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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的诡计全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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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秦王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河南灵宝东北）。这次虽然是以楚国为首，好像齐国没有参加，但此时却还存在另外一个联盟，就是齐楚联盟，这个联盟在第一次“合纵”失败后仍然存在，所以齐国并没有在五国背后插刀。
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人人都预料将爆发一场大战。可是，秦国守关大将樗里疾大开关门，出兵迎战。五国联军震于秦军的声威，竟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行攻击。从博弈规则看来，五国同心协力进攻就成了“囚徒”的抵赖，就整个团体而言，它们可能获得最好的结果，而撤退是它们的“严格优势策略”。从合作性博弈规则来看，五国结成了同盟，就已经是一种合作关系，达到了一个博弈均衡点，而在这个均衡状态中，参与者谁先改变支付，谁就会得到利益。因此，在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兵团因粮道被秦国切断，在惊恐中第一个撤退，但它的损失应该是最小的，因为它没有遭到追击，而其他五国军队在跟着仓皇拔营回国时，就很可能遭到秦国的追击，事实也是如此，最后一个撤退的损失最大。合纵对抗盟约又一次瓦解。
但“合纵”和“连横”的真正关键是楚国。或者说齐秦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因为楚国是南方的一个大国强国，楚国是领土最广大、人力最雄厚的大国，秦国不敢轻视它，尤其恐惧楚国跟齐国联合。在当时的条件下，秦国还没有实力来战胜齐楚两国的联盟。而强大的秦国对其他六国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楚国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与齐歃血为盟，结成了“合纵”的局面。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因为生存的利害关系，促使了博弈双方的两个“囚徒”走上了“抵赖”的合作之路，而出现这种结果条件就是两者利益完全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齐楚两国在客观理性上的分析而能够通过协商来进行合作的结果。
但这种联盟很明显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秦国是齐楚的共同敌人，而在国家关系上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的，所以一旦敌人转化为朋友，“合纵”这个联盟也就霎时崩溃。而在此时，“连横”高手张仪横空出世，他正是深谙此道的博弈高手，正是他上演了一幕“一人打败楚国”的神话。为了瓦解齐楚“合纵”联盟，张仪入楚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六百里的地方为代价。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这里张仪运用的正是“囚徒困境”中的“坦白”利益条件，使楚国陷于“严格优势策略”的选择当中。
但这种严格优势策略的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囚徒之间的坦白只是从此以后两个人的私人关系的终结（当然不是绝对的），那么，国与国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进行合作了，齐楚“合纵”联盟瓦解。
这时，齐秦斗争趋于白热化。山东五国的“合纵”依然存在。公元前298年，齐、韩、魏、赵、中山五国联军攻入函谷关。秦国被迫退还韩、魏的一些地方，五国才退了兵。齐国成为关东各国的盟主。但这种同盟并不牢固，当利益条件再度改变时，山东五国的“合纵”也就不复存在了。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愍王为东帝，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拉拢齐国，破坏了关东的“合纵”联盟。
在战国这嘲合纵”和“连横”的历史博弈中，秦国成了最终的“警察”，而其他六国则相继沦为了“囚徒”，这六个“囚徒”在各自的历史舞台上都进行了“严格优势策略”的选择，然而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历史悲剧，正如博弈中“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不能逃脱惩罚一样。在历史的博弈中，国家眼前的利益和国家长远的利益永远是一个辩证的矛盾体，二者统一于国家的发展之中。当眼前利益跟长远利益一致时，它就促进国家的发展；当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悖时，就会阻碍国家的发展，甚至使国家走上灭亡。
“合纵”是六国的长存之道，也就是它们的长远利益。但它在当时是难以直接地显现出来；而“连横”是六国的暂存之道，但这种暂存之道却是不利于六国的长存之道，但这种利益是眼前可以看到的，而这种眼前利益正是博弈中的“严格优势策略”，能使国家暂时地很好生存，但这种生存不是长存。
博弈智慧
生存未必是硬道理。长存才是硬道理。由此看来，在“合纵”和“连横”这场历史的较量中，“连横”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囚徒”分担了罪名，“警察”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第32章 “囚徒困境”的思考（）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流传颇为广泛的故事，叫做“囚徒困境”。
