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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梁家国五部曲-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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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从小生活在军营里，熟悉军队生活，他知道自己非过新兵生活这一关不可，等熬过一年，下一批新兵进了军营，他才能熬出头来。军队就是这样，就算军长是你父亲的老战友，他也不能事事护着你，班长这个官儿，你是无论如何迈不过去的。袁军懂得这些，他认为自己当兵以后，已经很收敛了，他甚至希望和班长段铁柱搞好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目前的处境，可段铁柱对袁军伸过的橄榄枝不屑一顾，照样对他很严厉。袁军从此恨上了班长。
二班长段铁柱长得和他的名字很相像，1。7米的个子，粗壮得像颗炮弹，脾气也很火暴，他和连长季长河、指导员吴运国都是山东人，而且都是一个县的，既然是老乡，平时他们之间的走动就多一些，这样便有些拉帮结派之嫌。袁军认为，这个连队已经被山东帮所把持，非山东籍的战士在这个连队就别想出头。关于班长段铁柱的脾气，袁军是这样看的，这个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土老冒儿在入伍之前肯定是个好脾气的人，到了部队当上班长以后才变成了现在这样，结论只有一个，这小子让新兵们给惯坏了，以致一见着人就搂不住火。袁军决定等到时机成熟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一顿，让他明白明白马王爷究竟是几只眼。
这几天袁军和班长的关系已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袁军在103号坦克上当装填手，在59式坦克的4个乘员中，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车长自不必说了，那是全车的指挥员，大家只有服从的份儿。驾驶员和炮长都是技术活儿，自然也比较受尊重，特别是驾驶员，农村入伍的战士都愿意干，因为复员以后可以开履带式拖拉杌，这在农村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算来算去，就属装填手的差事不怎么样，从名义上说，他是预备炮手，可要想真摸到炮，除非炮长阵亡。换句话说，要是炮长活得好好的，袁军就只有撅着屁股装炮弹的份儿。他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看起来威风凛凛的坦克，座舱里竟如此狭窄，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装填手要用臂力将30公斤重的炮弹推入炮膛，袁军认为，这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他心里明白，就冲他是这个连队中唯一的后门兵，这个装填手他是干定了。
袁军在座舱里一遍一遍地练习装炮弹，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一颗30公斤重的教练弹被反复推进炮膛又退出，实在是苦不堪言。他觉得座舱盖被打开了，一缕阳光照进座舱，他没有抬头，继续装填。
“袁军，有你这样装炮弹的吗？炮长是怎么教你的？”段铁柱在座舱口说。
袁军连头也没抬：“班长，有话就说，用不着作铺垫，你到底想说什么？”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的大拇指要护住炮弹引信，尤其是推弹入膛时，摘下保险帽的炮弹引信，几公斤的碰撞力就可以引起爆炸。”段铁柱教训道。
“我说班长，这不是颗教练弹吗，它好像炸不了吧？”
段铁柱的声音严厉起来：“指导员是怎么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从思想上把每一次练习都当成实战，你就这样把连首长的话当耳旁风？”
“嗬，还连首长，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呀？叫声连长、指导员就行了，还首长，你不觉得有点儿肉麻吗？要不赶明儿我也叫你班首长得了。”袁军刻薄地挖苦道。
