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都梁家国五部曲-第4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将军军衔的将星……
又过了20年，这个城市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临海滨的一座哥特式小楼前，来了一群中年男女军人，他们按响了门铃。小楼的主人是个来大陆投资的台湾商人，他曾在军中服过役，认得军衔。他发现这些军人的军衔都不低，其中有一个少将，其余都是大校、上校。军人们很有礼貌地提出请求说，他们曾经在这座小楼里度过了童年，今天是特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故地重游，不知主人能否满足他们的请求。
商人是个好客的人，既然是此楼的前住户，当然有权利参观一下故居，这和他也是一种缘分，更何况这些人都是一些有身份的高级军官。主人热情地领着军人们参观了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军人们又提出能否去后院看看。主人说当然可以。他把客人领到后院时，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主人抱歉地请客人随意参观，自己匆匆去接电话。电话是有关合资项目的事，主人谈的时间稍稍长了些。当他放下电话匆匆赶到后院时，不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这些穿着笔挺的毛料军服的军官竟齐斩斩地跪在院墙前，抚摸着墙面上的点点斑痕，正哭得像一群孩子……
商人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打扰这些正在痛哭的军官。他知道军人一般是不喜欢流泪的，看来这座小楼里可能发生过一些令人辛酸的故事……
引子（）
在钟跃民的记忆深处，1968年的那个冬天发生的事情显得格外清晰，那年冬天他差点儿卷入一场杀人案，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1968年是个闹哄哄的年头儿，钟跃民记忆中的背景是红色的，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用红油漆覆盖起来，上面写满了毛主席语录，映入眼帘的是红旗、红色的语录本、红袖章……总之，红色成了当时的主色调，连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红色的希望。
钟跃民至今也没闹清，为什么在1968年的某一天，他和他的同伴们，包括北京机关大院、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突然像是中了邪，肾上腺素激增，一种青春激情和邪恶的混合物犹如一枚*在体内爆炸，在一片红色的背景下，骤然产生一股凶猛的红色冲击波，以猛烈的力量向四周扩散。令人惊异的是，这股红色冲击波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很多年以后，钟跃民才发现，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地球像一只充满氢气的气球，很危险地膨胀着、躁动着，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引起爆炸……
这年春天，苏联老大哥终于被小兄弟捷克斯洛伐克惹烦了，它认为这个小兄弟再不管教管教就该上房揭瓦了。于是苏联大批空降部队和装甲部队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理论的指导下，长驱直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世界为之一惊，随之舆论大哗。
3月，那个总爱唠叨“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全世界又是一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国内几乎引起骚动。马丁·路德·金作为名人被载入史册，他那极富人情味的讲演和那浑厚且带有磁性的男中音从此成为绝唱。
