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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龙腾-第4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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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华夏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当华夏管理国家的上层与草根下层,有一种合理的吸纳社会jīng英的有效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时(如过去的科举制度),来自草根阶层的诉求和愿望就能够通过那些科举入仕的jīng英带入高层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当这种上下联系的有效管道被截断后,上下必然阻隔,社会逐渐断裂,国家走向失序则是必然的结局。
萧宸在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是拿双学位的,其中就有法律。当时他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华夏社会,历朝历代的政fǔ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敉平社会反抗,而不是通过利益博弈的机制达成妥协。
由于华夏社会在传统上就一直缺乏制度xìng的上下沟通渠道与下层对上层发泄不满的渠道(这从当今的信访制度设计流于形式可以明证),一旦出现下层针对上层的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嗜血成xìng的暴徒(原因是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从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luàn一条路走到黑。
而在西方国家,因为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存在,社会是不容易走向失序的,即使出现局部的动dàng也很容易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而使社会归于平静。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就是为了防止政fǔ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例如,就连意大利这样一个黑社会曾经非常猖獗的国家,其在50年间,居然发生好几十次政fǔ危机,政fǔ的平均寿命竟然不到一年,50年间居然产生过60届政fǔ,然而其政fǔ虽然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fǔ更迭,国民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也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消极影响,人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华夏是无法想象的。华夏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一旦政fǔ垮台了,非天下大luàn不可。
华夏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fǔ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fǔ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luàn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xìng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xìng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xìng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xìng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xìng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萧宸还很明白的是,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fǔ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只要回顾华夏历史就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xìng,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华夏制度的变革者,非郑南巡、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郑老的改革且不去说,对岸的蒋经国仅仅以两年的赎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后受到蓝绿各党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证。然而不幸的是,华夏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后,也只能寄希望于郑老jīng神的真正传人来完成他未竟的伟大事业。
华夏有史以来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利益供给的政治实践,使华夏的最高统治者2000多年来统治着世界上族群最大的一群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而知味。只要翻开华夏的历史一看,谁都能轻易发现:任何人只要一坐上龙chuáng,都会毫不含糊地照他所推翻的前代帝王行事,并习惯成自然。华夏这种政治文化上的代代相袭,陈陈相因,使官出上级为特征的华夏式的官僚政治成为华夏政治文化的最显xìng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所以,从本质上看,在华夏历史上发生的改朝换代的造反或革命,只是华夏社会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纯属改变江山所有权的姓氏改变之举,除了为极少数的帝王将相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
难怪华夏的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萧宸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若果真有一天,自己像那些外媒胡luàn猜测的那样问鼎华夏,自己是不是还能如今天一般思想,愿意将这个看似最稳健的制度进行改革?
轻叹一声,萧宸幽然问道:“那么,你们觉得彭城市委副书记由谁接任比较合适?”
此言一出,四人同时一静,悄然对望之后,还是赵介民这个跟萧宸最为亲密的老搭档、老同学开了口:“书记,你还记得陈德吗?”
萧宸微微扬眉:“鹿城市委书记?老省长陈若望的儿子?”鹿城市,行政上归属吴城管辖,是个县级市,地处吴城中心城区和东方市之间,经济发达,是华夏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连续多年被国家统计局评为全国百强县之首。近年鹿城还凭借雄厚的综合实力蝉联福布斯华夏最佳县级城市第一名。2005年鹿城地区工业产值超过4100亿元,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高于4万美元,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达到“东方魔都”东方市的四分之一强!
