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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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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 ：“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 ：“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胡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才发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文革”后一切重起炉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 在这种阅读中，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我的大忙，我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只要找到了逻辑支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国内高校中，我觉得，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比较切中要害。 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尽量不遗漏任何一个群落。每次谈话我都劝阻他们发牢骚，也婉拒他们对我个人的鼓励，而只是排列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区分这些问题的主次缓急，然后再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法，方法越具体越好。 半个月的感觉一言难尽。如果打一个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缩在一条大船的某间舱房里用功，虽然也能感觉到船在晃动，却不知道所处的位置，行驶的方向，海域的风浪，天象的变化。现在，我登上了船顶瞭望台，看清了这一切，又问明了航海规则，突然觉得不应该再一言不发地躲缩回自己的舱房里去了。 后来回想，才知道，我同意调查研究，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么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个月前的眼神了，说：“好吧，开一个全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那口气，那声调，很像是从船顶瞭望台上发出的。报告那天，据说连全院所有的清洁工人、汽车司机也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了。 这个报告，立即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评价。他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也就站在驾驶舱里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他船只，也都在倾听我们这艘船发出的信号。 当然还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舱房”收拾一下。 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 我对何添发、胡志宏这两位同事说，先得给我一点时间，把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写完。这篇论文，就是我考察傩文化的总结：《论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的美学特征》。它的中文本，发表在北京的《戏曲研究》学刊上，它的英文本，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亚洲戏剧》学刊上，题为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Chinese Theatre，很多外国同行都读过。 写这篇论文的感觉，与我以往写那么多学术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笔下的主要素材，不是来自别的书本，而是来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这就成了我向国际学术界所作的一个发现性报告。我知道在现代学术等级上，这种报告的地位最高。 这篇论文向我开启了一个现代学术等级，但我却要离开。我在高高的书架前不断抬头仰望，心想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购而来的书，以及由这些书组成的那种氛围，那种气场，那种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将弃我远去。表面上，它们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们也就形同虚设。 从今以后，我只能在办公桌前、会议室里、演讲台上，偶尔想起，想起这破了围的氛围，漏了气的气场。半夜回来，照样居息，却不敢再抬头仰望。 这等于一个领主拔离他的营寨，一位酋长告别他的邦国，频频回首，茎断根连，夕阳故国，伤感无限。 既然代价如此之大，那么，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里才会略为舒坦一点。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钟与学术研究的每一分钟，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两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钟稍稍失重，学术研究的那一端就会怆然坠地，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于是，对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经直接关系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丝毫懈怠。 