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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梁家国五部曲-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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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却不大领情，他最烦听这些，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他就老得受教育？安上这么个名，本身就是种歧视，就好比1957年的右派，据说表现好就可以摘帽子，结果摘了帽子又变成了摘帽右派，还是没什么区别。袁军看不出“黑帮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间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给你脑门子上贴个标签，省得别人不知道。
袁家一共4个儿子，袁军最小，他的3个哥哥都在“*”以前从“哈军工”或“西军电”这类的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被分到西北的国防工业基地工作。自从他父母被审查后，袁军算是获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自由。没人管的日子简直太幸福了，以前上学时他最怕老师找家长告状，现在好了，谁爱告谁就告去，只要他找得着袁北光局长。如果单从这点考虑，袁军还是挺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如果说袁军对这场政治运动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他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每月15元生活费，无论他怎么算计也坚持不到月底。这一年来，他始终过着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后来他终于想开了，与其算计，不如干脆及时行乐，有钱了就先混个肚儿圆，没钱了再说，反正社会主义祖国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
袁军和郑桐是一对活冤家，两人从上小学起就在一个班，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始终保持在打打合合的状态，常常是一句话不合，双方就各自抄家伙准备单练，每次都是正要玩儿命时被同伴们拉开。正因为翻脸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两人从不记仇，往往是劝架的人还没缓过劲来，这两位已经又勾肩搭背地称兄道弟起来。
这个月还不到20号，袁军又没饭吃了。他厚着脸皮去郑桐家蹭了两顿饭，实在不好意思去了，因为郑桐家的经济状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此时正和袁北光关在一起，母亲孙逸群是个中学教员，虽然没有被停发工资，但也在停职受审查。孙逸群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况且郑桐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妹妹，因此日子过得也很紧。
近来社会上经常发生一些入室盗窃的案件，这座大院里也有几家住户被撬了门，损失了一些财产，案子一直没破。饿急了眼的袁军由此受到启发，决定先拿自己家开刀。他突然有了种紧迫感，自己要是不先动手，早晚得有真正的贼惦记上，那不便宜了别人？更何况撬自己家应该是轻车熟路，也省了踩点这套程序。
郑桐知道袁军的想法时，不禁大喜，连声说他早就想到这儿了，只不过没好意思说罢了。他见袁军还有些犹豫，便一个劲儿给他打气：“哥们儿，你得这么想，袁北光不是你爸爸，他是‘三反分子’，咱们顺了‘三反分子’的东西，就是革命行动了。不是老教育咱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吗？怎么划？怎么能证明你袁军和反动家庭掰了？就得把‘三反分子’家的门给撬了，这样界限不划也清了。”
