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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是一门技术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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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湘勇”，威服群雄
曾国藩是文人出身，除非情况特殊，朝廷是不可能划出军队由他统领的，而太平天国反清浪潮则为曾国藩顺利地招兵买马找到了借口。鉴于清军累战不利，太平军气焰嚣张，清政府决定授权给那些地主阶级，让他们组建军队，平讨叛逆。借着这股东风，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皇帝的圣旨——下乡办团练。于是他回到湖南老家，开始着手组建“湘勇”。
由于是自筹粮饷，湘勇薪俸又远远高于绿营军，所以每个月曾国藩都要为银子发愁。起初办团练，他是依靠当地财团、富户以及自己常年积攒下的一点积蓄来完成的。到了后来，为了增强自身战斗力，湘勇数量越来越大，富商们也渐渐感到吃力了，抱着对这些友人的歉意，曾国藩诚惶诚恐地上书给皇帝，看看能不能从国库支出一部分银子来供养湘勇。执政者对于这个点子很不满意，但是为了稳住自己的江山，远在朝堂之上的国君还是发下了圣旨：地方政府要向协助剿匪的武装团练输饷，具体事宜视情况而定。落实到曾国藩，因他常年在江浙一带活动，那么他的“湘勇”就理应由两江总督主持输饷。
本来，“为湘勇输饷”是国家政策，但因触动了地方政府利益，很多地方官员就施展权术，能拖就拖，能不给就不给。很多时候，湘勇的军费开支都是曾国藩自己解决的。而必要的时候，就只能利用手中的武力来做文章，曾国藩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
1861年，太平军包围了杭州，太守王有龄是文人出身，自知敌不过太平军，连忙就近向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求援。但王有龄和曾国藩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他在输饷问题上很不合作，后来他写信给曾国藩请求援助。曾国藩派出的援军援军不慌不忙地在浙赣边界转悠了月余之后，才慢腾腾地开往杭州，等到楚军赶到的时候，杭州城已被太平军攻破。王有龄苦守数十天，弹尽粮绝，绝望之中服毒自尽。
关于救援杭州一事，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曾国藩从中作梗，虽然造成国家失城陷地，但是通过这次事件，他既打击了异己，又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自王有龄事件之后，虽然曾国藩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谦让”，但是所有人对他强硬的手腕都心领神会，于是很少有地方官僚再和曾国藩对着干了。
说到底，利用自己手中的军队来威吓、打击政敌，迫使对方心甘情愿地拜倒在自己脚下，就是曾国藩“王道”的体现。他利用手中军队的威慑力，为自己树立起了不可侵犯的权威，尽管他从来没有展示过自己的野心，或许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过自己当皇帝的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湘勇的势力越来越大，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对曾国藩俯首帖耳，甚至连皇帝都心惊胆战，更不用提那些唯唯诺诺的官僚朝臣了。可以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曾国藩的权势是超过了所有人的。客观来说，曾国藩的湘勇，在事业上主要为他解决了这几个重大问题，从而协助了他的“外推王道”。
1。 强权代表实权。在组建了自己的私人雇佣军之后，曾国藩实际上完成了由文官向“武”统帅过渡的演变。手中有兵，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攻击太平军，甚至可以和绿营军、满八旗进行周旋、讨价、抗衡。可以说，湘勇是曾国藩成功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持有军队与否，是引起曾国藩质变的关键。
2。 军队代表主动权。如果没有军队，政敌王有龄是不会也不可能委身向他求援的，救与不救，其实只在曾国藩的一句话。有了军队，曾国藩不光在攻击敌人时不用苦等朝廷分拨，而且在和同僚的暗战中也占据了主动权。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主动之后，外推王道也就顺理成章了。
