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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梁家国五部曲-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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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感动得眼圈都红了,钟跃民对她每一点细小的关怀,都能使她感动不已,甚至有些受宠若惊。她常常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没出息?连起码的自尊都顾不上了。

    钟跃民家的客厅里静悄悄的,留声机的音箱里传来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两个人的心中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在流淌。

    钟跃民和周晓白每人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们默默地对视着。

    钟跃民举杯道:“晓白,明天你就要走了,我为你饯行,干了这杯。”

    周晓白目光迷离:“别干,喝一口,好吗?”

    “为什么?”

    “杯子里的酒没了,宴会就要结束了,可我不想让它结束。”

    两人各自饮了一口。

    钟跃民叹了口气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周晓白固执地反驳:“有,就有不散的筵席,我的筵席永远不散。”

    “晓白,随缘吧。”

    周晓白流下泪来:“干吗要随缘?世上的事要靠努力得来,而不是靠随缘。”

    “我想当兵,靠努力行吗?”钟跃民轻声问。

    “肯定行,一旦你爸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求我爸把你送进部队。”

    “我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呢?”

    周晓白沉默。

    钟跃民轻轻笑了:“还是要顺其自然吧?”

    周晓白抬起头来凝视着钟跃民,久久没有说话。

    周晓白和罗芸走的那天,钟跃民没去送,因为这批新兵很可能会被分在一个大单位,彼此之间早晚会熟悉,女兵们对这类事更敏感,特别是像周晓白这种出身将门、长得又漂亮的女兵,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人关注。钟跃民怕自己露面会影响周晓白的前途,部队有纪律,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到学校赴陕北插队落户报名处报了名,倒挺顺利,也用不着政审,袁军还跟报名处的人说便宜话:“老师啊,像去陕北插队这么光荣的事,是不是也有个批准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出身都不大好,组织要是不批准我们去陕北,我们绝不会背思想包袱,保证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刺儿头,报名处的人都懒得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别回来。

    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的必由之路,也不知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哪里插队。

    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他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只是谈童年,谈将来。李奎勇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个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地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他问钟跃民以后打算干什么,钟跃民说他倒没有明确的打算,小时候还有点儿理想,有一阵子他爸老揍他,他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揪过来捶一顿,于是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他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他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海盗船长。不知为什么,他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很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似乎很快活,钟跃民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后来,钟跃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李奎勇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儿雄心壮志,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简直是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

    钟跃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没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可钟跃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他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强,那跟理想搭不上边儿。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他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干点儿什么,但他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他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当海盗去。

    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营级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

    钟跃民把周晓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儿的。

    李奎勇听说他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像不多。不过等他伤好了,他也想报名去陕北,因为钟跃民都去了,他也应该去。钟跃民说陕北地方太大,去了也不见得能碰上。李奎勇说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临分手的时候,李奎勇有些激动,他紧握着钟跃民的手说:“跃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钟跃民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打架的事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呀。”

    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而无聊的,钟跃民和郑桐闲得难受,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倒是袁军因为父亲官复原职,好久没有露面了。

    钟跃民和郑桐来到袁军家楼下,郑桐捡起一块石头,准备通知他一下,但被钟跃民制止了:“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无缘无故被关了一年多,火儿正大着呢,再找咱们撒气。”

    郑桐大声喊:“袁军。”

    楼上传来袁军的声音:“谁呀?”

    郑桐:“派出所的,找你有事。”

    袁军的脑袋露出窗户:“我操,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儿?你们等着。”

    不一会儿,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楼道。

    郑桐推了推眼镜:“哎哟,你丫从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

    袁军得意地说:“发的,哥们儿当兵啦。”

    钟跃民点点头:“不像是扒来的衣服,这小子还真当兵了。”

    郑桐一脸不忿:“我操,你爸刚官复原职,你丫就当兵啦,这也太快了,几天以前你丫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你丫就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啦。”

    袁军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嘿,时来运转,我爸被从号儿里放出来了,一打听,这批兵是去A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儿,我爸从1938年起就在这支部队,从军长到师长都是老熟人,这还了得?A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儿,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郑桐把手一背:“有这好事也不通知一下哥儿几个,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下面的事你就看着办吧。”

    袁军知道对不起哥们儿,忙说:“我请客,我请客,向哥儿几个赔罪,你们说,去哪儿?”

