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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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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只有少数几家报纸，大多位于美国南方腹地的几个州，才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表示支持。
眼看可能遭到彻底失败，托德开始泡制一系列长篇文章，反驳攻击他的报纸，历数鲍林与共产党有暧昧关系的种种活动，要人们相信他要求知道有关人的姓名是完全清白正常的。但是，他在着文、论争和干劲方面，根本就不是鲍林的对手。6月21日夜里，就在他参加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后几个小时，鲍林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和平人士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号召听众写一封公开信给托德，“就说你们都不希望我因为蔑视他而进监狱，”此时，他的讲话激起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第二天上午，他向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的电视观众陈述了他受到政治骚扰的详细经过。他又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专门介绍自己的案子。声援从四面人方涌来，许多素昧平生的人纷纷寄来捐款，帮助他偿付法律诉讼的费用。
威林经过努力，将听证会推迟到10月，以至鲍林和爱娃可以继续到各地发表演说。小组委员会发出的威胁似乎使他们更加精神抖擞了。7月9日，他俩一起在洛杉矶领导了一次群众性“要求裁军的步行”活动，一共吸引了四千多人参加——这是大多数洛杉矶人看到的第一次抗议游行。随后，他们又赴欧洲作短暂访问。两个人横穿欧洲大陆，多次向许多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后来，他们又在日内瓦停留，先后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大使就禁试谈判问题举行私人会谈。托德的行动不但没有消除鲍林的影响，反而促使鲍林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得更为重要了。鲍林的日内瓦之行特别令人鼓舞。鲍林注意到，大使们一个个都向他保证，他们已接近于达成协议，这就使他更有信心和决心继续进行影响公众舆论的活动。
8月，鲍林回国。他与托德展开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他向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法官作出公开判决，认定他有权拒绝小组委员会的无理要求。这样做的法律根据是：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不但与调查无关，而且构成了无理的搜查和扣押。除了援引第一修正案外，又加上了第四修正案，同时还利用了政府的司法部门与国会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实在是一项高明的法律行动。但是，结果并不成功。在地方法庭上，政府律师争辩称，作出有利于鲍林的裁决，“将意味着任何立法程序的终结”，因为每一个参加听证的证人在接受调查前都可以跑到法院起诉。8月下半月，法官决定，鲍林的起诉不予受理，因为这是立法机关的事，司法部门不宜插手。鲍林和威林不服这一决定，又提出上诉。
与此同时，鲍林继续利用公关手段增大压力。每一次讲话他都要攻击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成千上万封信件开始向托德和他的参议院同事们袭来。有些信件上有几十个人签名，甚至还有几百个人签名的信件。在鲍林请愿书的诞生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一百多名教职员工联名签署了一封抗议信；宾夕法尼亚大学有17名教授也联名写了一封信。帕萨迪纳的居民和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工寄出了上百封信件。还有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抗议，从德国、日本、挪威、墨西哥、英国、印度，从诺贝尔奖得主、全国有名的和平人士和普通百姓，都传来了正义的呼声，齐声称赞鲍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严励谴责侵犯这位“身陷麦卡锡主义囹圄的美国伟人”的粗暴行径。
整个夏季和初秋，托德一直疲于奔命。一方面，他要应付外界的种种诘问，另一方面，又要检查关于6月份鲍林出庭听证的总结报告准备的情况。当鲍林读到那份报告的清样时，他的精神更加振作起来了。托德打算将这份报告定名为“共产党的渗透与压力集团的利用”。鲍林将这份清样与听证会油印记录作了仔细的对照，发现他的证词中有些内容被删去了——他感到，这是经过编辑整理的材料，因为被删去的内容对他有利——再说，参议员们可以将他们自己所说的话重新整理，而鲍林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鲍林在读完这份报告以后，从中得到证据表明，托德是故意提出一些问题来误导公众的。举例来说，托德将鲍林声称送到联合国的请愿书签名数与实际签名数作了对照，此时鲍林已从联合国搞来一份完整正确的请愿书文本——证明他报告的数字是正确的——这一文本在举行听证会的那一天就已经放入档案。类似的情况还有，索怀恩曾经暗示，鲍林出于某种原因，隐瞒了俄国人曾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事实，但从小组委员会掌握的文件中已清楚说明，鲍林并没有这样做。