袁军听着不入耳：“去你大爷的，你爸才是‘三反分子’呢，要不咱先撬你家得了，你爸留过洋，谁知道他当年在美国都干了点儿什么，闹不好早和中央情报局挂上钩了，正经地里通外国，我觉得先撬你家比较合适。”
郑桐显得很为袁军着想：“我家还用得着撬？我现在带你去就行了，问题是我家除了书就没什么值钱东西，你见什么值钱就尽管拿，就是千万别撬锁，撬坏了锁我还得去配，不是又得花钱？”
袁军一想也是，他搔搔头皮下了决心。
公寓的楼道里静悄悄的，看样子住户们已经入睡了，袁军家的大门上贴着被查封时的封条。
袁军和郑桐鬼鬼祟祟地用改锥在撬锁，郑桐边撬锁边心虚地四处张望，他小声问：“你家邻居是张局长吧，这老头儿没被关起来？”
“没有。这老头上面有人保，没人敢动他。”
“要是他听见动静出来看怎么办？”郑桐不放心地问。
袁军没好气地说：“操，这是我家，我撬自己家的门他管得着吗？我他妈乐意。”
“你丫就吹吧，这么牛逼你怎么不敢白天来，非深更半夜来撬门？”郑桐挖苦道。
袁军嘟囔着：“废话，革委会贴的封条，我敢白天撬锁吗？”
门锁发出一声轻响，被撬开了，他俩不管什么封条，推开门溜了进去。
黑暗中袁军轻车熟路地在自己家里四处乱翻。
郑桐提出警告：“你当是他妈抄家呢？把翻出来的东西照原样放好，戴上手套，别留下指纹。”
袁军不以为然地说：“你以为你作了多大案子，公安局还会来查？人家警察吃饱撑的？”
郑桐突然被桌子上的一对瓷花瓶吸引了，他拿起花瓶仔细端详。他父亲郑天宇是个瓷器迷，家里也收集了不少瓷器，他从小耳濡目染地知道一些鉴赏瓷器的知识。
他脸上突然露出了喜色：“这对花瓶是明代的，崇祯五年烧制，还是官窑的，你们家哪来的这东西？”
袁军想了想说：“听我爸说，解放军刚进城时，各部队见了没主儿的房子就占，我爸他们占的那所院子的主人是个国民党大官儿，逃到台湾去了，这花瓶就摆在客厅里，后来这院子分配给我们家住，这花瓶和家具就成了我们家的，后来搬家时，我爸只带了这对花瓶。”
郑桐敲敲花瓶：“我看你们家没什么值钱货，也就这对花瓶还值点儿钱。”
袁军喜出望外：“真的，这花瓶值钱？那么咱把它送到委托行卖了。”
“这年头儿卖不出价来，能卖个几十块钱就不错了。对了，你还得把你们家户口本顺走，没户口本委托行不收。”
袁军沮丧地说：“妈的，我们家存折是动不得的，都让银行冻结了，你看除了花瓶还有什么可卖的？”
“把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带上，再卷上你爸的呢子大衣。”郑桐吩咐道。
“我操，你丫出点儿好主意行不行？哪天我爸被放出来，发现他大衣没了，非他妈打死我不可，不瞒你说，我爸手黑着呢。”
郑桐耐心地开导道：“好不容易把锁撬了，不顺走点儿东西，咱们干吗来啦？赶明儿你爸要问起来，你就往造反派身上推，你爸准没脾气。再说了，你爸能不能出来还难说呢，万一哪天老爷子没扛住，又撂出点儿反党罪行，闹不好就被送秦城了，你就可劲儿折腾吧，没事。”
袁军骂道：“你爸才被送秦城呢，你丫别老方我。”
郑桐又想起了什么，他拉开了衣柜，开始翻动衣服。
袁军问：“你又惦记上什么啦？”
“你爸是不是还有一身将校呢？咱们来都来了，索性就多弄点儿东西走。”
“嘿，你丫这不是趁火打劫吗？给我放下，我都没敢顺这身将校呢，你怎么净想这美事？”
郑桐理也不理，边翻边回嘴：“我还缺身行头呢，我们家再往上翻八代也翻不出一个当过兵的人，找件军装算是费了劲儿啦。我说过，不弄件将校呢穿穿，哥们儿死不瞑目。”
袁军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来了，闹了半天是冲我家的军装来的。操，引狼入室，我他妈绝对是引狼入室。”
郑桐话里有话地威胁道：“要不我过几天再来？”
袁军道：“算啦，反正你是惦记上这身将校呢了，不弄到手不算完，你随便吧。”
两人摸着黑收拾好细软，溜出大门，消失在黑暗之中。
北京西城区的百万庄、二里沟一带有着大片的楼群，这些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住宅楼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出若干个区域，以天干地支类推，如子区、丑区等。这些住宅区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和部委，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等。
