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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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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不是对医生的不敬，恰恰是对医生最高的褒扬。为什么？因为医生这个工种，理论是否正确，有的时候没有有效性来得重要。一个人是不是聪明，不如他是否敬业、是否有匠心、是不是肯死磕来得重要。
医生的精进这本书里面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有一种病，叫囊肿性纤维化。这种病具体的原理不得而知，但是它有一个结果，就是人的很多分泌物变得非常黏稠，而且没有办法排出体外。请注意，这种病可不是一种能治好的病，因为它属于遗传病。只要你生下来带这个基因，这个病一辈子都会跟着你，现在医学也拿它束手无策。
得了这种病会马上死吗？不会，黏稠的分泌物会慢慢堵塞肺部，引发呼吸衰竭而死。只要把分泌物排出来，患者的寿命和没得这个病的人其实差不多。
在美国，治疗这种病最拿手的医生叫沃里克。他的病人有的已经活到了67岁，而且过去10年里没有一个病人死亡。这也算是一个奇迹。沃里克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三招。
第一招，他发明了一种咳嗽的方法，要求病人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再深深地弯下腰去，然后猛然站起来，奋力把胸腔里的分泌物咳出体外。每天数次。
第二招，就是捶背。他在患者的胸腔处画了14个地方，每天找人捶，捶前胸、捶后背。没有人帮忙捶后背怎么办？沃里克发明了一种背心，穿上之后，感觉就像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开车，颠来颠去，捶来捶去，每天两次。
第三招，就是严格执行。他要求患者一生中每天都坚持这样咳嗽和捶背。这就是一种死磕精神。
沃里克对患者说：“如果不按我这个方法治，你每天发病的概率是0。5％。但是如果按我这个方式治，概率就会下降到0。05％。”你不要看只有这么一点差距，每天积累，一年积累下来，你的存活概率是83％。但是不用这个方法，你的存活概率只有16％。
在长时间段里面进行死磕，这种医疗方法其实是一种简单的技术，但是只有在沃里克这种严格的医生手里，才能把它坚持到底。
再比如，有一种常见病叫疝气，得了之后非常痛苦。这种病的机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人体内某个脏器或组织离开其正常解剖位置，通过先天或后天形成的薄弱点、缺损或孔隙进入另一部位，所以非常疼。治这个病很简单，在外科手术里面算入门级的，手术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但是，这种外科手术也有10％～15％的失败率。失败了怎么办？无非就是再挨一刀。对于成熟的外科医生来说，做这种手术就跟补锅差不多。但是，葛文德医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发现一家医院，居然把疝气手术做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首先，失败率低于1％；其次，基本上半小时就可以完成；最后，它的医疗费用只有其他医院的一半左右。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翻开底牌一看，简单得不得了。
这家医院除了疝气手术，别的什么病都不治。它一共有12个医生，一年平摊下来，每个医生要做600～800例疝气手术。熟能生巧，一件事情反复做、长期做，当然就成了个中高手。
其他医院的外科大夫什么病都得治，那么他们一辈子遇到的这个病例可能都不如人家一年遇到的多。
这家医院确实做得好，也确实能解决问题，但是你不觉得这很low吗？这家医院的医生跟富士康流水线上装配ipad的工人有什么区别？没有技术含量。那么，医学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是治愈的效果还是人们所期望的智力含量呢？
怎么当一个好的创新者？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怎么当一个好大夫？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再扩展一下：怎么当一个好的创新者？就是以上讲的三招：第一，持续地做；第二，系统地做；第三，死磕地做。这就是所谓的匠人精神。
讲了这么多，我就是想破除一下“创新”这个概念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智力崇拜。人们总是觉得创新就是做难题，必须具备极高的智慧含量。这题得难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束手无策，而这个时候跳出来一个人，他一拍脑袋，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方法把题给解了，这样的人才算是牛人。
就像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很多人就批评她：“这算什么本事？在那么多味中草药里慢慢淘，淘出来一个青蒿素，这是偶然、是侥幸。你看她后来就没有发表过什么有质量的科学论文，说明这个人的科研能力一般，她得诺贝尔奖就是侥幸。”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一件苦差事。
我们看着那些生物学博士穿着白大褂，好像很高大上，其实他们天天就是刷试管、配试剂、培养细胞、记录实验数据，错了再重来一遍，没准儿什么时候就能得到一个科研成果。
我们现在给这种科研取了一个名字，叫“劳动密集型科研”，跟富士康的工人区别不大。但是，你能说他们搞出来的成果不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吗？什么是创新？这本身就是创新。
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扩大一下。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届得主是伦琴，他的重要发现就是发现了x光。可是，怎么发现的呢？是智力因素在起作用吗？不是，他就是细心。