这年5月，浪漫的法国青年也闹起事来，起因竟然是青年和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的一句对话。这位部长先生去巴黎的农泰尔大学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碰巧该校社会学系的德裔学生丹尼·科恩…邦迪也是个类似钟跃民之流的捣蛋鬼，他向部长先生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只字不提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部长先生的回答很不中听，用咱中国人的说法，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建议科恩…邦迪在*中烧时可以跳到水中败败火。部长的建议算是捅了马蜂窝，学生们闹起事来。
这年5月，巴黎的学生们终于起来革命了，他们攻击当权者，要求摧毁“旧秩序”。巴黎的拉丁区一时成了古希腊论坛，人人都在抗议，而抗议的对象可谓多样化，从大学的清规戒律、阶级差异到越南战争。
5月3日，警察清理巴黎大学，引起了拉丁区更剧烈的反应。
许多地方被群众自发性地接管了，工人占领了工厂，激进的医生们占领了医学会，演员们关闭了剧院，甚至一些神职人员也宣布他们“革命”了。忠于职守的警察则使拉丁区充满*的气味，戴高乐总统终于扛不住了，他从后门溜出爱丽舍宫，去了他的家乡科隆贝。这个消息使学生们有些晕乎了，他们相信“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
巴黎的五月风暴使世界为之震惊，整个西方世界差不多都兴奋起来了。对于法兰西人来说，他们几乎个个都算得上是老革命了，他们的革命传统至少能上溯到1789年，那一年巴黎的市民们起哄般地冲进了巴士底狱，愣是把一个偌大的王朝给灭了，他们才是革命的先驱。
此时，巴黎的大学生正沿着中国红卫兵走过的路，热火朝天地筑起街垒，高举着*的画像和巴黎公社的旗帜在大街上冲杀，雄心勃勃地要在欧洲大陆上再来一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吃上帝饭的神职人员也要造反，伟大的哲学家萨特先生也跟着胡闹了一把，这个世界真是乱套了。
然而，世上什么事总要有个完结。
5月30日，戴高乐总统回到巴黎，在电台发表了讲演，他号召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总统先生只是简单地告诉人民，再这么闹下去，大家就应该作好心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物质匮乏。这句大实话比什么莫测高深的理论都管用，要是革命了半天，革得饭都没得吃了，那么这革命就没意思了，更何况大多数老百姓已厌倦了大街上的喧嚣。于是他们响应了总统先生的号召，把一批继续在街垒里胡闹的孩子拎着耳朵带回家，巴黎的五月风暴算是落下了帷幕。
成年后的钟跃民算是明白了，难怪当年他像中了邪一样，敢情是谁也没闲着，巴黎的学生们也不是省油的灯，真折腾起来也是爱谁谁。早知如此，当年“联动”的弟兄们就该派出联络员和巴黎这边的哥们儿串联一下，东西方一联手，兴许世界革命就成功了。不过，北京的学生和巴黎的学生在同一时刻喊出的口号却大相径庭。北京这边的口号暴力倾向重了点儿，不是打算油炸谁，就是要砸烂谁的狗头，人家那边却弥漫着一股浪漫气息：
不为面包，为蔷薇……
要*，不要作战……
听听，玩着玩着就捎带着把革命干了，真他妈的过瘾。
不过，1968年的钟跃民对法国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只是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活得很愉快。当巴黎的学生们从街垒里玩够了回家时，钟跃民一伙才刚刚出场。
第一章（）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几个小子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正想办法寻开心。
钟跃民头上戴了一顶黄呢子军帽，他手扶自行车车把，一条腿跷在车的横梁上，另一条腿撑住地面。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一种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骄横之气。
袁军站在一旁，他披着一件草绿色的马裤呢军大衣，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弹簧车锁。郑桐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戴着眼镜，穿着一身蓝制服，双手插在裤兜里。
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雪，地面已经开始融化，原本雪白光洁的路面被车轮和脚印搞得很脏乱。他们肆无忌惮地起着哄，用手在指指点点，眼睛盯着两个从街对面一家食品店里走出来的漂亮姑娘。
