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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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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提出:“填河会增加投资,且地基不知是不是坚固?”
  “我们有多年填海造地经验,填河造地不成问题,而且填河既可以不占土地,也可免除拆迁阻力。”霍英东说。
  “在这里建宾馆,可能会破坏沙面原有的景观。”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霍英东解释说:“我们可以多填一些土地,建设公园,增添沙面休憩地方。只要规划好、建设好,宾馆区和沙面就能连成一个整体。这不但不会影响原有景观,反而会使沙面变得更加美丽、更有吸引力!”
  霍英东如此执着要在沙面建酒店,不知除了因为这块地方确实风景优美之外,是否还有与沙面历史有关的原因?也就是说,是否有这样的想法:沙面,帝国主义曾在这里镇压过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而今,我们要在这里建起雄伟的大厦,与那些欧式建筑物形成对照,以显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威严?——其实,像霍英东这种民族意识极强,又曾一度深受英美两国“政治迫害”之苦的老爱国者来说,做出这样的考虑是不足为奇的。
  在霍英东的执意坚持下,广州方面最后也同意选址沙面。
  给即将兴建的酒店起一个什么名称好呢?据霍英东所述:“那时,有一次,我们和叶帅(叶剑英)见面,我说起在沙面起酒店,叶帅就说那个地方原来叫白鹅潭,还讲起与白鹅潭有关的历史故事。所以,最初,我们签协议时也是称‘白鹅潭宾馆’,后来才改为‘白天鹅宾馆’的。”
  据说,霍英东他们后来把宾馆定名为“白天鹅”,是考虑到白天鹅是一种既飞得快、又飞得高的圣物——以此喻白天鹅宾馆将会像白天鹅一样振翅冲天,一鸣惊人。
  1978年4月10日,霍英东与广州市旅游局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这是内地计划建设四大城市八大宾馆中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
  同年7月,开始填江造地。到了11月份,酒店全面施工。
  国防部要在宾馆安装高射炮
  在项目洽谈初期,霍英东就已经感觉到,双方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很大歧异。到了酒店设计阶段,内地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更是千奇百怪,霍英东不明所以,一时间也不知所措。
  酒店工程图纸搞出来之后,霍英东把它递交给有关方面。霍英东也知道,酒店图纸要经过多个政府部门审批,对这点他已有心理准备,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连国防部也介入其中。
  国防部向霍英东提出:要在白天鹅宾馆的顶楼天台安装高射炮。
  “宾馆并非军事基地,何以要安装高射炮?”霍英东和香港的建筑设计师困惑不解。
  据说,在一些城市的高层建筑物(包括酒店)安装高射炮,是内地固有的国防措施之一。加之霍英东兴建白天鹅宾馆之时,中越双方正在两国的边境线上展开大规模的武装对抗行动,而广州地处中国南大门,故国防部才打算在建成后将是全国最高的白天鹅宾馆顶部安高射炮,以加强防空。
  “事实上,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霍英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广州参加来自香港及广州的建筑设计师对宾馆设计的座谈会,听专家们各抒己见。在座谈中发现,由于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30年,建筑师们对新的事物仍然缺乏认识,而香港的建筑师对内地情况也有不理解的地方。譬如,内地设计要考虑到地震预防,要有工人宿舍、饭堂和放置单车的地方,这些问题在香港是不存在的,故香港的设计师当然不会想到……”
  最初,霍英东是打算由内地建筑师和香港建筑师合作设计的,后来,他干脆由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大师佘峻南、莫伯治两人单方面负责酒店的总设计。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一些新事物,霍英东特意邀请他们到香港,去参观一些著名建筑物,与香港的著名建筑师座谈,了解香港建筑设计工作的运作情况。这两位建筑师本来功底很深,如今眼界一开,智慧一下子就充分发挥出来。
  他们从香港回广州后,很快就把蓝图设计出来。霍英东看了设计稿,很满意,觉得它的风格富有民族特色,能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泱泱气派。
  在建筑设计方面,白天鹅宾馆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它的总体外观形状,二是大堂内的“故乡水”园林。白天鹅宾馆临江而立,站在远处透过江面望过去,它俨然一只洁白的天鹅,正在振翅欲飞。如今,以白天鹅宾馆为主体的“鹅潭秀色”景观,已成为广州市的“新八景”之一。
  如果说,通体乳白、矗立似玉屏、展翅如天鹅,这是白天鹅的“外在美”,那“故乡水”园林则是它的“内在美”。园林设在中庭大厅,主体是一座有三层楼高的假山,山上有亭阁,山下有小桥曲径、艳花翠草;瀑布从假山往下直泻,飞珠溅玉,透过瀑布,清晰可见假山左上角有三个绿色大字:“故乡水”;旁边又有一行小字:“别来此处最牵心”。“故乡水”园林小巧玲珑,静动相宜,情景相融,堪称中国古典庭园精粹之作。
  曾有人问霍英东何以把“故乡水”引进“白天鹅”,他回答说:“我住在香港,一年到头都是喝东江水。我们要饮水思源。”由此可见,“故乡水”园林之设计,既显示了建筑师的匠心,也充分体现了霍英东的思乡爱国情怀。
  在如此高级的酒店,设置如此规模的园林,实属首创。“故乡水”园林已成为“白天鹅”的主要特征。海外归来的游子住宿“白天鹅”,总喜欢在这里凝望、观赏,“故乡水”三个字无不令他们乡情涌动。
  白天鹅宾馆的建筑设计,后来广受人们赞许,证明霍英东当年大胆启用内地建筑师,眼光独到。设计过不少世界著名建筑物的世界顶级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曾在白天鹅宾馆参观,他称赞说:“在江边建筑这样宏伟的大厦,实属世界罕见,可见中国有天才的设计大师!”
