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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生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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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了解自己内部的信息。这也就是商业间谍存在的原因。由此可见，商战的双方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对方的技术机密，企业产量与利润、成本之间的关系均是战略决策的决定因素。商业间谍侦查和反侦查是商场上竞争的手段，它决定着商战的成功。
信息与战争博弈
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外交上的较量何尝不是这样呢？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行为是地地道道的博弈行为，而战争是一种特殊的博弈。为了达到本国的利益，其策略选择要使自己的目的最大化，然而任何国家在决定自己的策略时要充分考虑对方的行为，间谍的目的之一就是弄清对方变动的可能性。因此，信息在博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二战结束后，朝鲜沿三八线被划分为南北朝鲜。1951年南北朝鲜发生战争，美国介入。对于美国来说，它预计中国不会介入到朝鲜战争中去。因为，在美国看来，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内战消耗太大，经济百废待兴，不可能卷入战争。并且美国认为，美国武器装备优良，军费充足，即使中国参战，也无力与之抗衡。因此美国得出结论：朝鲜战争因美国的介入很快就会结束，而中国不会介入。当时美国有一家叫德林的咨询公司，在美国未出兵之前，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情况、朝鲜与中国的关系，研究的结论是：如果美国介入到朝鲜战争中去，中国将出兵。他们想将研究报告以500万美元卖给政府，而美国政府未予理睬。最终，美国这个军事大国在朝鲜战场上丢了脸面，损失的财产以几百亿美元计，伤亡数十万人，
各国均有派往他国的间谍，间谍的信息可供本国的决策者作出利己的决策。而为了自己在决策中的胜利，反间谍是一国安全的主要内容。因此间谍与反间谍是国与国之间永久的话题。
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间谍战已众所周知，驱逐间谍和交换间谍也是常有的事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战略伙伴关系。然而间谍战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那么，他国间谍的存在对自己本国的战略全是坏事情吗？
未必。为什么这样说？获取情报是间谍的任务，而足够的情报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因此间谍的存在是胜利的条件。但是一场战争只能有一方胜利，如果了解到对方足够的情况而知道自己肯定会输的话，该国还能打吗？此时战争还能打得起来吗？
战争胜败大体上取决于实力、信息、战略与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面均优于另外一方，并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话，理性的弱者是不会参与战争的，此时战争便打不起来。间谍就具有传递这个信息的作用。
应当说，双方之间若要进行战争，足够理性的双方应当知道谁会胜利，谁会失败。这是惟一确定的。因此很多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是由于不完全了解局势造成的。如果不考虑战争的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因为这个问题是伦理学的内容，而不是科学的考虑对象，应当看到，有足够理性的双方之间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
一般来说，战争是两败俱伤的，尤其是双方力量对比差不多的时候。战争往往是双方没有足够的信息造成的。当然现实中很难做到信息充分，因而战争也不可能未打之前就能定胜负。弱者可以胜强者，以弱胜强的例子太多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解放战争期间打败无论是军队的装备上还是军队的数量上均居于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尽管毛泽东对自己的才能及自己的军队有足够的自信，然而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未必能预知他的军队能这么快就胜利。而蒋介石更不知道他会失败，否则他在谈判桌上不会毫无谈判诚意，不让共产党有生存空间，并且边谈判边开战。
从理论上讲，具有足够理性和具有足够知识与信息的人能预知战争的结果。但现实中的人或者因为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或者不具有足够的理性（或算计）的能力，而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战争的结果不能预知，这也是战争的魅力所在。
一般来说，获取对方的信息而不让对方知道己方的情况是合理的。然而这不是绝对的。
如果一方要将虚假信息传递出去，对方间谍的存在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如果弱小的一方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开战，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强国也不愿意发生战争，它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态度，然而弱小的一方会以为对方是因弱而害怕，更加大了开战的决心。此时，强国最好的办法是将自己的情况让对方的间谍知道。当弱势方知道对方的真实情况时，一场对谁都不利的战争便避免了。