袁军用手捅捅钟跃民，坏笑着朝街对面努努嘴道：“跃民，这回可看你的啦。”
钟跃民笑着摇摇头：“你丫别净招我犯错误。”
郑桐挖苦道：“色大胆小了吧？”
同伴们一拥而上，起着哄地对他推推搡搡。钟跃民在同伴们的起哄下有些下不了台，他把自行车支好，扶了扶帽子，然后晃晃悠悠向街对面走去。
周晓白是和好朋友罗芸一起出来的，她们本来想逛逛街，因为在家里待着实在无聊。
今天周晓白的情绪很恶劣，就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她们连续遭到两伙男孩子的纠缠。这些人真是无聊至极，就算你有心追求女孩子，也该有点儿礼貌，上来就直愣愣地一句“嗨，交个朋友怎么样”，这不是找骂吗？周晓白终于忍不住了，把刚买的一盒冰激凌摔在一个家伙的脸上，那家伙没想到这小妞儿这么大脾气，竟愣在那里，周晓白拉着罗芸转身出了食品店。
谁知刚出虎口，又入了狼窝，钟跃民正在外边等着呢。他满脸灿烂的笑容，张嘴就是一句：“哎哟，这不是表妹吗，怎么在这儿碰上啦？得有两年没见了，姨和姨夫好吗？”
周晓白和罗芸都愣了，心说，这人有病是怎么着，张嘴就叫表妹，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
周晓白没好气地说：“看清楚了，谁是你表妹？”
钟跃民面不改色，一脸真诚：“表妹，你不认识我啦？我是你表哥啊，你再仔细看看。真是女大十八变，才两年工夫，我都认不出来了。”
钟跃民的真诚还真把周晓白给唬住了，这人还真不像坏人，也许他是认错人了。
周晓白的口气缓和了：“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表妹，我也没有表哥。”
钟跃民很执拗：“别跟你哥开玩笑，你就是我表妹王小红。”
“我再和你说一遍，我不叫王小红，你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不对吧？你真的不是王小红，那你叫什么？”
“我叫周晓白，这下你明白了吧？”
得，钟跃民等的就是这个，才几句就把这小妞儿的名字给套出来了，看来今天有戏。钟跃民一拍脑门：“哟，看来我还真认错人了，对不起，您瞧我这老眼昏花的，实在不好意思。”
周晓白问：“你还有事吗？要是没事我们走了。”
“周晓白同学，咱们这就算认识了吧？这真是缘分，要不是我认错了人，咱们今天就失之交臂了，那还不遗恨终生？你们现在去哪儿？我送送你们。”
周晓白突然沉下脸：“我明白了，什么认错了人，闹了半天还是又碰上流氓了，罗芸，咱们走。”
钟跃民嬉皮笑脸地拦住她们：“哟，怎么说着说着就翻脸啦？周晓白，你一生气还真像我表妹，不行，不管你是不是，今天我还就认你这个妹妹啦。”
周晓白和罗芸不说话，只是厌恶地躲开钟跃民继续走路。
钟跃民讨了个没趣，他回头望望同伴们，袁军一伙儿正乐得前仰后合，轻佻地起着哄。
钟跃民又绕到姑娘们的前面继续纠缠着。
一伙青年正骑着自行车从这儿经过，为首的是张海洋，他戴着一顶羊剪绒皮帽，穿着一身国防绿军装，个子有1。8米，与钟跃民同样是一脸骄横之气。他的同伴们都穿着军装，但显得很杂乱，好像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有。这显然是群部队大院的孩子。他们见钟跃民正在纠缠姑娘，便纷纷停下车。
一个青年认出了周晓白：“海洋，那不是咱们大院的周晓白吗，周副司令的女儿，住将军楼的那个妞儿。”
张海洋把烟头一扔：“嘿，这帮孙子是哪儿的，敢拍咱们院儿的人？走，过去看看。”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钟跃民。张海洋一把揪住钟跃民的衣领，开口便骂：“孙子，你活腻歪了吧，敢拍我们院儿的人？”
钟跃民并不示弱，他冷笑一声：“嗬，想碴架是怎么着？找死呢？”他话音没落，藏在袖子里的弹簧锁已经呼啸而出，弹簧锁猛地抽在张海洋的头上，张海洋头上的羊剪绒皮帽被打飞了。
张海洋的同伙们纷纷掏出家伙扑了上来。
街对面的袁军一伙儿见这里风云突变，立刻扔掉手中的香烟，纷纷亮出弹簧锁冲过马路，双方在街头激烈地对打起来。
一个青年捡起半块砖向袁军劈面砸来，袁军敏捷地躲闪开，他身后的商店橱窗玻璃“哗啦”一声被砸得粉碎。
郑桐和一个高个子青年刚一交手，眼镜就被对方一拳打飞，他觉得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起来，这使他感到很愤怒，便急于报复，忙乱中他将一棵树当成了对手，狠狠地将半块砖头拍在树上。
一个正在散步的老人被张海洋一把抢走拐杖，老人跌了一跤，他坐在地上双手拍着大腿破口大骂，而那拐杖已经变成了武器，狠狠地敲在钟跃民的头上，拐杖断成两截。
钟跃民的头上流血了，他用手抹了一把，又火冒三丈地扑上去。
袁军冲进商店，抄起一把椅子砸碎放消防栓的玻璃门，拿出消防斧冲出门。
张海洋一伙儿见袁军来势凶猛，纷纷躲闪，袁军高举着消防斧追逐着。