“袁军，你一个新兵口气可不小，不要以为你爸爸官儿大你就可以不把基层领导放在眼里，你这样下去恐怕没什么好处。”
“行啦，你找个凉快地方待会儿去好不好？找什么碴儿呀，也就是现在，我脾气好多了，要放在以前，我非让你满地找牙不可。”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吗？”
袁军摸起一个大号扳手，慢慢向座舱口爬：“咱们到外面说话。”
“怎么着，你还想打人？你等着，我去找指导员，这个兵我带不了……”
座舱盖砰的一声被关上，段铁柱到连部告状去了。
袁军无力地坐下，恨恨地说：“真他妈的虎落平阳遭犬欺……”
周晓白终于收到钟跃民的来信，她兴奋得直哆嗦，抓住信封就一通猛跑，一直跑到休养区的花园。她坐在长椅上手忙脚乱地撕开信封，以至于把信纸都撕破了。钟跃民的信很简单，干巴巴的，不具有任何感*彩。
晓白：
你好！
我和郑桐已在陕北安下家来，这里离毛乌素沙漠很近，因此风沙很大。陕北的山地，都是土质很松散的黄土堆，由于干旱少雨，每座山包都是一个大灰堆，人走上去，就像走进了散包水泥堆，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我们知青点共有10个人，都是来自海淀区不同的学校的，大家以前不认识，现在也没什么好聊的，只有郑桐还能和我交谈。
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里没有灌溉渠道，甚至没有像样的平地，就更别提梯田了。春天把谷种撒在黄土坡上，剩下的事就是等着下雨，要是20天内没有下雨，种子就会旱死，这一年就会颗粒无收，即使是最好的丰收年景，粮食也只够吃八九个月的。每年青黄不接时，全村人就集体外出讨饭，这已经成了石川村的传统。我们知青目前的粮食还够吃一两个星期，等粮食吃完，大家就该外出讨饭了。我和郑桐正在商量，是不是准备些节目，比如样板戏什么的，讨饭时还可以兼卖艺。郑桐这小子现在成天琢磨蒙人的招儿，一会儿说要练练吞铁球，一会儿又想弄点儿汽油练嘴里喷火，反正是想把当年天桥练把式的歪招儿全拿到陕北来糊弄老乡。我曾提议表演硬气功，弄几块糟一点儿的砖头码在他头上练开砖，但被郑桐坚决拒绝了，直到现在还没想出什么更富创造力的主意来。
我现在正和村里的杜老汉学唱信天游，这老头儿肚子里简直是个杂货铺，一段同样的歌词他能唱出七八个不同曲调的版本。老头儿平时烟袋不离手，抽烟抽得肺气肿，一喘气就能听见肺部呼噜作响，嗓音如同漏气的风箱。可他那破锣嗓子唱陕北民歌简直是一绝，好几次听得我眼泪差点儿流下来，那种特有的韵味真是令人难忘，我是迷上信天游了。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春播了，看样子这几天不会下雨，播下的谷种很有可能被旱死，村里的常支书正在暗中准备祈雨仪式，因为他是党员，不能公开参加这类活动。
总之，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我很快乐，尤其是每天临睡时和郑桐斗嘴，其乐无穷，这家伙近来嘴皮子越来越好使了。
困了，油灯里也快没油了，下次再写。
祝
一切顺利。
钟跃民
1969…04…15
就这一封干巴巴的信，没有一句问候，也没有任何感情流露，若是不相干的人看了，会以为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通信。不过，周晓白已经很知足了，她看得如醉如痴，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潸然泪下。陕北农村的贫困程度使她感到震惊，这已经超出她的想象。她无法想象，要是自己处在那种环境里会怎么样。钟跃民的信中只有平淡的叙述，丝毫没有表现出人在苦难中忍受煎熬的心理状态，她仿佛能看见钟跃民和郑桐这两个活宝苦中作乐的情景。周晓白很想知道他们的居住环境，他们的主食吃什么，有没有菜吃，干活累不累，可这些细节，信上一点儿没提。周晓白突然发现，她真是很喜欢钟跃民，这个家伙身上有种很特殊的气质，既浪漫又现实，甚至还有几分无赖，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这家伙简直是个奇妙的混合物，和他相处，你会感到很快乐。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好玩的事，而且马上就兴致勃勃地玩起来，还玩得一本正经，玩得很像那么回事儿。一个曾经迷恋柴可夫斯基音乐的人，居然又在穷乡僻壤迷上了陕北民歌，而他下个月的口粮还不知怎么解决呢。周晓白认为，讨饭是一件让人既痛苦又无奈的事，一个正常人的尊严和自信心都将被屈辱所代替，而钟跃民和郑桐竟然把讨饭当成了狂欢的节日，还煞有介事地准备街头卖艺，他们玩得可真开心，真不愧是顽主，这就是钟跃民。
