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王者-第5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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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另外《明通鉴》一书，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材料丰富，考订详实。夏燮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办法，另撰“考异”，并按照胡三省注《通鉴》的办法，收“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鉴》和“考异”中所引用的资料，有的已经散佚了，但在此书中却保存着，历代都认为可信度比较高，他考察了明朝各种史书后，在《明通鉴》中说：“三编御批曰：刘基遇毒及惟庸反状，皆自涂节发之，及狱成而节亦同戳，且以党目之。揆之于理，殊未可信。节如果为惟庸谋主，宁不知事败之必将自累！乃转以首告希图幸免，实情事所必无。”“且陈宁奸状，史传所载綦详，未尝有一语及节，而节亦别无事迹。“其虚实判然可见。”这里明确说了涂节告胡惟庸谋害刘基及谋反是杜撰出来的。那么，胡惟庸谋害刘基则不成立。如此一来，所谓胡惟庸谋反不过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就连清初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说胡、蓝之案是明tai祖“遂疑尾大之图”“傅会难明之事”。

　　　　再者，胡惟庸案是明朝四大案件之一，案件发生后，牵连甚广，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罪胡党而死，并且追坐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若干人。李善长被朱元璋“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变，当移大臣，赐太师李善长自缢，诛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

　　　　此后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为名，大规模地屠杀，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十几年未靖，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这样大的一个案件，清修的《明史》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要知道，《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

　　　　经过三次改稿，费时几十年。《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可见《明史》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明史》是清朝的张廷玉的继承前人的成果编写的，张廷玉是什么人是康熙朝大学士张英次子，康、雍、乾三朝元老。康熙时以进士官刑部、吏部侍郎，雍正年间受到重用，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入值南书房、《明史》总载官、礼部及户部尚书，后又相继升他为文渊阁、文华殿和保和殿大学士，并令其改兼吏部尚书，居官五十多年，这样一个忠实的清朝大官，编撰前朝史书自然不会帮着前朝皇帝去刻意隐瞒这样一个实情了，再说了，清朝皇帝当时入关，很需要人心，编纂些前朝的皇帝的恶习才好证明他的统治是合法的，像胡惟庸这样大案子，若当真有谋反之心，岂能不大书特书，但《明史》却留下了一句“反状未尽露”。这足以说明胡惟庸并非谋反，而是被朱元璋的冤杀的。因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在于胡惟庸谋反，而是趁机废除丞相，肃清权臣，为子孙后代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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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实录》记载：“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改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久备顾问。帝方字操威柄。。。

　　　　《明史稿》载：“先是，tai祖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以统领众职，置属官参议，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中书舍人，分钱粮礼仪刑名营造四部，以条理管辖。十三年，正月诛胡惟庸，遂罢中书省。。。。。。。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明tai祖实录》载，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布告天下。诏曰：“朕膺天命，君主华夷，当即位之初，召集群臣，讲求官制，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所以内置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外列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转运盐使司、提刑按察司和府、州、县，纲维庶务，以安兆民。朕尝发施号令，责任中书，使刑赏务当。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兴废，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挠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口烦。于戏！周职六卿，康庶民于宇内，汉命肖、曹，肇四百年之洪业，今命五府六部详审其事，务称厥职，故兹诏谕。”

　　　　《明tai祖实录》卷129载，洪武十三年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诛，上谕文武百官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如何？”

　　　　《明史”职官志1”序》载：“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从这些不难看出，朱元璋大力制造了胡惟庸案件真正缘由不是胡惟庸有谋反的迹象，而是认为丞相容易“张君之威福”，而作恶多端，又认为元亡的原因在于“政专中书”、“委任权臣”。因为这些认识再加上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多事专横跋扈，大权凌驾百官之上，让他心生不安，才决意废相，这一点在早在洪武十一年就看出了迹象，当初朱元璋就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大臣奏事时，中书省不必知道）。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制度之举，只是不许“关白”中书省的延续，意思是大权独榄，集自古以来皇权、相权于一身，从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tai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很显然这一切朱元璋早有准备，否则不会在胡惟庸死了那么几年的功夫，就有了这样的大手笔，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整个胡惟庸案，胡惟庸做了相国后，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先阅内外诸司奏章，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要说他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这不过是朱元璋的一个借口，这一点从他诛杀，告发的涂节，第一任锦衣卫指挥使毛骧等人就足以看出，以及后来以此诛杀李善长一家就更加明显，摆明了是朱元璋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所以胡惟庸案说穿了并不是胡惟庸有谋反之心，而是朱元璋有了借他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对他朱家子孙有威胁的大臣，都可以扣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一并杀了。

