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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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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大资本家过往与英国有较多接触，如包玉刚、李嘉诚；或与台湾方面有密切往来，如邵逸夫，故中方不可能根据他们的一时表现一下子就完全相信他们；相反，像霍英东这样经济上有相当实力，且经过长期交往的老牌爱国大商家，自然更受中共器重。
可能是因为霍英东向来与中方关系密切，所以，即使他在香港地产界、建筑界、体育界等多个领域有卓越的贡献，但却从来没有获得港英政府的“奖赏”，大英帝国的勋章与他无缘——在香港，像霍英东这样对社会有杰出贡献而得不到大英帝国勋章的，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但是，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霍英东虽然被大英帝国“冷落”，却深受中方倚重，在中方的领域里领尽风骚，大放异彩。
1980年，霍英东被中国政府邀请为全国政协第5届委员会委员，这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在政权架构中担任职务。1983年，在政协第5届3次会议上，霍英东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霍英东可能是香港区出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第一位商人，而在澳门区出任同一职务的就是何贤。中共对霍英东的倚重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起草基本法表现低调
经过多轮谈判，中英两国在1984年9月草签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作为一个爱国商人，霍英东看到中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自然非常高兴。《联合声明》草签一个月后，霍英东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希望有机会看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那一天；至于到了2047年香港社会制度都不变，连我孙子那辈都不用担心。”
1984年12月9日，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联合声明。霍英东作为香港观摩团成员之一，亲临签署现场，目睹了这一历史性场面。
1985年4月10日，6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基本法。6月18日，基本法草委会正式成立，委员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名，香港委员23名。
霍英东也被中国政府邀为基本法草委，参与设计未来香港的蓝图。
1986年4月，基本法草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草委会成立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5个专题小组。霍英东参加“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订经济纲要。
霍英东时常自称“不懂政治”，事实上他也极少对政治问题发表评说。在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期间，霍英东的表现极为低调，除了在有关体育的问题上有较多建议外，他对其它方面的出谋献策甚为有限。
到了1990年2月，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全会将逐条表决基本法草案，并将通过的基本法草案提交第7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审议通过。虽然这是最后一次草委全会，但其实各草委对一些草案仍然意见分歧，各持己见。当时最受争议的是关于特区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的“分组计票”草案。该草案内容是：政府提出的法案，如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即为通过；而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分区直选、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
霍英东和李嘉诚、黄丽松、查济民等一些港方草委对这一分组计票议案，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
会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要求当时已经卸任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去做霍英东、李嘉诚等人的工作，希望他们投票赞成分组计票条文。经游说，霍英东后来同意支持，但李嘉诚、黄丽松、查济民、谭惠珠、容永道、郑正训、马临等七位港方委员却坚持己见，表决时均投了反对票。
霍英东口头答应会投票支持，但在表决时是否投支持票，却成了一个疑点，因为在表决这一条文时，有一票弃权，一票作废；而在表决后，港方草委中，只有霍英东、邬维庸两人不愿向外透露他们投何种票，故有人猜测，霍英东投的未必是支持票，有可能是弃权票或那张作废票。
如果霍英东手中的票真是弃权票或作废票，那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测：他这样做，除了因为他本意反对该条文外，可能还与他提出的一些体育方面的议案不获中方官员支持、重视有关。
提出的体育议案不获通过
据了解，霍英东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基本法》草案第14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体育政策，民间体育团体可依法继续存在和发展”，是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以强调保障香港原有民间体育团体的权益。霍英东说，他这意见已提过几次，都没有得到重视，他很不满意。