话说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a和b，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都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审讯。
这个时候，聪明的警官找他们谈话，分别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偷盗罪确凿，所以可以判你们2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招了，他不招，那么你会作为证人无罪释放，他将被判10年徒刑；如果你招了，他也招了，你们都将被判5年有期徒刑；如果他招了，你不招，他无罪释放，你被判无期徒刑，终身囚禁；如果你们都不招，各判2年。”
一般读者可能会误认为，既然两个囚犯最好的结果是都不招供，两人都只被判2年，那么，两个囚犯都选择不招供就是这个博弈的最终结果。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囚徒困境”之所以称为“困境”正是因为这个博弈的最终结局恰恰是最坏的结果，即两个囚犯统统招供，结果都被判有期徒刑5年。
反过来说，这也是警官的聪明之处。警官采取的游戏规则必然会让两名囚犯坦白罪行，认罪服法。对一个博弈来说，游戏规则非常的重要，适宜的规则才能够达到目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莫不如此，规则制定者往往利用条件制定出有利于自身的规章制度。
读到这里，很多读者不禁会问，为什么两个人都选择了“招”，傻到接受这种最坏的结果呢？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说明一下，囚徒困境和其他的博弈一样，都需要有两个前提假设：囚徒a和b两人都是自利理性的个人，即只要给出两种可选的策略，每一方将总是选择其中对他更有利的那种策略；两人无法沟通，要在不知道对方所选结果的情况下，独自进行策略选择。
囚犯“思想搏斗过程”大致如下，囚犯a的内心活动是这样：假如他招了，我不招，我就要将牢底坐穿，招了最坏坐10年，还是招了合算；假如他不招，我也不招，只坐2年的牢（因无法串供，风险太大）；如果我招，他不招，马上被释放，也是招了合算。
因此，无论囚犯b是坦白还是沉默，囚犯a采取坦白的策略对自己更为有利。
同样，以上推理也适用于囚犯b。结果两个囚徒都坦白了，都被判刑5年。
囚徒困境之所以被称为“困境”，正是在于：如果a、b二人都保持沉默，则都只被判刑2年，显然比两人都坦白的结果要好。
两名囚犯都作出招供的选择，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都是最佳的，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按照博弈论的说法，这是唯一的纳什均衡点。
除了这个均衡点，a与b的任何一人单方面改变选择，他只会得到更加不经济的结果。而在其他的结果中，比如两人都不坦白的情况下，都有一人可以通过单方面改变选择，来减少自己的刑期。可是两人经过一番理性计算后，却选择了一个使自己陷入不利的结局。
其实“囚徒困境”不允许囚犯a和b进行沟通的假设，与实际生活中大部分情况的现实是有差异的。比如，在爱情博弈中，很多恋人会经常花前月下、彻夜厮守；在企业的价格战中，企业之间也会多有沟通，甚至结成价格联盟；即使是20世纪下半世纪的美苏军备竞赛中，两个超级大国也会经常进行外交交谈，及时交换信息。
因此不妨将条件放宽，允许囚犯a和b在审讯室里在一起呆上10分钟，给予他们充分的串供的机会。
很明显，双方交流的主旨就是建立攻守同盟，克服自利心理，甚至可能订立一个口头协议，要求双方都不去坦白。然后，双方再单独被提审。
我们不妨设想囚犯a的心理活动。他一定会认为，如果囚犯b遵守约定的话，则自己坦白就可获得自由；如果囚犯b告密的话，若自己不坦白就会被终生囚禁。事实上，囚犯a的策略并没有因为简单的沟通或协议而摆脱两难境地。对于囚犯b也是一样。
虽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人人都懂，而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囚徒困境的应用。“囚徒困境”被看成是博弈论的代表性案例，不仅因为其简单易懂，还在于它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
比如，恋人们在恋爱中的海誓山盟，最终还是分手；企业之间相互沟通合作结成战略关系时是信誓旦旦，但价格战仍然会爆发；美苏两国经常会晤，甚至签订核不扩散条约，但军费一年高过一年。
囚徒困境的游戏规则，能够让狡猾的罪犯招供，得到应有的惩罚，固然不是坏事。然而，我们不妨假设囚徒a和b完全都是清白的具有理性的大大的良民，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并不会因为他们的清白而改变。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审案存在对身体的残害，完全可能造成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冤案并不是什么稀少的事情。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囚徒困境模型动摇了传统社会学、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这是经济学的重大革命。
传统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传世经典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这样描述市场机制：“当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私利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最佳经济后果。”这就是说，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即自利会带来互利。
