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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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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和鲍林，真可谓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彼此也有相像的地方：都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观点，都有百折不挠的执着要求，都能头头是道摆出有很有据的科学事实来支持各自的政治立场。1958年春天，两个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
争斗的舞台构筑在洛杉矶教育电视台的演播室里。电视台老板为特勒和鲍林安排了一次长达一小时的论辩。在摄像机面前，鲍林看上去身材颀长，身穿挺括整洁的高级西服；另一方面，特勒显得矮小黝黑，眉骨突出，眉毛浓密，相比之下，更像是一位老态龙钟的大伯。
两个人都被允许发表一个开场白。鲍林首先开头。他一开口就转入攻势，无情地批驳了特勒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批评其中“许多说法毫无事实根据，还有不少说法严重误导公众。”比方说，特勒曾经指摘鲍林讲过不可能研制出干净炸弹的话，实际上鲍林绝对不会这么说话，因为他对这一课题了解不多。
特勒发音低沉，语速缓慢，仍然带有浓重的匈牙利口音。他利用了开场白平静地回答了鲍林的责问。他说，他曾看到鲍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有关干净炸弹的意见，也许是记者误解了鲍林的看法（这家报纸的确报道过鲍林将生产干净炸弹斥之为“无稽之谈”）。不过这还是次要的事，特勒说道。人人都说要和平，但怎样才能取得和平，各人的看法可不一样。说到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一些光明正大的国家裁减了军备，而希特勒却受到姑息而强大起来了。特勒又说，俄国人说过要埋葬我们，我们不研制核武器，就无法制止他们这样做。只有进行更多的试验，我们才能造出干净的炸弹，开凿运河，开发矿产，让原子弹为人类造福。“有人声称这种微小的放射性造成了危害——据说是癌症和白血病——据我所知，目前尚无确切可靠的统计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特勒最终得出结论说。“造成危害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有其可能性，并不等于事实上已有危害；进一步说，极为微量的放射性反过来也可能是有益的。说到底，没有变异，怎么会有进化呢？”
“做每一件事情，要是都像我们在核试验问题上那么谨小慎微，恐怕这个世界就只能像蜗牛一样爬行了，”特勒收起了话头，脸上浮起了笑容。“作为一名伟大的革新者，鲍林博士肯定不希望出现那样的情况吧。”
鲍林没有料到特勒竟会那样地镇静和机敏，因此作出的反应听上去就比较尖刻。与特勒的声音相比，他的嗓门更高更尖。此外，鲍林还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他竟然设法为赫鲁晓夫讲过的“我们将埋葬你们”这句话进行辩护，声言这位俄国总理谈论的是政治进程，并不是指战争。接着，他又指出，特勒及其同僚自己就估算过，放射性尘埃可能招致1500例缺失性变异——相当于鲍林本人估算数字的十分之一，不过，他们已经承认放射性尘埃存在着危险。
特勒反击说，估算上的这种差距正好表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处于情况不明的状态。既然数字上可以有那么大的悬殊，那么认为无法找到一个确实的病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勒重申，即使试验会带来风险，我们也一定要迎面而上。向空气中释放更多的工业烟雾，在膳食中加入一种新的食品添加剂，给我们造成的危险比这要大得多。他甚至还读到过一篇报道，说人在穿紧身衣裤时，由于精液的温度提高了，也会造成相当数量的变异现象。根据这种说法，我们如今穿的裤子比放射性尘埃要危险得多。
辩论就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鲍林根据统计分析提出一条条具体的批评意见，特勒在反驳这些意见时，不时地说一两句俏皮的话，作一些无关紧要的比喻，并且设想未来世界消除了核武器后将是怎样的情况。鲍林给人以缺乏幽默和蓄意挑剔的印象；特勒则是一副悠闲自在和滑稽风趣的样子。
辩论结束以后，鲍林感到自己的表现糟透了。特勒避实就虚，运用了公关的技巧，让人听上去似乎一切都太平，并且给美国人戴上了高帽子。特勒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人们对原子能委员会和军工企业界存在着种种错误的认识。有人称，这方面的人正在考虑进行核战争，制订着计划进行战术性核攻击，计算着到底有多少百万人将会被杀死，他们会心甘情愿地牺牲未来几代成千上万个年轻人，目的是要加速推进他们政治和经济的部署，就是不肯花一些时间和金钱来研究一下和平的事业。
然而，特勒比这些人所起的作用还要坏，鲍林心里这样想，因为他是一名科学家。鲍林的请愿书表明，科学家一般说来都赞成削减军备的竞赛。科学家应当带领人们走向一种理性和和平的未来。但是，经过这次辩论后，鲍林认识到特勒是另外一种科学家。“特勒博士主张继续进行核试验，因为他相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作用，”鲍林在辩论后写道，字里行间几乎仍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感叹。鲍林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在他为科学界设想的方案中，在一个沿着科学道路前进的天地里，科学家应当发挥积极向上的作用。此时，在鲍林的心目中，特勒虽然是卓越的物理学家，但也是一个战争狂；他是从科学天堂里降临到尘世间的一名黑暗的天使。
