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打工妹:一朵飘零的花-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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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岸。我原以为只有一线的工人如此，没想到身为樱之厂人事部招聘组长的张声翔也不例外。

第210章（）　
我不知道，是深圳这个城市让我们心情沉重？还是打工生活让我们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亦或是，整个中国都失去了统一的、明确的方向？

　　　　张声翔喝得太多了，但我和王磊怎么劝也劝不住，他总是回签：“别管我，我心情不好。”

　　　　没办法，只好任由他喝。桌上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默，我偷偷瞟了王磊一样，没话找话说：“我在樱之厂上班，但总感谢别扭。虽然我知道厂里这些日本人并没有参与那场战争。但对他们的仇恨，己经渗透在我的血液里了，所以感觉很矛盾。”

　　　　王磊犹豫了一下，摇摇头：“不能一概而论，我始终不喜欢那些对所有日本人的人身攻击，特别有些人张口就是‘所有日本人都是什么什么’的行为，除了表现骂人者的粗鲁以外，对日本人没有任何杀伤力。连动物界都讲弱肉强食，何况是人？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反省和完善自己，让历史不再重演，而不是一味迁怒于别人！”

　　　　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但还是梗着脖子说：“我就是厌恶日本人，以后也不会喜欢。并且，听说日本国内反华势力也好严重。”

　　　　他宽容地说：“我们应该厌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分子，而不是所有的日本人。日本有反华势力，中国不是也有反日愤青吗？”

　　　　我立刻释然，但还是心存疑虑道：“那樱之厂的日本人有反华的吗？”

　　　　他笑笑：“怎么说呢？日本人在中国，一般都是小心翼翼的、心怀畏惧，因为他们来中国是赚钱的。但一旦回到日本，他们就会变得嚣张起来。

　　　　我没好气地说：“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赚钱，偏要跑到中国来？”

　　　　他叹了口气：“日资是外资，外资在中国设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第二是，外资在中国设厂国家有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前三年不需要交税，即便三年后交了税，国家对外企的税收政策也放得很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优惠，但对国企和民企就有许多限制，所以这边大厂几乎都是外资、台资、港资或合资。有些外资厂就是瞅准这个漏洞，在一个地方投资三年后，赚了钱，换了地方继续；第三是，虽然中国有劳动法和工会，但劳动法形同一张废纸，工会也是高高凌驾于普通工人之上，主要为资方服务。你想想，沃尔玛在世界各国都是拒绝加入工会，但偏偏同意加入中国工会，这其实也间接反应中国工会并不是为工人服务的。沃尔玛就是知道在中国设立工会实际上是为企业服务的，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矛盾的，所以才会加入。再加上现在几乎是无官不贪，所有在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低工资、低劳动保护，超时工作，在中国都可以实现。”

　　　　我郁闷极了，但还是嗫呶着问：“那日本人好相处吗？”

　　　　他想了想说：“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日本人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彬彬有礼的，为人谦和，这种谦和是发自内心的，但这种人是极少数；还有一种也是彬彬有礼，但总会露出狐狸尾巴，在某一时刻让人看出他们骨子里的傲慢和惊恐，这种人占大多数吧；第三种就是明目张胆的狂妄了，这种人也不是很多。”

　　　　他懂的可真的，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而这些道理，都是我以前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我仰慕地望着他，正想问更多的事情，张声翔己经喝得往外吐了。

　　　　我只好起身去埋单。但服务生指着王磊告诉我：“那位先生己经付过了。”

　　　　我回到座位想把钱给王磊，他却淡淡道：“算了。”

　　　　如果他为自己埋单说出一大堆理由，我还准备反驳他，但他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让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坚持，只好讪讪地把钱放回口袋。但对他，我更生出许多的好感来。

　　　　这时，他己经架起张声翔，正要离开时，张声翔却挣脱他的搀扶，踉踉跄跄地回过头，睁着被酒精烧得红通通的眼晴瞪着我，好半天才含糊不清地说了句：“杨海燕，看在你请我这顿饭的份上，送给你四个字，小心相本。”

