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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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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有机会在这个大球场上打球,因为这个场地多由高年班同学占用;一旦低班生侵犯高年班的场地,球儿会被人踢到邻校——庇理罗士女校那边去。
  那时,霍英东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踢足球。据霍英东回忆,课间休息或放学之后,他经常和同班同学跑到校门口的一块三角空地上踢球;有时三角空地被其他班的同学先占了,他们就干脆到学校厕所前面的走廊处,把橡皮球踢来踢去。
  皇仁向来重视体育运动,班与班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时常有一些体育比赛;另外还时常组织校队到外面与其它校队比赛。霍英东曾一度代表校队打排球,他打的位置是三排中。
  皇仁的学生生涯,无疑是霍英东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一段生活记忆。当霍英东离开皇仁48年之后,重返皇仁参加母校创校125周年纪念庆典的时候,他饶有情趣地向各界来宾和各届校友回忆道:“在校时候,同学们最喜欢的有两件事:一是下大雨,一是足球练习比赛。大雨淋湿了衣服,学校会突然宣布放假一天,每逢下雨,同学们就将衣服弄湿,要求放假;足球练习比赛,规定到铜锣湾球场举行,同学们个个兴致勃勃,奔驰于球场之中,玩到精疲力竭,还舍不得收队离开。”
  霍英东好玩,但也很好学,所以在皇仁的几年间,成绩总是排在班上第一。有一次在班里考了个第三,他还因此伤心得哭了一场。
  被英国小说吸引
  皇仁是用英文教学的学校,在那种环境下,英国作家的经典小说自然是不少学生的必读作品。霍英东也一样,他那时所能阅读到的,大多也是英国作家的原版英文小说。
  一天,在学校图书馆,霍英东无意间翻到英国作家笛福写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于是就捧着站在书架旁翻阅起来。这部小说描写水手鲁滨逊,在他的船只蒙难后,漂落到一个杳无人烟的海岛上,他顽强地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最后在岛上开辟出自己的乐园……虽然霍英东自小在海上长大、生活,但书中描写的海岛生活和历险经过,于他而言还是那么的新奇,那么的富有吸引力。
  不久,霍英东又读到另一部同样的描写海上历险故事的英国小说《金银岛》。这部由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生所著的小说,描写一个名叫吉姆的男孩子参加探险,去寻找埋藏在一个遥远海岛上的财宝,经过无数次的险遇,吉姆终于到达了荒岛……
  吉姆是一个青春少年,而霍英东当时也正处豆蔻年华,所以吉姆的形象更容易被霍英东接受;而吉姆探险、寻宝的曲折离奇、险象环生的经历,也自然地比鲁滨逊的漂流故事,对霍英东更有吸引力。
  也许因为霍英东自小在海上长大,对那些描写海上生活的小说自然甚有兴趣,所以《金银岛》和《鲁滨逊漂流记》这两部英国小说,是早年霍英东所读到的各类文字中,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的。
  对于水上人家的孩子来说,在海上搏击风浪,最后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霍英东也一样,从鲁滨逊和吉姆的传奇、惊险经历中,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慰藉,他似乎找到了某些寄托……
