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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乔布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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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人电脑产业的领袖和代言人，然而当时他还只是个小伙子，只有24岁，所受的商业教育还不多。史蒂夫最大的优点与最大的弱点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只不过在1979年之前，他的弱点还不足以阻碍他的成功。
之后的几年，史蒂夫矛盾的个性所带来的影响慢慢显现。他的优点造就了苹果的拳头产品：1984推出的麦金塔电脑（matosh）；他的弱点造成了苹果公司的混乱局面，仅仅一年后，他就被逐出了公司。离开苹果后，他的弱点又导致他极力想为公司打造的创新型电脑产品以失败而告终。他的弱点也让他远离了电脑产业的核心，一位好友甚至称他已经“过气了”。史蒂夫的这些弱点极大地影响到了他的商业声誉，以至于1997年他出人意料地被请回苹果公司时，甚至是评论员和同僚们都觉得苹果公司的董事会“疯了”。
不久以后，他却上演了商业史上最壮丽的王者归来，带领苹果打造了一系列让人眼前一亮的划时代产品，也使这家行将就木的电脑生产商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最令人敬仰的公司。如此转变不是一个偶然的奇迹。离开苹果的那些年，史蒂夫乔布斯学会了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控制自身的弱点。然而，关于史蒂夫的那些传说中，都没有描绘这一点。在大众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位独裁的暴君，拥有把产品点石成金的魔力，同时又是个十足的混蛋，没有朋友，缺乏耐心，也不遵守道德底线。他出生时就是天才与混蛋的结合体，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如果史蒂夫一直保持着在“安拉的花园”表现出的个性，1997年重掌苹果后，他绝不可能扭转乾坤，绝不可能带领这家庞大、复杂的公司慢慢变革，最终走向辉煌。他个人的成长历程与公司一样非常复杂，我还没见过有哪位商人像史蒂夫那样经历如此重要的成长与转变。个人的转变当然是渐进的，每个成年人应该都有体会，我们穷尽一生与自身的天赋和缺陷做斗争，学着如何去管理自己的天赋与缺陷。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成长过程，但成长的结果并非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史蒂夫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他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控制那些会阻碍成功的弱点。那些弱点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被优点所取代，只不过他学会了如何管理自我，如何控制自己的天赋与不足，可能并不是控制全部，但至少能控制大部分。要了解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这些转变能促成苹果的东山再起，就必须要全盘考虑史蒂夫在那个12月的下午，在“安拉的花园”表现出来的所有矛盾个性。
第8章 安拉的花园（3）（）
史蒂夫保罗乔布斯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受到优待的，这主要源于抚养他长大成人的养父母，养父母认为他是非常特别的孩子。史蒂夫1955年2月24日生于旧金山，他的生母乔安妮席贝尔（joannaschieble）决定放弃他的抚养权。当时席贝尔在麦德逊市的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1954年与一位来自叙利亚的政治学博士在读生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abdulfattahjandali）坠入爱河。席贝尔怀孕后搬到了旧金山，钱德里继续留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保罗和克拉拉乔布斯（paulandclarajobs）是一对工薪阶层夫妻，没有孩子，在史蒂夫出生几天后收养了他。史蒂夫5岁时，全家搬到了山景城（mountainview），很快又收养了一个女儿帕蒂。有些文章把史蒂夫这段被领养的经历描绘为“被抛弃”，认为这段经历是他暴躁易怒的行为的诱因，特别是在他职业生涯早期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行为。但史蒂夫反复告诉我，保罗和克拉拉非常爱他，也很宠他。史蒂夫的遗孀劳伦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powelljobs）说：“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拥有这样的父母。”
保罗和克拉拉都没上过大学，但他们向席贝尔承诺，一定会让史蒂夫上大学。对于中产阶级下层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郑重的承诺，也开启了他们对史蒂夫有求必应的模式，无论史蒂夫需要什么，他们都会尽力满足他们唯一的儿子。史蒂夫很聪明，他从五年级直接跳到了七年级，老师甚至想让他跳两级。跳到七年级后，史蒂夫在学业上依然毫不费力，但常常受到同学的欺负与冷落。他求父母帮他转到更好的学校去，尽管转学意味着要花一大笔钱，但父母还是同意了。保罗和克拉拉收拾行李搬到了洛斯阿尔托斯的一处城郊居民区，这个地方位于旧金山湾的西面小坡，原本是一片李子园，后来改建成居民区。这片住宅区位于库比蒂诺–森尼韦尔学区内，是加州最好的学区之一。在那里，史蒂夫如鱼得水。
