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命-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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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还暗中联合两名“落难”的职工一起告状。最终，这两名职工被反诉吃了官司，其中一名职工被缓刑两年执行。这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这天一大早，他无翻阅报纸，见张大勇大斗林业局，他兴奋异常，认为通过媒体曝光也是一种“报仇雪恨”的方式。

　　　　于是，他到处找寻张大勇的电话，却发现对方前几年留下的电话早已作废。他知道张大勇在大明山村开有养殖场，吃过早餐后，他准备了相关材料便出门了。行走到县城中学路口那儿并准备在此处搭乘“三马仔”前往大明山村时，却惊喜地发现张大勇开着车子从他面前经过。

　　　　张大勇说：“刚搞完这事，人家记者不一定肯下来了。”

　　　　苏轼夫说：“你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下来，至于费用，我出！”

　　　　张大勇说：“记者才不稀罕你那点钱。”

　　　　苏轼夫说：“你怎么知道？”

第110章　关卡莫名设村口　一语点醒梦中人（2）（shukeba）　
见苏轼夫如此俗不可耐，张大勇从心里根本就瞧不起他。多年前，他就跟苏轼夫有来往，交情也不浅。自从苏轼夫开了饲料店发财后，张大勇就没再跟他往来。这家伙有了点钱后，只要跟别人说话，总是粗声粗气的，似乎他的钱比澳门赌王何先生的还多。他暗中指挥两名职工，他们联合告林业局领导时，他就放出话来说：“我天不怕地不怕，谁惹了我，我就把重要的证据抖出来，让大家都不好过。”事实也证明，林业局领导最终仅反诉那两名职工，称他们滥用职权虚开木材指标。最终，两名职工有了牢狱之灾。而对他，林业局领导始终未进行反诉。有人认为，林业局领导之所以投鼠忌器，估计有什么把柄落到他的手上。

　　　　张大勇说：“你的钱可能买不了记者手上的那支只有一元钱的水性笔。”

　　　　苏轼夫一怔，说：“那也是。哎，你整那件事多少也得花些钱吧？我听说现时的记者，没有钱请不动的。你告诉我一个基本的价格，我就知道自己该如何准备了。”

　　　　张大勇不耐烦地说：“哎老哥子，你耳朵是不是有毛病，刚才我说的话你真的没有听清？”

　　　　苏轼夫半信半疑道：“既然这样，劳驾你请他们下来，我要所有的材料交给他们。要痛打落水狗！这回要整这些人，就得乘胜追击，不能让他们有喘气的机会。据我从内部获得的消息，你整这事后，林业局有些人高兴，都希望记者继续追踪下去。我听说林业局领导放出话来说，张大勇算个球，你不给他们面子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没过几天，什么事情也就没有发生过。记者曝光又能怎么样？哼，蜉蚁撼树，不自量力。像张大勇这样的角色，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你惹毛了他们，他们也不会让你好过。”

　　　　张大勇知道苏轼夫在用激将法，但他的话语里所透露出来的讯息此前张大勇早已知道——韦老板打电话骂他的时候，已有这个意思夹杂其间。他知道这话肯定是从福来那儿传来的，福来所得到的话，无非也是从林业局一些干部职工那儿捡来的。此时的苏轼夫，尽管不停地痛陈林业局领导的种种不是，说到激动处时，他还用力拍打着车门，大有要去找他们算账的架势。但是，张大勇怎么看，都认为对方是在表演——不停地刺激他之后，让他再把记者请到县城来，采访他手上的举报材料。

　　　　苏轼夫见张大勇毫无动心，便又说：“这样吧，你既然不方便出面请那些记者，那你就把他们的电话给我，让我跟他们联系。”

　　　　张大勇为难了：“游街事件”搞成这样子，已被那些人骂得狗血淋头，说他出尔反尔了。如今再让苏轼夫接着乱搞一通，他们更加怀疑是他搞的鬼了。若不把电话告诉苏轼夫，这家伙肯定没完没了纠缠下去。此前，张大勇也从其他渠道了解到苏轼夫在林业公司任职时，确实被领导整得人不人鬼不鬼，但他也相信苏轼夫绝对不会像其所说的那样干净。仅从林业局领导不反诉他一事就可以看得出，苏轼夫任职期间可能也与那些领导有过什么不正当的利益分成。只因后来由于分赃不均，他们之间才分道扬镳，反目为仇。