  但是,当时的霍英东,怎么也想不到,约在10年之后,他竟也像他少年时崇拜的英雄那样,在海上历险,甚至在一个荒芜的海岛上,熬过了整整半年的地狱般的非人生活——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皇仁,霍英东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令他一辈子受益无穷。正是为了报答皇仁的培育之恩,霍英东长期以来都非常关心和支持皇仁的发展。1973年他捐献一笔款项为皇仁建造一间霍英东图书馆;1974年,又捐资兴建皇仁旧生会会所。他是皇仁旧生会永远名誉会长,平时不论事务多么繁忙,但皇仁的活动,他一定拨冗参加。1987年4月,他曾和老同学、老朋友、老搭档何鸿燊博士一起,为“皇仁校史新编图片展览”主持剪彩。1992年,他曾接见皇仁中学八位会考获得九优的学生。
  日军攻城 从此辍学
  却说霍英东在皇仁就读,一晃就是5年半。1941年,霍英东升到三年班(相当于现在的中六)。那年年底,他正忙于应付期末考试,以进入大学预科。那时,由于在“南进”过程中不断取胜的日军正日渐逼近香港,港府于是颁发了战时紧急法令,市面气氛日趋紧张,大批香港人纷纷逃亡外地。相对来讲,皇仁等一些校园里还算宁静,一切教学活动仍然如常进行。
  12月8日那天,大清早,霍英东就起床。上一天,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这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霍英东是知道的,但他顾不上这些,因为他当时正在承受着考试的压力。正好那天学校考试,为了争取多些时间温习功课,他一反常规,没有步行上学,而是掏出3分钱,准备坐电车。他在电车站候车的时候,突然从九龙方向传来一阵阵爆炸的声音,原来是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保卫战正式打响。警报声响遍了全城,城内一片混乱。皇仁校方临时通知学生,停止上课和考试。正如霍英东自己说的,“可能因为平日功课太繁重,考试带来更大压力,当知道不用上课,居然开心了好一阵”。但多年之后,他感慨地说,“为了这一阵子开心,现在想来还有点悔意,因为由那一刻开始,我就永远离开了学校……”
  日军进城,香港开始了3年零8个月的沦陷日子;而皇仁书院亦在劫难逃,校长奥干拿与当时的港督杨慕琦等人被关进了日军的集中营,校舍被日军占用,课室改为马房,书桌做了马槽。而霍英东也在日军的铁蹄统治下,开始走向社会……
  第四章打工艰难 屡被老板解雇
  日军侵占香港,霍家的生活再次陷入危机中。18岁的霍英东是霍家惟一的男子汉,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轮船上做火夫,在太古船坞做打铁工,在启德机场做苦力……跟开车师傅做学徒,偷学开车,遭日本人毒打。
  第一份职业——铲煤工
  霍母刘氏从事煤炭驳运经营,赚取微薄的佣金;由于勤俭省用,几年下来,倒也积攒了一些钱。于是,刘氏与别人合伙,购置了一艘名为兴和的小火轮,用于驳运货物。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在香港实行铁蹄统治。煤炭贸易不能如常进行,霍家的收入也大受影响。不仅如此,霍家的兴和小火轮还被日军强行征用了,霍家的生活又面临新的危机。有一段时间,霍英东还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到街上摆卖,以换几个钱维持生计。
  那时,霍英东已经18岁,是霍家惟一的男子汉。在已没有机会继续上学的情况下,在家贫如洗的处境下,他不得不考虑:要尽快找一份工作,挑起家庭的重担。
  不久,霍英东找到了一份工作,到轮船上去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霍英东负责铲煤烧火。铲煤工,就是霍英东的第一份职业。轮船的火炉在船舱底部,炉口不断喷吐着火苗,站在那里,又热又闷。霍英东抡着铁铲,站在炉口,把原煤一铲一铲地投进炉膛里。在这摄氏40多度以上高温的环境下干活,霍英东像一个落汤鸡一样,满头、满脸、满身大汗,衣服全都湿透了。铲煤这种单一重复的机械动作,虽是一种体力活,但光有体力不行,还得掌握好技巧和节奏:铲里的煤炭抛进灶膛太急,会压着火势,甚至会令火舌熄灭;而抛得太慢,却又会使火炉失去火力,火势接不上。
  霍英东虽是穷人家的孩子,自小吃苦耐劳,但也极少干重体力活,加之他当时身体孱弱,所以铲煤这份工作,他干得非常吃力。每天从早到晚,站在火炉口,被热气煎熬着,灼热难耐,又苦又累。这时,他咬咬牙,就熬过去了。晚上放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里,腰酸骨痛,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