在关于禁止核试验的争论中，这是这两个引人注目的对手之间唯一的一次面对面辩论。“从那时起，我拒绝再次（与特勒）见面和辩论，因为我认为他辩论的手段不正当，”鲍林说。
鲍林试图通过报刊继续展开与特勒的斗争，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在这一阵地上也处于下风。特勒几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诸如性活卿样的一些重要杂志上发表所写的文章，而鲍林的文章却遭到退稿的处理，理由是整个领域争议性太大，充满了含糊不清的概念。鲍林曾写过一篇短文投寄给《生活》杂志，批驳特勒的观点，结果被退回。在此之前，他已写过好几篇文章，许多畅销的杂志都拒绝刊登。他能够发表文章的唯一地方是《斯通周刊》。
他又尝试了另一条途径。新闻媒体可以拒他于门外，但要是出版一本书又怎么样？特勒的一部著作快要付梓了，书名为《我们的核未来》；鲍林想，他也可以写一本书，不但有助于抵消那本书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且也可以就特勒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作一次全面公开的答复。1958年3月初，他废寝忘餐，奋笔疾书，整整花了两个星期，完成了厚厚一叠书稿，将他在前几年里了解到的有关核武器和放射性尘埃的知识，一无遗漏地作了精辟的论述。
这本书以《不再有战争！》为名问世了。这是一部集科普读物、政治论文和悲剧故事于一身的奇书。开头几章简易通俗，深入浅出，是鲍林教授开设讲座的讲义，阐述了原子裂变和聚变、放射性尘埃的生成、遗传变异与放射性之间的联系等内容。其中还不时地穿插了一些开人眼界的材料。例如，地球上30亿人身上一共有10万个基因——构成了人类的完整基因库——糅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直径为二十五分之一英寸的一个球。不过，鲍林非常注意避免引用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数据，将自己对遗传性受损所作的一切估计，力求用一种温和的字眼记录下来，并且对每种情况下如何推理和论证都作了精心的考虑。只是偶而在几个地方给特勒和原子能委员会戳几枪。特勒有一种说法，认为接受一点放射性也许对基因是有益的，鲍林在答复特勒的这种意见时，引述了霍尔丹①所作的比喻：我这台钟走时不准，是不是设想一下，对着它发射一颗子弹，这样做，有可能使它走得准一些，但可能性更要大得多的是，它完全停下来不走了。
①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印度籍英国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生理学家，对种群遗传和进化研究有贡献，1957年移居印度，着有《遗传学的新途径》等。
书写到一半，作者的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特勒、斯特劳斯、原子能委员会和军备竞赛。“时下公众好像又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就是科学家对事实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鲍林写道，“我想，这种情况可以这样来解释，原子能委员会经常发表误导公众的声明。其中有许多声明是正确的，但让人得到的印象却是错误的；有时候，一些声明本身就是荒谬的。”然后，鲍林列举了许多误导公众的声明，并且一一进行了批驳。
特勒声称，放射性尘埃带来的危害，并不比一个人超重一盎司给健康造成的危险更严重。但是，鲍林质问：谁能说清楚超重一盎司给健康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鲍林说，特勒的说法是“滑稽可笑的”。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利比曾说过，丹佛这个地方的海拔较高，那里的人受到的辐射比较多，但尚无证据表明他们的癌症发病率比其他地方的人来得高。这种论调也是非常荒唐的，鲍林反驳道，因为目前的医学还不够精细，尚不能准确地预测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微小数字。利比还说过，“在美国，现在还找不到一例可用来证明，由于核试验造成放射性微小增加，某一个人受到了伤害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准确无误的，鲍林写道，因为你无法断定放射性尘埃与任何一例癌症或新生儿缺陷之间有着因果的联系。但是，这会给人以虚假的印象，似乎一点危险也没有了，而在实际上，所有科学家都认为，包括利比本人也承认，放射性尘埃，说得轻一点，至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略有增加的现象，况且对全体国民的健康还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危害。
这本书最后几页让读者缔听了原子科学紧急委员会的警世之言，这也是鲍林要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篇呼吁书。“‘不要杀戮’这一戒条难道对我们失去了意义？我们是否要将其解释为‘不要杀戮，但大规模杀戮还是可以的”，或者是’不要杀戮，但国家领导人说可以时杀戮还是可以的‘？“鲍林说，如今这个世道，道德沦丧、争权夺利、穷兵黩武等等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只有道德回归才能拯救人类。鲍林写道：”但愿我们这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在处理各种世界性事务时，首先把道德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当然，光有这一点还不够。