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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使命1937-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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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西!既然大家都到了,那么会议就开始吧!”裕仁天皇沉声说道。

    在日本,御前会议是个很严肃的会议,与内阁会议不同,御前会议决策的通常是军国大事,内政方面的事情一般是不拿到御前会议上说的,而且开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天皇一般不开口说话。整个会议皆是由内阁首相主持,在结束时天皇再将自己的想法和决断说出来,或者是干脆会后再说,这次也不例外。

    “诸君。自支那事变到现在已经过去近三年的时间了。在这三年来我们们大日本皇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我们们占领了大半个支那,甚至于连支那的首都以及第二首都都被皇军占领了,这是所有帝**民的骄傲!”说到这里近卫文磨话音一转。突然说道:“但是我们们也不能忽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支撑这场战争,大日本帝国将明治大帝时期积攒的一多半的财富消耗殆尽,现在国内经济已经到了无力为继的危险处境了,所以我们们该怎样面对这场战争,还需要诸君慎重考虑!”

    这次日本遭遇前所未有之惨败,同时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不单单影响了彬山元等一大批高级军官的命运,同时也迫使日本米内内阁迅速垮台,无奈之下裕仁天皇只的命令近卫文磨第二次组阁。

    近卫文磨之所以能够被裕仁天皇再次委以首相重任,这与之前近卫文麿提出“新体制运动”声明有很大的关系。第一次内阁时期因受到军部压力而心灰意冷的近卫,在辞职后致力于新体制运动,在他的推动下,政友会等政党相继自动解散,之后成立了大政翼赞会,确立了举国一致体制。

    他的想法得到了国内很多人的支持,尤其是以军部为首的主战派。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闪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随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席卷整个大半个西欧和整个北欧。德军的辉煌战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国王义者对侵华战争的僵持局面极为不满,急于扩大战争规模,他们强烈要求铁腕人物出马组阁,调整日本的战略。

    而这次日军在华北的大溃败以及国内发生的大瘟疫给了军部借口,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大本营甚至不惜搞垮了反对与德、意结盟的米内内阁,积极扶持近卫文磨组阁。

    近卫文磨话音刚落,前首相米内光政便起身说道:“陛下,我再次重申,我们们必须尽快停止战争,否则大日本帝国将会面临近百年来最大的危机,甚至于还会危及到帝国的基础。”

    作为日本昭和时期有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米内光政无疑是日本上层精英中的精英,他与现在日本国内主战主流的意见不一样,他在看到日军所向披靡的同时还看到了掩盖在辉煌战绩下的隐患,因此他积极主张与中国和谈,更反对与德意两国加强联系。

    “米内阁下,你还是如此的顽固不化,一次小小的失败就让你这位前海军大臣和前首相丢掉了军人的热血与荣誉?”起身说话的是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与米内光政之间以前谈不上什么矛盾,或者说两者之前也没有多少交集,但是自从1939年1月;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提出了加强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的方案;并将其作为国策的重要一项而上呈内阁会议,意在建立军事同盟埋。

    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次官山本五十六、军务局长井上成美的全力反对,而陆军方面则顽固坚持,出现了陆海军严重对立的局面,在内阁会议上,双方争论达70余次,其间;社会上曾流传说米内、山本被暗杀,并为之引起一时的骚动,就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米内、山本等寸步不让;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随着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板垣征四郎与米内光政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恶化,以至于现在不论什么场合,只要这两个人在场总要争执一番。

    “哼!板垣,顽固不化的恐怕是你吧?你难道不知道帝国国内的经济已经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吗?你以为打下去就能迫使支那人投降?简直是白日做梦,我告诉你,只要陆军在半年内不能将支那人彻底消灭,那么最近发行的那批国债将会再次消耗殆尽,到时候你的士兵就只能挺着刺刀与支那人战斗了!”米内光政怒声说道。

    “米内,我们们大日本皇军是战无不胜的,即便是挺着刺刀也能打败无能的支那人,我们们能以区区2万人将支那三十万东北军击溃,就能以100万人将300万支那军队消灭!”板垣征四郎大声道。