　　　　我一时没明白过来，迷迷糊糊地问：“你说什么？相本是谁？”

　　　　他却又开始醉话连篇了。

　　　　旁边的王磊犹豫了一下，小声说：“就是主管行政的相本副总经理。”

　　　　我还想问什么，两人己经走出了川菜馆。我好半天也没缓过神来。小心相本，我为什么要小心相本？

　　　　虽然张声翔的话让我担心了好几天，但随即便释然了。樱之厂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就拿人事部来说，文员属于最低一级，文员的上一级是管理员，管理员的上一级是组长，组长的上一级是主任，主任的上一级是经理，经理的上一级才是副总经理。办公室的等级还是经过简化的，要是车间或别的部门，还有班长、科长等等，等级制度更加严格和复杂。所以，一个普通文员和副总经理之间还有好几个级别，怎么也轮不到我和相本打交道啊？

　　　　再说，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小心相本”，而是在人事部所站的位置！小小的人事部，不过三四十人，却分成了几派，其中有两个最大的派别，一派是以金自立为首的，比较受相本喜欢；另一派是以张声翔为首的，比较得黄经理欣赏。但虽然有黄经理撑腰，张声翔毕竟比金自立低一个等级，就象黄经理毕竟比相本副总低一个等级一样。虽然金自立比张声翔的官大，但现官不如现管，这就给很多职员造成一种困扰，到底该站在哪一派呢？

　　　　人事部除了培训组、招聘组、薪酬组、事务组外，还要负责企业内刊《樱之人》的编辑及发行。培训组长由金自立兼任，招聘组长是张声翔，薪酬组长是韩路，事务组长是史学宏，《樱之人》主编是崔平凡。

　　　　韩路曾经做过财务，为人十分圆滑世故，对金自立竭力迎合，两人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史学宏虽然勤奋，但太过老实，其余几个组不想做或不屑做的事情都推给他，弄得他成天手忙脚乱，吃力不讨好，看到金自立象老鼠见了猫似的。崔平凡为人很是清高孤傲，据说曾出版过两本诗集，经常上班时间写诗，他的职位可有可无，所以不掺和任何一派，任何一派也不屑拉拢他。

　　　　因为利益所趋，培训组、薪酬组是旗帜鲜明站在金自立一派的，事务组虽然对金自立很看不惯，也不敢公开反抗他。按理说，招聘组应该站在张声翔这一派的，但苗选婷对招聘组长的位子窥视己久，再加上她又是老员工，所以就和金自立走得很近，要本不把张声翔放在眼里。如此一来，张声翔就显得势单力薄了。除了阳容容、赵宁、刘文茜等几个招聘组成员外，没谁把他放在眼里。

第211章（）　
金自立并不满足，他还想把新进人事部的我拉进他的那一派里，让张声翔更加孤立起来。虽然因为胡琳的事情，我和他产生了隔阂，但自从我进了人事部，他就对我格外热情，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节似的。但我知道，时间久了，若我还没有下决心站在他那一派，这种照顾便会变成“小鞋”。

　　　　我现在之所以能坐在人事部宽敝、明亮的办公室，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和张声翔当初的推荐也是分不开的。何况，张声翔为人远比金自立坦荡诚实得多，我不会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不知是因为人事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是因为曾经的流水线生活和屈辱的经历，虽然终于成了人事部文员，但我并没有产生多少做为一个文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我依然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流水线女工。

　　　　自从进了人事部，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到很多人事方面的资料。樱之厂人员每年的人员流动率高达50％，反正中国别的不多，就是人多。几乎每天都有员工辞职或被解雇，负责办理离职手续的阳容容常常忙得晕头转向。与此同时，两个招聘点不间断地招聘新员工，特别是普工招聘点，几乎每天都是爆棚，门外黑压压站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