这时，两个身穿藏蓝色警服的警察骑着自行车从这儿路过，见此情景忙下车制止。
斗殴的双方一见警察来了，顿时作鸟兽散。两个警察大声吼叫着分头追去……
一部捷克斯洛伐克产的老式电唱机中飘出了《山楂树》的歌声，钟跃民头上缠着纱布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他半合着眼在欣赏歌曲，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袁军、郑桐等人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他们一见钟跃民头上的纱布，便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郑桐说：“跃民，让人花啦？”
钟跃民摸摸脑袋，不在意地说：“没事，蹭破点儿皮，你不看看咱哥们儿的脑袋是什么材料做的，那拐棍儿都断成两截了，这可是正宗铁布衫功夫。”
“你丫就吹吧。”
袁军笑道：“你丫怎么跑得这么快？哥儿几个正跟人浴血奋战呢，再一找你，连他妈影儿都没了，不仗义，真不仗义。”
钟跃民不爱听了，他回骂道：“去你大爷的，你没瞧见那大个子警察一下车就直奔我来了，你说他眼神儿怎么这么好？上来就拿我当主犯，我不跑还等什么？”
袁军说：“你小子当然是主犯，反正要是警察逮住我们，哥儿几个立马儿一块儿揭发你，就说你是咱这流氓团伙的头儿，老教唆我们犯错误，本来我们都挺纯洁的，可钟跃民这孙子净教我们使坏，我们属于受蒙蔽。郑桐，你把党的政策给他交代一下。”
郑桐严肃地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大家附和着：“没错，没错，该毙了钟跃民这孙子。”
钟跃民一扭头，见郑桐的眼镜已经裂开了花，想起打架时似乎没见他的身影，便问道：“郑桐，刚才打架时你丫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你？”
郑桐有些不好意思：“有个大个子一巴掌把我眼镜打飞了，我当时就怒了，一板砖拍过去，觉着手感不对，闹了半天拍树上了。哥们儿赶紧找眼镜戴上，又拎起板砖照着一个人准备拍，定眼一瞧，我操，是他妈警察，吓得我把砖头一扔，没命地跑了。”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是部里的高级工程师，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不像钟跃民、袁军等人的老爹，都有战争背景。郑天宇是个厌恶暴力的人，郑桐从小受此影响，从来不敢和别人打架。这些日子，在钟跃民和袁军等人的怂恿下，郑桐也学会了打架抄砖头。但他天生不是个打架的料，每次打架他只要发现对方比己方人多，总是先没了底气，第一个逃跑。所以，这成了郑桐的短处，被袁军牢牢地捏着，动不动就把此事拎出来嘲笑郑桐，郑桐自己也认为这是件很丢脸的事，谁提这件事就跟谁急。
偏偏此时袁军又一脸不屑地说：“这孙子跟他爹一样，整个一臭知识分子。”
郑桐拉下脸：“知识分子怎么啦？”
袁军嘿嘿一乐：“酸呗，一身的酸气。”
郑桐立刻反唇相讥：“你爹呢？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在部队扫的盲吧？哥儿几个，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不听？”
众人一听，来了情绪，纷纷怂恿郑桐快讲。
“话说那年袁局长刚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后正赶上‘四清’工作队下乡，于是袁局长又兼任工作队队长的职务。有一天工作队帮农民割麦子，袁局长忽然觉得尿急，便找个僻静处去方便，没一会儿袁局长捂着裆蹦着回来了，你们猜怎么回事？”
钟跃民问：“是不是袁局长一屁股坐镰刀上啦？”
郑桐摇了摇头：“不对，你们这帮人太缺乏想象力。原来是有一截接水泵的电线绝缘皮破了，袁局长没注意，掏出‘老二’对着电线就尿，只听‘咣’的一声，袁局长捂着‘老二’蹦了起来，只觉得裆下麻酥酥的，像是被净了身……”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钟跃民从沙发上滚到地上，乐得直不起腰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事儿要是发生在袁军出生之前就麻烦啦，把袁局长的‘老二’给电废了，还能有袁军吗？”
袁军恼羞成怒，他不敢和钟跃民翻脸，却敢惹郑桐，他抄起桌上的烟灰缸：“我花了你丫的。”
郑桐也不甘示弱地站起来：“你敢！”
众人赶忙一拥而上，把两人拉开。
钟跃民正色道：“哥儿几个，咱们聊点正事，我听说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要公演了，在天桥剧场，星期六开始卖票。”