如果你在1968年穿越这片住宅区，会发现这里随处可见成群结伙、身穿黄色军装和藏蓝色制服的青少年。他们或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或数十人一起骑着自行车闲逛。这是些追逐时尚的青少年，当时的成年人是不会了解这种时尚的，这好比今天的成年人不了解那些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鸡毛掸子状，鼻子上戴着鼻环的新新人类一样。1968年的青少年们追求的时尚还不算太出格，最时髦的服装首推军装，蓝制服次之，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款式平庸、色彩单调的服装怎么能领导一个时代的时装潮流呢？简直毫无道理。创造这些时尚的是那些被称为“老兵”的青年，在一个刚刚能吃饱肚子的国度里，他们都是来自最富有的家庭。但他们的审美能力不可能摆脱时代的束缚，他们所能创造的时尚无非是在朴素的衣着上进行某种搭配，比如一身蓝制服可以配上一双白边的懒汉鞋，再配双雪白的线袜。如果是位姑娘，冬天的围巾倒是颇有讲究，一种色彩鲜艳，用细毛线织成的拉毛围巾成了时髦货，不过戴这类围巾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很容易被人指责为“不正经”。
就像今天的城市青年崇尚名牌汽车一样，当年的“老兵”崇尚一种全链套、装有电镀后架的永久牌自行车，此车的型号为永久十三型，俗称“锰钢车”。当年这种自行车产量有限，市面上极难见到，商店里若是偶尔到一批货，要事先贴出告示，购买者头一天傍晚就得到商店门前排队，和钟跃民等人购买芭蕾舞票一样，追求时髦的代价是忍受一夜凛冽的寒风。
如果你在1968年身穿军装或一身蓝制服，再配上懒汉鞋、白袜子，骑上锰钢车在百万庄一带闲逛，那就等于在向世人宣告：我是顽主，谁不服气就惹我试试。你放心，肯定会有不止一群顽主来找你麻烦。如果是位姑娘穿上这身行头，再戴上一条鲜红的拉毛围巾，那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叫“找拍”呢。何谓“拍”？拍婆子是也。何谓“拍婆子”？就是在大街上和不大正经的女孩子搭讪，要求交朋友。其实这位姑娘早该有心理准备，既然打扮成这样，就怨不得顽主们把你视为同类。
李奎勇和小浑蛋旁若无人地站在通往申区的路口上，两人边谈话边四处张望，脸上带着挑衅的神态。
在非“老兵”类顽主的眼里，百万庄地区无异于敌占区，特别是在百万庄的诸多区块中，申区简直是百万庄的灵魂。这是一片二层小楼的高级住宅区，里面的住户级别最低的也是副部级，他们的子女都是“老兵”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也就是说，谁要是得罪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他们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数百人进行报复。
今天李奎勇和小浑蛋两人敢跑到申区来拔份儿，这无非是想表明他们的勇气——根本没把这些“老兵”放在眼里。
李奎勇和小浑蛋曾住在一条胡同里，当年李奎勇练摔跤时，小浑蛋还是个很瘦弱、胆小的孩子，有时还受别的孩子欺负，每次都是李奎勇替他打抱不平。后来李奎勇的父亲和别人换了房子，他家搬到了宣武区南横街，两人才断了联系。前些日子，小浑蛋在天桥剧场抢了李援朝的票，竟和李奎勇意外地重逢了。李奎勇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当年胡同里最不起眼的老实孩子，几年没见竟成了大名鼎鼎的小浑蛋，连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兵”都谈虎色变。
使李奎勇感动的是，如今的小浑蛋虽已成名，但他对李奎勇仍然像小时候一样尊重，还是一口一个“勇哥”地叫着。李奎勇是个讲义气的人，别人敬他一尺，他就还人一丈。他虽然对干部子弟怀有极深的成见，但仍然能和钟跃民交朋友，就因为钟跃民能尊重他。所以当小浑蛋提出要他陪着到申区来拔份儿时，李奎勇没有犹豫，立刻就答应了。他没有想到，这一答应，几乎给他惹来杀身之祸。