    “当然是老莫啦,我们马上回家磨刀去,照死了宰你。”

    “跃民,不是我不想通知哥儿几个,我是怕弟兄们受刺激,本来我都报了名,和你们一起去陕北插队,日子再苦哥儿几个好歹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可我突然变了卦,是有点儿不仗义。”

    钟跃民笑着说:“袁军,这是好事呀,咱们这些哥们儿,有一个混出来也好啊,将来你要是混个师长旅长的可别忘了弟兄们。”

    “将来我们哥儿俩没饭吃了,找上门去要饭,你不会轰我们吧?”

    袁军的眼圈有点红了,他紧紧抓住钟跃民和郑桐的手:“对不起……这事儿怨我,是我不仗义。”

    钟跃民一推袁军:“这是什么话,谁不想去当兵?有了机会当然要去,哥儿几个为你高兴啊,你怎么抹开眼泪啦?这可真不像条汉子。”

    郑桐这时候也不忘挤对一下老对头:“你丫怎么跟娘们儿似的?真没劲,请我们吃饭心疼了吧?”

    袁军立刻回骂:“你丫才是娘们儿呢,找抽呢是不是……”

    钟跃民觉得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了,最后一件事应该是看看父亲去,张海洋的消息果然很准,的确是有一批老干部被放出来了,可钟山岳却不在此列。据说,他的问题很复杂,一时还搞不清楚。

    钟跃民好久没来这里了,这个隔离审查学习班似乎比以前正规多了,变得越来越像监狱了。钟跃民和父亲相对而坐,父子俩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两个穿便衣的看守站在一旁监视谈话。

    钟跃民告诉父亲,他要去陕北插队了,问父亲有什么要交代。

    钟山岳一听倒是很高兴,他在陕北待过,对那里很有感情。他抽着儿子带来的香烟说:“哦,去陕北,那可是个好地方,虽然贫困,可那儿的人好,善良、淳朴,交朋友能掏出心来。1942年我们部队休整,就在陕北驻防,我了解那里的老百姓。”

    钟跃民不大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父亲的案子,他试探地问:“爸,袁军他爸被解放了,官复原职了。”

    钟山岳回答:“这我知道,他本来也没什么事,1938年的干部,从参军起就没脱离过队伍,就算是想叛变也没有机会呀,说他是叛徒,纯粹是瞎胡闹。”

    “可您的问题怎么总是搞不清楚?”

    “我的情况不一样,当年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了,战友们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我是少数突围成功的人。我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了半年伤,后来回到延安,1942年延安整风我被审查,新中国成立后‘肃反’我又被审查,这是第三次了。”

    钟跃民问:“为什么不找到那个老乡做证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组织不比你傻,人家还不知道去调查?可那家老乡早就找不到了,抗战时,那个村子都被烧光了,人恐怕早没了。”

    钟跃民大声道:“问题搞不清楚,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人关着,这也太不讲理啦!”

    钟山岳一拍桌子,制止道:“跃民,不许你这样说话,组织有组织的考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议论组织呢?要相信人民,相信党,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钟跃民大叫:“爸,您别傻了,他们这是故意整人,没有这件事,他们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来。”

    钟山岳大怒:“住嘴!你给我滚……”

    “爸……”

    “你别叫我爸,滚……”

    看守把钟跃民推出会见室。

    钟跃民伤心地喊着:“爸,我明天就走了,我要再看你一眼,你别轰我走啊,爸……”

    钟山岳狠狠地关上门,他的脸上充满愤怒。

    这次会见,总共不到10分钟。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永定门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条红色的横幅标语悬挂在月台上方,上面写着“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赴陕北插队落户”。喇叭里传来用《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歌声激昂。插队知青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一群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在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高呼着口号:

    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送行的家长们拥挤在列车的窗口前向孩子们含泪告别。

    钟跃民和郑桐坐在窗口,身穿新军装的袁军站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他双手紧紧抓住两人的手:“跃民、郑桐,你们要保重,有什么需要的一定要写信给我。”

    郑桐说:“扯淡吧,就你那6块钱津贴能干什么?我们哥俩儿要是没饭吃了,你能给我们寄饼干吗?你丫就吹吧。”

    袁军争辩道:“我他妈总不能永远是6块钱津贴吧?万一哥们儿提了干,52块钱的工资总够买饼干吧?”