传统经济学秉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传统经济学认为：因此经济学不必担心人们参与竞争的动力，只需关注如何让每个求利者能够自由参与尽可能展开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只要市场机制公正，自然会增进社会福利。
但是囚徒困境的结果，恰恰表明个人理性不能通过市场导致社会福利的最优。每一个参与者可以相信市场所提供的一切条件，但无法确信其他参与者是否能与自己一样遵守市场规则。
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集体里，有可能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但对于整个集体来说其结果却不是理性的。比如大家所熟悉的股市，股市的参与人数虽然十分庞大，但实际上是只有多与空、机构与机构、散户与散户之间的双方“博弈”，有人将此称之为“零和游戏”。
股市“博弈”双方的多数也处在一种“囚徒困境”中。对于股市中博弈双方来说，当股市涨到最高点时，无论对散户，还是对机构来说，任何一方的最大利益在于“我卖，而你没卖，我获得最大盈利”，而对于双方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大家都不卖，把股市推向一个更高点位，大家都有更多利润空间”。但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市嘲无形之手”没起作用，却是“囚徒困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家讲因果报应，儒家讲究“财自道生，利缘义缺。从“囚徒困境”看来，如果一味地想算计别人，算来算去，最后却算计到自己头上来了。如果我们将“囚徒困境”故事中的无期徒刑改为死刑，那么“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摆脱“囚徒困境”呢？
博弈双方都付出代价，失去自己不愿失去的东西，但只有这样才能共存并且摆脱囚徒困境，这有如壮士断臂，不得不为，也乐得为之。
如果说“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是理想化的摆脱囚徒困境的策略，那么出卖“兄弟”以还得自己的平安，则是处于囚徒困境下本能的选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中这一本能都鲜明地体现着。
博弈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囚徒困境”都需要走出来或都需要解脱。如果所有的罪犯都走出了困境，那么将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社会将充满了犯罪和混乱。
第33章 旅行者困境（）
“旅行者困境”和“囚徒困境”一样，是博弈论中基本的模型，也是“非合作性博弈”的典型模式。简言之，这一模式代表了处于相同困境状态下，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几种选择，最后必将背叛其他人，作出最利于自己的选择的一种情况。
会下象棋的人都知道，每出一子的时候，你还要想到对方的对策，同时还要考虑之后两步、三步、四步为了赢棋，你不但要自己想出最佳的策略，还要考虑对方的想法。同样地，对方在出子时也会考虑你的想法，所以，你还得想到对方在揣测你的想法，对方当然也知道你想到了他在揣测你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博弈循环。
也就是说，人们在面对问题和一个个具体情境的时候，都不是盲动的、莽撞的、没头脑的，而是能够在选择策略的时候有明确的目标，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994年，考希克巴苏教授提出了旅行者困境这样一种非零和博弈的理论。
两位旅行者坐同一航班从同一个盛产精美手工艺品的旅游胜地返回。在机场提取行李时，发现旅行包内的手工艺品损坏了。两位乘客于是都向航空公司提出了索赔100美元的要求。
航空公司了解到这种手工艺品的价格在九十美元左右，但是不知道两位乘客购买时的具体价位是多少。于是，航空公司将两位乘客分开以避免两人合谋，分别让他们写下手工艺品的价值，其金额要不低于2美元，并且不高于100美元。同时还告诉两人：如果两个数字是一样的，那么会被认为是其真实价值，他们就能获得相应金额的赔偿。如果数字不一样，较小的会被认为是真实价值，而两人在获得这个金额的同时有相应的奖赏和惩罚：写下较小金额的会获得2美元额外的奖励，较大的会有2美元的惩罚。
就为了获得最大的赔偿而言，两个人最好的策略是都写100美元，这样两个人就都能够获得100美元的赔偿了。
但是，事实上是两个人都想得到比对方更多的赔偿，于是各自下工夫揣摩对方的想法。甲很“聪明”，他想：如果我少写1美元变成99美元，而乙会写100美元，这样加上2美元的奖励，我就能得到101美元。所以，他准备写99美元。
乙比甲还“聪明”，他想到甲可能会写99美元，那自己也不能吃亏，于是就准备写98美元。
没想到的是，甲考虑得更远一些，计算出乙要写98美元来坑自己，于是他准备写97美元
结果是，航空公司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博弈论的基本预设是：人都是理性的。在这个索赔案例中，两个人都“彻底理性”，和“聪明绝顶”，都能看透十几步甚至几十步上百步，那么上面那样“精明比赛”的结果，最后落到每个人都只写一两元的地步。
这个案例警示人们：一方面，它启示人们在为私利考虑的时候不要太“精明”，告诫人们精明不等于高明，太精明往往会坏事；另一方面，它对理性行为假设的适用性提出了警告。
以上面的案例来说，博弈论认为，如果两个人是理性人，那么他们会都写2美元，这个结果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然而，事实上，大多数测试者都会选择100美元，或者接近100美元。他们也清楚自己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个情况，而选择了非理性的结果。并且，旅行者们会因为在博弈中严重偏离纳什均衡而获得比理性行为高很多的收益。这个困境让人们对理性行为假设的适用性产生了怀疑。