保罗和克拉拉不仅让史蒂夫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优待的，也培养了他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别是在手工工艺方面。保罗乔布斯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包括回收商、机械工、汽车修理工等，他很喜欢各种手工艺，也喜欢捣鼓各种器械，周末通常会做家具或是改装汽车，他教会儿子要沉下心关注细节。保罗并不富有，因此也会收集一些值钱的零部件。“他在车库有一个工作台，”史蒂夫接受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的采访时曾说，“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把工作台隔出一小块，对我说：‘这是你的工作台。’他还给我一些小工具，教我如何用锤子和锯子，教我如何做东西。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经历，他花了很多时间陪伴我，教我如何做手工，如何把各种装置拆开再装好。”后来，史蒂夫向我展示新款ipod或是苹果电脑时，始终记得父亲的告诫：对于一个橱柜来说，别人看不到的底面与表面的抛光一样重要；对于一辆雪佛兰汽车来说，别人看不到的刹车片和汽车的油漆一样重要。在他讲述关于父亲的故事时，我能感觉到史蒂夫的多愁善感，他把自己在数字电子领域卓越的审美能力都归功于父亲的培养，尽管保罗乔布斯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数字电子产品。
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并且想把事情做到完美，这是史蒂夫从小接受的教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硅谷地区长大是非常特别的经历。那时候，硅谷还不叫硅谷，它位于帕洛阿尔托和圣何塞（sanjose）中间的这块区域，半导体、无线电通信和电子公司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电子工程师、化学家、光纤专家、程序员和物理学家慕名而来。高端电子产品的市场重心正从政府和军队向公司和工业产业转移，大大扩展了各项新兴电子技术的潜在客户群体。史蒂夫所住的小区里，很多孩子的爸爸都是工程师，在附近的新兴技术公司总部上班，这些公司后来都成了科技巨头，包括洛克希德（lockheed）、英特尔、惠普和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materials）。
住在这个街区对数学和科学感兴趣的孩子往往比在其他地方长大的孩子更能了解前沿技术的发展。年轻人的兴趣逐渐从改装高速汽车转移到了电子产品上，极客们呼吸着烙铁散发的气味，传阅破旧的大众科学和大众电子杂志，从埃德蒙科技（edmundstific）、希思（healthkit）、埃斯蒂斯工业（estesindustrials）、无线电器材（radioshack）等公司邮购零部件，自己动手做晶体管收音机、高保真立体声音响、收发报机、示波器、火箭发射器、激光器和特斯拉线圈。在硅谷，做电子产品不仅仅是兴趣爱好，也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摇滚乐一样振奋人心。
对于像史蒂夫这样少年老成的孩子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研究不透的，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能研究透彻，就能做出任何想要的东西。“我的感觉是仿佛可以造出宇宙里存在的任何东西，”有一次史蒂夫告诉我，“这些东西不再神秘。比如你看到一台电视机，心里可能会想，‘我从没做过电视机，不过我完全可以做。
希思公司的产品目录里有这种电视机，我做过目录里的其他两种产品，这台电视机肯定也能做。’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所有的物件都是人类智慧创造的结果，并非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神秘之物。”
史蒂夫加入了“探险家俱乐部”，俱乐部有15个孩子，每周都会定期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惠普公司园区见面，探讨电子项目，向惠普的工程师学习。史蒂夫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电脑，也让他有机会结识惠普公司的创始人。惠普是第一家从车库里发展起来的硅谷公司，创始人有两位，史蒂夫和其中一位建立的联系虽然微不足道，但也着实有趣。史蒂夫14岁的时候，为了完成“探险家俱乐部”的项目，从家里给比尔休利特（billhewlett）＇1＇打电话，以个人的名义向比尔要一些很难找到的电子材料。最终，史蒂夫成功要到了材料，因为他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讲故事的能力。从某些方面来看，史蒂夫是非常典型的青少年极客，但他对人文学科也很感兴趣，深深沉醉在莎士比亚、梅尔维尔和鲍勃迪伦的作品中。他伶牙俐齿，和父母交流时总能想办法说服父母，从而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与朋友、老师、导师甚至是后来非富即贵的大人物接触时，同样会展现出强大的说服力。史蒂夫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说正确的话、讲生动的故事能帮助他吸引别人的目光，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过，在当地逐渐萌芽的技术圈里，史蒂夫算不上明星。1969年，史蒂夫的朋友比尔费尔南德斯（billfernandez）介绍给他一位真正的技术明星：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沃兹尼亚克就住在附近的森尼韦尔市，他的父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沃兹是工程天才，史蒂夫则是天才的成就者，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伟大合作。