　　　　不管怎样，作为和他站在同一道战线上的阶级兄弟，张大勇也颇为同情苏轼夫的遭遇。张大勇说：“这样吧，你这材料先留着，过段时间我再想想办法帮你。”

　　　　苏轼夫感激地说：“他们都说你很仗义，乐于助人，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2。

　　　　正如外界传言的那样，蓝同华、覃圣敏等人没有被处理，相反他们还把检查站设到进入大明山村的路口那儿。凡是从村子里或其他方向经过的货车，他们都要进行例行检查。遇到非法贩运肉蛙之类的车辆，他们还扣押下来，并找出各种理由进行处罚。

　　　　张大勇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林业局如此设卡，明摆着就是向他挑战：怎么样，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媒体曝光我们的事情，我们当记者是在放屁。现在的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还专门针对你们的养殖场设了一个关卡。

　　　　最让张大勇难受的是，每次进出那个关卡，蓝同华、覃圣敏就热情跟他打招呼，好像此前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疙疙瘩瘩的事情一样。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哼，张大勇你算什么东西，想把我们整死可没那么容易。你既然搞不死我们，那你就等着我们怎么整你吧！

　　　　这一招确实狠，张大勇的客户每次遭到查扣时，就向他抱怨，认为他没有跟执法人员搞好关系，耽搁他们的时间。尽管客户的车子被查扣之后，经再三检查没有发现异样，执法员也会予以放行，可天长时久，客户就有想法了，改与其他养殖户做生意了。此时，其他养殖户也大打价格战，与张大勇争抢客源。一时之间，他四面楚歌。

　　　　而房姻莲整天也是提心吊胆，郁郁不乐，老是埋怨张大勇当初逞一时之勇带来连锁反应。房姻莲说：“你这哥们义气把我们一家害惨了。”

　　　　得知张大勇遇到如此困境，张曼玉打来电话安慰他，问他有什么帮助尽管开口。记者报道“游街事件”后的第三天，她找到蒙世杰、方副局长二人，要他们赔偿损失，但他们总是找借口推脱。反复如此后，她只好回市里了。她建议张大勇在桃源市郊区另找一个地方重新建立养殖场，这样一来，就不再受那些人的鸟气了。她说：“你已在市里开了一个田鸡王店，下一步的发展趋势理应立足于市里。”

　　　　张大勇此前也有这样的想法，正因为有此想法，他才把田鸡店开到市里。如果那些人不让他有活路，他也只有远走他乡了。他认为目前仍未走到那一步。他相信守得云开见明月，他就不相信这世道没有光明。正必压邪；多行不义必自毙。蓝同华等人终有一天会受到法律的惩处的。朗朗乾坤，不可能让邪恶永远霸道下去。

　　　　张大勇给县纪委书记李志诚打了一个电话，了解到相关情况。原来，蓝同华、覃圣敏等人收受的红包数额并不巨大，每人也就两三千元，达不到处罚的数额；事发后，他们已主动上交，并说明情况，所以相关部门便从轻处理，严重警告处分或记大过，但职务等仍予以保留。而张大勇从一个律师朋友那儿得知，像政府官员这样的索贿行为，可视情节轻重做出严肃处理，绝对不会再让他们进行行政执法了。律师朋友还说，这样从轻处理违法干部，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利用法律上的空白违规操作。

　　　　更让张大勇气愤的是，养殖场的供电也不正常了。肉蛙靠的是恒温控制，如果停电时间过长，它们就会受冻死掉。好在请人设计繁殖室时，他特意要求添加了柴火加温系统。停电时间一过长，他就请工人用柴火加温。他跟供电局联系时，供电局解释说，输往你们村方向的那些早年架设现在已经老化的线路出现一些问题了，我们正在排查。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得更换线路。