大家一听都来了精神，这两年的娱乐少得可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别说芭蕾舞，连电影也没演过几部，除了《列宁在1918》，就是《列宁在十月》，大家都快把台词背下来了。
郑桐一听，顿时就把刚才的事忘了：“我操，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咱们星期五晚上就去排队吧，等到了星期六早上再去买票黄瓜菜都凉了。”
袁军摩拳擦掌地说：“跃民，这回有热闹看了。我估计天桥剧场卖票那天，全城的顽主都得来，咱们得多去点儿人，还得带上家伙。”
钟跃民点点头：“我把李奎勇叫来，那小子打架是把好手。”
袁军说：“又是那个李奎勇，你找他来也不觉着丢份儿？”
钟跃民有些不悦：“袁军，论打架你差得远了，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出手又快又黑，要说单打独斗，咱们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
袁军对钟跃民赞赏李奎勇颇不以为然，嘟哝着：“狗屁，会摔跤有什么用，他能扛住菜刀吗？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钟跃民拉下脸：“怎么着，要不你先跟我练练？”
袁军这才不吭声了。
当年钟跃民随父亲从南京调入北京工作，由于是半途插班，一些专收干部子弟的小学制度较严，无法安插，钟跃民只好暂时被安插到一所普通小学。在那里钟跃民认识了李奎勇，他俩在一个班里上了半个学期课，两人成了朋友。李奎勇的父亲是蹬三轮儿车的，他家的孩子多，家境贫寒。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在学校里打架不要命似的，没人敢惹。那时的钟跃民还不像现在这样胆大包天，对李奎勇的摔跤功夫佩服得五体投地。四年级的第二个学期钟跃民就转学到了育英学校，不过，他和李奎勇一直保持着来往。
上一场雪还没有化尽，新雪又开始零零星星地飘落，风刮得很紧，好端端的大白天刮得跟黄昏似的，风夹着雪粒打在人脸上生疼。钟跃民、袁军和郑桐竖起大衣领子挡着脸，低着头顶着风去看望他们被隔离审查的父亲。
探视之前，照例要先接受革委会主任王占英的训话。王占英在“*”以前是个科长，是部里第一个起来造反的干部。此人还算正派，就是观点太激进，他真诚地认为钟跃民等人的父亲罪大恶极，枪毙了他们都不过分。至于钟跃民、袁军、郑桐等人，是属于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子是走资派，儿子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小流氓。
王主任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语重心长地训诫着：“你们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希望你们能和自己的走资派老子划清界限，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敦促你们的父亲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要让他们明白，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对他们的挽救。咦？钟跃民，你怎么站着呢？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整个身子成三道弯儿，一条腿还晃着，你摆出这副流里流气的样子给谁看呢？”
钟跃民显得很委屈：“王主任，您冤枉我了，我出生的时候就一腿长一腿短，就因为这点儿生理缺陷，袁军他们老欺负我，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地不平’。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长成这样又不是我的错误，干吗老欺负我们残疾人……”
袁军一脸坏笑地说：“王主任，您可千万别信这小子的。我太了解钟跃民啦，他身上那点儿零件都是可长可短。上次在澡堂洗澡，他把两腿一叉，两条胳膊一伸，还问我，猜吧，这是什么字？我说这还用猜？这是‘大’呀。您猜他说什么？他愣说是‘太’字，我说为什么是‘太’呢？他说，你没看见我那儿还有一个点儿呢？我再一看，可不是，他两腿之间还真有个点儿，刚才我没留神，所以我给看成‘大’了，谁知就这么会儿工夫他那儿忽然直了，于是就成了‘太’。我说，要是那东西也算，那我也会，我一个�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