这一切，以及还有另外一些事——“你知道都是虚假的，”鲍林在给托德的一封用于更正的信件中写道，他曾被要求对自己的证词负责——现在，鲍林确信，托德和他的小组委员会并没有采取诚实的态度。于是，鲍林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指控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对他进行政治骚扰，他还将其斥为“在美国和美国人民脸上抹黑的行为”。
“无论用哪种方式，我们迟早还将为这样的事忙碌一阵，但我们对最后结果并不感到特别担心，”爱娃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道。“然而，莱纳斯的才华浪费在这种事上，实在可惜。”
夏天将过，托德受够了鲍林的气，决定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论坛上开始反击了。看来，说鲍林蔑视国会，这个罪名很难成立——况且，还需要全体参议员的一致通过，但许多参议员已从下属选民那里收到过有利于鲍林的信件——不过，他也有别的办法让鲍林尝尝他的厉害，他要向全体国民揭发鲍林的真实用心。他手下的人开始将鲍林有共产党嫌疑的活动汇总成一份过硬的材料。
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为鲍林举行的第二次听证会日期定在10月11日。在此之前，公关战斗达到了高潮。鲍林打算在报纸上用半版篇幅刊登广告，详细阐述托德对他骚扰的经过，要求所有美国人帮助消除国会几个委员会的“越权行为以及推翻宪法与人权法案的行为”。《纽约时报》以其中含有诽谤性文字为由，拒绝刊登这则广告，但《华盛顿邮报》将这篇文章登了出来。托德则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进行反击，辩称他的做法只不过是“基于名誉和理性要求对方合作而已”。鲍林要求听证会延期举行；托德一口予以拒绝。争取公民自由紧急委员会也刊登了一则广告，在上面签名的有上百位自由派人士；托德吩咐手下工作人员一个个审查这些签名的人，看看有没有人与共产党有牵连。《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将小组委员会这种追查鲍林的行动称为“常规的骚扰政策的一部分”；托德则主动向他认为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人寄去了6月份听证会的书面记录。
10月10日夜里，鲍林在他下榻的华盛顿旅馆外面，收到了一张传票，命令他第二天上午出庭，并要他携带所需的签名记录和转发的信件。
听证室被记者和旁听者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就有爱娃，她衣着整洁端庄，头戴一顶帽子。但是，小组委员会的座位却空在那里。托德是唯一的一个在10月11日听证会上露面的小组委员会成员，其他委员似乎个个都有要紧的事需要他们亲自去处理。但是，缺乏支持好像并没有使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心烦意乱。他在宣布开会以后，宣读了一篇长达12页的声明，辩称他进行这次调查是光明正大的事。读了6页之后，他问鲍林和威林，要是他就此打住，让声明的余下部分记录在案，他们是否介意。威林表示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这份声明在正式发表以前，得让鲍林有机会阅读并作出必要的答复。接下来，托德立即转入实质性提问阶段。你有没有带来所需的签名原件？鲍林已经带在身边，一共有好几卷，且已用红色封面装订成册。
然后，听证会重要的一幕开始上演：你带来了请愿书散发者名单的书面材料吗？
鲍林还来不及开口回答，听证室后排座位上站起来一个很难形容的男子，高声宣布自己就是协助散发请愿书的人之一，并称他因此而感到十分自豪。鲍林回过头来想看看是谁。全场突然响起了一片掌声。此人名为赫伯特·杰赫尔，本地的一位大学教授。他先向托德深深鞠了一躬，转过来又向听众弯腰致礼，然后就坐了下去。鲍林会心地笑了起来。
鲍林然后转身面向托德，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不想让这些人成为小组委员会进行政治报复的对象，”他说。“我本可以同意这样做，使自己得到保护，但是，我必须首先保护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他仍拒绝提供散发者的名单。
这一时刻，人们预料托德会站起身来，指控鲍林蔑视国会。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屏息等待将会发生什么结果。然而，预料的高潮并未出现。托德只是简单地说，“很好，”然后对他的首席顾问索怀恩使了一个眼色。
这第二次听证会的真实企图终于显露出来了。鲍林不会背上蔑视国会的罪名，但也得不到新的机会充当自我牺牲的英雄。接下去又将是老一套的忠诚调查。索怀恩一句也没有询问散发请愿书的事，却不厌其烦地查问鲍林作为共产主义事业支持者的详细背景。你到过东柏林吗？你是否会见过罗森伯格？你有没有参加旧金山抗议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活动？
中午休会时，鲍林在大厅里碰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他对鲍林说，应当将鲍林驱逐出境。鲍林回答道，那可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本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没有地方可以去。
下午，索怀恩又提出了一系列索然无味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你是否清楚，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中，有些人是共产党员？有些问题则别有所指，全是为了证明鲍林已腑首听命于共产党的目标和意图，并且与他们一鼻孔出气。你是否知道，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中，有一个日本人汤川秀澍博士，他曾得到过列宁奖金？不，鲍林回答道，他只知道秀澍博士得到过诺贝尔物理学奖①。你是否支持过马丁·卡门在申领护照问题上的斗争？根据调查，他曾向俄国人传送秘密情报，因而被剥夺了出国的权利。鲍林回答说，他参加了这一斗争，然而，他提醒索怀恩，卡门已经得到平反昭雪，且已恢复名誉，他打赢了这场官司，后来又重新领到了护照。正如《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穆雷·肯普顿指出的那样，表面上看，鲍林是在“接受审查，然而，大家心里明白，他根本就不应受到审查”。