  铲煤烧火虽然苦不堪言,但霍英东还是想干下去,因为他这份工的薪金虽低,但也能帮补家里。谁知,老板对他的表现不甚满意,于是在裁员时就趁机把霍英东给解雇了。
  启德机场当苦力
  被老板解雇了,一时又找不到工作,霍英东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游游荡荡了几天。一天,他听说太古船坞需要苦力,于是便花了10元日本军票,托人介绍他到太古船坞干活。太古船坞是英资太古集团属下的资产。太古集团是英国的约翰·施怀雅家族,于19世纪中叶创立的,至今仍然是香港最大的洋行之一。1911年,太古集团以每英尺3仙的价格,向香港政府购入52英亩的荒地,然后历经8年的开发建设,终在这荒地上建成太古船坞。除维修太古集团属下的船只外,太古船坞也为客户制造新船。1941年,盟军在日军入侵香港前毁坏了太古船坞的一些设施和船只;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就整修船坞和船只,以备自用。
  霍英东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太古船坞干活的。初进船坞,霍英东干的是打铁工。别人用铁钳把铆钉钳住,他就抡起大铁锤,使劲地往铆钉上打,稍不小心,就会打到别人手上。这种打铁工,既要求出尽力气,又要求铁锤打准铆钉,极不容易。霍英东担心自己干不好,只干了几天,就托人介绍他进船坞的风炮铆钉处干活。他认为风炮工比铁锤工容易干一些,谁知,当他第一次抡起叭叭作响的风炮时,双手就被震得不停发抖,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他知道自己干不来这种重活,所以识趣地自动离开太古船坞,另谋生计。
  不久,日军公开征集大量劳工,扩建启德机场。启德机场是香港大律师何启和商人区德于1924年投资兴建的。1941年底,日军入侵香港,启德机场首当其冲,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日军进占香港后,就决定大规模清拆九龙城寨和宋王台,扩建启德机场。经在机场做事的朋友介绍,霍英东进了机场当苦力。
  霍英东回忆说:“我记得,在启德机场打工,每天工钱是7毫半。当时粮食奇缺,机场每天给每人配给6两米,但须从工钱中扣去两毫,故每天工钱实得5毫半。机场在九龙半岛,我家住在港岛湾仔,从湾仔到九龙须坐轮渡过海,每趟一毫钱,来回两毫钱,那是怎么也省不得的开销;至于其它陆上路段,我就步行。每天花在步行上的时间,至少要两个小时以上……”
  说到这里,霍英东感慨地说:“7毫半钱一日,我想全世界都没那么低的工资,扣掉粮钱和过海轮渡的钱,只得3毫半,但这3毫半钱其实也不够我乘坐来回家里和码头的巴士,所以我只好行路……。”
  每天上午到机场,霍英东会先拾些树枝生火,煮些稀粥填肚子,接着就出卖体力,在日军的监视下干活,丝毫不能偷懒懈怠,否则就得受日兵的枪托、皮鞭、木棍抽打之苦。中午吃饭时间,霍英东肚子辘辘作响,他就随便买点松糕充饥。按照自己的饭量,他是要吃上七八块松糕的,但为了省钱,霍英东每餐只是花一毫钱买两块松糕。到了傍晚时分,放工了,已经筋疲力尽的霍英东,还得步行回家。他自己回忆道:
  “那时,早上上班精力还好些,晚上放工回家,就惨了。我每走一步,就数一步,步履蹒跚,几乎走不动,迈不开双腿。我老是想着不知还要数多少步才能回到家……”
  终于回到家里了,真想好好吃一餐,但那时配给的口粮根本不足以糊口。所以,很多时候,家里常常煮一些木薯粉、番薯藤,让霍英东填饱辘辘饥肠。营养严重缺乏,霍英东的身体变得更加孱弱不堪。
  虽然身体虚弱不堪,但苦力活还得天天干。一天,他要搬一个大油桶,双手使劲地抱起来,谁知因为气力不足,油桶从半空中掉下来,重重地压在他的一只手上,结果一个手指被压破了。
  说起这些陈年往事,霍英东感慨地说:“那时候,很艰苦,吃不饱,但从来不怨气,以为生活就是这样。”
  我说:“其实可以比较,与周围的人比较……”
  “个个都这样辛苦,好像我住的那间屋子里,住了50多人,个个都是这样。”霍道。
  “香港那么大,那么多人,可以相互比较一下……”
  霍英东百般无奈地说:“那些,我们就不敢奢望了!”