    “哼!板垣你是在说笑吗?也对,正是因为有了你这样的陆军大臣,所以大日本皇军才会一日不如一日,不要老拿着以前的战绩标榜自己是英雄,用支那的话说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看看现在的陆军,三十多万大军竟然耗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将武汉打下来,而且折损了近15万大军。这次北支那方面军就更不要说了,近三十五万大军竟然被支那两个战区打的丢盔弃甲,最后还被人家一口吞掉了一个军,最后还被人家追到了家里,用大日本帝国自己研制的特种弹对付大日本帝国,你们陆军真的是可以,除了吹牛说大话你们还能干什么?”米内光政冷笑道。

    “八嘎,米内阁下,你可以辱骂我板垣征四郎,但是你不能侮辱前线数十万帝国勇士,战争失败是指挥官的失职,和前线浴血奋战的勇士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这样侮辱他们可曾想过你也是一名军人?”板垣征四郎怒声说道。

    “板垣,你地不要给我扣大帽子,正如你所说我也是一个军人,我岂会无聊的侮辱我自己?作为大日本帝国陆军大臣,你应该清楚打仗不单单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厮杀,而是国力之间的比拼,在综合国力方面支那人确实比不上我们们大日本帝国,但是支那毕竟是支那,支那的国土面积是帝国的30倍,而且支那还有四亿人口,这是帝国的六倍。帝国占了支那的东北,支那人可以撤到关内,帝国占了河北他们可以撤到山西、绥远,帝国占了华中,支那人还能撤到四川盆地,支那人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但是帝国有那么多的兵力吗?没有,事实上以帝国的经济实力最多只能装备50万兵力,再多了将会大大影响帝国的正常发展!我告诉你们,只要支那人再坚持一年,大日本帝国将会不战自溃,支那人不战而胜!这些你们都不知道,只会不知所谓的叫嚣着增兵、出战!”米内光政大声道。

    接着米内光政又说道:“战争固然是大日本帝国唯一的出路,但是却不意味着大日本帝国就能一步到位,我们们可以与支那人开战,但是我们们却不能与支那人久站,就如同三十多年前的日清战争那样,我们们只和支那人打了一年的时间,大日本帝国就得到了2。3亿两白银,同时还得到了台湾岛。9年前的满洲事变,我们们只打了半年的时间,我们们就得到了整个满洲。但是这一次我们们硬是打了三年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却没有得到半点利益,因此我们们的战略必须进行调整,否则大日本帝国将会因此而衰败,最终被支那人超越!” 

第四百一十一章:帝国危机(求订阅、求月票、求各种!!!)() 
米内光政不是不同意与中国开战,反而他很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与这个时代所有的日本人一样,米内光政也坚定地认为,对外扩张是日本唯一的出路。但是他却不支持与中国进行全民族的战争,米内光政认为对付中国这样庞大的弱国,逐步蚕食才是最正确的战术,进行全民族长时间的消耗作战是最愚蠢的做法。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时任海军大臣的米内却主张不扩大事态,并且在特别国会回答议员质问时自作主张地说:“陆军作战范围不会超过永定河和保定一线”,把坐在边上的陆军大臣杉山元气得满脸发白。

    然而作为日本曾经的内阁总理大臣,米内光政毕竟同一般的日本军官不同,他的目光看的更远。他深知日本现在面临的困境,表面上风光的大日本帝国和大日本海军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强大,首先日本并不是很发达的经济就严重限制了这场战争的规模,如果勉强将战争规模扩大到经济所能适应的最大限度,日本也许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场战争的规模早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再打下去的话非但得不到丝毫利益,反而还会因此而拖垮日本的经济。

    也难怪米内光政会如此坚决地要结束这场战争,此时日本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估计,由于战争久拖未决。战争规模反而不断地扩大,所以导致日本的财政濒于崩溃。占预算支出70%~80%的直接军费直线上升,使国家支出与年俱增。

    1936年到1940年4年度间,日本预算支出累计达488亿日元,较前5年的累计额107。55亿日元增长近4倍,这引起税收大幅度增长,税收总额由1936/1937年度的20亿日元,上升到1939/1940年度的58亿日元;按户数平均计,每户税收负担更增加了2倍以上。

    如此高额的赋税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1937年后日本国内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全国商品周转额又急剧减少。继续扩大税收额已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求助于公债和纸币的发行。