沃兹比史蒂夫大5岁，有点书呆子气，比较害羞，远没有史蒂夫那么自信专断。同史蒂夫一样，沃兹对电子技术的了解同样源于自己的父亲和邻居孩子的父亲，但无论在校内校外，他都比史蒂夫钻研得更深入，在10岁刚出头的时候，就用晶体管、电阻器和二极管做过简易计算器。1971年，在单片微处理器尚未商业化应用时，沃兹设计了一个布满芯片和电子元件的电路板，他称之为“汽水冰激凌电脑”，因为汽水冰激凌是他当时最爱喝的饮料。沃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硬件设计师，有着杰出的电子工程天赋，同时也具备了软件程序员的想象力，他能看到电路板设计和软件编程中的捷径，别人却无法做到。
第9章 安拉的花园（4）（）
史蒂夫没有沃兹那样的天赋，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渴望，想要把好产品送到尽可能多的人手里，供人们使用，这一点让他从一大群捣鼓电脑的业余爱好者中脱颖而出。史蒂夫仿佛天生就是一位经理人，善于说服别人去追求只有他才能看到的目标，然后与别人通力合作，鞭策别人达成这个目标。这种才华的第一次展现是在1972年，他和沃兹展开了一次看上去不可思议的商业合作。
在史蒂夫的帮助下，沃兹做出了第一台数字“蓝盒子”，这台机器能模拟电话公司转接设备的信号，连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部电话。只要把这台使用电池的小设备放在电话的听筒边，就能骗过贝尔电话公司的转接系统，免费拨打国内长途电话甚至是国际长途电话。当然，这么做是非法的。
沃兹做出“蓝盒子”电路板后，愿意免费和大众分享，几年后，当做出第一代苹果电脑（applei）的核心电路板时，他也是这么想的。但史蒂夫却建议把电路板组装成完整的机器后卖掉，以便从中赚点钱。沃兹在完善电路板设计的同时，史蒂夫忙着整理必要的材料，给“蓝盒子”定价。最后，这台非法机器的定价是150美元，大部分都卖给了大学生，他俩总共净赚6000美元。两个男孩儿进入大学的寝室楼，挨个房间敲门，询问住在里面的学生这是不是乔治的房间。乔治是虚构的人物，被设定为专门盗用电话线路的飞客。如果学生对此话题很感兴趣，他俩就会展示蓝盒子的功能，有时候能成功卖掉一台。不过，销售情况不算太乐观，有一次一位潜在客户居然用枪指着史蒂夫，逼他交出“蓝盒子”。从那以后，他们就金盆洗手了。不过，这是个还不错的开端。
在描绘史蒂夫职业生涯的书里刻画他的精神生活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史蒂夫年轻的时候的确非常虔诚，通过服用迷幻剂，也通过宗教信仰，努力探寻表象之下的深层次内涵和意识。精神追求大大拓展了史蒂夫的智慧与视野，让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可能性，比如与众不同的产品，比如彻底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
正如同硅谷的大环境孕育、塑造了史蒂夫对技术的乐观态度，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背景促使这位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不断去探索更深层次的真理。和同时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史蒂夫浸染于反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充满了质疑精神，渴望挣脱传统的桎梏。史蒂夫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他嗑过药，沉醉于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感恩而死乐队和摇滚女王珍妮丝贾普林（janisjoplin）的反叛歌词中，甚至喜欢迈尔斯戴维斯（milesdavis）的爵士乐小号演奏，戴维斯的演奏比摇滚歌手更极端、更纯粹、更抽象。他也会钻研思想家的著作，比如日本铃木禅师（suzukiroshi）、拉姆达斯和帕拉玛汉沙尤伽南达（paramahansayogananda），在史蒂夫眼中，这些大师都是哲学之王。那个时代所传递出的信息显而易见：质疑一切，特别是权威；勇于尝试；上路流浪；无所畏惧；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从库比蒂诺的霍姆斯特德高中（homesteadhighschool）毕业后，史蒂夫去了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里德学院（reedcollege）上大学，从那时起，他的精神追求之旅已然开启。没过多久，这位任性的大一新生就开始翘课，只去上自己感兴趣的课，一个学期后，他就退学了，父母并不知情。第二个学期，他开始旁听各种课程，包括一门书法课，根据他自己的说法，麦金塔电脑字体设计的灵感正是来源于这门课程。他同时开始钻研亚洲的哲学思想和神秘主义，而且嗑药嗑得更频繁了，甚至把嗑药当成了神圣的宗教仪式。
第二年夏天，身无分文的史蒂夫回到库比蒂诺，他只能再次住到父母家里。他经常会去俄勒冈州的一个苹果园工作，那里同时也是一座公社。之后，他在库比蒂诺找了份工作，在雅达利公司（atari）当技术员。雅达利公司是由诺兰布什内尔（nolanbushnell）创立的一家电脑游戏机厂商，家庭电视游戏pong就是这家公司的产品。史蒂夫不仅擅长修理游戏机，还成功说服布什内尔帮他支付了去印度的旅费，条件是去德国修理几台投币游戏机。史蒂夫去印度是为了追随朋友罗伯特弗里德兰的脚步，弗里德兰就是苹果园的主人。