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著名的《孙子兵法》中就强调了间谍的作用。在第13篇《用间篇》中讨论了间谍的种类、作用及用法。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情者也。”了解敌情不能求神问鬼，不能类推，不能臆测，只能从知道敌情的人那里获得。孙子提出五间：乡间——利用敌方的本地人做间谍；内间——用地方的官吏做间谍；反间——迫使敌方的间谍为我所用；死间——散布假情报并通过我方的间谍告诉敌方；生间——让我方的间谍回来报告情报。而五间中，孙子认为，关键是反间。
孙子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军队的各种事务中，最亲信的是间谍，赏赐最多的是间谍，行动最机密的还是间谍。由此可见，信息在战争博弈中的作用。
声称的策略与实际的策略：言语博弈问题
有些博弈是“无声的”，而有些博弈是“有声的”。这有声的博弈可称之为言语博弈。如各国的外交声明，战争中或战争之前各方发布的真假策略（如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对美国说：如果你打我们的话，我们将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都是言语博弈。在博弈论中有学者称之为信号博弈。
言语博弈涉及实际的策略决定和声称的策略决定。
如：当有人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时，这含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别人犯我，我不犯别人”的话，别人会不断地犯我，我将不断地受到侵犯——这是我所不希望的；如果“别人不犯我，我犯别人”的话，我不犯人的时候别人也会来犯我——这也不是我所期望的。因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是我的好的策略。其价值是由理性的我出于利己的动机来规定的。这是策略决定。
同时，这个策略的说出本身有“传达”的功能：你不要犯我，否则我肯定犯你；你不犯我，我也不会犯你。语言哲学中有人认为，语言本身就是行动（speech act）。这里行动者就是将行动的可能策略告诉对方，目的是使双方避免出现不希望的结果，而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如美国声称，如果中国武力攻打台湾的话，美国将介入。这是美国声称的策略。美国通过这言语上的声明，目的是为了恐吓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同样以言语回击：是否以武力收复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预。言下之意，如果美国干预的话，美国和中国将发生战争。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武力攻打台湾以实现国土统一，美国真的会介入吗？这是中国政府所要考虑的问题，即要弄清美国届时实际的策略是什么。而美国也要考虑，一旦战争打起来，美国如果干预的话，中国会向美国开战吗？
因此要分清行动者真正的策略决定与声称的策略决定。真正的策略决定，我们说是规定真的，因为它是行动者从利己的角度确定的，行动者没有理由确定对自己不利的策略决定。而声称的策略决定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或者说本身是一种决定了的行动。行动者通过这个行动来达到某种目的。
可以这么认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一种声称的策略决定。而“如果天下雨，我将带伞”则是真正的策略决定。
怎么区分这两种决定呢？
声称的策略决定首先是一种语言行动，而真正的策略决定不是一种语言行动。声称的策略决定是行动者向其他行动者说出去的一种行为，它是行动者的一种行动。而真正的策略决定是不是需表达出来的，其他行动者有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并且有时这种真正的策略决定是保密的。
其次，声称的策略决定与真正的策略决定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行动者的真正的策略决定是利益最大化得来的，只要社会的逻辑结构或博弈结构给定，行动者就会有自己的策略决定。囚徒困境中，被警察抓到的囚徒——行动者或博弈方，在警察给了他们的支付矩阵后，他们就会分析出自己的策略决定，即：无论对方招认还是不招认，他的最优策略是招认。
言语博弈中的“威胁”与“承诺”
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声称的策略决定，但是这些声称的策略可信吗？
声称的策略包括“威胁”与“承诺”。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语博弈就是威胁的。而在国际核武器问题上，我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是一种言语承诺。
博弈论中，经常用“可置信”和“不可置信”的“威胁”或“承诺”来区分行动者说出来的策略，我们在对动态博弈的分析中会分析什么样的策略是可置信的，什么样的策略是不可置信的。而分析“威胁”或“承诺”是可置信的还是不可置信的方法是倒推法。
倒推法（backward induction）也叫逆向归纳法。那么什么是倒推法？
要理解什么是倒推法，先来看一下商界里经常见到的博弈。
在某个城市假定只有一家房地产开发商A，我们知道任何没有竞争下的垄断利润是很高的，假定A此时每年的垄断利润是10亿元。
现在假定有另外一个企业B，准备从事房地产开发。面对着B要进入其垄断的行业，A想：一旦B进入，A的利润将受损很多，B最好不要进入。所以A向B表示，你进入的话，我将阻挠你进入。假定当B进入时A阻挠的话，A的利润降低到2，B的利润是1。而如果A不阻挠的话，A的利润是4，B的利润也是4。