生活中，“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例很多。
有一位老大爷因车祸住院，他想借此机会敲诈肇事司机，于是就在医院开了许多与车祸创伤无关的营养药品，花了许多不该花的钱。他认为这些钱都应该由肇事司机出。结果交通队查明了事故原因，老大爷承担60％的责任，也就是说，他花得越多，自己承担得也越多。得知这个消息后，老大爷一脸的沮丧：“早知道是这样，我不开这营养药啊，医院的药这么贵！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博弈智慧
博弈是一种策略的相互依存状况，你的选择将会得到什么结果，取决于另一个或者另一群有目的的行动者的选择。“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涉及自己私利时不要太精明，否则往往吃亏的都是自己。
第34章 保护主义与机会主义（）
保护主义指的是，政府通过限制进口，提高关税，试图增加本国的出口；而自由主义指的是，政府尽量不干涉进出口，比如，把进口关税定得很低等。短期来说，保护主义对本国有利，但从长期来看，如果每个国家都采取贸易自由主义，对所有国家的整体利益是有益的。下面我们对国家在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应该怎么选择进行分析。
现在，我们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双方都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一种是取消进出口贸易限制，向贸易自由化方向转变；另一种是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同时，还假设两国的决策者不存在信息约束，他们能清楚知道本国制定了相关政策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收益。
如果a、b两国都选择贸易自由，则各获得10个单位的效益，如果两国均选择贸易保护，则各减少5个单位的效益。如果a国对b国门户洞开，b国却对a国封锁门户，则b国获益20个单位，而a国受损10个单位，反之亦然。显然，这样的政策决策过程与“囚徒困境”完全一致。虽然图左上方的数值（10，10）要比（…5，…5）的结果好得多，但从一个两国同时决策的博弈来看，各国为了使自己的决策最优，最终都会选择保护。
在给定b国选择贸易自由政策的情况下，a国选择自由贸易获益为10，选择保护贸易获益为20，显然a国会选择保护；给定b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情况下，a国选择自由贸易受损为10，选择保护贸易受损为5，显然a国仍会选择保护。同样的道理，不管a国做出怎样的选择，b国的最佳选择也是保护贸易。也就是说，只有图右下方的策略组合（保护，保护）才是唯一的均衡解。
所以，在每一个国家都能充分自由地选择本国贸易政策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是不可能被某一国家单独执行的，这也是单边的贸易自由化在现实中寸步难行的原因。上述模型是一个高度简化的两国模型，现实中贸易国数目远远多于两个，但每个国家在进行贸易政策选择时的出发点与我们上述模型中的假设并无二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很多国家都陷入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各国都希望别国施行贸易的自由化政策，那么自己就可以通过贸易保护策略，加大出口，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二战前夕，世界各国都“以邻为壑”，企图通过向国外倾销产品，拉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战之后，各国都意识到，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对每个国家都不利，所以各国都试图通过成立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建立wto等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2008年经历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后，一个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变形政策出现了：国家“投机主义”。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其经济刺激政策却面临着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的陷阱。例如，如果a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推动了本国人从b国进口商品，那么a国的计划实际上刺激的是b国经济，因为它解决的是b国的就业问题。
另外，经济刺激计划本身需要政府付出巨额的财政赤字作为成本。因此，各国政府都希望别国能推出更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便自己从中分一杯羹。这种寄希望于从别人碗里捞肉的行为，不妨称其为“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行为作祟的情况下，为避免“他人作嫁”，各国在经济刺激计划上有两个选择：要么减少计划的刺激额度，要么加入防止被他国攫取好处的贸易保护条款。
然而，二战前各国“以邻为壑”造成的惨痛教训使得“抵制保护主义”的国际舆论贯穿这场危机的整个“行程”。200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将一条带有明显“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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