一天，我曾和霍英东专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问题。我曾问他，为何李后等人不同意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他说：“讨论我的议案时，有些委员担心原有的体育组织有黑社会背景，担心有些黑社会组织以体育团体的名义出现，所以反对。其实，我提出‘原有民间体育组织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个问题，是有所考虑的，比如香港足球总会，若香港回归后有人搞一个港九足球总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们试过，以前搞世界羽联，对抗国际羽联，一种运动可能有人搞多个组织出来。那香港回归后，哪个正统？哪个权威？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复杂了！”
另外，在最后一次草委全会上，霍英东还得出另外一条有关体育的议案：维持香港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并允许香港以国家单位名义参加国际体育活动。但在表决时，只得18票赞成，13票反对，19票弃权，因而不获通过。
至今，霍英东对《基本法》中关于体育的条文，仍然持有保留意见。他对我说：“我觉得在《基本法》中，有一点讲得不是很清楚，就是香港回归之后香港能否维持在国际上的体育组织地位。比如香港足球队以后的国际地位问题，东、西德合并后只有一个足球队参赛，又牵涉到国际组织的问题。我很希望，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继续维持其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因为香港现在是会员，若到时没了，事情就变得很大，香港人真是不明白：你成日说‘一国两制’，保持不变，但现在连体育地位也变了！这种事，一定要解释清楚。”
说到这里，霍英东找出一本《基本法》，翻出其中的第149和151条对我说：“这两条条文，将体育与航运、通讯、贸易、金融、旅游、文化、卫生、科学等一大堆问题放在一起，各个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一大堆问题放在一起，有些问题就讲不清楚，我觉得是否应该将体育问题单独分开来谈好一些……”
对第152条条文，霍英东也表示不满意。这条条文是：“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
霍英东说，“我觉得只是发表意见，不能举手，也不能投票，那不是等于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这个解释，我觉得有些含糊。我当时要求把可以发表意见，改为可以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因为光是发表意见是没用的。当然，香港回归后香港的体育地位问题是很微妙，因为牵涉到外交事务问题，还有台湾问题，但也不能含糊其辞，要解释清楚。”
我问他：“你对中国的体育事业贡献很大，但几个提案都不获重视，不被采纳，是否感到很沮丧、很失望？”
霍英东答道：“不是的，情绪并没有不好。但作为我来讲，首先是已经向香港人交待了。万一香港回归后，香港的体育组织地位有改变，那我已经尽我所能。当时，59个委员中，只有我一个对体育较为熟悉。我觉得，大家对体育都不那么关心，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争来争去……”
“是孤军作战……”我说。
“是呵，是孤军作战，59人中，就我一个人……”
后来，在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工作的过程中，霍英东也曾向预委会文化专题小组谈香港回归后香港体育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讲了1995年八九月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凤超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向访京的香港愉园体育会成员明确表示，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体育总会和香港奥委会等体育组织的运作都不会改变，香港回归前怎样运作，香港回归后同样是怎样运作。王凤超还说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章程，会员可以以国家身份参加，也可以体育组织单位入会。香港是以后者身份入会的，故1997年后仍可以独立地参加国际性比赛。他称，香港派队参赛时，是以中国香港（英文是HONG KONG CHINA）的名称参加比赛的，而旗歌的问题，会奏中国国歌，挂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区旗。
但香港体育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可能还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1996、1997年研究、讨论之后，才能最后明确下来。
第五十章涉足政坛 膺政协副主席
霍英东自谓“不懂政治”，也对政治兴趣不大，但却不期然涉足政坛。继当上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后，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更晋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甚至有传他可能还会成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
霍英东是否中共地下党员？
霍英东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对祖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这几乎是世人一致公认的，即使是一些对他的经历不甚了解或者误解的人，也不否定这一点。其爱国行为，几十年始终如一。另外，他对中方的态度，也是几十年不变，与近年香港一些政客商贾看风使舵的投机行径截然不同。