    1931年日本的国债为60亿日元,先是增加到1937年的105亿日元,继又增加到1940年的286亿日元。1939年初。公债发行额更是已接近当时闲置中的全国活动资金的总额;其后的公债的强制推销。实际上已是在搜刮和集中民用企业的活动资金。这当然就引起再生产过程的破坏,而再生产的扩大却正是进一步增加公债发行额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公债的强制推销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七七事变后入不敷出的情况更趋严重。借助印钞机弥补赤字便成了常规。在此期间,日本的货币发行额也大幅度增加了,通货发行额由1937年底的23。10亿日元,陡增至1940年的59亿日元,远远超过流通过程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导致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影响及于当时资本与商品的正常流转,曾遭到以民政党为代表的工商业者的反对,成为统治集团内讧一度尖锐化的原因之一。纸币的急剧贬值,是对广大人民的赤裸裸的掠夺,并引起包括军需品在内的商品价格的暴涨,从而又不断地扩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

    在米内光政看来,日本现在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这场并不应该打这么长时间的战争,日本政府多年积累的黄金外汇储备全部见底,支出军费高达至少400多亿日元,可以建造整整400艘大和级军舰。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将可以预见的可观的收益全部变成了消耗的枪支弹药,再这样下去日本必将被这场战争拖垮。

    米内光政的话引起了一大部分参加御前会议军政官员的共鸣,尽管陆军方面依然不同意停战,但是绝大多数的政客们却意识到了危机,日本确实不应该再在这场战争中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了。

    相比于军人,政客们更明白战争的内在含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不是为了打着好玩儿,而是为了利益。秉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你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太多,那么你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少,所以很多政客开始出言支持米内。

    其实这个道理他们一直都明白,只不过之前他们总认为大日本帝国是战无不胜的,今天每多投入一日元,那么以后将会得到无数日元的回报。然而无情的现实将他们的奢望全部击碎了,中国第八战区的强势崛起以及中国政府的强势回击,令日本在军事上的优势越来越小,现在中国人甚至可以在正面战场正面回击日军的挑衅,并且还能战而胜之。

    华北方面军的惨败让日本原本狂热的野心和不理智的头脑稍稍清醒了一下,让他们知道日本还是那个像条虫子一样的小岛国,还不能一下子就把中国吞掉。

    况且除了财政危机之外,日本想要继续打下去还必须要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和资源危机,同样还要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对外依赖度为:铁矿石52。3%;铁矾土100%;橡胶100%;石油80%;盐63%;棉花及羊毛99。9%;废钢铁67%;铜。铝。铅锌等均为一半及一半以上。日本扩充军备;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虽然使军事重工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如钢材产量1929年为203万吨;至1936年为410万吨。煤产量1931年为2800万吨;1936年为4100万吨。

    重工业发展必然离不开石油,毕竟没有石油这种工业血液。想要发展重工业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这段时间日本石油进口也为之大增;即从1931年的228万千升增长至1936年的451万千升;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大增;1936年1…6月;出超2。7亿日元;而1937年的同期;则入超6。2亿日元;3…7月的黄金输出额为3亿日元。

    1936年全年;日本入超1。29亿日元;扣除对伪满的出超2。46亿日元;实际入超达3。76亿日元;1937年的入超达6。38亿日元;扣除对伪满及侵华日军占领地区的出超3。21亿日元;实际入超9。59亿日元;而到了1939年;在大幅度的削减了民用物资进口之后;日本的进口为29。18亿日元;出口为35。76亿日元;但扣除对无法获取黄金外汇的“日元圈(伪满及侵华日军占领地区)”进出口;进口为22。35亿日元;出口为18。29亿日元;日本经济力的不足;在1939…1940年度即开始表面化。

    首先出现的是粮食供应不足;1939年的日本本土之大米需求量为8千万石;比1936年上升了近1千万石;而在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本土每年仅需从台湾、朝鲜输入1300…1400万石大米;而此时;由于战争的因素;日本本土的粮产量自1939年起即一直在下降;自台湾;朝鲜输入大米由于战争及当地的军需等因素;输入额逐年下降;1938年为225万吨;1939年为145万吨;1940年则为48万吨。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为此想尽了办法;下令农民要将生产的大米及麦子等粮产品;除自己食用及种子外;都要以官价卖给政府;实行粮食配给;禁止一般的饭店;餐馆出售米饭;大力宣传食用代用食品;规定早饭不能超过1日元;中饭2。5日元;晚饭5日元;即便如此;仍有900万石的缺口;为此;日本不得不拿出2亿日元的外汇向法属印度支那;泰国进口了800万石大米。