他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有一种管子可以发出一种具有很高穿透性的光。他很好奇，于是拍了各种各样的照片。拿这个东西拍一拍，拿那个东西拍一拍，他发现这个射线可以穿越任何东西的内部，甚至把他老婆的手放进去也拍了拍，看见了骨头。后来，就凭这张照片和这个发现，伦琴得到了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直到他得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射线到底是什么，所以给它取了一个名字——x射线。这难道不是重大的科学发现吗？
坚持做，持续地做，系统地做，用死磕的匠心精神去做，这本身恰恰就是创新。
2015年年底，我想干一件事情，就是搞一次跨年演讲。我跟很多朋友说：“这次跨年演讲只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坚持。我至少要做它20年，从每年12月31日晚上8点半开讲，一直讲到第二年第一天的凌晨一点半，四个小时。也许我讲的东西并不精彩，但是重要的是我会一直坚持这样做，而且市场上没有类似的产品。”我这番话说完之后，所有朋友都觉得，这件事肯定能干成。
我自己也预期，也许第一年卖票都很困难，但是做到第三年，卖票的问题就会解决。做到第五年、第八年，没准儿电视转播权都会值一点钱。如果我真的坚持了20年，它一定会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一个地标，甚至是一个奇迹。
2015年，我也许只是一个傻呵呵的坚持者。如果我真做了20年，做到了2035年，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创新者。
关于创新，有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一个比方。人类就是一窝老鼠，往一个迷宫里一散，每一只老鼠都在夺路狂奔。有三种老鼠，第一种老鼠糊里糊涂的，别人往哪儿走，自己就往哪儿走，这种老鼠跟创新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还有两种老鼠。有一种特别聪明，他们知道怎么能走出迷宫，也总能走对。这种老鼠太少，人类中只有牛顿、爱因斯坦这种级别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才能做得到。
还有一种老鼠，就是笨老鼠，甚至是缺心眼的老鼠。他们觉得这个地方肯定能出去，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死胡同呢？于是，他们拼命地拿头撞，没准儿哪一天就真的能撞出来一条道路。
什么是创新？创新既会眷顾那些聪明的老鼠，也会眷顾我们这些笨老鼠。
02创新：是树，也是网
智商越高，社会竞争力就越强？
为什么我对创新和创造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就是因为它太神秘。我们一般都认为，创新和创造出于人的大脑活动。大脑很轻，只有1。5千克，而且每个人都有。但是，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看脑科学搞得热热闹闹，其实到现在进展还是有限。
前不久，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篇文章，叫人类的脑科学还缺乏一个牛顿。什么意思？在牛顿之前，人类的物理世界也是一团糟，直到出现了牛顿，他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写下那么几个公式、几条定理，于是万物归位，复杂的物理世界就变成了简单的几个原理。
人类的脑科学也是一样的。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但是连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没搞清楚。比如，人类的大脑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神经元？有人说120亿个，有人说800亿个，还有人说1000亿个。连这样的东西我们都没搞清楚，更何况那些比较高级的大脑神经活动呢？比如，知觉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情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梦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就更搞不清楚了。创新、创造这种人类大脑最简单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机理？我们依然一片混沌。
但是，人类的科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搞不清楚它的内在机理没关系，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叫“灰箱研究法”。就是根据输入和输出总结出一种规律。
从19世纪开始，人类有无数科学精英都在搞这套东西。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现象：有的同学就是学什么会什么，就是有创造力，有的同学看起来却是笨笨的。能不能通过我们已经掌握的进化论的原理，把这种优生优育、智商高的人的基因往下传？
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都流行一门学问——优生学。而优生学的底层逻辑其实有那么一点点残忍。现在，我们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了，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些笨家伙原来应该被饿死的，可是现在饿不死了，侥幸地逃脱了进化论残酷的“自然选择剪刀”。怎么办呢？你本人可以继续活，但是你别生孩子了，把生孩子的权利交给那些聪明人、那些优秀人种吧。这样数代之后，我们人类的整体素质不就提高了吗？这就叫优生学，或者叫“积极的优生学”。
这套原理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惨无人道，就是搞种族歧视，但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纳粹的理论不就是这个吗？德国人的雅利安人种、北欧人种是最优秀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这些地中海人种差得好远，再往东边的斯拉夫人就是垃圾，更不要说什么中国人了，这些人种都不行，最好都淘汰掉。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搞优生学的科学家是相信纳粹主义的，他们是本着一种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做优生学的事的。只不过，今天在政治上已经不正确了，他们那时候觉得是带着全人类的正义感在研究这门学问。
