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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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则三家与毛义大异。毛、郑之义，谓商、鲁所以列于颂者，以其得用天子礼乐；今文家则谓诗之终以三颂，亦春秋“王鲁新周故宋”之意，乃通三统之义也。又鲁颂，小序以为季孙行父作，三家以为奚斯作。商颂，小序以为戴公时正考父得之于周太师，三家即以为正考父之作。

　　　　诗本止风雅颂三体，而小序增出赋、比、兴，谓之六义。按此盖以附会周礼太师六诗之文，然实无赋、比、兴三种诗可指。故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赋、比、兴？郑答谓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可摘别。”（正义引）“郑意谓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也。”正义说。因此故，乃又谓七月一诗，备有风雅颂三体，以牵合周礼龠章豳诗、豳雅、豳颂之文。按：赋者，叙事；比者，寄意于物；兴者，触物而动；（譬如实写美人为赋，辞言花而意实指美女为比，因桃花而思及人面，则为兴矣）作诗原有此三法。然谓此作诗之三法，可与诗之三种体制，平列而称六义，则终属勉强；一诗而兼三体，尤不可通矣。窃谓周礼之六诗与诗之风雅颂；其豳诗、豳雅、豳颂与诗之豳风，自系两事，不必牵合。郑君学未尝不博，立说亦自有精到处，然此等牵合今古、勉强附会处，则实不可从也。又今文家以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为四始（见史记盖鲁诗说），乃以其为风及大小雅颂之首篇；而小序乃即以风、大小雅、颂为四始，亦殊不可解。

　　　　治诗之法，凡有数种：（一）以诗作史读者。此当横考列国之风俗，纵考当时之政治。汉书地理志末卷及郑诗谱，最为可贵。按汉志此节本刘歆。歆及父向，皆治鲁诗。班氏世治齐诗。郑玄初治韩诗。今汉志与郑谱述列国风俗，大同小异，盖三家同有之义，至可信据也。何诗当何王时，三家与毛、郑颇有异说，亦宜博考。以诗证古史，自系治史一法。然诗本歌谣，托诸比、兴，与质言其事者有异。后儒立说，面面皆可附会，故用之须极矜慎。近人好据诗言古史者甚多，其弊也。于诗之本文，片言只字，皆深信不疑，几即视为纪事之史，不复以为文辞；而于某诗作于何时，系因何事，则又往往偏据毛、郑，甚者凭臆为说，其法实未尽善也。（二）以为博物之学而治之者。论语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此当精研疏注，博考子部有关动植物诸书。（三）用以证小学者。又分训诂及音韵两端。毛传与尔雅，训诂多合，实为吾国最古之训诂书。最初言古韵者，本自诗人；今日言古韵，可据之书，固犹莫如诗也。（四）以为文学而研究之者。当先读疏注，明其字句。次考诗义，观诗人发愤之由（司马迁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由作），及其作诗之法。诗本文学，经学家专以义理说之，诚或不免迂腐。然诗之作者，距今几三千年；作诗之意，断非吾挤臆测可得。通其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者，是为善读书。若如今人所云：“月出皎兮，明明是一首情诗”之类，羌无证据，而言之断然，甚非疑事无质之义也。

　　　　王制述天子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何君言采诗之义曰：（公羊宣十五年注）“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其重之也如此。夫人生在世，孰能无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社会之中，束缚重重，岂有言论自由之地？斯义也，穆勒群己权界论严复译。言之详矣。故往往公然表白之言，初非其人之真意；而其真意，转托诸谣咏之间。古代之重诗也以此。夫如是，诗安得有质言其事者？而亦安可据字句测度，即自谓能得作诗之义邪？汉书艺文志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此乃古学家攻击三家之辞，其端已肇于班固时。其后乃采取古书，附会诗义，而别制今之诗序。谓三家皆不知诗之本义，而古学家独能得之也。其实诗无本义。太师采诗而为乐，则只有太师采之之意；孔子删诗而为经，则只有孔子取之之意耳。犹今北京大学，编辑歌谣，岂得谓编辑之人，即知作此歌谣者之意邪？三家于诗，间有一二，能指出其作之之人，及其本事者（如疲�苢柏舟之类），此必确有所据。此外则皆付阙如。盖诗固只有诵义也。以只有诵义故，亦无所谓断章取义。我以何义诵之，即为何义耳。今日以此意诵之，明日又以彼义诵之，无所不可也。以为我诵之之意，则任举何义皆通；必凿指为诗人本义，则任举何义皆窒。诗义之葛藤，实自凿求其本义始也。