周晓白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柔情，她把信仔细装进贴身衬衫的口袋里，心里在想，一定要抽时间给他写一封长信，但愿他别玩得忘乎所以，把自己给忘了。
此时，在陕北的石川村知青点，钟跃民正盘腿坐在土炕上和曹刚下象棋。这是一场赌局，每盘棋的赌注是一个窝头，钟跃民已经连输了两盘，这第三盘看来也悬了。他一不留神，被曹刚来了个马后炮，曹刚大喜过望地蹦下土炕：“哈，你哪儿跑？马后炮，你完了。”
钟跃民连忙悔棋：“哎哟，你的马在这儿？我没看见，不行不行，我不走这一步了。”
“又悔棋是不是？不行，咱这可是挂了赌的，你已经欠我3个窝头了，想赖账是怎么着？”
钟跃民道：“好好好，不赖账，咱接着来，不就3个窝头吗。”
曹刚伸出手：“嘿嘿，本店概不赊欠，先把账清了再说。”
钟跃民急赤白脸地说：“一会儿开饭就给你，你急什么？来，再接着来，我先走了，当头炮。”
曹刚摇摇头道：“不下了，吃完饭再说，要是你这盘再输了，连晚饭都没你什么事了，让你看着我吃，我也不忍心，到时候心一软，得，又退你一个窝头，我不是白赢了？”
“我饿着我乐意，你也别心软，不就扛两顿吗？小意思，来，接着来。”
郑桐走进窑洞说：“跃民，昨天是你做的饭吧？粮食没了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钟跃民一拍脑门：“粮食没啦？哎哟，我想起来了，我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一点儿都没剩下？还能凑合一顿吗？”
郑桐没好气地说：“连他妈一点儿渣儿都没剩下。”
曹刚恍然大悟：“我操，我说你小子连输了3个窝头怎么一点儿不着急，闹了半天是蒙我呢。”
钟跃民连忙解释：“谁蒙你谁是孙子，我还真给忘了。”
郑桐笑道：“你小子不是要带队要饭吗？走吧，跟村里老乡借几件破棉袄穿上，一人再弄一根打狗棍，要饭归要饭，这身行头可不能含糊。”
钟跃民搔搔头皮：“就算去要饭也得明天去呀，今天怎么过？还有一顿晚饭呢。嗯？这味儿真香，谁家做饭呢？”
曹刚说：“那3个女生呗。”
在知青点的伙房里，蒋碧云刚打开热气腾腾的蒸锅，钟跃民闲逛般溜进来搭讪道：“嗬，真香啊，做什么呢？”
蒋碧云眼皮都没抬：“还能做什么？窝头呗。”
钟跃民印帕车溃骸澳艹⒊⒙穑俊�
“不能。”
“别那么小气，好歹都是北京海淀的，又是坐一趟火车来的。俗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看我这眼泪都快流下来啦……”
“少套磁，有事儿说事儿。”蒋碧云干脆地回答。
钟跃民不屈不挠地说：“得，不说老乡，咱们总算是邻居吧？两个宿舍挨着，中间不就隔着一堵墙吗？《红灯记》里李奶奶那句台词是怎么说的？拆了墙咱就是一家人了，铁梅那句话说得更绝，你猜她怎么说？她说不拆墙咱也是一家子……”
“钟跃民，你油嘴滑舌说了半天，就是想蹭饭吧？”
“别说得那么难听，我只是想借点儿粮食，你看，一个是蹭，一个是借，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钟跃民嘟囔着。
蒋碧云直截了当地拒绝：“不借。”
“要不，算是高利贷吧，借一斤还两斤，怎么样？”
“我不稀罕。”
钟跃民想发作又忍住，悻悻地走了。蒋碧云望着钟跃民的背影，脸上充满了轻蔑的表情。
村支书常贵正坐在自家炕桌前吃饭，桌上摆着几个窝头，他和老婆孩子每人都端着一个大碗在呼噜呼噜地喝着野菜糊糊。
钟跃民在外面喊：“常支书在家吗？”
常贵紧张地小声说：“快收起来。”
婆姨飞快地把剩饭收走，常贵这才披着老羊皮袄走出门：“是跃民呀，窑里坐。”
钟跃民走进窑洞，常贵按照村里的习惯用语寒暄道：“吃了吗？”
“没有。常支书，你吃了吗？”
常贵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吃啥吗？我家断顿啦。”
钟跃民似乎没有料到，他愣了一下，欲言又止，他仔细地审视着常贵，常贵也若无其事地眯起小眼睛和钟跃民对视。
钟跃民忽然笑了：“既是这样，那我就什么也别说啦。常支书，明天我们去讨饭，村里还有谁一起去？”
常贵蹲在炕前，装满一烟锅烟叶点上火说：“把老弱病残都带上，这是规矩。”
钟跃民用哀求的口吻说：“常支书，我们今天就有点儿过不去了，村里能先借我们点儿粮食吗？让我们把今天先过去。”
常贵不为所动：“哪里还有粮食？咱村的人饿上一两天是常事，这不算啥，习惯了就好啦。”