其中一个人叫刘易斯特曼，这个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纳粹，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一生做的事都带有强烈的商业味道——智商测试。如果我们把人的大脑看成一个灰箱，要搞出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进行测试，这不就可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吗？
第18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4）（）
比如，75分以下，干点粗活就行了；75～85分的人，可以搞技术工种，比如理发师；85分以上的人应该去搞创造性活动。如果你想出人头地，成为社会精英，你的智商一定得是115分、120分以上。特曼一辈子就想搞出这么一个计划，不仅是一个科学研究，也是一个商业项目：每一个人生下来之后，长到一定岁数，就到他那儿测一下，拿一个分数，然后参加社会分工。
如果这套方法靠谱，那还了得？整个人类社会的协作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我们今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甄别人，如果智商测试靠谱，那就再也不用进行高考了，大学直接按这个分数录取。大公司招聘也就简单了。
当然，特曼本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在那么早的时代，他就做了可以说是当时人类最漫长的一个社会实验。这个实验从1921年开始一直做到他去世的1956年，前后长达35年。
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他先跑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选了16000个儿童做智商测试，其中1500个儿童的智商在151分以上。他帮这帮儿童建立了档案，然后长期跟踪。这些儿童甭管是上学还是入职、是跳槽还是升职，或者发表一篇论文，全部都跟踪记录，一直跟踪到1956年。此时，这些人有的岁数已经挺大了。
他得出三个结果。第一，这帮人的平均创造力并没有优于平常人。第二，这帮人的智力虽然都很高，但是有的人还是混成了我们今天说的loser（失败者）。他们做着普通的工作，甚至还有住精神病院的，这怎么解释？
更要命的一点是，他淘汰的那些儿童当中，反而诞生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更有趣的是，也许特曼在长期跟踪的过程中跟这帮小孩建立了感情，或者他也希望这些人做出更好的成就，所以在漫长的35年中，他经常跳出来帮助这些人，帮他们上个好学校或者找一个更好的工作等。
即使这样干涉，实验结果仍然是令人失望。特曼临死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句话，应该被我们认真地汲取——“看来智商和社会成就没有什么关系”。这好像跟我们普通人的直觉是相悖的，一个人智商高，将来的社会竞争力就应该更强。
优生学真的成立吗？
优生优育是不是可能的？当然是可能的。我们通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来筛选狗，我们希望它跑得快，就真的能造出那种跑得快的狗；我们希望它长得漂亮，它真的就能长得漂亮，每年国际上还搞各种各样的赛狗大赛。
中国人培养金鱼不也是如此吗？我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它就能变成什么样。为什么这个原理在人类身上就不适用了呢？因为对动物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的是一个单一的标准，可是人类能用单一的标准来筛选吗？
比如，我们现在筛选赛马，确实可以把马变得越来越敏捷，可是赛马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再比如母鸡，我们人类用单目标来筛选它，就是要它多生蛋、生育能力强就可以了。但问题是，这种母鸡也经常歇斯底里、脾气不好、攻击性比较强。
如果全人类因为这套优生学的方法变得智力奇高，但是脾气都不好，都不愿意跟他人协作，人类的创新、创造还真的存在吗？
而且，即使基因学说已经发达至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基因工具不是一把手术刀，而是一根大木棒。也就是说，当我们想以基因为工具改变人的某些性状的时候，做不到手术刀那么精准，想切哪儿就切哪儿。它其实像一根大棒，一棒子扫下去，连带着一大片因素。
这个很好理解，基因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特质，它表达出来的性状也许是非常多的。而我们现在局限于我们的科学，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两种，对于其他危险，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比如，有一种遗传病叫台…萨氏综合征。得了这种病的小孩两三岁的时候智力就停止发育，然后很快就会死掉。
很多遗传病学科的学者觉得这个病太奇怪了，它不符合进化论的原理。在人类多少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带有这种疾病基因的人应该早就被淘汰掉了，怎么还能留到现代社会呢？后来研究发现，原来引发台…萨氏综合征的基因不见得一定会发病，所以就有人会幸存下来。另外，带有这种基因的人，抗肺结核杆菌的能力非常强。
什么叫进化？进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甚至是多害相权取其轻。当肺结核多发的时候，带有这种基因的人能够抵抗，再担一点台…萨氏综合征的风险，是划算的，所以这种病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这说明基因不是一个超市，我们进去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当我们想要一个好处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它附带的那些坏处，而且这些坏处我们未必明确知道。当我们消除掉一个坏处的时候，没准儿一棒子也扫死了那些好处。所以，从尊重人类这个物种的多样性的角度来说，所谓的积极的优生学本身就不成立。