　　　　治诗切要之书，今约举如下：

　　　　毛诗注疏今所传十三经注疏，乃宋人所集刻。其中易书诗三礼左谷，皆唐人疏。疏公羊之徐彦，时代难确考，亦必在唐以前。论语孝经尔雅，皆宋邢昺疏，亦多以旧疏为本。唯孟子疏题宋孙姡В�实为邵武士人伪托，见朱子语录。其疏极浅陋，无可取耳。唐人所修正义，诚不能尽满人意；然实多用旧疏，为隋以前经说之统汇，仍不可不细读也。特于此发其凡，以后论治诸经当读之书，即不再举注疏。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宋人说诗之书甚多，读之不可遍。此书多驳宋人之说，读之可以知其大略。

　　　　马瑞辰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上两书为毛、郑之学。

　　　　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魏源诗古微以上两书为三家之学。魏书驳毛、郑，有极警快处；其立说亦有不可据处。魏氏之学，通而不精也。辑三家诗者，始于宋之王应麟，仅得一小册。陈氏此书，乃十倍之而不止。清儒辑逸之精，诚足令前人俯首矣。

　　　　三家之中，齐诗牵涉纬说。如欲明之，可观迮鹤寿齐诗翼奉学，及陈乔枞诗纬集证两书。意在以诗作史读者，于诗之地理，亦须考究，可看朱右曾诗地理征。意在研究博物者，毛传郑笺而外，以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最古，与尔雅毛传，可相参证也。