  边施工边营业
  据霍英东所述,他投资兴建白天鹅宾馆,过程也很不顺利。
  “搞白天鹅,搞到自己体无完肤!”霍英东说。
  “有没有这么严重?”我问。
  “怎么没有? 建宾馆时,我们在沙面搭起工棚,有些人就骂我们,说他们没地方拍拖(谈恋爱)了,没地方晨练了。记得有一次,我在那里打网球,就有人在沙面街放一个扩声筒,大吵大闹,骂我们。”
  “阻力主要来自下面?”
  “都不是的,上面阻力都很大的。”
  “哪方面的阻力?”
  “那时,不少人还看不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反对的声音很多……就连我们要求中山温泉宾馆的服务员穿尼龙丝袜也成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说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情况真是复杂!”
  “但这些情况并非针对你和白天鹅。”我说。
  但霍英东断然否认,他说:“都不是的,那时,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也听到一些人对我有不同的议论。我还记得,政协会议期间,政协搞了个茶话会,会上有两个人讲相声,他们一味讲一个打领呔的人,怎样精卫担沙填海,那时我们正在填白鹅潭建白天鹅宾馆……”
  “相声讲的是你?”
  “我想应该是的,我那时普通话听得不是太清楚,但那时茶话会上打领呔的就是我一个人……”
  “那应该是赞你,说你像精卫一样,克服困难,做了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不是的,直成(很清楚)是骂我,说我们异想天开……”
  霍英东是否夸大了自己所遇到的阻力,我们此处姑且毋论,但他确实是不理一切是非之议,全力以赴,完全按自己的设想兴建、经营“白天鹅”。
  在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霍英东提出一个“三自方针”——自行设计、自己施工采购、自己经营管理。
  建一间大型酒店,需要采购大量的物品,大到空调、电梯、灯饰,小到杯、碗、盘、碟、牙膏、牙刷、拖鞋,大大小小物品不少于10万种。在酒店施工期间或是开张以后,采购物品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为了为内地培养出一批酒店采购专业人员,我一开始就主张由内地人士负责采购工作。酒店所需物品,品种繁多,批量极少,且大部分要在境外采购,我们就从旁协助,结果他们做得很不错。”霍英东回忆说。
  至于酒店的施工,霍英东也主张由内地建筑公司负责,但一律采取承包的方式,把工程批给各个工程队。那时,“承包”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而霍英东是较早把承包机制引进内地工程建设中的香港商人。
  1982年10月15日,秋季交易会在广州开幕,世界各地的商贾云集广州。霍英东决定10月14日试行部分营业,先开放已经装修好的200个客房,让参加交易会的客人入住。在当时,“边施工、边营业”是少有的事,但霍英东如此决定,一来想工程队加快施工速度,二来是想试一下营业准备工作如何。
  秋交会开幕之前几天,霍英东入住白天鹅宾馆,但当时房间尚未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供应。
  14日上午一大早,霍英东亲自到厨房巡视,发现炉灶尚未安装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偌大的厨房只见一塘水。霍英东非常焦急,因为参加交易会的客人中午、下午将陆续入住,而晚上,他已邀请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做客。
  霍英东找来一位青年主管,对他说:“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吃晚饭,就算是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交待完毕,他仍然忐忑不安,担心厨房没办法把饭菜赶出来。
  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任仲夷一行来到。霍英东心里更不安,因为他原先以为只有几个客人,开几桌就绰绰有余了,谁知陪同任仲夷而来的却有100多人。对厨房能否炮制出10多席饭菜,霍英东心里没底,他心想这次可能会出“洋相”,令客人难堪,也令自己下不了台,故心里七上八下的,极之不安。
  霍英东后来回忆说:“但出乎意料之外,客人入座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10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颇具晚宴规模。我开心极了,心里暗暗称喜:看来宾馆的员工颇有潜力可挖呀!第二天,酒店开始试业,部分营业终于成功。”
  刚试业不久,霍英东又提出酒店在1983年2月7日全面开业。因为当时酒店的装修尚未完成,故有些人认为霍英东抢先开业是为了早赚钱。但据霍英东说,“其实并非这个原因,如果2月7日,也就是春节前不能全面营业,南方天气潮湿,将会损坏酒店内的大量物资;另外,我认为酒店员工在三个月的试业阶段,经过实地培训,已基本上掌握了各自的工作技能,有条件全面开业。”
  1983年1月初,霍英东再次到白天鹅宾馆巡视,发现工程进度很慢,于是在宾馆连续住上13天,每天都到现场巡视、督促各项工作。那13天的时间里,霍英东整个身心都扑在酒店工程上,操劳过度。有一天,由于过于疲劳,竟和衣躺在椅上睡着了,连鞋子、袜子也不曾脱下。
  对于能否在2月7日全面开业,很多人都没有信心。霍英东自己说:“因为酒店情况极为混乱,酒店内有一个两千多人的施工队伍,另有两千多名酒店员工,加上旅客,每天进进出出的人不下5000人,令酒店显得极为繁杂和凌乱。施工人员用电梯搬运货物,人货混在电梯里拥挤不堪。而工棚和几千架单车,却把半个沙面也给占了。但由于酒店上下通力合作,加上省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酒店终于如期在2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了。”