　　　　这些人，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市。人事部每月都要统计一分《各省人员分布表》，在这份表格中，排在最前面的七个省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贵州、河南、安徽。而男女比便，一直在一比七左右浮动。

　　　　这些统计结果，让我对打工仔打工妹的生活，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工作环境变了，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新的烦恼又接踵而至。人事部是没有冲压机开了，但几乎每天都要做各种各样的表格。有时候坐在电脑前做表，我恍然又变成了做表的机器。

　　　　日本人对做表真是痴迷，芝麻绿豆点大的事都要做个表，然后对着表重复开会，一次、两次，三次，讨论的东西全部一样，并称这样比较有感全感。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人事部会议特别多，不但人事部会议多，整个樱之厂会议都特别多。并且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日或周一至周六晚上。有时一开就是三到四个小时，还不算加班。虽然开会不算加班，但如果迟到或不出席，却又一律按旷工处置。

　　　　在车间上班时，每天宿舍、厂区、饭堂，三点一线，大多数时间处于睡觉和工作两种状态，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才知道，樱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也是会议多的原因之一。

　　　　在我进人事部半个月后，就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当时听说罢工，我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但金自立却无所谓地说：“一群乌合之众，冒不出多大的泡！”

　　　　这次罢工涉及时计组立工场的六组全体工人共计八十余人，这些工人几乎每天都要站16个小时，但本月所发的工资，以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却改成了每天一元。30元钱对有钱人来说实在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对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如果这次罢工能把所有被减去一半站立津贴的工人联合起来，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六组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向所属科长提出恢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被拒绝后，第二天便集体不来上班了。

　　　　罢工期间，我去计生组立车间看了一下，偌大的车间里，除了六组，别的组仍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们站在那儿象一棵棵高矮不等的树，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如金自立说的那样，这次罢工并没有冒多大的泡。两个小时后，那些在宿舍里睡大觉的罢工者终于耐不住了，在保安及部分管理员的劝说下，陆陆续续回到车间上班。

　　　　虽然如此，当天下午，人事部还是张贴了一份告示，口气十分严厉：

　　　　告示

　　　　今天上午，计时组立工场在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带领下，无故罢工两小时，严重影响了车间正常的生产秩序，给工厂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现要求知情员工举报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可直接向上级举报或将闹事者名字投入意见箱，必有重赏。

　　　　若有知情不报者，一旦被查出，将严惩不怠！

　　　　落款是“总经理室”，后面还有田中总经理的签名，可见厂方对这次举报是极为重视的。

　　　　虽然没有知情者来人事部举报。但第二天打开意见箱上，我看到金自立面露喜色，从意见箱中拿出好几页纸，邀功功似地交给了黄经理。

　　　　难道真有知情者举报，这让我很为那些所谓的“别有用心的闹事者”担心。

　　　　我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在樱之厂，大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都表现得奴性十足，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在利益面前，出卖兄弟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很多中国员工，在要求别人协助的时候，并不是坦诚自己要求协助的理由，而是要反复强调：“这是日本人说的。”虽然我为说这些话的人悲哀，但这句话却是屡试不爽。

　　　　比如有一次，我们人事部预定好的会议室被别的部门抢占了，大家愤愤不平，立刻有人厉声训斥：“吵什么吵，没见到里面都是日本人吗？”

　　　　当然，为了害怕惊动里面的日本人，他的声音很轻，但就这一句话，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们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每个人都很累，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压抑。

　　　　在车间里，我这样的年龄己算大龄，但在办公室，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后都二十初头了，所以我的年龄并不算太大。除了各部门的头头脑脑超过三十外，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是最活泼好动的时候。可上班时，我们不能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得大声说话，不可随便发笑，不能吃零食，每天坐到屁股抽筋，同事们脚步匆匆，似乎一个比一个忙。