现在让我们回到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博弈问题。A的最好结局是“B不进入”，而B的最好结局是“进入”而A“不阻挠”。这两个最好的结局不能构成均衡。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A向B发出威胁：如果你进入，我将阻挠。而对B来说，如果进入，A真的阻挠的话，它将受损失1（假定1是它的机会成本），当然此时A也有损失。对于B来说，问题是：A的威胁可置信吗？
B通过分析得出：A的威胁是不可置信的。原因是：当B进入的时候，A阻挠的收益是2，而不阻挠的收益是4。4》2，理性人是不会选择做非理性的事情的。也就是说，一旦B进入，A的最好策略是合作，而不是阻挠。因此，通过分析，B选择了进入，而A选择了合作。双方的收益各为4。
在这个博弈中，B采用的方法为倒推法，或者说逆向归纳法，即：当参与者作出决策时，他要通过对最后阶段的分析，准确预测对方的行为，从而确定自己的行为。
在这里，双方必须都是理性的。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就无法进行分析了。
这个例子只是简单的两阶段博弈，而三阶段或更多阶段的博弈，可用同样方法加以分析。
在动态博弈中，涉及“威胁”与“承诺”是不是可信的问题。静态地看，一博弈存在许多均衡。
因此，阻挠，不进入的纳什均衡点得以淘汰，在动态博弈中一个新的均衡——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得以实现。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的定义及分析，归功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塞尔屯（Selton）。
这里分析的是完全且完美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所谓完全信息是指：博弈的支付函数是“公共知识”（我们在第一部分叙述了公共知识的含义）。本书中未涉及不完全信息的博弈问题，如囚徒困境这样的静态博弈也是完全信息博弈。完美信息是针对动态博弈而言的，指参与者知道博弈的所有历史。
倒推法是动态博弈中有用的工具，它可以说是理性的人自然的推理方式。然而倒推法面临着一个困难，这就是蜈蚣博弈的悖论。（参见第六章）
上面我们分析了“威胁”是否可信，下面我们可分析“承诺”是否可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可信吗？这个承诺是针对常规战争而言的，即：只要大家都运用常规武器进行战争，那么承诺者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常规战争下不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个承诺是可信的。因为如果承诺者首先使用核武器，将使他国也对它使用核武器，这样一来，它会因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带来更大的灾祸。但是，如果在常规战争中某国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时，它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有可能挽救这个国家，而不使用，则该国肯定灭亡，即使用的好处大于不使用的好处。因此，这个承诺在一个国家面临灭亡的时候将是不可信的。
空口声明博弈
在博弈论中存在另外一种言语博弈，英文叫cheep talk。cheep talk 可翻译成“空口声明”，它是一口头表态，发话者说出某些话语无需某些成本，也无须承担某些责任，它不是“威胁”也不是“承诺”，但发话者说出它是有目的的。听者要分析他话中的含义，即要分析cheep talk是真还是假。
如：某人应聘某职位时，他会说“我的能力很高”，这就是cheep talk。他的目的是为
了能应聘得上或者说是为了获取高工资，他说出这样的话是无需成本的，每个应聘者都可以这么说。而雇主则要弄清这些应聘者的cheep talk中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
明天太阳必然能升起吗？
——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人有两种推理方式：一是演绎的，二是归纳的。
由前提真必然地推出结论真就是演绎推理。这是逻辑或传统逻辑研究的对象。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确定了三段论推理形式如：
大前提：所有人皆要死；
小前提：张三是人；
结论：张三要死。
再比如：
大前提：所有的爬行动物是用肺呼吸的。
小前提：蛇是爬行动物。
结论：所以蛇是用肺呼吸的。
只要前提真，推理过程无误，演绎推理的结论就是真的。演绎推理是由某个普遍性的原理推出某种特殊的结论。这个结论其内容不会超过前提蕴含的内容。数学就是演绎性的。
不仅有演绎推理，同时还有归纳推理。如：
前提1：张三要死；
前提2：李四要死；
结论：所有人都要死。
又如：
前提1：蛇是用肺呼吸的；博弈生存博弈生存博弈生存博弈生存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前提2：鳄鱼是用肺呼吸的；
结论：所有的爬行动物都是用肺呼吸的。
这种由个别性的真的现象或前提推导出普遍性的结论就是归纳推理。
归纳出来的普遍性的结论不是必然真的，而是归纳真的，或者说是“或然真的”，即：结论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归纳推理是跳跃的，结论的内容超出前提的内容。当然，这种跳跃性的过程是可质疑的。大哲学家休谟批判人们的归纳没有合理性，只是人的习惯联想而已。因为没有逻辑的理由来证明归纳法。
演绎与归纳在人的认识与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哲学家在研究它们的作用。
人的行动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归纳推理之上。那么什么是归纳推理呢？