即便美国在一夜之间正义就占了上风，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却依然故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实现和平呢？”我提议，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也可以采用解决其他问题那样的方式，“鲍林写道，”关键在于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平的道路需要人们去探索。“他建议在美国内阁中确定一位负责和平事务的部长，并用军费开支的10％作为这方面的预算，这笔资金”可用于一项重大的国际性研究计划，召集科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用若干年时间，切实地探索一下解决世界上各类问题的方法，找到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途经。“每一个国家都应建立探索和平的机构。可以通过联合国领导下的研究世界和平的组织，将这些机构联合起来，首先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那样一类国际性协议扫清必要的障碍，然后再进一步探索结束各国之间战争的方法。鲍林写道，更大更新的武器决不会给我们带来和平，只有国际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在鲍林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六个月前进行的大型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开始在世界各地向地面散落。放射性污染恶化，人们的担心也随之加重。锶90的含量不断上升的新闻报道，又使公众舆论倒向鲍林这一边。几十个地方性抗议团体开始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名为“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在欧洲和日本，反对核武器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迅速蔓延到各个角落。这些活动对各国政府施加了新的压力，要求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对付放射性尘埃。
鲍林在完成这本书的手稿后，又开始思考采用新的方式促使核试验停止下来。通过请愿书和演说，鲍林已经成了反对核试验活动中国际上公认的领袖。他的通讯网络日益扩大，设想的方案也日益增多。森特一哲尔吉是一位匈牙利血统的美国人，维生素C的发现者，像鲍林一样，也是一位研究兴趣非常广泛的科学家，他致函鲍林，建议召开由美国、乌克兰和苏联等国科学院代表参加的一种科学界高峰会，讨论如何使这几个国家“陈旧过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现代化，并以此作为争取和平的第一步。鲍林热烈赞成这一个想法，并且很快就将其修改为成立“世界科学议会”的建议，从许多国家召集而来的代表将可以在一起，“研究如何调整世界的政治结构，使它与科学进步相适应”。
3月，森特一哲尔吉读到了一份用核武器装备美国潜艇的计划，他更加急切地感到有必要建立这一种科学议会。他写信给鲍林说：“谁也无法保证这些潜艇的指挥官一定是道德水准很高的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潜艇会沉入海底，待在那里一定会厌烦得要命，只好整天饮酒作乐。世界的命运就这样掌握在几十个唱得酩酊烂醉的人手里，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点燃鞭炮，寻找一点刺激。”鲍林和森特一哲尔吉向国家科学院递交了召开世界大会的建议。
鲍林一直与罗素和其他有关的科学家保持着联系。这些科学家都是一些志同道合反对核武器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结构松散的国际网络。作为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的继续，这些活动家安排在1957年夏天召开首次由东西方各国科学家自主参加的世界性会议，讨论超越于各国自身利益而又共同关心的核武器问题。这一次会议——称为“普格瓦什会议”，这是以富有的实业家塞拉斯·伊顿开办的一家加拿大房地产公司所在地的名字命名的——后来证明是很有价值的，因此，罗素认为应当将其拓展成一系列会议。由于鲍林是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最早的签字人之一，因而大家预料他会成为参加首次普格瓦什会议的二十名左右代表中的一个。但是，会议开始，他仍在欧洲访问，未能与会。不过，他在1958年会见过罗素和另外几个人，一道策划了在维也纳召开下一次普格瓦什会议。
鲍林继续频繁地在公众场合亮相。他与利比在爱德华德·穆罗主持的《今日观察》节目中唇枪舌战，并且还接受了多家电台记者的采访。
1958年3月，苏联人呼吁立即停止所有的核试验，这无异于在政治上投下了一颗炸弹。这一时机是经过精心考虑定下的。那时，苏联人刚刚结束了持续时间很久极其肮脏的一系列核试验，美国人则正要开始新的一系列试验，人们对放射性尘埃（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试验造成的）的担心正好达到了高潮。当然，考虑到一份新的禁试建议已经递交给有关方面，这种时机对鲍林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他和普格瓦什会议的代表们给禁试活动又加上了一把火。4月4日，苏联人提出建议后三天，鲍林、罗素、克劳伦斯、皮克特、托马斯①，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人——其中还有来自马绍尔群岛的六名代表——联名上诉联邦地方法院，要求禁止原子能委员会预定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鲍林等人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法律程序，说明国会从来就没有授权政府当局向大气层释放放射性尘埃，以致于威胁到“人们生活的权利和养育正常孩子的权利”。鲍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们已在向苏联和英国采取类似的法律行动。
