贯彻得东莞彻底,现在才知道,这里的所谓彻底实际上和东莞一样,等同于一张废纸!想想便也释然,基本工资低,只有加班才能多挣点钱。《劳动法》却又规定不让加班,这本身就很矛盾,对于一个矛盾的政策,怎么能执行下去呢?
除了加班时间长之外,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因为樱之厂是计时工资。厂方保证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在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效益,明确规定,整个冲压三科近千人仅有五个离岗证。在工作时间内,即便是义务加班时间,如有工人去洗手间或饮水台都必须持离岗证,每天离岗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五分钟,否则就被视为旷工被罚款10元到50元不等。为了不被罚款,我和很多人一样,宁愿口干舌燥也不敢多喝水。这样苛刻的制度,想想都会让人窒息!
如果我不试图改变现状,便要和许许多多姐妹一样,被动而无奈地承受这种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象李秀丽一样黯然离开。
改变现状?我一个孤身在外的弱女子,连生存都成问题,用什么来改变呢?学历?金钱?靠山?可这三样我都不具备。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千转百回地想着这些问题,却从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更要命的是,不但现状无法改变,因为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我连正常生活都无法维持了。公司规定,所有新员工进厂,厂里要押两个月工资,所以我要到11月初才能领到九月份的工资。
因为这边东西普遍比家里贵,当初从家里来时,我带了一包洗衣粉、一盒牙膏、一块肥皂、一瓶洗发水。为了节省,每次洗衣服我都只放一小撮洗衣粉在水中;我把原先的每天刷两遍牙改成刷一遍,每次也只挤一点点,以牙刷能刷出泡沫为准;冲凉前用手摸一下肥皂,肥皂倒也能涂遍全身;洗发水也是用完了灌一瓶水,用完再灌水,后来索性用洗衣粉洗。但尽管如此,我的洗衣粉、牙膏、洗发水还是陆续用完了。
我知道我的同事们都来自五湖四海,萍水相适,交浅言轻,相互之间最忌讳借钱。为了免却被拒绝的危险,我不会去张那个口。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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