赵介民点了点头。
萧宸沉yín了一下,陈德的级别不低,鹿城由于地位重要,市委书记历来是省委委员,由他升任彭城市委副书记,是说得过去的。而且他比余正清履历更完美,他有重要地区一把手工作经验。一把手的工作经验可不比其他,那是“负责全面工作”过的,可以说是党务、经济两手都过硬,这样的资历是非常硬气的,就像萧宸当年一般。
萧宸对这位祖籍东川江津的鹿城市委书记是比较满意的,而且算起来他也是自己的嫡系,当初萧宸在吴城市委书记任上的时候,陈德是鹿城市长,是萧宸调走前三个月的时候将他提拔为市委书记的,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
陈德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年龄,他今年年仅35岁,在江东甚至是在整个华夏官场,都是绝对的少壮派,而萧宸,众所周知是最喜欢提拔年轻干部的……
“那好,我们谈谈明天开会的问题吧。”萧书记看来也是从谏如流之人,很快便决定了下来……
世元第一个星期的例行江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在金宁北京路的省委大院一号办公楼召开。省委书记李元焯主持会议。
第017章 交锋常委会(上)
第017章jiāo锋常委会
世元2005年7月4日,星期一,晴。
省委大院内如同往日一样肃穆,但若是身居此间的人,却定然能察觉那一丝微微异常的气氛。
都是在省委大院坐机关的主,没几个是省油的灯,那消息是一个比着一个灵通,今天省委常委会上的几项议题,省委机关干部们sī下里早已心知肚明。第一件,是传达中央jīng神,纪念萧老一百周年,其实对于这些机关干部而言,这是可有可无的事,无非是来点什么活动,喊几句口号,开几场会罢了,这件事虽然肯定是第一议题,但大家都不会真个太当真。第二件事才是今天的正菜:人事调整。其中涉及职务包括省发改委主任、彭城市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彭城市副市长、延陵市副市长、港城市副市长等,可谓是非常牵动人心。
大家都清楚,省委平时虽然一团和气,但在这团和气背后的那些大佬们,却随时都处在勾心斗角之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华夏人喜欢内斗的传统在这里被发扬到了极致。
内斗也就是窝里斗,是一个群体——无论一个公司也罢,一个学校也罢,一个别的什么单位也罢,都可以视作一个群体——内部相互争斗、倾轧、挖墙脚、使绊子。这种内斗在很多群体内都存在,只是有些群体严重些,甚至趋于表面化,有些群体不太严重,只在暗中悄悄地进行,比如省委也好,省府也罢,一般就不能表面化,只能暗地里来,否则大家都讨不了好。
按说群体内部应该jīng诚团结、一致对外才是,因为这样才能为本群体谋取更大的利益,但人们经常都不这样想。华夏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一致对外,谋取的利益是群体的,虽然也有自己的一份,可这一份能否分到自己手里还是问题,群体内很可能有别的聪明人设法巧取豪夺,即便分到了自己手里,那也只是一份,所得极为有限,可内斗就不一样了,内斗谋取的利益基本全归自己,所以,人们更乐于内斗。
然而在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里,内斗是不允许的,正面的教育是jīng诚团结、各司其职,所以内斗一般是sī下进行的,如果公开进行,必定要借着某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能以内斗的真面目出现。当面,不管借什么理由,内部的人都知道其实质是什么,但因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很难制止。比如一个公司,分有生产、销售、质检、人事、广告等许多部mén,这些部mén之间,既有相互配合、又有相互制衡的作用,出了不好的事,比如产品质量问题,各部mén就可能因为推诿责任而相互指责。另外,部mén领导为了能够升迁,与自己的竞争对手也免不了明争暗斗,打败对手,自己的升迁的可能当然就更大一些,于是,暗地里使绊子、挖墙脚的事就很难禁止了。体制内也是大同xiǎo异,各部mén可以看做各厅局、各地市,他们相互之间本是“兄弟单位”、“兄弟地市”,但他们是存在竞争的,所以互相使绊子、挖墙脚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事实上,有组织群体的最高领导,比如说是公司的董事长吧,他也并不坚决打击、禁绝内斗的,下面的人相互之间有内斗,他才能更好地控制这个公司,如果公司的副总、各部mén的经理等都是团结一心,那么,董事长可能就很难当,给大家的奖金少了,给大家工资涨得太慢了,这些团结一心的下属力量可是大得很,他们一起来向董事长抗议,这可就麻烦了,所以,在董事长心中,是愿意下属内斗的,下属的内斗才更能彰显他的权威,内斗的下属必须首先巴结好董事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过董事长也不希望下属斗得太过火,他会xiǎo心翼翼地把握着火候,让内斗在不影响公司业绩、不致产生严重后果的范围内运行。
看起来,这跟官场不同,那么可以把这个公司看做是某集团的分公司,这样就好理解了:在分公司里,分公司的经理上面还有更高的领导者,那么,内斗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分公司经理很可能被迫陷于内斗的漩涡里,因为他这个位子有人眼红,有人觊觎他这个位子,就可能将他列为斗的对象。