①托马斯（Norman Thomas，1884—1968），美国社会党领导人（1926—1955），六次竞选美国总统均告失败的社会党总统侯选人（1928—1948），毕生致力于社会改革，维护个人权利，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创始人之一。
上告联邦政府的一个机构，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由于主要目的是唤起公众注意，因此鲍林对此还是颇为得意的。如果政府的行为荒诞不经，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法庭予以矫治呢？在这一案件中，他非常信赖律师林肯·威林。不过，威林要他作好思想准备，这个案子将会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
反对核试验的活动现在几乎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但将时间花在正义的事业上总还是值得的。为了这一事业，他可以花去自己每一分心血。即使是那些对他的行动持否定态度的报刊，在他看来也无关紧要。《时代》杂志将鲍林和其他反对核武器活动分子的照片刊登出来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到底是尚未出生者的卫士……还是受自由的敌人操纵的傀儡？”鲍林看了以后，脸上竟然浮起了冷冷的笑容。反对核试验的力量积聚起来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也许，一些用滥了的攻击手段，比方说，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进行迫害。造遥和中伤，不再会有什么效果了。
1958年4月初，鲍林仔细地查阅了有关放射性尘埃的最新文献，无意中读到了一份令人吃惊的材料。比尔·利比本人在向瑞士医学科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透露了造成放射性尘埃污染的一种来源：一种被称为碳14的寿命很长的同位素。这在以前从来没有报道过。利比对这种物质是非常熟悉的；好几年以前，他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就已经发现，可以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碳14衰变的特点，精确地测定文物的年代。
但是，对于这一新信息，鲍林更感兴趣的是这种物质正向空中泄漏的数量——每一次相当规模的核爆炸大约要泄漏160磅。碳元素几乎是构成一切生物分子的基本材料。鲍林知道，人体内处理碳14与处理普通碳的方法是相同的，可以按它们在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比例吸收到人体组织中。碳14的寿命很长，大约在八千年以上，因此到遥远的将来都将会构成威胁。鲍林很快就算出，到那时为止所进行的核试验，已使地球上碳14的总量增加了10％左右。如果让这种物质以这样的速度进入体内，它的放射性衰变就会大大提高遗传变异的速度。任何“干净的炸弹”都无法消除这一种物质而使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因为碳14并不是裂变产生的，而是中子和空气中的氮原子发生反应的结果。但是，至今尚无人指出这种危险性。鲍林急急忙忙地就把其长期的影响算了出来。
4月28日，鲍林在华盛顿由国家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宣布了他对“放射性尘埃中一种新威胁”作出的发现。鲍林告诉记者说，到那时为止，核试验所产生的碳14可能在未来三百年里创造出五百万名有缺陷的儿童，另外还有几百万人因此生癌症。第二天，鲍林所称的“新威胁”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都作为头版新闻登了出来。
利比对此很恼火，因此立即进行了反驳。他声言，鲍林的估计离开目标十万八千里，因为大多数碳14最终都进入了海洋，人类因核试验而接触到的碳14，在总量上增加还不到1％——他对记者说，这种情况带来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两天以后，一批哥伦比亚地质学家致函《纽约时报》称，鲍林在作估计时，使用的是碳14在整个地球上而不是纯粹在空气中的含量，这一数字就是造成模糊不清的起因；根据他们的计算，鲍林对碳14所作的估计比实际数字要高50倍。他们写道，来自碳14的实际威胁，只不过等同于向上爬升几英尺时增加的辐射量所带来的危险。他们在结束语中说：“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夸大事实的言论，只能模糊公众的视线，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鲍林认识到自己在计算中出了错，因而将估计的破坏值降低了5倍，但他仍然坚持碳14会对未来的新生儿造成长期的威胁。
他原先的估计有错误，但经修改后所得的数据是正确的。六个月之后，原子能委员会悄悄地发表了一份报告，对放射性尘埃中碳14在长时间里造成的遗传性危害进行了估算，其结果与鲍林修改后的数据是非常吻合的。
但是，这毕竟给鲍林的信誉造成了损害。有人抓住他夸大其辞的把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利用他这一次失误，有意回避这样的事实，就是他在碳14问题上就本质而言是完全正确的。
1958年5月11日，鲍林出现在《与记者相见》的电视节目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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