钟跃民只好站起来告辞，他走到门口又站住，转过身来：“支书，咱村没来过日本鬼子吧？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没过黄河嘛，咱村到哪儿学的这套‘坚壁清野’的功夫？”
常贵装糊涂：“你这娃说啥？”
“没说啥，支书，你歇着，我走了。”
钟跃民没想到粮荒来得这样快，也没想到粮食没了，后果会如此严重。自从中午发现口粮已经用光，一直到晚上睡觉，男知青四处借粮，竟没有借到一粒粮食，大伙生生饿了两顿。钟跃民明白，这里的农民已经被饿怕了，他们把粮食看得比命还重要，你朝他借老婆也比借粮好开口。再说有些农民家里肯定也是早已断顿了，既然钟跃民曾经大包大揽地答应过支书，要带队去讨饭，那村民就老老实实地等着。钟跃民以前一直认为凡事都一样，车到山前必有路，却没想到现在居然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就是想偷都没地方偷去。
傍晚的时候，钟跃民和郑桐走了十几里地，到相邻的许家围子去偷鸡，谁知在贫困地区鸡比凤凰还金贵，家家都看得很紧，他们一进村就被村民盯住，走到哪儿都有人监视，根本没机会下手。再溜达一会儿，他们就发现许多村民手里都拿着扁担、镰刀之类的家伙望着他们，钟跃民知道今天偷鸡是没戏了，闹不好再让人家暴打一顿，他们便识趣地打道回府了。谁知走到半路上两人就没劲了，只好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用了两个小时才走回村。
在知青点的男宿舍里，男知青们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跃民，我浑身没劲，头也有点儿晕。”
钟跃民道：“这是低血糖症状，睡着了就不觉得了，睡吧。”
“扯淡，我睡得着吗？胃里火烧火燎的，这叫什么事啊，咱们招谁惹谁了？把咱们送到这鬼地方挨饿。”郑桐大发牢骚。
钟跃民不满地说：“郑桐，你烦不烦呀，才两顿饭没吃就扛不住了，要不你把我吃了得了。”
郑桐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嘿，你还别馋我，有能耐你把屁股上的肉给我割一块，谁不吃谁是孙子。”
钱志民也睡不着，便索性坐起来：“操，早知道到这儿来挨饿，我他妈打死也不来。我们学校的孙洪就是不报名，老师、同学、居委会的老娘们儿，走马灯似的到他家动员，这孙子真沉得住气，你说破大天，他就是一声不吭。到了晚上，这哥们儿就开始脱衣服上床，嘴上还说着‘女同志请回避一下，我里面可没穿裤衩’。”
男知青们大笑起来。
曹刚说：“就咱们这帮人是傻逼，一动员就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听说不来的最后也在北京分配工作了。”
郭洁问道：“跃民、郑桐，你们育英学校的人下乡的不多，多数都当兵去了，你们怎么没当兵？”
钟跃民反问：“你们不是也没去吗？”
郭洁说：“我们是平民子弟，本来就应该来插队。”
郑桐插嘴道：“我们还不如平民子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他妈的征兵体检都不让参加。”
郭洁感叹着：“我算明白了，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世上哪有什么平等？人的地位有很多层，好比我住在一楼，跃民住在二楼，有一天二楼的楼板上破了一个窟窿，跃民一不留神掉下来，这才刚刚和我拉平。要是我的楼板也破了个窟窿，得，我该掉到地下室里去了。”
钱志民也加入了讨论：“没错，要是跃民一挣巴，又顺着窟窿钻回二楼了，你小子肯定还在地下室里听蛐蛐儿叫呢。人哪，争不过命，因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钟跃民觉得这类话题很无聊，忙岔开话：“我说哥儿几个，都不饿是怎么着？少说两句，节省点体力，明天到县城还有四十多里地呢。”
钱志民灰溜溜地说：“去他妈的，走不动了我就当‘路倒儿’啦，反正活着也没劲。”
郭洁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那3个女的真不仗义，眼看着咱们挨饿也不借粮，女的就是抠。”
钟跃民无所谓地说：“是咱们提出分伙的，现在就是饿死，也不能说软话，丢份儿的事可不能干。”