假如当年曾国藩没有下定决心去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他就不会威服群雄，就不会完成自己“外推王道”的政治目标，那么他的官场也不会那么顺利，他个人就不会取得那么高的历史地位。从一定角度上来说，无论当官还是做人，都是要有自己威严的，善良的人会得到大家的喜爱，那些有权势的善良之人更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服从，从而使自己的最终理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可以说，曾国藩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他除了自身的个人修养非常高之外，还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最终登堂入室，成为名垂海内的中兴四大名臣之首。
、凝聚强人，为己所用
关于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人们有两种分法——一种是“曾、左、李、胡”，一种是“曾、左、李、彭”。但是无论后人怎么评判，四个人当中，李鸿章可以说是特殊人物了。虽说李鸿章一直称曾国藩为老师，但是青年时期的李鸿章年轻气盛，曾国藩知道，对于这样的人才不能一味宽护，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教育教育”的。
曾、李两人相差12岁，年龄差距不大，而李鸿章自负才气，有时候喜欢和老师对着干，在处理逃到王有龄门下的湘军将领李元度的问题上，两人就闹起了矛盾。曾国藩要上折子弹劾李元度，但是李鸿章坚决反对。曾国藩显得很生气，李鸿章再三恳请，而曾国藩就是不听。
“如果老师执意上折，那么学生告退了。”
听到这话，曾国藩眼皮也没抬，说出了两个字：“自便。”
李鸿章愤愤转出军门，离开祁门大营，不跟着曾国藩干了。
但是没有过多长时间，在胡林翼等人的劝说下，李鸿章又腆着脸回头拜访曾国藩。对于学生的悔悟，曾国藩“喜出望外”，他热情地接纳了李鸿章。一番嘘寒问暖之后，愧疚之中的李鸿章对于老师的宽容大度更加佩服，连老师请他吃饭，他也总是低着头。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顾及了李鸿章的感受，于是席间不断地向他请教军事、内政等要务，以此“抬高”李鸿章。经过这次欲擒故纵的表演，曾国藩算是彻底征服了李鸿章，从此之后，李鸿章就成了他的左膀右臂。满朝官员看到李鸿章对曾国藩恭恭敬敬，无形之中对曾国藩生出了一分敬畏。
而有“雪帅”之称的彭玉麟和曾国藩的关联就更大了，虽然他的名气不大，但是人品、修养却非常高。他率领的水师，和太平军作战的胜率可以达到七成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后世甚至有人将他视作“中国近代海军之父”。另外，由于彭玉麟不敛财、不爱官、不附权贵、用情专一、工于诗画，所以他在同僚之中评价很高，当朝统治者也对他青睐有加。为了吸纳这个人才，曾国藩几次三番地亲自前往拜谒彭玉麟，他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多次上门求访，风雨不避，拳拳之心溢于言表。第一次去拜会彭玉麟的时候，正赶上彭玉麟在家为母亲守丧，面对曾国藩的一片赤诚，彭玉麟虽然很感动，但他还是拒绝了对方的邀请。家母身故，三年丧期才守了一年，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的。曾国藩也顺着对方的意思称赞说：“先生孝心，光耀千古。”最终两人一一告别。
虽然曾国藩口头上也赞成彭玉麟居家守丧，但是实际上，他还是三番五次地往彭家跑，见着见不着，都要留下礼物或书信。好几次，曾国藩亲自携带礼物前去拜访彭玉麟的时候，天气都不好。据说有一次，在拜访彭玉麟的路上下起了大雨，曾国藩和他的几个随从都成了落汤鸡，作为一个传统文人，遍体湿透、狼狈不堪是很没面子的，但是曾国藩依然谈笑自若，彭玉麟终于被曾国藩的热心所打动，他向曾国藩深鞠一躬，从此以后鞍前马后从不言苦。
曾国藩最大的成就，既不是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也不是他搞洋务运动，他最大的功勋就是，在他的羽翼之下飞腾出了李鸿章、左宗棠等栋梁之才。如果没有他的学生李鸿章、乡党左宗棠、心腹彭玉麟、密友胡林翼等人从中协助，他是不可能取得那么高的历史地位的。曾国藩本身活的时间并不长，自他从平剿太平天国起义至退出政治舞台，能够把揽政事风云的时间也就是20余年，但是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短短的20年。在他下台之后，李鸿章又继承了他的政治理想成为一把手，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曾国藩影响了近代中国50年！
、刚柔并济，不靡不折