①汤川秀澍（1907—l981），日本物理学家，曾任京都基础物理研究所所长（1953—1970），提出一种使核结合在一起的核力理论，预言介子的存在，获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下午的会议上，威林搞到了托德那份开场白的全文，了解到后面六页对鲍林进行了直接攻击，在“与共产党控制的组织关系暧昧或支持共产党活动”的罪名下，罗列了二十几个鲍林有过联系的可疑团体的名称。在中午休会期间，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就向媒体散发了这份声明。看来，参议员托德心里在打着算盘，这一次，鲍林肯定只能充当为自己辩护的角色了。
听证会在沉闷拖沓的气氛中缓慢进行。索怀恩询问了鲍林有关三十多个团体和二十五名个人的情况。采用的仍然是好莱坞式装模作样的岁月里沿袭下来的那套标准的程式和节奏：你认识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某某先生吗？你知道某某先生曾被指控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阵线组织的一名成员吗？你曾是某某组织的一名成员吗？你是否知道，某某团体曾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列为共产党阵线的一个组织吗？这一切，实在是全凭联想来扼杀个性的一种训练，极尽诋毁之能事的一幕闹剧！
经过五个小时的听证，这幕闹剧总算收场了。托德大步走到鲍林跟前，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不是？”鲍林转过身来，根本就没有理睬，径直走了出去。
21 和平
学界富豪
在公开场合，鲍林算得上是大获全胜了。他迫使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后退了一步，他们再也不敢借用蔑视国会的罪名进行威胁了。托德黔驴技穷诽谤鲍林的图谋似乎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新闻媒体大多数人都没有理会他那套老掉了牙的指控。听证会结束不到一个月，肯尼迪在争夺白宫的竞选中得胜，美国政治即将步入新的方向。对鲍林举行的听证会实际上成了以反共名义对持不同政见人士政治迫害的最后一次尝试。
鲍林的坚定立场使他成了和平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伟大英雄。在与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发生的那次冲撞以后两个星期，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在纽约组织了一次集会，这次集会在后来自发地演变为对鲍林的一次表彰会。听说鲍林要到会讲话，一下子就有两千多人挤进了宾馆游艇俱乐部舞厅，还有几百个人挤在附近几个房间里通过扩音机收听他的演说。另外有好几百人经过劝阻才悻悻离去。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位打败了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人。为了支持鲍林敢于在国会抗争的精神，当地有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名。当鲍林接过这份请愿书时，与会者热烈鼓掌。他们认真地听取了鲍林讲述与小组委员会斗争的亲身经历。鲍林呼吁永远结束战争，恢复人的权利，赢得全场听众的欢呼和喝彩。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净取和平的斗争，“他对听众说，”离不开争取自由的斗争。“
与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从此开始，鲍林可以偃旗息鼓，马放南山，将这一段经历抛在脑后了。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经受挨人质询的煎熬时刻，面对处心积虑毁谤他名声的卑劣伎俩，他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鲍林怒气难消，认为这一切是麦卡锡主义的死灰复燃。他不仅没有拂袖而去，正好相反，他比过去更加精神抖擞。他连续不断地到处游说，频频在电视里抛头露面，攻击托德，口口声声责备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不讲道德”，责骂那位参议员是“一个混蛋”。
“据我所知，我们美国只有几千名共产党员，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却有好几百万，”在托德召开的听证会后不久鲍林这样写道。“我实在弄不懂美国人民怎么会受到几千名共产党人的危害。共产党人对我们的人权和自由可能会成为一种危胁，对此我们应当清醒，情况严重时，我们还得保持警惕……（但是）反共的压制力量目前处在有权有势的地位，因而更加是一种威胁——他们现在就在剥夺我们的正当权利。”此时，鲍林分出了一部分时间致力于取消这一类调查委员会的活动，下定决心与这些即将寿终正寝的宿敌周旋到底。
然而，托德反扑过来了。虽然鲍林成功地推迟了上次参议院听证会报告的发表——1961年初，有人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在这份报告里列入托德没有宣读的那部分开场白和其他有关的材料——以托德为首的小组委员会还是发表了另外一份单独的报告，其内容涉及到普格瓦什运动，简要介绍了一些运动参加者的可疑背景，其中就有九页多的篇幅专门介绍鲍林“明显地倾向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情况……自然与共产党人所持观点保持一致，而这一切都与科学研究活动毫不相干”。原先那份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后来发表于1961年3月，其中包括了托德开场白声明的全文。随同此文刊登的还有小组委员会的一则新闻公告，其中提到，“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散发（鲍林的）请愿书的过程中，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中提供的证据主要是鲍林与左派交往的历史。“在我国共产党人展开的和平攻势中，鲍林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活动中都充当了科学界领头羊的角色，”这份报告得出结论说，有一系列迹象表明，这一切“并不全是偶然或者在他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他唯恐鲍林的同行弄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托德还主动向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其他著名科学家提供了这份报告的副本。