其实他们误会这3个女知青了，此时她们正在知青点的伙房里做饭。王虹和李萍在贴饼子，她们已经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了。蒋碧云坐在灶旁拉风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她忧郁的脸。她很后悔自己今天中午对钟跃民的态度，她不是小气的人，也知道这点粮食无论怎么省也撑不了几天，他们早晚要去讨饭，她是对钟跃民有气，有意要难为他。
蒋碧云的父亲是大学教生物学的教授，母亲是和父亲同系的讲师，她从小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类好学生对钟跃民这样的坏孩子向来有成见，更何况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一向看不上出身干部家庭的孩子。他们从小就被父母灌输了一套观念：咱们这样的家庭无权无势，父母帮不了你们，你们的将来只能靠自我奋斗。蒋碧云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她对干部子女有着一种很极端的看法，八旗子弟、衙内，喜欢吹嘘父母的地位，目中无人，不学无术，虚荣浅薄，很多干部子女还缺乏教养，继承了他们土包子父母的禀性，以无知为荣耀。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蒋碧云的父母被揪斗，当时她还在学校跟着红卫兵们“破四旧”，像她这种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她只能参加“红外围”。她很感谢红卫兵能给她这个参加革命的机会，于是几乎每天都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的单位通知她去处理他们的后事，蒋碧云才知道父母已经双双服毒自杀，尸体已经被火化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蒋碧云一下子就垮了，她疯了一样回到家，在家里翻了整整一天，她什么也没有找到，父母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连一封遗书都没留下。从此，蒋碧云再也没有笑过。
蒋碧云从那时起，就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了一种极强的仇视心理，继而扩大到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刚来的第一天，她就开始讨厌钟跃民，把他当成了无赖，而钟跃民似乎也有意作出一副流氓相来招她烦，仇就是这么结下的。
李萍和王虹知道钟跃民借粮的事后，都埋怨蒋碧云做得太过分，王虹很不满地说：“碧云，你不该这样，咱们是个集体，眼看着他们挨饿，咱们吃得下吗？”
李萍叹了口气说：“这些男生真可怜，两顿没吃饭了。钟跃民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在借粮之前肯定是左右为难，鼓足很大勇气才开的口，你一下子就把他顶到南墙上，他饿死也不会求咱们了。”
蒋碧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立，原来李萍和王虹对钟跃民的印象不错，她们可能真的认为蒋碧云是舍不得借粮，把她当成了小气鬼，蒋碧云委屈得捂住脸哭了。
在男知青宿舍里，大家都聊得没劲了，郑桐不停地翻身，唉声叹气。
钟跃民踹了他一脚：“郑桐，你他妈安静点儿行不行，老挤我干什么？”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我想起那次和袁军买冰激凌的事，当时吃得哥儿几个直拉肚子，我当时还发誓，以后再不吃冰激凌了，现在一想，要是有冰激凌，哥们儿能吃一桶。”
钟跃民坐了起来说：“郑桐，我知道你饿，但你得学会忍耐，忍不住也得忍，不但要忍过今夜，明天还要忍到县城。到了县城能不能要到吃的还不一定，就算要到一点儿吃的，咱还不能吃，因为还有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咱们还得忍。不为别的，因为咱们是男人，你明白吗？”
“明白啦，这辈子我忍了，下辈子打死我也不当男人了。跃民，有什么法子不让我当男人？”
钟跃民笑了：“这倒有办法，曹刚，你那镰刀还在吗？拿过来，我要阉了这小子。”
男知青们起哄：“对，阉了丫的。”
大家正闹着，郑桐听见有人在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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