两个穿军装的姑娘骑着自行车从路上走过，小浑蛋轻佻地招招手：“嗨，小妞儿，过来陪哥哥聊聊……”
两个姑娘显然没受过这等侮辱，她们停下自行车骂道：“浑蛋，哪儿来的狗东西，敢到这儿来撒野？”
小浑蛋大笑：“你还真说对了，我就叫小浑蛋，小妞儿，你连哥哥叫什么名字都知道？来，让哥哥亲一下。”他边说边向姑娘们走去。
两个姑娘见小浑蛋真要过来，慌了神，她们连忙骑上自行车：“你有胆量就等着别走。”
小浑蛋停下脚步：“好呀，哥哥在这儿等你，快点儿来。”
李奎勇笑道：“真是个浑蛋，我怎么都不认识你了？你小子以前可挺老实的。”
小浑蛋望着两个姑娘远去的背影说：“奎勇，你还记得吗？当年我瘦得像个猴子似的，咱们胡同里的孩子谁都敢揍我，也就是你老护着我。那会儿你正练摔跤，没人敢惹你。后来你们家搬走了，我还挺想你，晚上做梦还梦见你好几次呢。”
“你现在可不一样了，倒退半年，谁知道有小浑蛋这一号？现在可了不得，北京城谁不知道你小浑蛋的大名？前两天我在朝阳门碰见一个过去和我一起练摔跤的哥们儿，那哥们儿还问我呢，听说新街口最近煽起一个小浑蛋，腰里别把插子，见人就插，才一个月工夫就插了七八个了。”
“没想到我现在有这么大名声，连朝阳那边都知道啦？好像我是疯子，见人就捅刀子，其实我不过是专插那些‘老兵’。”
李奎勇劝道：“哥们儿，最近你可要留神，那个李援朝上次在你这儿栽了面儿，我听说他早放出话了，逮住你就要你的命。不是我说你，你最近干得有点儿出圈了，一连捅了好几个，连西城分局都在抓你，你还是躲躲吧。”
“扯淡，谁干掉谁还没准儿呢，大院里的人就那点儿能耐，打架就仗着人多，一对一单练就熊了。我试过几次，甭管多少人，你上去捅倒一个，其余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一群身穿黄呢子军大衣，骑着自行车的青年来到路口，他们停下车，用无礼的目光将小浑蛋和李奎勇上下打量个遍。
小浑蛋一见就来了脾气：“孙子，你照什么？”
那群青年显然不认识小浑蛋，见有人寻衅，便纷纷从车把上拿下弹簧锁向小浑蛋围了过来。
李奎勇忙上前劝说：“哥们儿，你别再惹事了，咱们走吧。”
小浑蛋是个暴脾气，哪能如此善罢甘休？他说：“你站着别动，看我的。”他双手插在裤兜里迎着那群人走过去。
那群青年气势汹汹地把小浑蛋围在中间，小浑蛋面不改色。一个为首的高个子青年晃动着手里的弹簧锁，傲慢地向小浑蛋发问：“你哪儿的？给我报个名儿。”
小浑蛋根本不说话，突然出手，一把*已经捅进了高个子青年的腹部。高个子青年惨叫一声，捂住肚子跌坐在地上，他的同伴们都被吓呆了。小浑蛋用带血的刮刀向青年们晃晃，青年们一个个呆若木鸡。
小浑蛋轻蔑地笑笑，转身扬长而去。
这时，那些被吓呆的青年似乎才清醒过来，七手八脚地扶起受伤的人。受伤的高个子青年痛苦地咬着牙，双手紧紧地捂住腹部，鲜血从指缝里涌出……
什刹海冰场的高音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放着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水银灯下，一群群青年男女兴奋地追逐着、嬉闹着，姑娘们漂亮的长围巾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鲜艳。
钟跃民、袁军、郑桐及几个伙伴和另一伙青年在跑道南侧的冰球场上打冰球，钟跃民灵活地带球向对方禁区猛冲，他连连绕过对方的几个堵截者，抢到了一个极佳的射门位置，他抡起冰球杆正待大力击球，却被对方一个高个子青年撞出一丈多远，摔了个嘴啃泥。
袁军和郑桐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钟跃民从冰面上爬起来，恼羞成怒地给高个子青年一记耳光：“你他妈往哪儿撞，找死呢？”
高个子青年捂住脸愤怒地问：“你凭什么打人？打冰球有规则，允许合理冲撞。”
钟跃民冷笑着：“对不起，我看差眼了，把你脑袋当冰球了。”
高个子青年不像是顽主，也不懂顽主的规矩，他哪里知道和顽主是没有理好讲的。他涨红着脸抓住钟跃民的衣领：“你跟我走，咱们去派出所讲理。”
钟跃民和同伴们都被这个不谙世事的青年逗乐了：讲理？真有意思，这年头儿哪有理好讲？这孙子是从外国来的吧，他怎么能提出如此可笑的问题？看来这人脑子有毛病，以至于钟跃民都懒得揍他了，钟跃民不耐烦地挥挥手：“滚吧，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去。”
那青年哪里知道钟跃民已经饶了他，他仍在激动地喊着，要求钟跃民和他去派出所解决问题。