　　　　养殖场所使用的线路，是与其他村庄的供电线路是有所区别的。换之言，养殖场的供电线路是专用的，直接从县城变电所拉接过来。建立养殖场之初，当时的县委书记俞中书得知他与村民共用一条线路，便指示供电局给他解决专用线路问题。几年以来，专线一直未出现过停电影响生产的事情。自从“游街事件”发生后，供电就不正常了。供电局给他的解释他认为很勉强，这条专用线才安装几年，不可能这么快就老化了。上一次他帮村民申诉的事，得罪了供电局，听说前段时间他到桃源江都市报反映问题时，曾有记者打电话给供电局，尽管后来没见记者报道此事，但张大勇事后听说，局长宁无吾对此一直很有看法。现在，他在“弄臭”林业局，几家媒体同时报道草圣敏等人索贿的事，供电局岂能放过他——听说宁无吾跟林业局副局长方某人是亲戚关系，只要方某人暗示宁无吾，联合整他那简直易如反掌。

　　　　这种猜测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有一天，张大勇突然接到苏轼夫的电话，说宁无吾经常到林业局办公室，与林业局领导商量着什么。之后，内部人员就透露出消息说，他们在密谋着给养殖场“限电”了。当然，苏轼夫还给张大勇透露一个惊天的内幕：宁无吾经常与蓝、覃二人到李茂财开设的赌场上去玩嘢。苏轼夫希望张大勇赶紧给省城的几家媒体报料，请记者来暗访赌场，让这些干部职工没了饭碗。

　　　　张大勇抱着与人为善的心态说：“我不会再找记者来了。记者是给带来了麻烦。就是因为记者的文章，他们才拼命打击报复我。”

　　　　苏轼夫说：“你不搞死他们，他们就搞死你！”

　　　　之后不久，县计生局也来到养殖场，要求张大勇交纳社会抚养费。张大勇说，罚款不是交过了吗，干吗还要交钱？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计生局的人说，你上次交的钱是按旧的标准征收、2003年全国计生条例升格为法律后，我们还得按新标准执行。没错，当年的标准你仅需交几千元就可以了，但套用新的标准，你尚差几千元。

　　　　几千元对于张大勇来说，根本也就算不了什么，原先他也就想要一个孩子而已，可父母早晚在他耳边唉声叹气，看他们的样子，他没一男半女他们是死不瞑目的。没有办法，他们只违法生育了。早几年，他认真受罚，没有怨言。当时他对他们开具的罚款发票颇有异议，认为他们可能私吞罚款，便到处告状，要求他们开具正式发票。也就从那时起，计生局就跟他结怨了。

　　　　张大勇认为计生局此举简直是无理取闹。如果全国各地都以新标准来处罚，以前被处罚过的人恐怕早已造反了。显然，计生局的“秋后算账”绝对是有目的的。只是让他不解的是，他们偏偏是在“游街事件”发生后来找他要钱，就如同那些检查站不早不晚设立在村路口那儿一样令人起疑。

　　　　此时，张大勇才想了起来，县城就那么大，官员与官员之间本来就认识，各个部门与各个单位之间常有往来，亲戚朋友也掺杂在其间。只要触动某一方利益，另一方也就会有所反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张大勇异常郁闷，看来只有像张曼玉所说的那样——只有搬迁养殖场所，才能摆脱他们的魔影。这搬迁工程太浩大了，非他所愿。

　　　　此时，养殖证也到了年审的时候了。房姻莲拿着养殖证前往县办证大厅时，也莫名遭到了拒绝。办证员对房姻莲说，去年国家有规定，凡是超生的个体户，一律不得年审营业执照。房姻莲据理力争说：“这个政策我知道，是国家十几个部委联合下文的，专门针对富人、明星、老板等超生的。不用怀疑，我们十分支持国家政策，可据我所知，这政策是对个体老板在年审工商营业执照而言，并没有具体针对养殖证，你们不能一棒子打死一群人。”办证员说：“如果工商部门卡住你们的营业执照，你们的养殖场还不关门大吉？”房姻莲说：“你们这样卡住不让我们年审养殖证，还不等于卡住我们的脖子。”办证员说：“这个我们就管不了了。”

　　　　这让张大勇颇为不解，也有一些养殖户超生了，但是他们在年审养殖证时却顺利过关了。两相比较，他就知道林业局想干什么了。他来到办证大厅，要求给个说法，办证员说：“我们确实给一两个超生的养殖户年审了养殖证，但他们的情况与你的不相同。这些养殖户的养殖规模远远不如你的。”张大勇气愤地说：“养殖规模就算不如我的，那他们也是个体户呀，也办有营业执照，他们能年审为何我就不能年审？你们这都是什么道理呀。”办证员被质问得哑口无声，最后她支吾地说：“我只是个办事员，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只管去问领导，问计生局。”