　　　　我每天都要把几十甚至近几百个新入职员工资料输入电脑，然后再把离职人员的资料从在职名单中删除。在这样的工作重压下，我的仓颉打字速度突飞猛进，一个月后，每分钟就可以打到近50个字了。我的打字速度被黄经理得知，连他都对我刮目相看：“即便在香港，也很少有人能把仓颉打得这么快。”

　　　　黄经理虽是四十多岁的男人，但白白胖胖的，总是笑眯眯的样子，看上去很是温和，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这可不象大陆同事，很多大陆同事，即便是做了班长、组长的，在下属面前也喜欢打官腔。

第212章（）　
可惜黄经理并不太管事，相本副总经理这段时间很少在办公室，据说有人把“樱之”厂告到了劳动局。他会说简单的汉语，但若要表达更深刻的意思，必须有翻译，每天都在翻译管帆的陪同下四处“打点”。所以，人事部的生杀大权主要还掌握在金自立的手中。

　　　　据说金自立原是内地一家政府机关的秘书，因为郁郁不得志才一气之下来了深圳。在官场中混过的人，自是溜须拍马，八面玲珑，他把政府机关的那一套照搬照抄到公司里来了，对上级趋炎附势附势，对下属颐气指使，这让我越发对他厌恶了起来。

　　　　更让我厌恶的是，他有一句经典台词：“跟个民工似的。”

　　　　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想反击他一句：“别以为你不是民工！”

　　　　在很多人印象中，民工就是那种满脸灰尘、一身泥巴、说话高声大气的建筑工人形象。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民工“是指那些持农业户口而从事非农业生活的人。简而言之，只要是农村户口进城务工，便是“农民工”。

　　　　不可否认，很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因为缺乏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只能从事一些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种工作环境通常都很差，甚至有人嫌他们穿成这样影响市容。但这些，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并不是他们的错！

　　　　对民工的嘲讽与其说是看不起他们的农村户口，看不惯他们的“不文明”行为，倒不如说是看不起他们工作的“低贱”，这种“低贱”来自于他们恶劣的工作环境，来自于他们不修边幅的衣服，来自于他们低微的收入，来自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歧视。在这种歧视下，任何一个收入不高的人，就算不是农业户口，也很可能被称为“民工”。

　　　　即便是城镇户口，只要没有大富大贵，在那些开奔驰、宝马的人眼中，同样也会说是“民工”！

　　　　但他是上司，我只好将这话强咽了下去。

　　　　在不久以后发生的“童工”事件后，我对金自立的厌恶简直达到了顶峰！

　　　　“童工”事件发生得很突然。那天早上，我忽然接到苗先婷的电话：“快叫张声翔来普工招聘点，很多学生家长围在这儿。”

　　　　但张声翔正刚被相本叫进办公室，我只好去找金自立，焦急地说：“苗先婷打电话来，说很多学生家长围在普工招聘点。”

　　　　我以为他肯定比我还着急，没想到，他不慌不忙地说：“这点小事还找我？你们招聘组的人真没用！”

　　　　我气得不行，害怕说出不该说的话来，赶紧退回自己的座位上。

　　　　不一会儿，金自立却把我叫过去：“去找苗先婷要档案柜的锁匙，把半年前进厂的那批学生的档案全部找出来。”随后，他说了河南一所电子中专学校的名字。

　　　　普工招聘点门口聚集十几个河南人，这些人有男有女，年纪都在三、四十岁，脸色红黑，衣着土气，有的还穿着黄绿色的解放鞋，个个都是一副标准的中国农民形象。在他们身边，还有七、八个身材单薄的男孩女孩，这些男孩女孩神情茫然，要不是他们穿着樱之厂的工衣，我真怀疑他们有没有超过16岁。

　　　　我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家长们这次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来，就是因为这些孩子还没成年，外出打工纯粹是被学校骗来的！

　　　　学生和家长们站在门外，保安站在一边看热闹，苗先婷一遍遍操着地道的河南口音警告她的老乡们：“快滚，再不滚我要报警了！”