    钟跃民拍拍袁军的肩膀,他知道这个家伙最好冲动,也最不让人放心:“回去吧,袁军,以后常通信,到部队可不能惹事了。”

    月台上响起了铃声,列车要发车了,送行的人群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列车上的知青们哭着从车窗中伸出手,向亲人们告别,离别的悲痛瞬时笼罩了整个月台。

    袁军和郑桐泪流满面地握手告别。

    钟跃民微笑着凝视哭泣的人群,他点燃一支香烟,从挎包里掏出一支双响爆竹。

    列车徐徐向前滑动了。

    人群中的哭声更响了,很多送行的人在跟着滑行的列车跑动。

    砰!啪!双响爆竹被钟跃民点燃。

    人群被惊呆了,哭声戛然而止。

    钟跃民仰天长笑:“小家子气,又不是上刑场,哭什么?大丈夫横行天下,这才刚有那么点儿意思,好玩的事还没开始呢……”

    人群中的袁军双手抱拳喊道:“好样的,跃民,你是条汉子……”他的话音没落,泪水已涌出眼眶……

第七章() 
天是铅灰色的,地是黄澄澄的,远沟近壑积留着斑斑驳驳的残雪,凛冽的寒风从北边的毛乌素大沙漠吹来,卷着草叶和细细的尘土,在广袤的原野上打着旋,发出尖利的呼啸声,不一会儿,人们的身上便落上厚厚一层黄土面儿。

    陕北的冬季,不是黄尘蔽日,就是阴霾漫天,四野一片苍茫,风如刀剑,侵入肌骨。

    钟跃民、郑桐一行10个知青被分配到石川村落户,这里地处绥德和靖边两地的中间,无定河和大理河的一条支流在此交汇,顺着山峁拐了个90度弯向东流去。石川村离靖边县城有几十里地,这是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县。安边、定边、靖边,统称三边,又都在边墙沿线,从“安”“定”“靖”这些字眼看,这些地方是古代朝廷绥靖的边境地区。靖边的地层都是由黄沙堆砌的,这里没有窑洞,几乎全是平顶泥屋。离靖边25公里的石川村坐落在大理河支流南岸的黄土峁上,这里却是典型的秦晋高原地貌,黄土层被雨水切割得沟壑纵横,千山万壑犹如凝固的波涛,一道河流的分隔使两岸的地貌泾渭分明。

    钟跃民他们7男3女共10个知青坐上石川村派来的大车,一路顶着漫天的黄尘奔石川村而去。赶车人是个姓杜的老汉,一身典型的陕北农民打扮,身穿光板山羊皮袄,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不过所谓的白羊肚手巾已经脏得看不出曾经是白色的,变成了一种深灰色。杜老汉不大爱说话,知青们问一句他答一句,显得很拘谨,他实在闹不清这些知青娃好好儿的京城不待,到石川村干吗来了。

    这10个知青都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的,彼此之间还不认识,钟跃民对那几个男生没兴趣,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些男生下乡之前都是安分守己的学生,不是顽主,钟跃民和郑桐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不过,钟跃民倒是仔细看了看那3个女生,发现其中有两个长得还不错,他挺满意,扭头对郑桐说:“县知青办的干部对咱石川村的哥们儿还不赖,没给咱分来几个猪不叼狗不啃的女生,要不然可惨透了。这儿本来就穷山恶水,咱再成天守着几个丑妞儿,出来进去老在你眼前晃悠,想不看都不成,这日子怎么过?”

    大车上的男生都哄笑起来,那3个女生则绷着脸不吭声。

    钟跃民躺在行李包儿上继续发牢骚:“这鬼地方真他妈没劲,走了半天连棵树都没见着。哟,前边那条河是黄河吗?水怎么这么黄?”

