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生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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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方案时要猜测B的反应，A会这样想：根据理性人的假定，A无论提出什么方案给B——除了将所有100元留给自己而一点不给B留这样极端的情况，B只有接受，因为B接受了还有所得，而不接受将一无所获——当然此时A也将一无所获。此时理性的A的方案可以是：留给B一点点比如1分钱，而将99。99元归为己有，即方案是：99。99∶0。01。B接受了还会有0。01元，而不接受，将什么也没有。

这是根据理性人的假定的结果，而实际则不是这个结果。英国博弈论专家宾莫做了实验，发现提方案者倾向于提50∶50，而接受者会倾向于：如果给他的少于30％，他将拒绝；多于30％，则不拒绝。

这个博弈反映的是“人是理性的”这样的假定在某些时候存在着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理论的假定与实际不符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彩票问题”。

我们说理性的人是使自己的效益最大，如果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则是使自己的期望效益最大。但是这难以解释现实中人们购买彩票的现象。

人们愿意掏少量的钱去买彩票，如买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等，以博取高额的回报。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自己的选择理性发挥不出来，而惟有靠运气。在这个博弈中，人们要在决定购买彩票还是决定不买彩票之间进行选择，根据理性人的假定，选择不买彩票是理性的，而选择买彩票是不理性的。

彩票的命中率肯定低，并且命中率与命中所得相乘肯定低于购买的付出，因为彩票的发行者早已计算过了，他们通过发行彩票将获得高额回报，他们肯定赢。在这样的博弈中，彩票购买者是不理性的：他未使自己的期望效益最大。但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彩票存在，也有大量的人来购买。可见，理性人的假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然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解释：现实中人的理性的计算能力往往用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高效用”问题上，而在“低效用”问题上，理性往往失去作用，对于人来说，存在着“低效用的区决策陷阱”。在购买彩票问题上，付出少量的金钱给购买者带来的损失不大，损失的效用几乎为零，而所能命中的期望也几乎是零，这时候，影响人抉择的是非理性的因素。比如，考虑到如果自己运气好的话，可以获得高回报，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效用，等等。彩票发行者正是利用人存在着“低效用区的决策陷阱”而寻求保证赚钱的获利途径。

陈水扁上台与民主选举的
不可根除的缺陷蜈蚣博弈的悖论反映了单个参与者博弈的困难，个体难以在“利己”和“利他”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策略。蜈蚣博弈悖论是单个决策者的决策悖论，它反映了个体理性的局限。

在集体进行决策时同样也面临着理性的局限。2000年台湾所谓“总统”选举可以说是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谁来做台湾新的领导人意味着台湾的未来走向，即　　
：独立还是统一。而对于台湾人民，新的领导人的未来政策意味着给他们带来灾难还是福祉。

选举的结果是民进党的陈水扁上台，陈水扁成了台湾第一任“民选总统”，国民党自1949年逃到台湾51年后，终于交出了政权。现在大家不禁要问：作为台湾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为什么输给了弱小的民进党？陈水扁上台真的意味着台湾的“民意”吗？

大家知道，这次选举的结果是李登辉“弃连保扁”的阴谋得逞。李登辉是国民党主席，国民党跑到台湾，其政治主张是一个中国，长期抱着反攻大陆的思想。随着共产党在大陆的渐渐强大，国民党认识到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然而有大陆情结的国民党虽然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一山不能容纳二虎，但因其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所以国民党执政期间，不存在台独泛滥问题。

然而到了李登辉时代，情形发生了变化，在国民党内部分裂成主张统一的“统一派”和主张独立的“独派”。骨子里主张台独的李登辉，由于是国民党主席，无法施展他内心的政治主张。他只能从所谓理论上“论证”台湾与大陆的不同、台湾独立的合理性，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两国论”、“七国论”。在理论上他要阐述他的“政治思想”，以成为台湾所谓的“国父”；在行动上他找到了与他内心政治主张一致的人，这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主席陈水扁。因而作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在实际行动上支持陈水扁。

可以说，国民党被李登辉“玩残”，他真独立的主张使国民党发生分裂。主张统一的宋楚瑜被李登辉开除出党。宋楚瑜原来是李登辉政治上坚强的合作伙伴，因为他的资历，他得到大批的国民党党员的拥护。李登辉与宋楚瑜分道扬镳使得宋楚瑜另立山头，成立了新党。国民党被李登辉肢解。