  偷学开汽车被毒打
  霍英东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着,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呆想,他不知道苦难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霍英东收到一封来自中国内地的信,那是他的妹妹从广西寄来的。他妹妹在中学读书时是个思想进步的学生,曾参加校外歌咏队,宣传抗日救亡。
  对于这段往事,霍英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有一次,在谈论其它问题时,他突然对我说:“我妹妹当时参加抗日救亡歌咏队,受她的影响,有些歌,比如什么《保卫中华》、《松花江上》,我都会唱的。”
  在歌咏队,霍英东的妹妹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年青人,不久两人结为夫妻,并双双离开香港奔赴内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妹妹在广西宜山法院当秘书,妹夫在一家学校教英语。妹妹在信中说,霍英东可以也来广西宜山,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生活较为稳定。霍英东读完妹妹的信,心中涌起一股希望。香港已经沦陷,生活艰难,这时能在内地谋得一个安稳的职业,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连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希望把母亲也带到广西去,一家人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生活。但是,一经了解,方知从香港到广西去,得步行二三十天,他母亲是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长途跋涉的。霍英东是孝顺子,他舍不得丢下母亲,所以就放弃北上的念头,陪着母亲继续在香港谋生。
  在社会上干了一年多的苦力后,霍英东体会到,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学一门手艺,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天天卖苦力了。但学什么好呢?机场扩建工程的一名主管是中国人,他见霍英东身体孱弱,手指又被油桶压破了,出于好心,就主动劝霍英东转换一下工种,不要再干苦力。霍英东大喜,趁机提出想学开汽车,这位主管二话不说就应允了,并随即安排一个师傅教他。
  霍英东当晚回到家里,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也为他高兴了一场。可是,事不如人愿,那位师傅不愿意教他,每天总差使霍英东干一些杂务,而从不教他开汽车的技术。有时师傅在操作,为徒的霍英东就在一旁“偷师”,但师傅一旦察觉到,就借故支开他,叫他干别的杂务。
  那时,师傅经常叫他干的活是拆汽车上的电池。这是一件又苦又累又脏的差事,提着硫酸桶,像一只猫那样趴在车底下东拆西弄,油渍沾满衣服和双手。回到家里,母亲叫他洗手、洗脚、洗脸、洗衣服,但他总是懒得洗,反正第二天又要拆电池,又要沾满油渍,洗了也是白洗。只有到了星期天不用上班,霍英东才把又脏又臭的衣服脱下来,让母亲用一种土方中草药水“茶仔头”熬洗,并且痛痛快快洗个澡。也就是说,只有星期天,霍英东才是一个从头到脚干干净净的人。
  跟了师傅两三个月,还没有握过驾驶盘,霍英东的手总是痒痒的。一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开着一辆货车停在机场上。那时,霍英东正在旁边洗车,无意中看到那货车的车匙挂在车门上。他学车心切,也顾不上别的,就爬上驾驶室,胡乱拨弄了一番,汽车启动了。霍英东当时根本还不懂开车技术,汽车一启动,他心里就非常慌张,双手也不知道如何操作;情急中,货车直冲向前面的另一部汽车上,两车相撞,一时惊动了机场上的人。那个日本人跑过来,揪住霍英东,问也不问一句,就挥动拳头,把霍英东毒打一顿。
  因这事,霍英东被机场辞退了,学开汽车的梦想也破灭了,他心里非常沮丧!
  前路茫茫,霍英东彷徨于人生之旅途,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
  第五章杂货店 第一次当老板
  霍英东进太古糖厂化验室工作,竟成为爆炸事件的“主犯”。又到一间粮油仓库“打哩”,常遭拳脚相加。终于,他醒悟到自己不适合给别人打工,应该自己创业当老板。于是,发动亲戚朋友凑钱,开了一间杂货店。店虽小,经营起来却颇有心计。
  试验室爆炸事件的“主犯”
  就在霍英东为生活迷惘、发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介绍他到太古糖厂的化验室工作。对这份工作,霍英东本来并不十分感兴趣,只是因为生活所迫,对工作没有选择的余地,才不得不去做。事实上,他也不适合于化验室的工作,他以往都是干一些粗重的活儿,笨手拙脚的,常常无意间把实验室的玻璃器皿打烂。这还不算什么,有一次,因为他不懂化学知识而又胡乱搞试验,差点搞出人命案来。
  一天,霍英东和另一名职员在化验室无所事事,突然间心血来潮,擅自搞一些试验。两人尝试用硫酸制造氢气,制造过程中,突然间轰隆一响,震天撼地……
  他们两人都被吓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清醒过来。睁开眼睛定神一看,只见试验室已被炸得稀巴烂,所有的瓶瓶罐罐都已被炸成碎片,洒了满地;而他两人的脸上也被玻璃碎片划出血痕。
  太古糖厂的人听到轰隆一响,以为是炸弹爆炸,连忙赶来。一查,原来是两个小家伙搞的鬼。
  曾经多次遭老板辞退的霍英东,又一次被太古糖厂赶走,又再失业。
  大约过了半个月,霍英东又找到一份工作,到西环一间粮油仓库“打哩”。所谓“打哩”,就是给大米过磅。这虽然不是粗重的体力活儿,但也不容易干,几十个粗壮的苦力肩上扛着50多公斤重的米袋,站在外头排队等候过磅;霍英东有时手脚慢一些,误了一些时间,让苦力们久等在外。这时,苦力们就火气大发,粗言烂语怒斥他,有的人还欺负他个子孱弱而拳脚相加。
  受不了苦力的欺负,干不了多久,霍英东就离开西环粮油仓库。
  “太年青娶妻做老窦”
  香港沦陷之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霍英东前前后后干过六七种工作,每次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被老板解雇或自动辞工。他觉得自己不适合于帮老板打工,但要自己创业当老板又谈何容易?