　　　　张大勇知道，就算他去质问林业局，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一句话，问了也是白问。事实也证明，当张大勇去找蓝同华时，蓝一直躲着不见，打他电话，刚说上两句话他就说在忙回头再给你电话，最终他也没有回复；再打他电话，他居然关机了，或采取了小秘书服务。张大勇再去找局领导，也没有结果。追问多次时，他们答复说：“这事你还得去计生局了解，我们是执行计生局的政策的。”

　　　　计生局给出的答复却是：“林业局所套用的政策没有错，完全是依政策而为；别说你的养殖证年审不了，到了年审工商营业执照时，你也过不了关。我们在执行国家政策”离开时，他遇到了福来。福来冷嘲热讽说：“很多市、县都没有执行新政策，但我们县已经把新政策吃透了，你就不要怪他们活学活用了。谁叫你撞到枪口上了。”张大勇说：“执行政策我没有反对，但你们总得一视同仁吧。”福来说：“我又不是领导，怎么会知道？政策又不是我们制订的，是国家十几个部委部门联合国家计生委出台的。你要是不满，可以到北京去找国家计生委。”

　　　　福来在单位里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工，但张大勇分明听得出来，计生局似乎要以此政策打击他。张大勇知道，自“肉蛙事件”发生后，福来就骂他忘恩负义。福来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从那厚厚的镜片背后，张大勇看到一双幸灾乐祸的眼睛。

第111章　关卡莫名设村口　一语点醒梦中人（3）（shukeba）　
3。

　　　　各个部门这样为难张大勇，让他生发出无限的感慨与忧伤：“如此说来，我真的被迫搬迁养殖场了？为了迎合他们，我不得不向他们求和了？逢年过节什么的，我都得送礼？”

　　　　郁闷之余，他来到大明山上的一座房子。房子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靠种植茶叶、八角、果树为生。这对夫妇是他的朋友，有空的时候，他就来看望他们。他们原是国营大明山茶场的职工，是饱读经书的智者，常在工作之余泼墨挥毫，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被人称为画家夫妇。

　　　　有一年，有一新加坡记者到山里来寻找野趣，偶然发现他们沉醉在书画之中，且被他们的作品吸引了，便静静站在旁边看着他们作画。事后，这老外还索取一幅作品，回国后还写了文章介绍这对画家夫妻。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境外媒体报道他们的作品和事迹后，惊动了省文联，文联领导亲自来到茶场，要把他们调到省城。他们却留恋这一山一水，留恋这几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因此拒绝了领导的爱才之心。

　　　　省文联领导亲临茶场时，着实也把县文联弄得一愣一愣的。在这个山林深处，居然藏着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作为主管部门，他们孤陋寡闻，也太怠慢人才了，着实丢脸呐。省文联的人离开不久，县文联也再三进山请他们到文联去任职，做个专业的画家。他们也拒绝了。茶场领导知道这对夫妻有水平，也有意安排他们到县城的茶场总部上班，做个办公室之类的文员兼搞墙报之类的活儿，他们死活也不愿意下山。

　　　　这样的痴人，在当时颇为让人不解，甚至有人说他们清高，寄山水于心间是不能当饭吃的。茶场这小地方，说倒闭就倒闭，到时连工资也发不出。若到了省城或到了县城，你们就算拿不到工资死也足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瘦死在深山里，一点儿也不风光。他们只是笑笑，未作任何回应。

　　　　日子就这样清清悠悠地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世事发生巨变。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茶场生产的茶叶不仅走销国内市场，还远销国外，茶叶供不应求。在山上采摘茶叶的日子虽说过得很艰苦，可每天在露水中凝视着升空的旭日，工作之余再把玩琴棋书画，累了再泡了一壶茶水慢慢品茗，他们的生活倒也过得很快意。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茶场就破产了。山民种植的茶叶不再走销市场了，职工见无工资可发，便也下海的下海，自己种植茶叶的种植茶叶，下山的下山，另觅去处的也另觅去处。奇怪的是，他们依旧留守茶场，不离不弃。茶场的房子年久失修，倒的倒，塌的塌，渐渐也就没了往日的热闹景象，冷冷清清，毫无生息。