  第三十九章锐意改革 天鹅展翅翱翔
  霍英东倾尽身心于“白天鹅”,该酒店所牵涉到的问题,他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因而形成了后来被内地旅游界大力推广、借鉴的酒店经营管理的“白天鹅模式”。1986年7月,白天鹅宾馆被接纳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1990年2月,白天鹅宾馆成为内地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敞开大门让群众参观
  在兴建、经营中山温泉宾馆的时候,霍英东已经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宾馆的人事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等等,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社会上亦引起了关注。小试牛刀,不同凡响,更坚定了霍英东大胆探索和推行市场经济做法的信心。到了白天鹅宾馆时期,霍英东的意识已经很明确:通过白天鹅宾馆的实际操作,探索出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借鉴作用的模式。
  霍英东把白天鹅宾馆视为自己人生的杰作之一,向来处理低调、不爱张扬的他,近年曾多次在演讲会、座谈会上等多个场合高谈阔论,讲到自己在白天鹅宾馆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效应。
  在接受我采访的几个月间,他也是多次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谈起。每次谈到白天鹅,他总是显得意兴盎然,神采飞扬。
  “筹建白天鹅宾馆,我们要面对的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我要建设的是全‘开放型’的高级宾馆,这间宾馆既要保持中国传统的风格,也要体现‘改革、开放’的特色。‘万事开头难’,那时‘文革’刚结束,哪些改革是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错误的,我没有把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心怀忐忑迈出第一步。从宾馆的选址、设计、施工、建材选用,及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通讯运输、采购保管等等,几乎宾馆所要涉及到的,我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
  改革必然会影响社会,往往会牵涉到原有制度和习惯的改变,故而总是引来一些大大小小的震荡。
  霍英东提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就将酒店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认为这没有先例,一开放,可能会出乱子。
  霍英东举例说:中山温泉宾馆也是开放给群众,效果很不错。
  持反对意见的人举出一大堆理由:温泉宾馆地方空旷,白天鹅则集中在室内,空间有限;温泉宾馆在农村,白天鹅在大城市,参观的人会更多,一旦挤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难收拾局面……
  这些人担心酒店开放会出乱子,是因为广州曾有“前科”:过去,广州海珠广场安装一盏太阳灯,好奇的市民蜂拥而去看热闹,结果人群挤迫,酿成伤亡事故。
  但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理由:“应该让他们自己进来,看看一些新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
  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霍英东只在心里想,但没说出来,这就是:“白天鹅”地处沙面,过去沙面作为租界时,外国人曾一度禁止中国人入内;在这有历史意义、中国人蒙受过耻辱的地方建酒店,而且又是中国人建的酒店,更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进来。
  霍英东执意坚持,大家也就无话可说,惟有多派人手,到时维持秩序。白天鹅全面开张那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参观庆贺,群情汹涌,差点把大门挤倒。到晚上活动结束时,酒店员工清理现场,捡到市民因拥挤而掉了的鞋竟有一大筐。
  之后的10多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草纸也被游客乱用,一天耗费几百卷。
  酒店负责人和保安人员感到压力很大,要求恢复警卫森严、来访登记的老规矩。但霍英东还是坚持向群众开放。几周下来,人潮汹涌的现象开始缓解下来。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拍照,但从来没有出现乱子,大家的反映很好,觉得酒店开放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了下去。白天鹅是内地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
  事过多年之后,提出这段往事,霍英东仍然有很大感触。他对我说:“那时,没有哪一家酒店、宾馆像‘白天鹅’那样让老百姓自由进来。这一步骤很重要,不单只是广州人,全中国的人经过这里来看看,都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新事物。你认为我真是想多赚点钱,让多些人进来?”