人的脑袋很奇怪,许多匪夷所思的办法、妙招,平日根本不会涉及的一些狠毒主意,在争斗时,就会源源不断地从脑袋里冒出来。斗,是胆量、实力以及智力上的全面jiāo锋,陷身于这个漩涡,身不由己,bī着人的脑袋高速运转,bī着人飞一样地向更聪明进化,于是,斗的技巧、招数,也就层出不穷,不断地huā样翻新。不过huā样再变,其实质永远不变。内斗的技巧招数不管有多少,其实质就是一条:让对方犯错误,bī他犯错误,yòu他犯错误,他没犯错误,也得想办法让他与错误联系起来——当然这就成了陷害。
庄严的党旗旁边,挂着máo体“为人民服务”的大字,七月的第一个常委全体会议正式召开,李元焯书记首先传达了华共中央关于加强学习郑南巡、萧飞理论尤其是萧飞经济思想的要求,高度评价萧飞同志对新华夏建立以来国家经济工作的巨大贡献,并要求全省党政机关深刻领会萧飞经济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聚jīng会神抓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
事实上萧宸对于这种活动,内心深处是有些反感的,即便对象是自己的爷爷,他也有些不舒服。华夏官场的媚上心态,几乎已经深入每个官员的骨髓!但萧宸对此也只能偶尔腹诽,实际却是没有办法在当前解决的。而且萧宸清楚,媚上,其实也是很聪明的一种为官方式,强迫人不得“媚上”,这本身也有些矫枉过正。
之所以说媚上型的巴结拍马是一种聪明,是因为媚上深合“强者为王、弱者顺从”的规则,并且,媚上的目的是得到好处,一般来说,也大多能够得到好处,所以,媚上不但是一种聪明,还是一种十分流行的聪明。
媚上总体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坏处就是可能遭到不媚上者的鄙视,但在现实中,不媚上者大多hún得不怎么好,他们的鄙视造不成实质xìng的后果。况且,这类人也不多,大多数人即便自己在媚上这件事上不是十分努力,但在心理上基本承认媚上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只要媚上者做得不要太过火,不要奴相毕lù,不要跟在强者后面就像条哈巴狗,那么,就是有人嘲笑,也只会用玩笑的形式,不致令媚上者特别难堪。
巴结讨好、溜须拍马,这都是习惯上对媚上者各种技艺的蔑称,实际上,巴结讨好与溜须拍马都说的是在语言上、肢体语言上的献媚,这只是媚上的最初级功夫,技术含量不大,虽然也有很多技巧上的讲究,仍然只是媚上的第一步,所起的效果也很有限,就是让强者先对你产生好感,便于今后更进一步的发展。
媚上的上,可以是地位高者,可以是权力大者,也可以是势力雄厚者,总之能够决定、影响或者间接地影响献媚者的前途命运,巴结讨好这样的人,才媚有所值。现在流行的粉丝对所崇拜的偶像也大力献媚,但偶像无法决定、影响粉丝的命运,粉丝对偶像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完全出于内心的感觉,表达这种感觉时,也不带任何功利目的。所以粉丝对偶像的崇拜赞扬,这个不能算是媚上型的聪明。
由粉丝的对比,可以看出,媚上的人在献媚时,并不一定是真心,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是真心崇拜,崇拜上司的气度、能力、道德、xiōng怀,并发自内心地把自己这种崇拜表达出来,表达的方式虽然和献媚极其相似,也不能算是媚上型的聪明。因为这种发自内心的表达,不需要动用技巧,自然而然地就能做到。而作为一种聪明的媚上,是指以谋取利益为目的,有意识地对领导、老板等可以给予自己好处的人进行讨好、巴结。这儿,“有目的”、“有意识”非常重要,“目的”明确,正是体现聪明的唯一地方,无目的地巴结一个人,那是傻瓜的行为,和“聪明”二字可毫不沾边;而“有意识”,是指进行巴结讨好的时候,自己心中十分清楚,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这一点是区别真心赞美与虚情假意的巴结的关键。
当然除了粉丝崇拜赞颂偶像外,人在遇到美好的事物时,往往都会情不自禁地就赞叹出声,看到英俊潇洒的xiǎo伙子,会赞他帅,看到如huā似yù的nv子,会赞她美,看到子弟兵奋不顾身地救人,会赞他英勇,这些赞美,是在心中体会到那种感觉时,冲口而出,与有意而为之的巴结讨好完全不同。
华夏官场的媚上风,绝非短期内形成的,而是极有渊源。但凡渊源深远的东西,经常形成特有的“文化”,所以华夏连媚上,都媚出文化来了。因此媚上也就有很多种方式方法,而相对来说,用语言、表情媚上,则是最基础的功夫,也是媚上的第一步,最简单,最方便,成本也最低,这种媚上方式,俗称“溜须拍马”。溜须拍马虽然简单易行,可根据技术含量的高低,也可以分为许多层次,层次不同,效果也就不同。
见了老板、上司就胁肩谄笑,满脸都是讨好的表情,一副奴才样子,生怕老板、上司不明白自己献媚的心意,于是专拣他们喜欢的话说,专挑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汇报,老板、上司有了指示后,夸张xìng地赞扬他们思虑周详、决策英明,说不但自己佩服无比,就是其他人,包括老板或上司的敌对方,在这一点上也非常拜服,如此等等。总之,要尽一切办法让上司或老板高兴,上司或老板有一分优点,就说成十分,有了缺点却不说,文过饰非,说这是他们的个xìng。
这种溜须方法,技术含量比较低,没有多少技巧,如果想做的话,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到,当然,这只是从技术角度讲。实际上,好多人做不到这一点的,不是他们不会说奉承巴结的语言,也不是他们找不到上司或老板应该吹捧的地方,而是他们的心理障碍。他们或许出于种种考虑,觉得真的应该在合适的机会下,对上司或老板拍一拍,可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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