第11章　经子解题（4）（）　
二、书

　　　　尚书真伪，最为纷纠。他经唯经说有聚讼，经文同异，止于文字；尚书则经文亦有真伪之分。按伏生传书，二十八篇，今文家以为无阙。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谓“以尚书为备”也。然汉志称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欧阳经三十一卷（此“三十一”，汲古阁本作二十二，武英殿本作三十二。按志下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则殿本三十字是，而二当作一）。陈寿祺谓今文书亦有序（左海经辨）。序说多与今文不合，说颇难信。王引之谓加后得泰誓（经义述闻）。说较近之（大小夏侯合为一，欧阳析为三）；唯以泰誓为伏生所固有，则未必然耳。古文家谓书本有百篇，鲁共王坏孔子宅得之。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献之；遭巫蛊之事，未立于学官。汉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除二十九篇与今文经同外，逸十六篇为十六卷，又一卷盖序也。后汉书儒林传：杜林传古文尚书，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盖即此本。然逸十六篇，绝无师说，马、郑亦未尝为之作注也。迨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乃献所谓孔安国传者。其书凡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其三十三篇与郑同，二十五篇，又多于郑。今按伏生所传者：尧典一（合今舜典，而无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二（合今本益稷），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盘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勘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范十一，金縢十二，大诰十三，康诰十四，酒诰十五，梓材十六，召诰十七，洛诰十八，多士十九，无逸二十，君姡Ф�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顾命二十四（合今本康王之诰），费誓二十五，吕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泰誓二十八，加后得泰誓则二十九。郑分盘庚为三，析康王之诰于顾命，又分泰誓为三，得多五篇，为三十四。所谓逸十六篇者，其目见于正义。郑又分其九共为九篇，则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族獒二十三，合命二十四，共为五十八篇。晚出孔书，于二十九篇内无泰誓，而析尧典之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之下半为益稷，盘庚分三篇，凡三十三。其多出之二十五篇，则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合命二十五，合之三十三篇，共五十八。后又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即今通行之尚书矣。（郑之逸十六篇，为此本所无）孔书与郑异，而序则同。（正义：“马、郑之徒，百篇之序，总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亡篇之序即随其次，居见存者之间。”）按汉时伪造尚书者，尚有张霸之百两篇。儒林传谓其采左氏传及书叙，则书叙亦张霸所有矣。予按东晋晚出之伪书，既已不雠；张霸百两篇之伪，当时即破；即博士所读后得泰誓，亦伪迹显然。马融疑之，极为有见；（见今泰誓及左襄三十一年疏）然则博士以二十八篇为备，说盖不诬。安有所谓百篇之书，更安有所谓百篇之序？然则逸十六篇，盖亦难信。郑玄、马融、王肃之徒，乃并以书序为孔子作，（见正义）岂不谬哉？然其说亦有所本。按璇玑钤谓“孔子求得黄帝玄孙渧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此盖张霸之伪所由托，而亦古文家百篇之说所由防。纬说荒怪，诚难尽凭。然谓孔子删书，只取二十八篇，则其说可信；谓尚书一类之书，传于后代者，必只二十八篇，则未必然。何者？逸书散见古书者甚多（尹吉见礼记缁衣；高宗见坊记；夏训见左襄四年；伯禽康诰见定四年；相年见墨子尚同；禹誓见兼爱明鬼；武观官刑见非乐；大战掩诰见尚书大传；大戊见史记殷本纪；丰刑见汉书律历志。又书序所有之九共帝告说命泰誓嘉禾臩命六篇，亦见大传。详见新学伪经考），岂能尽指为伪物？史记谓古者诗三千余篇，说者亦多疑之。然今佚诗散见群书者亦甚多；谓孔子删诗为三百五篇则可，谓诗止三百五篇，亦未必然也。盖孔门所传之诗书为一物，固有之诗书，又为一物。孔子所删，七十子后学奉为定本者，诗止三百五篇，书只二十八篇；原有之诗书，则固不止此。抑此三百五篇、二十八篇者，不过孔子删订时所取之数，固未必无所取义；然必谓在此外者，即与此三百五篇、二十八篇，大相悬殊，亦属决无之理。故删订时虽已刊落，讲论之际，仍末尝不诵说及之。门人弟子乃各著所闻于传，此今古籍中佚诗、佚书之所以多也。然则所谓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中侯者，得毋二十八篇之外，又有数十百篇，虽不及二十八篇之美善，而亦胜于其余之三千余篇，故孔子于删订二十八篇之后，又特表异之于其余诸篇邪？必因此谓书有百篇，而訾博士所传为不备，则过矣；然并谓其不足齿于传说所引之逸书，则亦未是。经与传之相去，本不甚远。后得泰誓，诚不能遽比之于经，固不妨附益于传。此其所以伪迹虽显，而博士仍附之于经以为教，非真识不如马融也。东晋晚出之古文书，虽属伪造，亦多有古书为据。逸十六篇，未知是否此类；抑或真为古之逸书，要其亡佚，则固可惜矣。

　　　　东晋晚出之伪孔传，唐孔颖达作正义，原有疑词。然此后迄无人提及。宋吴棫作书稗传，乃始疑之。朱子语录，于此书亦尝致疑。明梅�｜作尚书考异，乃明斥其伪；然所论证，尚不甚确。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一一从客观方面加以证明，而此书之伪乃定；然尚未得其主名。迨丁晏作尚书余论，乃证明其为王肃所造焉。初学欲明此一重公案者，宜读阎、丁两家之书。（一）为用考证方法攻击伪书，言之成理最早之作。（二）则累经考究后之定论也。此书虽属伪造，亦多有古书为据，为之一一抉其出处者，则为惠栋之古文尚书考。

　　　　晚书之伪既明，考索汉儒书说之事斯起。其中搜辑旧说，为之作疏者，凡有两种：（一）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是也。江书早出，搜采未全；孙书较备。其时今、古文之派别，尚未大明。误以司马迁为古文，实为巨谬。然其搜辑颇备；学者于今、古文派别，自能分明，作材料看可也。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左袒古学，立说颇偏。王鸣盛尚书后案，则专为郑氏一家之学。然二书钩校搜采，俱颇详密，亦可参稽。其后今、古学之派别渐明，乃有分别古今，及搜考今文之事。攻击古文最力者，为魏源之书古微，驳诘颇为骏快，而立说亦或不根，与其诗古微同。搜采今文经说者，为陈乔枞今文尚书遗说考。