正因为我并不害怕免职，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测验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种强势。我满意这种势头。行政工作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强势，否则便是浪费，浪费自己和属下的生命。 还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谁会把一艘装满乘客的船，交给一个犹豫不决的人？谁会把一个连接生命的舵，交给一双软弱无力的手？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决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点，那就是：迅速简化整个学院的人际关系。 乍一看，入口点不应该放在这里，而应该放在教育改革、人才引进、精简机构、提高待遇等项目上。但我敢于担保，不简化人际关系，这一切都做不好，全会变成一片吵闹。公开的吵，暗地的闹，直到最后只得反复谋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图一一消耗。 这是中国的国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谁也改变不了。即便是最没有人际关系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动手也会被人际关系的网络缠住。什么课程的优劣，立即变成了谁的课程的去留。业务水平的考核，也会变成谁整谁的问题。可以设想，这一切会引出多少私下聚会、暗中串通、公开顶撞、以牙还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这个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没的泥潭。 我发现，在高等学校这样的机构里，一般的人际关系虽然复杂却不至于频频左右全局，如果频频左右了，一定是领导者本身把它强化的结果。 很多领导者为了自己的权威，会若明若暗地培植亲信。这是一个单位人际关系恶化的重要起点，因为这种培植的举动人人可以看到，而亲信之所以成为亲信一定时时有所动作，处处有所炫示。亲信一旦产生，又会渐渐扩大为，圈内圈外会有磨擦，不同的亲信间也会争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者还想利用磨擦和争宠来办事，那么整个单位已经不可收拾。 上海戏剧学院的人际关系也堪称复杂，但是“文革”灾难打倒一切，反倒把它简化了。现在灾难刚过，大家同仇敌忾，共同语言还没有消散，正是继续简化人际关系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机一旦错过，再也追不回来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规则。 例如，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我们上任后，愿意听取一切意见建议，院长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但是，如果有谁到院长办公室里来说某某教师的不是，我们会立即起身，请他离开。 我说，学校里如果真有歹徒恶行，可以报告保卫部门和检察部门，如果事情还达不到向他们报告的程度，那么更没有理由向院级领导报告。 我说，以前在评定专业职称过程中，总有不少教师向学院领导报告自己的业务成绩，指责同一个教研室的其他教师的业务水平。今后，只要还有教师向我作这种报告，我在职称评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报告了，他的单独报告制造了一种不公平；他对其他教师的业务指责，更是一种缺席审判，这是第二层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种信息引导，这是对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这三层不公平，我惟一的办法是对他进行否决。 我说，我要用实际行动让全院上下放心：院长办公室里的全部谈话，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 这种公开宣布，效果很好。在我任职几年间，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说过另一个人的坏话，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谁是我的亲信。 有时，人们出于以往的语言习惯，说着说着就牵涉到别人的长短，或开始对我有所奉承，我会微笑着伸手阻止，立即转移话题。几次一来，大家开始习惯我，习惯于在一切领域对事不对人。 对此我有点矫枉过正。其实我心底也有对人际关系的好恶评价，有时还很强烈，但我明白，这一切都不能影响行政行为的走向。行政行为越干净，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国家政治大局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已经停止，但对于每个基层单位，“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普遍性、延绵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于恶化了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的矫枉过正，是在结束一段历史，截断一种灾难。再过分，也值得。 相信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们在回忆我任职期间的成败得失时都会肯定这一点：那几年虽然还有诸般不是，却因为几乎没有人际争斗而轻松愉快。 这是一幢三层小洋楼，三十年代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工程师的住宅。院长办公室在二楼，一个小套间。 