    紧随粮食危机而来的是电力与煤炭危机;由于煤炭不足;发电量只能满足80%的需求;到1940年;日本所控制的资源只能满足煤炭需求量的88。3%;石油的18。4%;铁矿石的42。4%;铜的43%;铝的15%;铅锌的18。4%。

    而要得到这些资源;一种办法是通过贸易进口;在侵华战争爆发时;日本银行的黄金储备额包括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在内不过13。5亿日元;而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国硬通货储备为1400万日元;又借得外债8亿日元;合1937年日元价为28亿日元;在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下;日本在1936…1941年的国际收支逆差达50亿日元;黄金外汇已所剩无几;以至日本不得不开始动用战略储备物资;而日本采取的扩大出口;压缩进口;掠夺占领地;对外借款等各种办法均已无效。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外贸环境这几年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陈锋的强势干预,在大量地利益面前一直支持日本的美国悄然转变了政策,对日贸易逐渐规范化严格化,几乎所有涉及到战争的战略资源全部列入了禁运品,甚至于半年前连粮食也成了禁止出口的战略物资,令日本极为恼怒。

    失去了美国这个奶妈,日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挨饿受冻那是必然的。之前这些危机全部都被陆军辉煌的战绩所掩盖着。现在把这个盖子掀开了。所有的日本人都顿时傻掉了,同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大日本帝国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和那一百五十万军队了,是打是和已经没有再争论的必要了。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四百一十二章:日本要和谈(求订阅、求月票、求各种!!!)() 
其实米内光政等人反对战争扩大化还有这更深层次的担忧,板垣征四郎提出的那个加强与德意两国的联系,甚至缔结军事同盟的方案虽然暂时没有通过,但是支持的人却不少。米内、山本、井上等人认为,如果日本同德国缔结同盟或进行协商,不久将有诱发日美战争的危险,如果日本一旦卷入对美作战的漩涡,则是相当危险的,也是日本海军难以忍受的,因此;无论从国策上还是战略上考虑,都必须反对与德国缔结同盟。米内、山本这几个月旗帜鲜明的反对,阻止了加强日德协定提案的进一步升级,暂时将日本从陷阱中拯救了出来。

    在大量地数据面前,陆军方面被米内、山本、井上等人批得体无完肤,尽管他们依然不同意与中国进行和谈,但是包括首相近卫文磨在内的很多高层已经认同了米内光政等人的建议,因此接下来的事情就成了该怎样与中国谈判,大日本帝国的底线是什么?

    与中国谈判也不是一个轻松活,从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也不是没有与中国政府jiē触过,但是每次谈判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次谈判结果如何日本方面没有太大的把握。

    经御前会议决定,情报部门先派出一名大佐或者大佐级别以下的军官与中国政府进行有限的jiē触,如果中国政府对和谈有诚意,那么双方再进行更高级别的谈判。但是和谈必须要迅速,决不能与支那政府扯皮,因为帝国拖不了多长时间。

    在日本高层的指示下,日军铃木卓尔中佐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秘密在香港会面,日本方面与重庆的jiē触自此开始。在此以前的12月中旬,铃木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曾要求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会面,但宋子良以需得其兄子文同意为理由,予以拒绝。而此次则是由宋主动要求进行会谈的。因此,铃木中佐认为。这可能是反映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事实上与铃木卓尔中佐会面的并非真正的宋子良。而是由军统局的特工假扮的。对于和日本和谈老蒋心里颇有疑虑。其实从37年开始,老蒋就一直试图与日本人jiē触,在铃木卓尔中佐之前国民政府已经与日军进行过两次秘密谈判了。

    第一次是1938年的“宇、孔秘密谈判”,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而且这次双方派出的代表的级别都不低。国民政府这边派出的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孔祥熙。日本那边派出的是陆军大将宇垣一成。当时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可以说那次和谈是两国外长级别的交涉。

    对于那次和谈老蒋期望最高,毕竟他本人和宇垣一成私人关系不错。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顾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同时提出希望可以与日本进行和谈,甚至于也以让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作为谈判大使。

    对于国民政府提出的和谈请求,日本方面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甚至拒绝让汪精卫担任和谈大使,宇垣在答复国民政府的新建正是这样说的:“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同时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1938年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日本宇垣外相对中国方面提出了六个要求:(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

    由于当时武汉会战烟云正急,所以急切谋求妥协,因此对于日军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在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

    只不过孔祥熙又从中国的国内局势提出了一些请求:“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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