　　　　他们所住的房子也已破旧，但倒也没有到了不能住人的地步。很多人都劝他们下山，别再守着这荒凉之处。他们摇摇头，不知道他们留守什么。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们一直在等着他们的儿子回来。

　　　　有一年，他们带着四岁的儿子小树到县城玩，要给他买书买玩具。到了新华书店时，他们被琳琅满目的书籍吸引住了，便仔细翻阅起来，一时间竟也忘记看住小树，他从书店内溜到街上去玩了。发现小树不见的时候，他们赶紧冲到街道上。附近看守单车的师傅说，有一个中年妇女见小树一个人在街上玩，便用一颗糖诱骗了他，把他抱走了。也有人证实，那妇女就是个“拐带婆”，经常在县城拐卖小孩。他们报了警，并发动亲戚朋友寻找儿子，最终也没能把他找回来。

　　　　小树对茶场大门口那棵大树很有感情，经常一人跑到那儿去玩，还对他们说，他要吃很多很多的饭菜就会比这棵树长得还要高。小树被拐走后，这二十八年来，他们几乎哭瞎了眼睛。他们始终抱有期望，相信终有一天，他会回到茶场，会站在这棵大树下朝他们笑笑，说他长高了。他们没有下山，也没有离开茶场，天天待在山上作画度日，最终的目的也只有一个：等着儿子回来。

　　　　张大勇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他们。那一次，他带着一个客户到山上来玩，遇上天下大雨，见破烂的茶场尚有一处房子可以躲雨，他便与客户跑到屋檐下避雨。正在屋里画画的这对夫妇看见他们便起身开门把他们迎了进来，请他们喝茶。

　　　　也就从那时起，张大勇才知道这山上还有这样的智者，这样的画家。几个客户中也有人懂得画画，且懂得这些画的价值，见了这对夫妇的画，他们不禁惊呆了：这些画一出手，保证价值不菲，少说也能卖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城里所谓的画家，根本就不算得什么，整日被喧嚣的俗世所左右，经常被名利所俘虏，苦苦追求一夜成名，苦苦追求书画作品无价，心间自然也就无一片宁静的净土。而这对夫妇却不同，他们无心于功名利禄，也无心于尘世的纷争困扰，只是醉心于书画。那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就是他们的心血结晶。

　　　　最让张大勇至今仍然难以忘却的是他们说过的一句话，“风起了，雨下了，树叶没有骨气地翻飞”。当时，他对他们保证说：“我经常在外地奔跑来回做生意，接触很多人，会留心帮你们寻找小树的。”他们只是默默地叹气。

　　　　在他们看来，这辈子没有希望找回来儿子了。二十多年过去了，儿子要是回来早就回来了，茶场大门的围墙早已成了断墙残垣，而那棵大树也渐渐老去，只剩下斑驳的皱纹与伤痕，还有那光秃秃的树桠。狂风吹来，大树总是摇摇晃晃的，像要被连根拔而起一样。大树下面的一条小溪仍旧叮咚地流淌着，似乎不知道岁月的流逝。他们日渐憔悴，形容枯萎。

　　　　尽管如此，他们的双眼终究透射着睿智的光芒。智者就是智者，满头白发与清瘦的躯体，让他们显现出仙风道骨的神韵，让人不禁想起影视片中那些得道的高僧——高僧穿着八卦衣服，白发飘飘，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不是那些得道高僧，也不是深山密林处某个寺庙里的道士，他们活在尘世烟火之中，为纷杂的生活而操劳，为心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而苦恼。

　　　　现在，张大勇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来找这对夫妇。自从那一次偶然认识他们之后，他就极少到茶场来。此时，他站在房子前朝前眺望，苍翠的树木、千年的巨石、飞流而下的瀑布，一一迎入眼帘。美不胜收的山山水水对他来说，一点儿也不新奇。

　　　　以山为生的山民，对于这些古树、山石、溪泉、花草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怪。对于城里人来说，这地方就是旅游、度假揽胜之处。每到周末或节假日，经常见到背着行李的游客出现在山间的小路上。

　　　　此外，此地也成为电影或电视剧的取景处。前不久，就有一支摄制组来过。事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