我们每天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而得出结论说“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我们看到了几只天鹅是白色的，我们说“所有的天鹅是白色的”。
归纳推理就是从少数的观测的事例中概括出普遍性的命题。如果用逻辑学的话语说，就是从特称命题得出全称命题。所谓全称命题是指这样的命题形式：“所有的……具有某种性质”，而特称命题是指“某某具有什么性质”。当然这是一种不严格的说法。今天非经典逻辑的归纳逻辑就是研究证据与全称命题之间的支撑关系的。
从特称命题到全称命题的过程是归纳过程，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跳跃。这样的跳跃合理吗？
归纳法是科学家的常用工具，而对归纳法的合理性哲学家一直在探讨。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他竭力倡导归纳法，认为知识的来源是经验。
知识来源于经验，这不容怀疑。然而人们通过经验得出知识的方法令人怀疑。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归纳法其实是人的习惯联想。
我们怎么从过去每天观测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得出“太阳将每天从东方升起”的结论？根据休谟的看法，答案只能是习惯联想。我们以前观测到甲现象出现时，乙现象也出现，当我们以后看待甲现象时，我们便期待着乙现象出现，并且我们把甲现象称之为原因，把乙现象称之为结果。然而我们的结论合理吗？甲与乙之间的所谓因果联系是必然的吗？休谟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可设想一下：主人每天给猪喂食，当猪看到主人来时，意味着食物送来了，然而猪不能必然性地得出，主人来必然给它喂食物。因为，很可能的是，一天主人拎着刀杀它来了。这就是归纳法的困难。
哲学家无法证明归纳法的绝对合理性，如果要证明，肯定要引入其他的假定，假定自然是有规律的，但是这样的假设是无法证明的。
虽然归纳法的合理性存在疑问，但归纳法在科学中的作用则不可低估——当然这不是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中的简单的枚举归纳法，以至于有人说，归纳法是科学家的荣耀，哲学家的耻辱。
尽管如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用归纳法来生活、工作的，归纳法是很有用的工具。如当我们看到有乌云时，我们会想到要下雨了，因为以前有这样的现象，然而是否肯定下雨，则难说，但下雨的概然性大，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因此，归纳法是我们思维工具箱中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尽管不能时时有效。
归纳法在人的互动行动中作用如何呢？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归纳的暴力：偷东西的人应该叫小偷吗？
对事物规则性的归纳得出的结论叫规律，规律以所谓命题的形式出现——所谓命题即是有真假的句子。命题与事实的关系是上世纪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上面对归纳法的怀疑是对得出真命题的方法的怀疑。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人们是如何用归纳法对人的行动进行归纳从而决定自己的行动的。
在现实中人们经常用归纳法来对人下结论。如果我们看到某人几次做出同样的错事，我
们肯定会认为他的能力有问题；如果我们看到某人做出几件不好的事情，我们很容易怀疑他的道德。对他人归纳性的看法会得出对方在同样的情形下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的结论，因而我们会制定出自己的策略。但是，我们这样做往往陷入误区。
不能说偷过东西的人永远会偷东西，因而叫他们是小偷或贼是不正确的，犯了错误的人不一定永远犯错误。但我们往往这么思维。我们把偷了东西的人叫小偷的话，那么这种称呼本身就将他们归类，他们成为另类，这样称呼本身就等于我们用语言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划了一条横沟，因而，此时语言成了一种不道德的暴力。从这一点来讲，我们的语言是不宽容的，或者说我们的语言存在着问题。
我们这里的讨论带有思辨的特点，然而我们在社会中确实是这样使用语言和思维的。我们正是通过对认识的人的几次接触而对他们得出一个结论的，这个结论构成我们对之采取“回应行动”的基础。这个回应行动包括“友好相处”、“防范对方的侵犯”、“追求从而成为恋人”、“冷漠”，等等，并根据不同情况将周边的人分类成：可以成为朋友的、有可能成为敌人的、可以成为恋人或情人的、没有任何交往的，等等。这样的归纳会发生错误，随着交往的深入，归纳会发生改变。当然有些归纳因某种现实的或偶然的原因而永远得不到改变。
一个群体在长时间的交往接触中，分化出各种固定的关系来，有些成为固定的朋友，有些成为一般的朋友，有些成为永远的敌人，当然也会出现恋人或爱人，还有一些形同陌路。即一均衡态出现了：周边的人基本上被定了位，形成了固定的关系。而这一切从归纳开始，并且在不断的交往中对所归纳的看法给以改正。这是一个博弈，在这个博弈中存在着一个对周边的人不断认识的过程，在博弈中称之为学习过程。
行动中的两种推理：归纳与演绎
博弈论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在博弈论中参与者一方面猜测其他参与者的策略，同时计算各种策略可能性下的支付（得益）。然而在实际中，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很难计算得益的。此时人们往往准备了各种备选策略，当其他参与者采取一确定策略时，自己将决定采取某种策略。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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