这10多年来，霍英东到内地投资、捐赠，光是纯粹的捐赠款额就超过20亿港元；所有的投资也有很高的效益，但他也没有把这些收益拿回香港，而是继续用于内地的投资和捐赠。
有些人因而不理解：若把这几十亿存在银行，起码已经升值到100亿，光是利息也够他们家族吃几辈子，何必辛辛苦苦到内地疲于奔劳？
我也曾向霍英东问过这个问题，他说：“是呵，我有时也问自己，何苦呢？我们家族每年在港澳的生意入息4亿多港元，不但全部用到内地，连我们在瑞典银行的存款也拿出来用在内地，倾家荡产为了什么呢？甚至几乎连命也赔上，为什么？我的子女有些都不理解，骂我的，何苦呢？不也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90年夏秋之交，霍英东专程远赴德国考察。当时，两德刚刚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将如何缩小东、西两地在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而融为一体，广为世界关注。霍英东在德国跑了10多天，认真考察德国方方面面的情况，他希望通过现场考察，把两德合并后的种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出来，向中国领导人献策，以促进祖国的繁荣和统一。而后，又到了东欧一些国家考察……
我曾问他：“你这几年考察了不少国家，你觉得德国、东欧等国家有哪些方面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霍英东说：“看了那些国家的情况后，我觉得什么也不需借鉴，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成功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苏联也学不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很简单，我时常想，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困难重重，成果不大，重要之点是因为缺少一个它们的‘香港’。你想想，中国搞改革开放，香港不仅为内地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国际信息，而且成为内地与国际接轨的枢纽，特别是成为3000多万华人与内地交往的主要关口。而这数千万海外华人，据说掌握着2万亿美元的资产，这比目前中国内地的国家总资产大约高四五倍。想想中国近百年追求现代化的艰难而惨痛的历史，也可以知道，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没有外来能量的输入，是难以有什么变化的。所以，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霍英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到处宣扬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4年曾到广州访问，当时霍英东和前广东省长朱森林一起宴请尼克松。霍英东抓住这个机会，在向尼克松敬酒时，对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很艰巨，不少地区还很落后，有些人还睡在街上。12亿人口的中国生活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你想世界的负担有多重，我们中国要跟美国买一辆波音747客机，你知道我们要用多少船香蕉才能买到。一句话，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都应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有一次交谈时，我曾问霍英东：“好像听人讲过，你不是中共的统战对象，而是中共的自己人，事实是怎样的？”
霍英东笑而不答，但他的一位助手却不加思索地笑着说：“绝对不是，这个说法完全没根据。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出乎意料之外，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你知道啦，他家里有三个老婆，共产党员怎能有几个老婆；另外，澳门娱乐公司，他是股东，怎么可能呢？”
停了一会，他又说：“我在香港几十年，接触过不少资本家，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非常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包括以前从香港回内地、现在当广东工商联主席的陈祖培，以及李嘉诚、王宽诚等等许多资本家，这种感情是很浓厚的。王宽诚是北角地王，他并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靠内地赚钱，而是靠地产赚钱。他病后，一直在北京，死也要死在北京……不少海外的资本家，都希望通过商业来强国富国。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讲过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这种思想、感情。霍生就是这样，一心一意为了国家。他写那篇欧华学会讲稿（指《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时，也想过会得罪一些人，但他觉得，为了香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得罪一些人，最多不做政协副主席，就这么简单。”
“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
1989年风波之后，一些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迁册、移资、移民形成风潮，连霍英东的一些生意上的伙伴也迁册国外，转移资金出港。
据说，那场风波之后不到两个星期，霍英东的一个生意伙伴——汤于翰医生就做出移资的行动。霍家和汤家各占一半股权的福堂有限公司，拥有毕打行和不少物业。那时，福堂通过一项特别决议，重新发行两种极特别的股票，F股发给霍家，T股发给汤家，两家权益比例仍保持不变，但汤家拥有的股权，则自此改由两家地处太平洋曲克岛的信托公司持有，福堂的一半权益成功迁册至曲克岛。
到了1990年底，代理内地的东方石油也有迁册行动。该公司由霍氏家族和刘氏家族合办，权益各占一半，刘氏家族那时却把名下权益，迁册至非洲的利比里亚。