　　　　她的嗓子己经喊得沙哑了，我忽然感到一丝悲哀，她难道一点都不同情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的老乡们？

　　　　我走到她身边，小声说：“金主任让我来拿档案柜的锁匙。”

　　　　她气极败坏地叫道：“张声翔呢？金自立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还不过来？叫他们快过来！”边说边把一串锁匙扔给我。

　　　　我本想问她哪一把锁匙是开档案柜的，她早己转过脸去，又开始撵家长们“快滚”了。

　　　　我耳朵被这些争吵声震得生疼，赶紧逃回办公室。

　　　　金自立听说家长们还在吵，似乎也着急起来，连声催促我：“快，先把那批学生的名单打印一份，然后再把他们的档案找出来，这伙人怎么这么难缠？”

　　　　打印一份名单并不难，但档案并不属于我管理，我又不知道那一大串锁匙中哪一个是开档案柜的，不免有些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打开了，因为太紧张，衣袖不小心碰到一文件夹，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好几本文件平随即掉了下来。

　　　　金自立没好气地说：“怎么笨手笨脚的？”

　　　　我更加慌忙了，赶紧将两只衣袖捋上去，因为太急，在将文件夹重新放进档案柜时，一不小心，胳膊竟然被文件柜的棱角重重碰了一下。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小臂竟然被文件柜剜掉了一小块肉，血顿时如泉水涌了出来。我害怕被金自立看到更加责怪我，赶紧将衣袖放下，很好地遮住了正在流的血，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在档案柜里寻找。还好，总算在一个文件夹中找到了，共有六十六份档案。

　　　　金自立不知从哪里也拿出一叠文件，招呼我道：“跟我去招聘点。”

　　　　我只好忍住胳脯上的疼痛，抱着那个大大的文件夹，快步跟在他身后。

　　　　走出办公室，我才明白金自立着急的原因。只见厂区不时有员工向普工招聘点走去。这些员工虽然穿着工衣，但身材比成年人小了一圈，明显的“童工”。很快，普工招聘点聚了三、四十个这样的童工。似乎生活区方向，也有十几个类似的“童工”在向这边张望。

　　　　门外的家长很快认出了自己的孩子，“童工”们也纷纷涌到电动门前。爸爸妈妈来了的，就拼命喊着“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没来的，就拼命喊“叔叔阿姨”。其中有一个相貌英俊的男孩，竟然哭得泪水涟涟：“我要回家，我要见爸爸妈妈。”

　　　　童工们一边哭喊一边央求保安打开电动门。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保安当然不会开门，保安主任还不停地劝阻他们：“没有外出单，上班时间不得外了，否则要开除出厂！”

　　　　要是以前，这招肯定管用，但是现在，“童工”们急着想见到亲人，这些恐吓再也不起任何作用了。

　　　　保安主任便征询金自立的意见：“怎么办？”

　　　　金自立冷笑一声：“由他们去吧，有事我负全责！”

　　　　有了他这句话，保安们不再阻拦。胆大的“童工”翻过电动门，投入到家长的怀中。一时间，很多“童工”纷纷效仿，很快都翻过了电动门。

　　　　门外哭闹成一团，听得人肝肠寸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家长边哭边将孩子的手举到电动门前，愤怒地质问我们站在门内的几个人：“我女儿才十四岁，你们丧不丧良心！”

第213章（）　
那是个女孩子，瘦小的身子裹在宽大的工衣里，显得空荡荡的。她的小手皮肤粗糙得吓人，十个手指头又红又肿。此时，她小小的身子蜷缩在爸爸怀里，注视我们的双眼盛满了恐惧。

　　　　张声翔不知什么时候也赶了过来，满脸歉意地向门外的家长陪着笑脸：“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家长们更加愤怒了：“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们要找你们老板说理！”边说边想跃过电动门涌进厂区。

　　　　张声翔急了，劝了这个又劝那个：“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我一定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