　　　　这一点在李善长一家被杀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最有说服力。

　　　　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读了如此冒犯的话，心知理亏，竟然不予追究，足见李善长死得有多冤枉，这反过来也可以说，胡惟庸案的的确确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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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4章最后的冤案2（）　
朱元璋的所谓洪武功臣的下场无外乎三种，第一是获罪被杀；第二是无罪赐死；第三是侥幸逃脱。而第三种在洪武一朝为数极少，仅仅限于汤和、邓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几人而已。其中，邓愈早死，儿子还是没有逃过，沐英远镇云南，郭英则因宁妃的缘故，耿炳文虽则逃过暂时，可是，永乐时终难免橫死。所以，包里归堆，也只有汤和一个人罢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业和规模来论，在宋tai祖之上，他之后的两位号称是一时的雄才大略的人物康熙和毛爷爷对朱元璋的评价都不低，康熙本人尽管有借朱元璋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图，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话，也没有必要对这位开国tai祖说出“治隆唐宋”一类标语口号式的评语，而毛爷爷一向目无余子，唯独对朱元璋情有独衷，想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身草莽，当于乱世，适时，群雄并起，情形并不下隋末，朱元璋没有门荫可依，也没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夺取天下，所以，他后来以此自骄并非虚夸。朱元璋亲手创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于影响到近现代，长达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说其人的能力出类拔萃。朱元璋在历代开国帝王中也是以励精图治著称的，他精于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元朝之失，赢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粗安，诚属难得。然而，很多史家并不以此来买朱元璋的帐，朱元璋虽敬业劳著，可是，获得的评价实在是低的很，至少和他的个人努力不成正比。即使在毛爷爷时代，上层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听到许多来自不同层面的对这位明tai祖的冷嘲热讽，毛爷爷死后，大骂朱元璋的作品接连上市，时至今日，朱元璋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是面目可憎。为什么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杀功臣留给后世的阴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场对于整体了解朱元璋的为人行政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兴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也就是著名的胡蓝党狱，经过这两次集中杀戮之后，活跃在十四世纪中国政坛长达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然而，这两次屠杀也只不过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并非全部，其实，如果细细读来，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为那时候数量较少、手段比较隐蔽、方法比较柔和，所以，并不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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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后一共杀害了两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刘伯温算上，则有三个。他们是：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他们两个人的罪名都是违制。华云龙是因为“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得罪，《明史》上没有说明华云龙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说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语焉不详的道出了一点细节－－“召（华云龙）还，命何文辉往代。”，何文辉是何许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和李文忠等人齐名的军事特务，是朱元璋的义子，长年负责代替朱元璋监临统军诸将的类似于后来的锦衣卫头子似的人物，以他这样的身份被派到北平显然是特别具有深意的。据谈迁考证，华云龙是被赐死的，死的也还算是体面，因为随后朱元璋让他的儿子华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没有除爵，应该是洪武朝的“善终”。

　　　　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曾几何时，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五年之后，儿子廖权才被允许袭爵，而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后来奉命劝降方孝孺，不果被杀（理由居然是给方孝孺收尸）。

　　　　同参军国事右御史大夫领台事兼太子谕德卫国公邓愈（洪武十年，讨吐番还。道病，至寿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宁河王，谥武顺。长子镇嗣，改封申国公，其妻，李善长外孙也，善长败，坐奸党诛。）

　　　　右丞相忠勤伯汪广洋（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广洋宜知状。帝问之，对曰：“无有。”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同参军国事加太子太师宋国公冯胜（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洪武二十七，赐死，诸子皆不得嗣。）

　　　　同知大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洪武二十五年，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寻副宋国公胜分行山西，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是冬再练军山西、河南。明年，偕召还。又明年赐死。子忠不得嗣。嘉靖元年，云南巡抚都御史何孟春请立祠祀友德。诏可，名曰“报功”。）

　　　　参知政事兼太子副詹事南雄侯赵庸（洪武二十三年，以左副将军从燕王出古北口，降乃儿不花。还，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湖广行省平章营阳侯杨璟（镇北平，练兵辽东。洪武十五年八月卒，追封芮国公，谥武信。子通嗣，二十年帅降军戍云南，多道亡，降普定指挥使。二十三年，诏书坐璟胡惟庸党。）

　　　　中书平章同知詹事院事临川侯胡美（洪武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子婿刑死，美赐自尽云。）

　　　　山东行省平章政事东平侯韩政（洪武十一年二月卒，帝亲临其丧。追封郓国公。子勋袭。二十六年坐蓝党诛，爵除）注：病薨。儿子跑不了

　　　　大都督同知济宁侯顾时（洪武十二年卒，年四十六。葬钟山。追封滕国公，谥襄靖，祔祭功臣庙。子敬嗣侯。二十三年追论胡惟庸党，榜列诸臣，以时为首。）

　　　　吴王左相兼佥大都督府事靖海侯吴祯（洪武十一年，奉诏出定辽，得疾，舆还京师。明年卒。追封海国公，谥襄毅，与良俱肖像功臣庙。子忠嗣侯。二十三年追论祯胡惟庸党，爵除。）