    郑桐拿出地图册看了一下:“你丫整个一地理盲,黄河在晋陕交界处,离这儿远着呢,这条河可能是无定河。”

    钟跃民猛地支起身子:“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就是唐诗里说的那条河?我操,我说怎么不对劲呢,闹了半天这地方在古代就是充军发配之地。得,把哥儿几个发配到这儿来了,闹不好就成了无定河边骨了。”

    郑桐笑道:“你好歹还是春闺梦里人,我呢?无人认领的遗骨。”

    前边路上一阵铃铛响,一个青年农民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坐着个青年女子,像是对回娘家的小夫妻。知青们觉得新鲜,都伸长了脖子盯着小夫妻。

    赶车的杜老汉突然张开缺了门牙的嘴,扯着嗓子唱起了酸曲儿:

    正月里来哟是新年,

    我给公公来拜年。

    手提一壶四两酒,

    我给公公磕一头

    …………

    杜老汉这冷不丁一声吼,可真把钟跃民听傻了,这可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从土生土长的老农民嘴里唱出来,那股味道是任何歌舞团的专业歌手也模仿不了的。

    …………

    二月里来龙抬头,

    公公拉住媳妇的手,

    拉拉扯扯吃个口,

    人家娃娃的好绵手

    …………

    钟跃民乐得栽倒在行李包上:“这老公公爬灰呢,也不怕儿子跟他拼命……”

    …………

    三月里桃杏花开,

    媳妇又穿枣红鞋,

    走起路来随风摆,

    爱得公公东倒又西歪

    …………

    回娘家的小夫妻走远了,驴头上挂的铃铛发出的叮当声还隐隐可闻,杜老汉也歇嘴不唱了。

    郑桐小声说:“这老头儿勾搭人家新媳妇呢。咦?跃民,你怎么啦,傻啦?”

    钟跃民两眼发呆地盯着杜老汉,他还没从这首酸曲儿中醒过来……

    石川村的打谷场上,正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块破烂的红色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到石川村插队落户。

    衣衫褴褛的村民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他们散乱地坐在打谷场上,妇女们纳着鞋底,男人们吸着旱烟,他们不大关心开会的内容,只是在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一群孩子在谷草堆中追逐着、打闹着。

    钟跃民、郑桐和七八个男女知青坐在地上正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石川村党支书常贵正在讲话。他五十多岁,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围目光呆滞的村民比起来,这样的人在农村就理应混上个村干部。常贵头上也同样扎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看打扮和赶车的杜老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烟袋。

    常贵用烟袋敲敲面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噗”地将一口浓痰吐出两米开外,这才开始讲话:“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大家静一静,莫说话。今天,咱村来了10个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党支部……咦?狗娃,我日你娘,你个驴日的咋还说话?拿领导说话当放屁是不是?小心我开你个驴日的批判会。”

    陕北穷,交通工具主要是驴,因为驴好养,所以陕北驴多,人们对驴也比较喜爱,因此民间张嘴闭嘴都是“驴日的”,有时这未必是骂人,很可能是一种表示亲热的语气助词。

    村民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了,会场上仍然是闹闹嚷嚷。

    知青们听到支书骂人,忍不住哄笑起来。

    常贵见知青们笑,连忙解释:“娃们莫笑,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了,咱村有些愣种是属驴的,轰着不走赶着走,你得拿酸枣棵子老抽着才行。咱接着说,嗯,说啥来着?”

    村民和知青们又哄笑起来。

    郑桐说:“常支书,你说有个叫狗娃的是驴日的?”

    笑声更响了。

    常贵点上一锅烟:“不是这,噢,今天是欢迎北京知青来咱村,知青来农村落户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既然毛主席说了,咱石川村没二话,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石川村没别的,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如今又添了10张嘴,咋办?我也没办法,毛主席他老人家让这10个娃到咱村落户,咱就是粮食再紧也得给毛主席这个面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417口,再添上10口是多少?张会计,是多少?”

    一个剃着锅盖头的中年*起来回答:“427口。”

    常贵说:“对,427口……这是谁呀?”

    一头觅食的老母猪正用嘴拱常贵的裤裆,村民和知青们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常贵狠狠踢了老母猪一脚,老母猪嚎叫着逃走了。他继续讲话:“咱村的人口实在是太多啦,倒退20年,咱村的粮食还没这么紧,那时没这么多人口嘛。现在可好,地没见多,人倒多了二百多口。咋回事?这得怨婆姨们,生娃生上了瘾,像老母猪抱窝,一生还就收不住啦。就说狗娃的婆姨吧,手里抱的还吃奶呢,肚里又怀上啦,这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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