　　　　尚书中禹贡一篇，为言地理最古之书。历来注释者独多。盖不徒有关经学，抑且有关史部中之地理矣。胡渭禹贡锥指一书，搜考最博，初学可先读一过。因读此一书，即可见古今众说之崖略也。唯其书兼搜并蓄，初非专门之学。若求确守汉学门户者，则焦循禹贡郑注释、成蓉镜禹贡班义述最好。

　　　　尚书春秋，同为古史。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是也。然既经孔子删修，则又自成其为经，而有孔门所传之经义。经义、史事，二者互有关系，而又各不相干。必能将其分析清楚，乃能明经义之旨，而亦可见史事之真；否则纠缠不清，二者皆病矣。今试举尧舜禅让之事为例。尧舜禅让之事，见于孟子大传史记者，皆以为廓然公天下之心。然百家之说，与此相反者，不可胜举。究何所折衷哉？予谓九流之学，其意皆在成一家言，本非修订古史；而春秋、战国时所传古事，亦实多茫昧之词。如今村夫野老之说曹操、诸葛亮、李世民、赵匡胤，但仿佛知有此人耳，其事迹则强半附会也。事实既非真相，功罪岂有定评？百家著书，乃各就己意，取为证佐。此犹后人谓“六经皆我注脚”，原不谓经意本如此也。尧舜禅让之事，百家异说，姑措勿论。即就儒书考辨，如奡之不得其死，（见癸巳类稿奡证）及共工、欢兜、鲧皆在四岳之列，（见宋翔凤尚书略说）其事亦实有可疑。然则孟子大传史记所传，盖非其事之真相，特孔门之经说耳。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借史事以发挥己意，后人亦时有之。如苏轼以李斯狂悖，归罪荀卿，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岂真好为是深文哉？心疾夫高言异论之徒，聊借此以见意也。姚鼐驳之，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意亦犹此。然则孟子大传史记之言，当径作经义读，不必信为史事。此所谓各不相干者也。然古代史籍，既已不传，欲知其事，固不得不就百家之说，披沙拣金，除去其主观之成分以求之。此则又所谓互有关系者矣。欲除去主观之成分，固非通知其书之义例不可。此则读书之所以贵方法也。今更就真书二十八篇，各示其概要如下：

　　　　尧典（包今本舜典，唯须除去篇首二十八字）此篇记尧、舜之事。首记尧所行之政。次记尧举舜，命之摄政，及舜摄政后所行事。又次记尧之终，舜之践位，及舜践位后所行之政。终于舜之死。大学引此篇，谓之帝典，盖以其兼包尧、舜之事也。逸十六篇别立舜典之目已非，伪孔即割此篇下半为舜典，则尧典记尧事不终矣。此篇关涉历法、巡守、刑法，可考古代典制。

　　　　皋陶谟（包今本益稷）此篇记禹、皋陶、伯益之事。史记云：“禹即位，举皋陶，授之政。皋陶卒，又以政任益。”盖皋陶、伯益之于禹，犹舜之于尧、禹之于舜也。

　　　　禹贡此篇记禹治水之事。先分述九州，次总叙名山大川，又次记五服贡赋之制。地志书之可信者，当以此为最古矣。近人或谓此篇必非禹作，遂目为伪。然传书者本未云尧典必尧时史官作，禹贡必禹自撰也。此等辨伪之法，几于无的放矢矣（参看论读子之法）。

　　　　甘誓此篇记启伐有扈战于甘之誓辞。墨子谓之禹誓。古人蒙祖父之号者甚多，不足疑也。

　　　　汤誓此篇为汤伐桀时誓辞。

　　　　盘庚（今本分为三篇）此篇为盘庚自河北徙河南时诰下之辞。史记谓在盘庚即位后，序疏引郑注，谓在盘庚相阳甲时。此篇可考古者“询国迁”之制。篇中屡以乃祖乃父，及“我高后将降不样”，恐喝其下，可见殷人之尚鬼。