说起曾国藩的刚与柔，左宗棠最了解其中滋味。左宗棠脾气大、性子倔，从来都是直来直去，而曾国藩则恰恰相反，他为人谨慎小心，很少与人发生争执，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群星闪耀，而左宗棠却是和者甚少。在为人做官上面，曾国藩是软硬兼施，而硬脾气的左宗棠和他做了半辈子的死对头，最终败得很惨。
1864年7月，清军攻入了天京，太平天国起义的火焰被压了下去。义军主要将领如干王洪仁⒅彝趵钚愠傻榷急磺寰痘瘛Ｕ獗纠词且患齑蟮南彩拢热擞胩骄浇辏婧拥芩郎宋奘救艘彩切牧淮幔炀┏瞧疲闲值芟嘤刀Ｈ欢婧蠓⑸囊患拢床畹阋嗽哪源�
破城之后，曾国藩率军突入天王府，捉拿幼天王洪天贵福，但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那里早已经成了一片焦土，大堂之上僵卧着一具被烧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有人报告说，这就是首逆洪天贵福。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下令继续搜捕，另一面找人确认眼前这具尸体的真伪。清军将整个天京城翻了个遍，最终没有找到洪天贵福。既然如此，曾国藩便断定那具烧焦了的尸体就是洪天贵福本人。于是便将这个喜讯报了上去，说贼首“积薪自焚，畏罪自裁”。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悦，立即下令嘉奖各部，就在这时，左宗棠站了出来，他上言称幼天王并没有死，而是乔装打扮逃离了天京。
慈禧太后对此将信将疑，随后不久，又传出幼天王在湖州、广德之间活动的消息，于是慈禧下令，一定要严格彻查此事，曾国藩面临着一个“欺君罔上”的重罪。所谓兔死狗烹，太平天国灭亡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此时，慈禧集团最急需考虑的就是曾国藩过于膨胀的势力问题。可以预见，左宗棠的这一纸状书，直接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弄不好就会落得个株连九族、无人收尸的下场。曾氏兄弟急得满头大汗，整夜都睡不着觉，即便一点点风吹草动，也会让他们寝食难安。慈禧沉吟数日，在杀与不杀之间进行权衡，最终还是觉得，单单靠一件幼天王的事，就处死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曾国藩定会激起变故，还是喘口气吧。就这样，曾国藩逃过一劫。
经过幼天王这件事之后，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闹僵了，从此以后8年时间里，两人再无关联，左宗棠主要在地方做官，曾国藩则一直留在京师，两人碰面机会不多，就算见了面也装作看不见。当时曾国藩门下很多人纷纷对他进言，回头应好好收拾左宗棠，虽然曾国藩自己也对左宗棠的落井下石很不满意，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每当别人提起左宗棠的时候，他也总是缄口不言。曾国藩对左宗棠如此，而左宗棠对曾国藩就另当别论了，左宗棠在外做官，每一次接见下属或客人的时候，总是不忘记痛骂曾国藩，言辞激烈，火气十足，甚至还说曾国藩回家守孝是对朝廷不忠。
可以说，曾国藩在处理自己和左宗棠的矛盾时，是“柔”字当头的，但是同时也包含着绵延不尽的“硬度”，总体说来，是以柔为主，刚直为辅。
1。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柔”。八年来，他从来没有和对方发生过一次正面冲突，即使有很多人从中挑拨、教唆，曾国藩也一样是端坐不动，不予理会。一时的宽容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对于微小的冒犯，大家也都能一笑了之，但是像曾国藩这样忍让左宗棠八年、不去理会可能导致自己株连九族的“幼天王事件”，真算得上是一“柔”到底。这种绵延不绝的阴柔不单单为曾国藩赢得了好名声，而且最终折服了死要面子的左宗棠，他不但主动寄信问候，还在曾国藩死后真心奉上挽联，以示哀悼。
2。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刚”。在这八年时间里，曾国藩从来都没有正眼朝左宗棠那里瞧过，他也丝毫没有想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向对方求和。因为他知道，作为人臣，还是他曾国藩一方独大的。可以断言，如果左宗棠不给曾国藩写信，那么他们二人之间是永远不可能再有联系的，这是曾国藩心中的那股傲气所带来的，这种强硬的气质最终迫使左宗棠主动写信通好。表面上看来，曾国藩一直都是退避谦让的，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向对方妥协过，他凭借自身的威慑力，刚柔并进终于征服了倔强的左宗棠。可以说，他的“刚”是非常隐秘的，正是这种沉默的“不让步”，最终等到了左宗棠的“让步”。在晚清时代，能让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后退致敬的，也只有曾国藩一人。