印度之行是一场浪漫的追寻之旅，去追寻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当时的文化背景恰恰鼓励这样的追寻。“你要把史蒂夫放到时代大背景中去，”拉里布里安特说道，“我们在追寻什么？那个时代存在着一条代际鸿沟，远比现在左翼、右翼之间的鸿沟或是原教旨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的鸿沟要大得多。尽管史蒂夫的养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但他还是需要与罗伯特弗里德兰和其他一些在印度的朋友交流，这些人去印度是为了追寻内心的平和，他们认为已经找到了想要寻找的东西。而这也正是史蒂夫想要追寻的。”
史蒂夫去印度原本是想拜访尼姆卡洛里巴巴大师，人们也称之为马哈拉杰–吉，布里安特和弗里德兰都曾师从于他。但在史蒂夫到达印度的几天之前，大师就去世了，这让他抱憾终身。史蒂夫在印度的生活随心所欲、漫无目的，和其他前来朝圣的年轻人一样，都是为了追寻无法从自己的家庭中获得的更开阔的视野。他去参加了一场近1000万人参加的宗教集会。他穿着棉质的长袍，吃着奇怪的食物，一位神秘的大师还帮他剃了头。他得了痢疾。他在印度第一次读到尤伽南达的著作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autobiographyofayogi），这本书他之后还会多次阅读。2011年10月16日，史蒂夫的追悼会在斯坦福大学纪念教堂举行，每位到场的宾客都拿到了一本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
根据布里安特的说法，“史蒂夫并没有把‘苦行僧’这个概念当回事。”大部分印度苦行僧都过着如同和尚般清贫的生活，全部注意力都在精神世界里。但史蒂夫野心勃勃、充满斗志，显然不适合过苦行僧的生活。“禁欲只是个浪漫主义的想法。”布里安特说道。回美国后，史蒂夫并没有看破红尘，也没有完全摒弃东方的唯心思想，而是慢慢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因为与奉行禁欲主义的印度教相比，佛教与现世世界有更多的交集。一方面，他想追寻个人精神世界的领悟；另一方面，他胸怀野心，想要打造出足以改变世界的产品，佛教使他得以将这两个目标融为一体。佛教对史蒂夫这样一位不断发掘自我潜能的年轻人产生了吸引力，即使后来史蒂夫逐渐成熟，佛教对这位在智慧上永远躁动不安的人来说，吸引力依然不减当年。佛教的某些方面与他十分契合，为他的职业选择提供了哲学依据，也为他的审美期待打下根基。佛教让他觉得追求完美是合乎情理的，无论是对他人的要求、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对产品的要求。
在佛教哲学中，生命常常被比喻成一条奔流不息的河，世间万物、每个个体都处于永恒的变动中。以这样的世界观来看，追求完美也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过程，永远都不可能彻底完成。这个观点与史蒂夫的个性是完全契合的。看着眼前还没做完的半成品，接下来要做的几个新产品的设想就会自动出现在他脑海里。他永远不会对可能性设限，因此他的工作也永远没有完成的那一天。尽管史蒂夫几乎不会进行任何自我心理剖析，但他在生活中不断革故鼎新；尽管有时候他的固执己见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但他总是在不断适应、不断修正，依照自己的本能去学习、去尝试。他本人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
第10章 安拉的花园（5）（）
即使是好友和同事也不太了解佛教在史蒂夫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更不用说外界了。“他有属于精神世界的那一面，”麦克斯莱德（mikeslade）说，斯莱德后来成为史蒂夫的同事，分管市场营销，“精神的那一面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与他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契合。”在当上父亲之前，他会定期冥想，有了孩子之后，孩子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他没有多余的时间进行冥想。铃木大师的著作禅者的初心（zenmind，beginner’smind）他读了好多遍。他常常会和布里安特聊天，聊到亚洲灵性思想与他事业的融合。多年以来，他每周都会安排日本僧侣乙川弘文（kobunootogawa）来他办公室见面，向乙川弘文咨询如何才能在精神世界与商业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尽管没有任何一位和史蒂夫熟识的朋友会把他看成“虔诚”的佛教徒，但精神追求的确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微妙而又深远的影响。
1974年，史蒂夫回到美国后，又回到雅达利公司工作，主要做一些硬件修理工作，尽管诺兰布什内尔创建的这家公司算得上是行业先驱，却管理不善，组织结构松散，史蒂夫有时会消失好几周，去罗伯特弗里德兰的苹果园摘苹果，居然没有被炒鱿鱼，事实上，根本没人惦记他。当时，沃兹在惠普做着一份稳定、高薪但挑战性不大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史蒂夫的人生轨迹还没有显现出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在电脑技术领域取得骄人的业绩，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开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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