　　　　高宗肜日此篇记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呴，祖己训王之词。

　　　　西伯戡黎此篇记文王灭黎，祖伊恐，奔告于纣之事。可见灭黎一役，于商、周兴亡，关系甚大。

　　　　微子此篇记纣太师、少师劝微子去纣之语。

　　　　牧誓此篇为武王与纣战于牧野时之誓辞。篇中庸、蜀、羌、髳、微、泸、彭、濮人云云，可考武王所用之兵。

　　　　洪范此篇记箕子告武王以天锡禹之洪范九畴，乃我国最古之宗教、哲学书也。说虽近乎迷信，然讲古代之哲学、宗教者，不能离术数；古代之术数，实以此篇为统汇。（此篇所陈之数，与易数亦相通。故宋后易学之讲图、书者，又有“演范”一派）欲考古代哲学、宗教者，不容不究心也。

　　　　金縢此篇记武王有疾，周公请以身代，及雷风示变之事。按史记谓克殷后二年，武王病，周公请以身代。武王有瘳，后而崩。成王幼，周公摄政。二叔及武庚叛，周公东伐之，二年而毕定。初成王少时，亦尝病；周公亦请以身代，而藏其策于府。成王亲政后，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王发府，见策，乃泣，反周公。周公卒，成王葬之不以王礼，于是有雷风之异。成王开金縢，得周公欲代武王之说，乃以王礼改葬之。今文家说皆如此，可看今文尚书经说考。郑玄则谓管叔流言，周公避居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成王不悟，尽执其族党。逮有雷风之异，乃感悟，迎周公归，归而摄政焉（见诗豳谱，及七月鸱鸮东山序疏，及礼记明堂位疏。按郑说殊不近情。盖此篇“秋大熟”以下，与上文非记一时之事，而郑误合之也。孙星衍之说如此）。

第12章　经子解题（5）（）　
大诰此篇为周公伐殷时诰辞。篇中之“王”，郑以为周公摄政践王位自称，伪孔以为代成王立言。于古代摄政之制，颇有关系。

　　　　康诰此篇为封康叔诰辞。多涉刑法，可考古代典制。

　　　　酒诰此篇亦诰康叔，可见当时沫邦酗酒之甚，及周治之刑法之严。

　　　　梓材此篇诰康叔以为政之道。

　　　　召诰此篇记周、召二公，卒营洛邑之事。

　　　　洛诰此篇为洛邑成后，周公诰戒成王之语。

　　　　多士此篇为成周既成，迁殷民，诰之之辞。

　　　　无逸此篇亦周公告戒成王之语。篇中历举殷代诸王及文王享国长短。共和以前，古史年代之可考者，以此为最可据矣（尧典记舜之年，适足百岁，即不可信）。

　　　　君姡Т似�为周公摄政时告召公之语。篇中多引殷及周初贤臣，可考古代史事。

　　　　多方此篇为成王灭奄后，归诰多方之语。

　　　　立政此篇为周公致政后告成王之语。述当时官名甚多，亦可考古代典制。

　　　　顾命（合今本康王之诰）此篇记成王殁、康王立之事，可考古代大丧及即位之礼。所述陈列器物，亦可考古代重器。

　　　　费誓此篇为伯禽伐淮夷誓辞。

　　　　吕刑此篇记穆王改定刑法之事。言古代刑法者，以此篇为最完具。

　　　　文侯之命此篇史记以为城濮战后，周襄王命晋文公之辞。书序以为平王命晋文侯之辞。书序与今文说不合，即此可见。

　　　　秦誓此篇为秦穆公胜晋后誓众之辞。秦文之可考者，当以此及石鼓文、诅楚文为最古矣。石鼓文，昔人多以为周宣王作，非是。近人王国维、马衡考定为秦时物，说较可信。马作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册。

　　　　三、附论逸周书

　　　　今之逸周书，汉志列之书家。说者因以为孔子删书之余，其实非书之伦也。特以此说相沿已久，后人编甲部书者，亦多收之。（清正续经解尚然）又有入之乙部者；然古代经、子而外，实无所谓史，亦未安也。故附论之于此（就鄙见，此书入子部兵家最妥）。

　　　　此书汉志只称周书。说文“算”字下引之始称“逸”。所引见今本典篇。（然此语疑非许君原文）隋志系之汲冢。后人有信之者，有辨之者；亦有调停其说，谓此书汉后久晦，得汲冢本乃复明者。四库提要云：“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晳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