打蜡地板、钢窗、壁炉，小套间里有两个卫生间，纯粹的欧洲气派。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坐在这里的是老院长熊佛西先生。那时上海早已受极左思潮统治，熊佛西院长没什么权力，只是小心翼翼地看管着窗下的这个小院子。小院子里有一条弯曲的小路穿过草坪，有的同 学抄近路踩踏草坪了，就能听到头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同学，请不要破坏绿化！” 后来，他觉得窗口喊叫也不文明，干脆就在这条小路上来回散步，做一个“护草使者”。我们碰到他，叫一声“院长好”，他会慈祥地询问：“哪一个系的？哪一个班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过了五分钟，我们拿了一本书返回，又碰到他，再招呼一声，他又慈祥地询问：“哪一个系的？哪一个班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有时为了一件什么事来回穿行几次，他都是如此慈祥询问，不知内心是否怪异：同名同姓的学生怎么那么多！ 听老师们说，学院从横浜桥搬到这儿来的时候，市政府原本划出的地很大，把现在的华东医院、华山医院门诊部、上海宾馆、静安宾馆、希尔顿饭店的地域全部包括在里边了。熊佛西院长背着手走了一圈说：“这么大，谁扫地？” 这么昂贵的黄金地段被老院长放弃了，一直让后任者一次次扼腕，但我倒能领会这位前辈书生的观念：办学校，一要种草，二要扫地。这个观念十分环保，十分节俭，因此也十分现代。 我站在窗口想了一会儿，便转身坐在办公桌前，打量起这间屋子。刚才进来时我没有把门关死，留了一条缝，这也是因为想起了熊佛西院长的一件往事。 当时熊院长坐在这里，服务员老杜每次都不敲门，一拧把手就进来了。熊院长对此颇为恼火，一次次告诫，但老杜实在想不出敲门的理由。他觉得自己既不是客人，又不是汇报工作，只是来送开水、擦桌子的，当然是越轻越好，敲门干什么？因此到时候还是下不了手，只是把动作放得更轻，试图在熊院长毫不觉察的时候做完他要做的事。可想而知，这种踮脚屏息的状态更把熊院长吓得魂飞魄散，一怒之下命令老杜退回门外，敲三下门，听到屋里说“进来”，再推门。但是，可怜的老杜试了几次老是觉得不是味道，总是期待着熊院长不在屋里的侥幸。可惜，熊院长每次都在。最后只得让老杜离开院长办公室，到理发室去了。老杜很快学会了理发手艺，直到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去理发，他还在一次次感叹：“熊院长真是奇怪，他在屋子里又不做坏事，老要我敲门干什么呢？” 后来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是苏堃院长，一位河南来的革命军人，在军队里领导过一个剧团。他与熊院长就完全是两路人。他也有一个服务员，是他在军队里的马夫，姓张，跟他一起进了上海。听老师们告诉我，当时英武魁伟的苏堃院长在礼堂里向全院教师做报告，气氛庄严，北方口音在上海人听来是一种天然的领导者语言，大家都恭敬地做着笔记。突然，礼堂后面响起三声敲搪瓷碗的声音，紧接着传来一个沙哑的河南口音：“团长，别说了，吃饭了！” 全体教师愕然，苏堃院长则一笑，停止报告。 老张觉得团长还是他的团长，便乐呵呵地跨着牵马般的步子，朝食堂走去。 苏堃院长出于好奇，用过办公室里的这个壁炉。麻烦的是找不到柴禾来烧，伙房里也没有，那里用煤，因此还是要请老张去拾捡枯枝。当壁炉终于点燃起来的时候，苏堃院长通知其他干部一起来取暖，北方来的干部们早就受不了没有取暖设备的上海寒冬。据说那次坐在壁炉前的干部们坐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鞋子、袜子向着火焰烤，因为最冷是脚。人多势众，那味儿，使苏堃院长不敢再试第二次。 苏堃院长爽朗可爱，一直保持着河南人的习惯，平生饮食至爱，是油条和豆浆。他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应由这两样东西组成，当然也可以再加一点其他东西。就在我担任行政工作前几年，他还在做院长，亲自写了一首校歌，让全体同学学会，准备在院庆大会上全场齐唱。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同学们的顽皮劲头勃发，不知事先有谁组织过，那天全场唱出来的，居然齐刷刷的是河南方言！对此，苏堃院长一点也没有生气。 “浦江之滨，有一座艺术殿堂……”过了很久，校园里还有学生边走边用河南方言哼唱着。 想到这里我笑了出来，没想到门外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 ：“报告！” 我一时没回过神来，想不到这声音与这屋子的关系，与我的关系，只当是门外有表演系学生在练台词。 “报告！”又是一声，更加响亮。我突然想起当年熊院长要老杜敲门的事，觉得这声音似乎与我有关。 “进来！”我说。 进来的是一位老人。我一见就站起身来，却不知叫他什么合适。 他姓吴，在我考进这所学院的第一天，就见到了他。他是我要就读的那个系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军人，是我们这些学生平日能见到的最高领导。“文革”中当然被作为“走资派”而打倒，但始终没有成为焦点，“文革”结束后那么多年，一直没有见着。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面前，我立即回到了刚刚考上大学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居然用军人的姿势向我“报告”！ “院长，”他说，“我向你检讨！” “吴老师，”我终于憋出这个称呼来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做过老师。他早已离休，我上任时翻看各级干部名册都没有他的名字，因此叫老师比较合适。“请坐，慢慢讲。”我说。 他说他犯了一个错误，离退休干部们不放过他，要求学院给予公开处分。他来找我，一是检讨，二是表示愿意接受处分，三是希望这个处分不要张榜公布。 “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问。 原来，一位老战友病逝，他赶回家乡去送葬，回来时另一位老战友出点子，说自己的儿子是火车司机，让他坐在驾驶室后面的角落里回上海，不用买车票了。他真的这样做了，却想不到，到了上海，没有车票是出不了站台的。他被火车站当作逃票者扣押，后来只得由学院派人领回。领回后，老干部们一片哗然，认为他丢了老一代革命军人的脸，不仅要处分，而且要开批判会。 “其实这事用不着找你院长本人，我……”他显然已经被一批与他同资历的老干部搞得很紧张。 “吴老师，你应该找我。我保证，你不会为这事受任何处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无法向他说明理由，便把惊讶不已的他送出了门。 理由很简单，这是贫困造成的，与品质无关。 革命军人进驻上海后，虽然做了干部，有很大一部分还过着相当艰苦的日子。照理，他们的薪水在当时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满，又要抚养一个不小的家庭，情况就很严峻，这位吴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我还记得做学生时有一年春节给各位师长拜年，其他老师家都会端出一点糖果，而他家端出来的却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见家境拮据。 他用几十年前做军人时的一声“报告”，不经意地提醒我，他一直处于军人般的清寒之中。这样的事情本来我只需同情，不必负责，但他向我“报告”了，因此又不经意地提醒我，从此，这个院落里的很多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人际关系， 并不是我想简化就能完全简化。你看这位吴先生，差一点就要接受处分和批判了，而且，说起来，处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来消除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这个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斗争和批判。 吴先生走后，我又站到了窗口，再一次看着这个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长多么想让这里变得葱茏整洁、文明雅致，但结果呢，多少呼啸、狂喊在这里发出，多少冤案、惨祸在这里产生。我又沉陷到那血泪斑斑的岁月中去了，当时，这间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后来，是所谓“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办公室。 现在总算安静了。 能一直安静下去吗？ 能出现熊佛西院长理想中的世界吗，连进门都要轻轻敲三下？ 正这么想呢，“笃、笃、笃”三下，真有人敲门了。 已经受过“报告”的惊吓，这下我从容了，松松地叫一声：“进来！” 我扭头一看还是站了起来，进来的是导演系的薛沐老师。 薛沐老师与我私交很好。在那么多老师中，熟悉学院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关节、重要人物，却又能不掺杂自己感情作出冷静评价的人并不多。导演系却有两位，一位是胡导老师，一位是薛沐老师。胡导老师我接触较少，但我每次发言和报告时只要看到他在场，总会特别注意他的表情，因为他历来最为客观、公正。薛沐老师曾多次与我相伴到外地讲学，客舍空闲，时时长叙，无话不谈，便成密友，尽管在年龄上他是我的长辈。 他受过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时期，学院内一位清室弟子疑点甚多，被人揭发，蒙冤入狱，他受不住逼供，胡乱交代说，曾与薛沐老师和陈古愚老师一起图谋成立一个地下组织迎接国民党回来。幸好这份交代破绽太多，没法定案，但薛沐老师已成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他揭发，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当然不必细述。历尽如此灾难他还能保持冷静，真是难得。 “头开得非常好。”这是薛沐老师对我上任的称赞。“我看出来了，你在转换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过去历届的领导想的是，重新评判历史，你想的是，彻底了断历史。” “到底是你眼辣。”我说，“但是，有了他们的评判，我才能了断。不了断，老评判，没完没了，只能延续灾难。只有了断，才是对过去的最大评判。” “是啊，解放初期斗争最卖力的人，反右斗争中被抓住了把柄；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党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对造反的，很快被批判为反对革命路线；支持造反的，工宣队一来又成了五一六分子……闹来闹去，活像一个轮盘转，全都成了牺牲品。只有一帮特殊人物一直活跃，那就是永远在揭发，永远在批判的人。你把轮盘转停住了，他们就没有空间了。” 薛沐老师这番话，又一次表现出了他出众的冷静和睿智。 “薛沐老师，你讲得很好，但我主张的了断争斗，并不是我的发明。你没听说邓小平一再强调‘不争论’的原则吗？这就从根本上阻断了那帮以争论为业，以批判为生的人的很多门路。我们也要阻断。”我说。 这时，薛沐老师伸出一个手掌，按在我的手背上，说：“我今天找你，是想主动要求在全院大会上发个言。这个发言的题目是《我们过节了，我们到家了》，行不行？”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声援，连忙说：“太好了，谢谢！谢谢！”薛沐老师的发言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他那次关于“轮盘转”和“特殊人物”的谈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 我希望那个“轮盘转”真正停住，停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现在真的停了吗？ 我想到了一个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们在处理“文革”时期犯错误人员的时候，有没有延续以往的错误？ 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是，我们每次在纠正前一次错误的时候，总是把纠正过程中发生的不公平不当一回事。因为前一次错误还历历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盖了新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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