“造谣……中伤……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为恶劣的诽谤，”威林在读了这份报告以后对鲍林说道。鲍林完全同意这一看法。第二天，他致函美国人道主义协会，猛烈抨击托德的做法，责问他或者小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敢不敢放弃国会议员的辖免权，以便让鲍林控告他们。鲍林在早些时候还曾说过，他可以与托德进行公开的辩论。
鲍林的反应也延伸到了那些跟着托德亦步亦趋的人和事，其中包括紧跟在小组委员会后摇唇鼓舌的报刊文章，还有那些鲍林认为是诋毁自己人格的谈话声明。“有些报纸成了麦卡锡主义卷土重来的帮凶，”他说。“这些报纸应当停办。”为此，他又单枪匹马地展开了战斗。在下一年里，他和自己的律师们先后提出了五起法律诉讼。他要求华盛顿贝林汉姆的《先驱报》赔偿6万美元，因为该报登载了一些致编辑部的信，对鲍林的爱国主义表示怀疑；要求宾夕法尼亚州约克群反共联盟赔偿10万美元，因为该组织根据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杂志发表了一篇反对鲍林的社论，鲍林要求赔偿叨万美元；纽约《每日新闻》称鲍林是亲共“半公开的美国喉舌”，他又要求赔偿50万美元；他还要求赫斯特报业集团和国王报刊辛迪加赔偿100万美元，因为右翼专栏作家、一直与鲍林作对的老冤家富尔顿·小刘易斯写了一篇攻击他的文章。
与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发生的纠葛，再加上其他方面一些不顺心的事，其中也包括那次悬崖遇险的经历，鲍林的身体日益消瘦。以前，他对一些批评意见通常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如今，无论批评来自右派还是左派，他都变得非常敏感。在参议院听证会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就得罪了不少以前在和平事业中的盟友。他辞去了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发起人的头衔，不再搭理创始人诺曼·库辛斯，认为他向托德屈服了。他认真地考虑了是否要向《原子科学家学报》起诉，要求赔偿100万美元。鲍林曾一度通过爱因斯坦的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帮助过这家杂志，但是，这家杂志却刊登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有名的反对核武器积极分子本特利·格拉斯将他与特勒混为一谈，认为这两个科学家在解释核试验数据时都心怀鬼胎，染上了各自的政治色彩。这家杂志的编辑部工作人员花费了好几周时间劝说鲍林取消这次诉讼。在此之后的许多年里，鲍林与这家学报和它的编辑欧仁·罗比诺维奇再也没有多少联系了。由于普格瓦什会议的组织者坚持邀请格拉斯、罗比诺维奇等他不赞成的人与会，他也和会议组织者闹翻了；他感到，普格瓦什的讨论会已经由超越政治自由公开地表达新思想的讲坛，沦为只会鹦鹉学舌重申官方政府路线的场所。
促使他敏感性发生改变的另一因素可能就是爱娃·海伦。在意识形态上，爱娃向来比丈夫更左。她个人认为，那些基于宗教信仰的老式和平团体是“反动的”，而像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那样的新组织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些组织都不愿意将反对核试验的活动置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她想，如果你不去变革酝育战争的经济制度，怎么能够消灭战争呢？此时，鲍林在批评美国社会时，用词也就更加尖锐了。资本主义是一种因素，还得加上国防工业和华盛顿当局之间的肮脏交易。为什么有人对禁止核试验持反对态度呢？“毫无疑问，赚取冷战利润是一重要动机，”他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鲍林的心目中，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身为科学家，从战争和人们的苦难中获取不义之财，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人更加卑鄙的了。他从一家新闻刊物上学到了一个新的用语，并且开始运用到自己的演讲中，就是“学界富豪”。大约有一百名左右的科学家，利用了自己的研究才能，在国防工业上为自己聚敛财富。在鲍林眼里，这些学界富豪如同特勒一样，卖身求荣，他们的出现乃是一度曾是高尚的行业开始腐败和堕落的象征。
但是，能够这么居高临下地观察问题的，除了他本人以外，就只有爱娃、罗素和少数几位积极活动的朋友了。看来，在反对核武器的纯洁事业中，谁也没有达到他们的境界。
鲍林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举例来说，1960年，理性主义学会将他提名为那一年度的理性主义者；《时代》周刊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刊登在1961年1月号上，鲍林成了被评为“年度人物”的科学家之——但是，作为和平运动的领导者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位英雄，还不如说他已经成了一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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