  后来,在母亲刘氏的鼓动和游说下,有10多个亲戚朋友,凑了一些本钱开杂货店。霍母把家里惟一一件值钱的东西——金首饰典当给人家,换回一些钱,与那些亲戚朋友合伙。
  大约是1943年中,一间名为“有如”的杂货店在湾仔坚拿道西鹅颈桥开张了。这间杂货店,原本取名为“有和”,意为大家合伙做生意“友友和和”,但登记办证时,字写得太潦草,被办证人员误为有如。大家觉得有如两字读起来好听,也容易记,且意义也不错,“有如”按粤语音就是“有余”的谐音,做生意人当然希望“年年有余”,于是大家将错就错,开张时个个大呼“年年有如”、“月月有余”、“天天有余”……
  “有如”虽然是大伙合资经营的,但实际上别人是出钱,具体出力管理的主要是霍英东一个人。“有如”虽然规模小,但毕竟是霍英东一手一脚搞起来的,它是霍英东艰苦创业的第一步,它让两年来一直在外面打工受苦受气的霍英东初尝当“小老板”的滋味。
  霍英东初当“小老板”的那一年,已经19岁。霍英东是霍家惟一的男丁,到了那个年龄,母亲刘氏不能不为霍家香火不断、后继有人这个大问题作打算,于是,她第一次向霍英东提起他的婚娶问题。
  霍英东是个懂事的孩子,他知道自父亲病亡后,母亲一个人撑着霍家,含辛茹苦把3个孩子抚养成人,极不容易,所以从不逆母亲的意、伤母亲的心,对母亲的话,总是百分之百地依从。这次谈婚论娶也一样,在母亲的一手安排下,霍英东百依百顺地跟一个名叫吕燕妮的女子草草结了婚。据说,吕燕妮就和霍家对门而居。
  吕燕妮,就是霍英东的第一任太太。
  婚后第二年,即1944年,吕燕妮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霍丽萍,霍英东也就荣升为父。
  “……19岁结婚,是早了点。那时,我是太年青娶妻做老窦(粤语‘爸爸’之意)。”
  “有如”杂货店的小老板
  婚是结了,霍英东当时却顾不上陪老婆,他的心思全都放在刚开张不久的有如杂货店上。“有如”做的是小本薄利的生意,经营的货品主要有咸鱼、咸菜、腐竹、粉丝、发菜、蚝豉、蒜头……都是家庭每日所用的食品。香港沦陷时期,食品奇缺,所以这类的杂货店生意都不错。
  每天清晨6点钟,霍英东就开店门做生意。那时的店铺一般是用大木板闸门的,门板厚重,每块约有百来斤,身子瘦弱的霍英东就一块一块地将门板搬托出去。
  店门一开,附近的居民陆续前来买东西。有时一下子涌来太多顾客,霍英东就叫其他店员到路边招呼他们,想办法把他们兜揽住,不让他们跑到别的杂货店去。霍英东天生是做生意的人才,他的营商本事在“有如”开始表露出来。在店里,他俨然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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