、急流勇退，中庸保身
在对抗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慈禧太后也对他评价很高，另眼相看。后来清军攻克了天京城，保住了清政府岌岌可危的江山，曾国藩的个人影响力在这一期间达到了顶峰，统治者在额手称庆的时候，同样也忧心忡忡。曾国藩手握重兵，立了大功，假如他想再进一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变成第二个洪秀全。于是，慈禧一面在宫中摆酒庆贺，一边密令心腹南下去查探曾国藩和湘勇的一举一动。
对于这样的事，曾国藩自己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他从攻破天京城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寻找明哲保身的办法，城内的硝烟渐渐散去了，曾国藩心中的风浪却没有停息。他想起了从前勾践杀文种、朱元璋火烧庆功楼的故事，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必须有所作为。造反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为了证明自己并无结党营私、收买人心的念头，曾国藩选择了屠城。
经过这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曾国藩想要借此给自己脸上“抹黑”，他的用意也非常明显，就是想用血腥的屠杀告诉朝廷，自己不会拉拢百姓，是对大清忠心耿耿的一个家奴。很快便有人知道了湘勇大肆剽掠，于是对慈禧说：“天京城内堆满了金银财宝，果真富庶一方。”听到这个消息，慈禧还是蛮感兴趣的，常年打仗，又对外赔款，国库空虚，如果真像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天京城是堆放着金山银海，那还挺不错。于是朝廷发下圣旨，令曾国藩将天京城内“大批金银封存，上缴国库，以备拨用”。
实际上，太平天国高层穷奢极欲，肆意享受，天京城内早已是一片荒芜了，而洪秀全则是吃草染病死掉的，哪里还有什么金山银海呢！但是此时曾国藩知道，就算自己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他赶紧招来湘勇心腹成员商议对策。
一大堆人七嘴八舌讨论了半天，但这都不是曾国藩的本意，他连夜写了奏折，对“封存太平天国金银”一事进行了澄清，还一边向太后建议“裁撤湘勇”。
“裁军”这个话题算是点到了痛处，慈禧太后很快就回复了曾国藩，表示同意。不光如此，她还抓住“幼天王”和李秀成的事紧紧不放，表面上要追究曾国藩的责任，实际上是进一步敦促曾国藩立即解散湘勇。看上去战争结束了，大家笙歌艳舞，把酒言欢，其实背地里早已是暗流涌动、波翻浪打。随着僧格林沁率领数万蒙古铁骑南下，进驻在天京城外，情势危急到了极致。
很快，曾国藩发布文告，声称“祸乱已定，天下承平”，而湘勇是“暮气已深”，依理进行裁撤。就在这一天时间里，十余万湘勇全部遣散还乡，曾国藩也等于是自行交出了兵权。看到曾国藩手里没有了军队，慈禧太后才算松了一口气。她以朝廷的名义加曾国藩“太子太保”、晋“一等毅勇侯”，曾国荃受封太子少保、一等威毅伯。在清朝官员品级当中，太子太保属于从一品，太子少保属于正二品，而曾国藩早在17年前就官至二品，所以太保对于他来说并不稀罕，但是这个“一等毅勇侯”可就相当难得了。
按照“公、侯、伯、子、男”排序，“侯”属于第二位，但是在清朝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外姓人能做到“公爵”这个位子上。因此可以说，曾国藩已经享受到了汉人的最高待遇。而且，“公、侯、伯”三位都是超品的，也就是凌驾于九品十八级之上了。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曾国藩进驻天京之后约法三章、军民不扰，那么朝廷会不会怀疑他收买人心、阴谋造反呢？他给自己找茬的做法，一夜之间害死了数万无辜百姓，因此民间骂声四起，提起曾国藩的名号，江淮小儿不敢夜哭。明地里曾国藩是朝廷重臣、国家栋梁，但是暗地里，很多百姓都恨不能生食其肉，他们将他叫做曾屠夫、曾剃头，哪里还愿意追随着曾国藩造反呢？曾国藩为求自保给自己添上了不光彩的一笔，虽丑化了自己，但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统治者的疑虑，虽然这个化解的过程太过血腥与残忍。
现在人们回望那段历史的时候，可能只看到曾国藩消灭了太平军，得了高官厚禄，受到慈禧太后亲切接见，可曾想过，只在一念之间，他也有可能在慈禧的一声令下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呢？
、死局博弈，临危不乱