  中国人自己管理
  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如何管理?霍英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交由外国的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一是完全由没有任何酒店管理经验的内地人士来管理。按照国际惯例,高级酒店的管理一般都是委托酒店管理集团负责,即管理集团和酒店方面签10年20年或更长的合约,并掌握一切行政的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中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但不负责盈亏。对于如何管理“白天鹅”,霍英东的想法与别人不同。他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容易,而对内地情况又不熟悉,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同时在当地采购也很困难;并且大批雇用外来员工,其待遇与本地员工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的矛盾。衡量之下,霍英东于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新方式,一来避免以上问题,二来也借此培养出一批内地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
  白天鹅宾馆有两千多名员工,当中没有一个人干过酒店行业,让他们去管理一家现代化的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弄得不好,酒店就会一团糟。但霍英东对此却很有信心,他始终认为中国人是聪明的,只要一经雕琢,就能成才。
  在白天鹅宾馆开业初期,霍英东以每月3万港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美国酒店管理专家进驻酒店,传经授教一年多;期间,也时常礼聘香港的酒店管理专家前来指导员工,传授酒店管理经验。另外,霍英东也多次安排酒店的部门主管,到香港的大酒店见习,增长见识。
  结果正如霍英东所言:“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经过艰苦学习,终于把白天鹅管好。”
  云吞面式的市场效应
  “我始终认为,中国搞改革开放,物价、工资两方面的改革成效是最大的。”霍英东举例说:“开放改革之前,中国真是一穷二白,1977、1978年,我从珠海到广州,路上停车等轮渡,想买香蕉来吃,周围都买不到;我几次到一些人的家里做客,他们连酒杯也没有,即使是那些高级干部,衣柜里也只有一套衣服,你根本想像不到,国家会如此穷困,物资如此缺乏。我记得每年的广交会,几千人一下子齐集广州,结果所有吃的、用的、用水、用电,以及酒楼、宾馆,都要做计划报中央,由中央调配供应。”
  霍英东接着说:“供应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可能喜欢搞计划经济,因为不会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不会有投机倒把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世界会大同,但其结果却是物资越来越缺乏。
  “工资分配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工资分配机制不灵活,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问题就有很多。‘文革’期间,我在广州珠岛宾馆住过,我有个不好习惯,要吃宵夜,这可惨了,宾馆方面说厨房明天一大早就煮早餐,晚上是不做饭的。我问,宾馆为什么不多请一个师傅?
  他们说多请一个人要有编制,要上头批准;我又问,师傅晚上加班,多发给他一些钱不是可以吗?但那时内地是没有加班这回事的。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我回番禺,在渡口看到载客的小巴,那是个体户的,我很高兴,又见到有人在那里卖豆腐花,不知多开心,觉得个体出现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苗头。甚至见到中国一个电影导演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花开富贵’,我都觉得很惊喜。1981年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我见到白天鹅宾馆附近突然冒出一个清平市场,各地的物资运到这里来卖,我就马上捐钱,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在沙面和清平市场之间建一条天桥。”
  其实,霍英东是透过清平市场的突然冒起,清楚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商品市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果然,不出霍英东所料,一条窄小的老式的清平街,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广州最大的一个没有围墙的超级市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地区的商品源源运到这里来,又源源从这里运往各地。清平市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尼克松、基辛格等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慕名前来这个市场参观、访问,从中一窥中国改革开放的面貌。后来,有人因此说霍英东捐资兴建的清平街天桥,就是通往市场经济的桥梁。
  “所以,白天鹅一开张,我就决心大胆放开物价。”霍英东继续侃侃而谈。
  他说:“云吞面是广州人喜爱的小食,市面上当时的价钱是五毫钱左右,白天鹅标价四元,价钱贵了好几倍;啤酒,外面卖四毫八分,我们卖两元多,差四五倍。面包也一样,完全放开价格……那还得了!主管经理不同意。但不放开价格又怎样办呢?我跟他们讲,‘白天鹅’的售价成本,不能与街边的摊档相比,建筑的投资、空调、照明、职工工资、管理费用……这些都要计算在内,不然何以经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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