　　　　秦王武傅兼陕西行都督府佥事巩昌侯郭兴（洪武十六年巡北边。召还，逾年卒。赠陕国公，谥宣武。二十三年追坐胡惟庸党，爵除。）

　　　　署河南行都督府府事临江侯陈德（洪武十一年卒。追封杞国公，谥定襄。子镛袭封。二十三年，追坐德胡惟庸党，爵除。）注：病薨，儿子跑不了。

　　　　云南布政司事汝南侯梅思祖（洪武十五年卒，赐葬钟山之阴。二十三年追坐思祖胡惟庸党，灭其家。）

　　　　…………就不一一列举了。

　　　　朱元璋本人出身微寒，深知民间疾苦，所以，比较痛恨官吏违反的事情，他执政期间处分贪污、挪用、空印、盗饷等罪行最重，不惜以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置之。因而，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兴等人以功乱法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朱元璋自己的驸马因为乱法而被处死，因此，其他人更加不在话下。可是，唯独像所谓的僭越龙凤这一类的事情最为模糊，类似于莫须有，比如后来明成祖嫉恨耿炳文，就指使陈瑛以这样的罪名揭发耿炳文，以致于炳文自杀，可见，这种罪名其实完全可以说是欲加之罪，和朱亮祖等人的罪过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联系到华云龙赐死当年朱元璋颁发的《资世通训》中警告臣僚，“勿欺、勿蔽”的话语时也就不难理解廖永忠和华云龙的取死之道了。

　　　　刘伯温的死是比较离奇的，刘伯温和杨宪都是淮西集团的眼中钉，所以，刘伯温虽以大功，止封伯爵，而且，在洪武初年就致仕还乡了。按照朱元璋和刘伯温的次子刘璟的对话，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手中，但是，洪武八年，刘伯温死的时候，胡惟庸正是宠信正隆、如日中天，刘伯温之入京的原因按照明史的说法是胡惟庸离间朱元璋造成的，但是，明史作者张廷玉同时比较晦涩的指出：“帝虽不罪基（刘伯温），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刘伯温活着的时候就被夺取爵位，处分显然相当严重，刘伯温佐命朱元璋，屡出奇谋，朱元璋当然不能不考虑他的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比例。而刘伯温能够受之胡惟庸推荐的医生之药而不疑，自然是医生来的有背景。这点，刘伯温自己有过预见：“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所以，刘伯温的后人见到朱元璋从来只提胡惟庸的毛病，一语不及朱元璋，联系到后来的徐达、李文忠的死因之蹊跷，得证刘伯温之死也应该不是胡惟庸这一层面人物能够下手解决的了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为提醒自己的名言，他多次表态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tai祖实录》卷五九）从朱元璋称吴王时期，李善长、徐达就是中书省的右左丞相，但是，到了开国后的洪武四年，朱元璋让李善长致仕，徐达虽然还一直兼任着中书省的丞相，但是，徐长年领兵在外，并不参与朝政，这时，朱元璋的亲信是汪广洋、杨宪这几个人，随后，杨宪被淮西集团构陷遭杀头，汪广洋成为朱元璋的实际办事的丞相，朱元璋把他比作张良一流的人物。此时，胡惟庸进入了宰执的行列。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起兵后的第三年投靠的朱元璋，他是安徽定远人，是淮西集团核心的籍贯，李善长也是定远人，沐英也是定远人，当时有人写诗比喻淮西集团是：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胡惟庸在朱元璋手下混了十二年也才做到县主簿，但是，后来由于李善长的援引，很快被提拔到了中书省参知政事，而后又代替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左丞，杨宪死后，胡惟庸逐步得宠，朱元璋问策于刘伯温关于宰相的人选时已经把胡惟庸列在其中，这还是洪武三年之前的事情，可见，胡惟庸当时在朱元璋的眼中的地位了。

　　　　但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长在内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实早就不想设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让李善长罢相，贬逐汪广洋，并不是为了给胡惟庸腾出空间，而是给自己兼任宰相制造口实，这点只有聪明的汪广洋读懂了，所以，朱元璋让他回来做右丞相以钳制胡惟庸的时候，汪广洋只是喝酒，不问政务，联系到汪广洋之前的“屡献忠谋”，几乎很难令人理解，而实际上，汪广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为此，朱元璋后来才下决心整死汪广洋。

　　　　胡惟庸之所以被提拔重用，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从来都是不肯假手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朱元璋虽然依靠淮西集团起家，但是，一旦大功告成，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军事集团就成为朱元璋在背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文臣的头子，经年经营地盘，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势力，所以，朱元璋虽然口头上说善长“功甚大，宜进封大国。”而暗中则指使汪广洋、陈宁弹劾李善长，败坏李善长的政治声誉。胡惟庸不过是朱元璋原来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而且又是李善长阵营的力量，才决定把胡惟庸抬起来以制约善长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皇帝的本意不过是想把宰相变成高级秘书、帮办的宏伟战略意图，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