生意伙伴迁册，但霍英东仍然如他几年前所言，“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他并未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并未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所以也用不着转移生意基地，另谋发展。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正如他在那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日渐兴旺的珠江三角洲，是香港安定繁荣最大的保证。我相信香港将来仍旧会为中国的现代化继续发挥作用，香港仍旧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香港仍旧是中国内地与世界往来的重要窗口。”
有无可能当上首任行政长官？
霍英东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极力支持者，是中方在香港的一位重要的朋友。1989年风波后，香港社会极不稳定，一些原本与中方有接触的大资本家也主动疏远中方，与中方保持一定距离。有好长一段时间，香港的大资本家都不想上京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
后来，中国政府为打破这个僵局，主动邀请香港一些大资本家上京，以恢复双方的关系，了解北京新领导层的态度。
1990年，霍英东和大儿子震霆两次上京，会见了江泽民和李鹏，与两位领导人谈香港的前途问题，谈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谈中国的体育发展，谈北京亚运会……
虽然霍英东从来不在内地拉帮结党，但由于在体育事务方面和人大、政协事务上与中方有较多接触，故中方高层中的不少人与他的关系都很友好。近几年，霍英东每年都北上北京、北戴河等地，与邓小平、李鹏、薄一波、胡锦涛等人游泳或打网球……其中，他与杨尚昆的关系更为密切，因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人就已经在广东结识。
虽然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霍英东一直表现低调，他的一些提议也不获中方官员重视，但那段时间，在香港却盛传霍英东可能出任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一些报刊还一度就此大事渲染。
对于何种人能出任未来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各方的看法并不一致。邓小平说过，将来香港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不一定来自政界，可以是新闻记者、律师、商人等专业人士；至于首任行政长官，应该是能同时为各方都接受得了的人士；而香港市民，却普遍认为应该由熟悉香港政府运作情况的人士出任，如现任布政司陈方安生这一类人。对于商人，香港市民一般都不赞成由他们出任未来行政长官。而香港首富李嘉诚也曾公开表态，不应由商人担任行政长官，因利益上有冲突。
近10年来，香港曾盛传的首任华人行政长官人选，主要有霍英东、包玉刚、李国宝、查良镛、陈方安生、陈祖泽、钟士元、李福善、杨铁梁、董建华、梁振英、荣智健、吴光正、曾宪梓、罗德丞、王锟等人。有意思的是，近两三年，即使霍英东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却几乎再听不到关于他能否成为首任行政长官的议论，似乎香港社会已经认为霍英东完全没有可能出任此职。
按照我的理解，未来特区行政长官的人选一定大爆冷门，大大出乎别人的意料之外，近两三年内盛传的那些热门人选，完全有可能一一落空。按照中国政坛的一般常态，一个人越早曝光，社会上对他高就官位的传闻越多，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未来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既可能出人意表，便不能排除霍英东成为行政长官的可能性。理由主要有三个：其一，霍英东与内地长期合作，久经考验，又在人大、政协这两个机构内任职多年，深受中方信任，就此而言，在香港几乎找不出第二个可与霍英东相提并论的人选来。
其二，霍英东现已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中，若由他出任首届行政长官，更能凸现北京方面对香港的“高度重视”。
其三，霍英东在香港政坛、商界的地位超然，既超脱于港澳区人大政协圈内的纷争，向来也广为商界的各派势力所接受、尊重；另一方面，他处事低调，不抢风头，不爱自我宣传，稳重而不僵化，既没有政治投机者那种“极左”恶习，也没有那些喜欢借传媒自我曝光和表忠献媚那类人的“骚味”，故而更能取得中方和社会各界的好感。
如果说霍英东当首届行政长官有什么障碍的话，那可能只有两点，一是年龄稍大，二是牵涉商业利益。但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问题。年龄上，他不比传闻中的热门人选钟士元大，且身体向来健康；至于商业利益问题，只要把他的公司转到儿子名下，其商人身份也就轻易转变。
霍英东谈首任行政长官
以上的说法，只是别人的推测，那霍英东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我曾和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第一次，是在1995年7月，在番禺至广州的路上，那时，舆论盛传陈方安生是最热门的行政长官人选。以下是那次我和他的交谈实录——冷：“有人曾传你是特区第一任华人行政长官人选，你自己怎么看、怎么想？”
霍：“我有自知之明……”
冷：“你认为哪些人才有资格任这个官位？”
霍：“将来有400人组成的推举委员会推举产生。应该说，香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方，卫奕信、尤德、麦理浩都好，谁来，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社会的运作很成熟，比如彭定康返英国述职，陈方安生可以代理，政府照样运作正常……”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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