什么叫死局？就是一件事情俨然已经相当难以处理，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而变成僵局。局已死，便是无力回天。当人们面临重大困难时，往往会六神无主、惊慌不知所措，在困难面前变得气馁不安、浑然无力。而当事情变得更加危急，成为了死局时，大多数人更是会一蹶不振，甚至彻底放弃、坐以待毙。而有胆识有作为的官员却不会这样，因为人生几十载困苦无数，其经历的一波波的风浪已经成功造就了他的坚强，正如李鸿章这样的人。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时代正好是清朝末年，那个时候的清朝已从康乾盛世中衰败下来，再没有了从前的强大富饶。当时的朝廷腐败不堪，贫苦百姓在衣不得暖、饭不得饱的情况下纷纷起义，而随着中西方接触的愈加频繁，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看中了中国这块诱人的蛋糕，纷纷拿起刀叉，蜂拥而来抢夺蚕食。他们船坚炮利，清政府没有任何还击之力。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历史大背景下，清朝风雨飘摇。统治者们有的浑浑噩噩，殊不知灾难的来临，有的即使能够看清现状，也只是抱紧双臂，大喊“呜呼哀哉”，而没有任何作为。可就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样的死局当中，李鸿章为了清朝的复兴，他倾尽全力，攘外安内，兴办洋务，发展经济，以自己的忠诚和才智与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博弈。
为了报效朝廷，李鸿章虽是一介书生，却毅然投身戎马、挥师行伍之间。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他创立了所谓的“拜上帝教”，喊着“有福同享、有田同耕”的口号，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天堂——太平天国。他的呼吁得到了穷苦百姓的响应，纷纷揭竿而起，并且与清军进行了一场场或大或小的战役，且大败八旗和绿营，俨然有燎原之势。当时在位的清帝是咸丰，这个突然崛起的农民政权让他坐立不安。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形势十分危急，而清政府在长江下游地区再无精兵。眼看无计可施，已成死局，然而此时李鸿章却积极与曾国藩商议，并临危受命，在上海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淮军。
1862年（同治元年）2月，淮军正式宣告成立，摆在李鸿章面前的第一个考验便是要守住上海并图谋发展。当时太平军在南方大举进攻，而由当地官绅所组建的“中外会防局”却依赖于外国雇佣军，他们认为只有外国人的军队才能真正抵御住太平军的进攻，所以根本瞧不起新组建的淮军。面对着外界猜疑的眼光和不信任的态度，李鸿章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在困难面前他有着自己的思想，他曾这样说道：“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他认为，想要得到别人的重视和认可，那么最好的做法就是勇于作战，并且取得胜利。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之后，淮军在李鸿章的领导下，经历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并且成功地守住了上海，平安地度过了这次危机。
从他的思想和他的担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李鸿章绝非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无能之辈，而是善于务实、踏实实干、独立自强的能吏，也正是这样的品格使得他官运亨通，直至成为位高权重的极品大员。从他的话语中，我们还能够看出他的自信。可见，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情，特别是大事，首先需要拥有很强的自信心，而李鸿章成功守卫上海的事例就告诉了我们，树立良好的心态和拥有充分的自信的重要性。在面对危机，特别是看似死局的时候，能够做到临危不乱而心思冷静地处理问题，是给成功解决困难的希望所在。
此外，李鸿章敢于在绝境、死局中博弈，主要得益于他的坚忍不拔，有主见，有远见，临危不乱，更得益于他坚持学习。以建军为例，淮军的组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需要不断地研究形势，夜以继日地学习行伍之理。可以说，李鸿章在建军的过程中四处相访，广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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