智商测试靠谱吗？
第二个话题，就是智商。智商难道真的可以通过测试测出来吗？直到今天，还在流行智商测试。很多学者是这样反对的：“智商测试没准儿就适合那些愿意或者善于智商测试的人。”
讲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律师叫博伊斯。别看博伊斯是个大律师，但他从小就得了严重的阅读障碍症。翻开任何一本书，他连一个单词都拼不出来，要想连篇地读一篇文字，难比登天。这样的人如果到了智商测试的考场上，肯定是零分，连卷子都看不懂，对吧？
但是，他怎么成了大律师呢？一个律师在上学的时候，得阅读多少法律文献，办案子的时候，至少得看卷宗吧？这样的人居然当了大律师，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会阅读。
第一，不会阅读的人，注意力一定非常集中。博伊斯没法阅读，所以做任何事的时候，注意力都极其集中。
第二，他特别善于倾听，对语言特别敏感。
第三，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跟他说什么他都记得住，只有看书记不住。
第四，他在法庭上和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细小动作的感受力非常强。
第五，他能把任何复杂的事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天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要看有那么多智商测试的体系，智商这种东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事物：居然有人不会阅读，也能够成为大律师，拥有这么高的成就。
给大家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要说明人类各个层次的活动：底层的基因这个层次，比较表浅的智商这个层次，还有万人瞩目的创新、创造。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点状的现象，而是一个网状的现象。我们想判断任何点的价值，都要把它还原到它当时所处的网络中，才能判断得出来。
当一个人拥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不还原到他的生活环境中，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这个基因到底是好是坏。一个人的智力特征，如果不和他的工作、生活等整个社会网络连同起来看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笨还是聪明。回到创新、创造这个层次也是一样，不存在什么单点的创造活动，只存在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创新、创造之网。
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就叫创造，它的作者叫阿什顿。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创新地提出来什么叫作创新、创造的机制，无非两点。
第一点，每个人面对自己那个具体的问题，然后解决掉它。这个问题也许很不起眼，但是这不重要，关键是第二点，就是全人类形成一个全新创造的线，然后再把它连接成一个网，一个巨大的创造没准儿就出现了。
中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周其仁。他写了一本书，叫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借用周教授的书名，什么是创造？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它是一个网，绝不是一个点。
如果你觉得前面讲的这套原理有说服力的话，再回到我们的日常认知，很多东西就要出问题了，也许就站不住脚了。
比如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教室里挂满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头像，从伽利略、牛顿到爱因斯坦；上中学的时候更多，甚至还有一些中国人，张衡、祖冲之等。
为什么要挂这些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告诉小孩好好学，将来成名、成家；第二层意思其实是暗示，这些人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关于创新、创造的认知框架。也就是说，每一个创新、创造都“冤有头，债有主”，可以归到一个一个具体的发明家和创造家的名下。
可是，这张名单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过。我们到中国任何一所小学，挂的还是这张名单上的人。此前的人和此后的人去哪儿了？弓箭是谁发明的？轮子是谁发明的？大量的农业技术到底是谁发明的？渔网是谁发明的？
你可能会说，在漫长的历史烟尘中疏于记载，所以没有留下这些发明家的名字。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中，郑也夫先生讲得很明白，发明是一个偶然性的现象，是歪打正着的现象，很多我们知道发明者名字的发明未必是那么回事。
比如，造纸是怎么发明的？众所周知，造纸术是中国的蔡伦发明的。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就知道，在蔡伦造纸之前，中国早就有纸了。再比如，活字印刷术是毕昇发明的，你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也不是那么回事。
此前的事我们就不说了，此后呢？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科技繁荣昌盛，科学家一定是层出不穷，再加上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发达，为什么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挂到我们小学的墙上呢？科学不是更繁荣了吗？为什么反而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自己知道当代哪个大物理学家？有人会回答，霍金。对，霍金是大物理学家，可是在整个物理学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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