袁军不耐烦了，他觉得这个人太不懂事，今天哥儿几个心情不错，没有暴打他一顿已经是对他最大的爱护了，他怎么还敢没完没了？袁军板着脸向高个子青年走去。
那青年还沉浸在愤怒的情绪中，嘴里不停地嚷着。忽然，声音戛然而止，他只觉得自己脖子上凉飕飕的，原来是一把锋利的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这青年终于明白自己碰到什么人了。
袁军收起刀子，挥挥手，那青年立刻跑得没影儿了。
这样一来，刚才和钟跃民他们一起打对抗的几个青年都收起冰球杆走了。人家是来打冰球的，不是来拔份儿的，要是撞倒个人就得挨揍，那这冰球就没法儿玩了。
钟跃民自己也觉得怪没趣的，但这没办法，他横惯了。
郑桐似乎发现了什么：“哎，跃民，你看！”他指着不远处正在溜冰的两个姑娘说，“你认出那两个妞儿没有？”
两个姑娘正互相搀扶着在练习滑冰，她们好像还不太会滑，在冰面上站立不稳，一次次地跌倒。
钟跃民仔细瞧了瞧：“不认识，她们是哪儿的？”
郑桐白了钟跃民一眼：“哎哟，你丫什么记性？上次咱们为这两个妞儿还和张海洋打了一架呢，你还让人给花了。”
钟跃民恍然大悟：“噢，想起来了，是这两个妞儿吗？让我看看哪个妞儿更漂亮点儿。”
他终于想起来了，那其中一个姑娘叫周晓白，这名字还是自己冒充她表哥套出来的。
周晓白和罗芸不大来冰场滑冰，因为当时社会上有种偏见，似乎来冰场滑冰的都不是什么好人。听同学们讲，冰场是小流氓经常出入的地方，打架斗殴是常事。更要命的是，冰场上的流氓特别爱追着女孩子耍流氓。周晓白听了很不以为意，她从来不是个胆小的女孩儿，小流氓有什么可怕的？这一年多来，她遇见的小流氓多了，不过就是在大街上厚着脸皮和她搭讪，也没什么太出格的举动，别理他就是了。再说，这年月简直没什么可玩的，除了滑冰还有什么娱乐？只剩下个冰场了，要是因为冰场上有流氓就不敢去的话，那冰场不就成了流氓专用的了？凭什么？她还非去不可。
罗芸对滑冰兴趣不大，可她和周晓白是好朋友，既然好朋友要她陪，她当然不好拒绝。其实罗芸更不怕冰场上所谓的流氓，她本身就是最早参加红卫兵的一批女孩子，也属于“老兵”圈子里的人。她知道冰场上的所谓流氓都是当年的“老兵”，这些干部子弟能坏到哪儿去？所以罗芸连想都没想就陪周晓白来了。
周晓白从上幼儿园起就是那种很乖的女孩子，上学时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家里听父母的，在学校听老师的，这种女孩儿谁都喜欢。1966年闹红卫兵时，周晓白也想参加红卫兵，因为她最有资格，她是纯粹的红五类。她的父亲周镇南是1955年授衔的中将副司令，是解放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出身于黄埔的将军。周镇南告诉女儿：“学校不上课了，你就给我待在家里，那个什么红卫兵组织你不要参加。那些毛孩子懂个屁，要是把好东西都砸了就叫革命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二流子都是革命家。我真不明白，老头子是怎么了，怎么会支持这些毛孩子去胡闹？”
周晓白的母亲陈亦君在一边听了吓白了脸，她一遍一遍地叮嘱周晓白：“孩子，你爸的话你可千万不能和别人说呀。”
周晓白听话地点点头，对她来说，父母是她最爱的人，不听他们的话听谁的？周晓白果然没有参加红卫兵，1966年的“红八月”，社会上已经闹翻了天，周晓白居然老老实实在家里温习功课，她还以为到9月1日学校就会开学了，等一开学她就是初二的学生了。谁知她在家一待就是两年，等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时，她糊里糊涂地已经成了初三的学生，快要毕业了。这个养在深闺的女孩儿还不知道，如今干部子弟中最时尚的活动就是拍婆子，而她则是一个很显眼的目标。
罗芸从没滑过冰，第一次上冰面就穿了双花样刀冰鞋，她前仰后合地站立不稳，一不留神摔了个仰面朝天，乐得周晓白直不起腰来，她灿烂的笑容使脸庞显得十分妩媚。
谁知这一笑，可把不远处的钟跃民看傻了。
钟跃民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晓白，嘴里警告着袁军等人：“你们听着，那个围红围巾的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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