此次台湾选举是所谓的“民主选举”，各党派“平等竞争”。从理论上讲，弱小的党派获得选举胜利可能吗？我们将在下一节从理论上简单地阐述这是可能的，但是需要一定的条件。我们先来看一下陈水扁是如何上台的。

李登辉推出连战作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是身为国民党主席却在不同场合下支持陈水扁，使得民进党得以快速发展。“总统”的竞争最后在宋楚瑜、　陈水扁、连战以及独立候选人李敖四者之间角逐。最后，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获胜，而宋楚瑜和连战均告失败。

大家想一想，如果李登辉不耍“弃连保扁”的政治伎俩，或者维护国民党的统一而不使其分裂，使得国民党只有一人参加竞选，那么支持宋楚瑜加上连战的总票数肯定超过陈水扁。

另外一种情况是，假如台湾选举不是直选，选举规则是先角逐出两个而不是多个候选人，然后再在这两个候选人之间进行竞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假定陈水扁能顺利过第一关而成为两个候选人之一，而宋楚瑜、连战有一个成为候选人，假定是连战，在连战与陈水扁之间的最后角逐中，支持宋楚瑜的选民这次会支持连战——因他们的政治主张相近，那么连战获胜的机会肯定大于陈水扁。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选举中各候选人同时竞选，国民党因分裂而使陈水扁得以上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的例子。北京1992年开始大张旗鼓地申请主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申办奥运会的投票规则是逐步淘汰制，具有投票权的委员在参加申请的城市里进行投票，得票最少的城市便被淘汰。前两轮投票中北京一直领先。经过两轮投票，最后剩下3家：德国的柏林、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中国的北京。在第三轮投票时，北京获得最多的票，悉尼第二，柏林第三。

这一轮投票结束后，柏林被淘汰掉。如果就这一次投票，北京就获胜。但问题是还得再投一次票。当在北京与悉尼之间角逐时，北京肯定会再次获得胜利吗？

事实是，北京输了，悉尼获得了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支持柏林的投票人大多数转而支持悉尼。这就是悉尼获胜的原因。

由此看来，民主投票不能得出惟一的结果，其选举结果取决于民主投票的程序安排以及每次确定的候选人的多少，即投票规则。不同的投票规则将得出不同的选举结果。这就是说，民主投票有内在的缺陷。我们将用著名经济学家阿罗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来说明，民主制度存在着缺陷。四、通过民主的方式能使少数人

支持的候选人赢吗？读者会问，能不能通过所谓民主选举而得出任意结果呢？

可以这样说：假定一次性选举时所有人都选某一个人，那么在任何的选举规则下，即通过任何的选举（无论独裁的还是不同民主规则下的选举），这个人肯定当选。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无论什么制度对选举人都一样，独裁制度也会得出这个结果。当然如果所有人都不选某一个人，什么制度的设计也都一样，无论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都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并且无论设计什么样的规则，结果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独裁者认为，他是人民的代表，他的决定代表着民意，因为代表着民意意味着你们对所有的决定不要再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我的意见就是你们的意见，即使通过民主的方式，也是同样的结果。这就是独裁者经常强奸民意的理论根据。

而当人们的偏好不同时，民主选举程序的规则设计就极大地影响着选举结果。

我们举一个例子。一由n人组成的社会，假定n取300，对候选人A、B进行选举，并假定进行一次性投票，此时有23的人反对A而选举B，13的人选A而不选B。我们有没有办法设计一个结构，通过“民主的”投票规则使A能够当选呢？我们说这是可能的。

　
假定大家都同意服从大多数原则，但程序可以商量。我们把这300人构成3组——这3组既可以天然地形成，也可以设计。每组中候选人获得该组的大多数选票，他就赢得这组的选举，3组中赢得2组即赢得大多数，就算赢了。我想，在实际中这些是任何候选人都能同意的，并且也认为是公平的。我们假定每组的人数不是一样的：第一组是50人，第二组是100人，第三组是150人——我们这里人数的确定完全是随意的。假定第一组中有30人赞成A而反对B，第二组中有60人赞成A而反对B，第三组中10人赞成A而反对B。即：第一组A与B的比例是：30∶20；第二组A与B的比例是：60∶40；第三组A与B的比例是：10∶140。

在这样一种规则下进行投票，A获得了3组中2组的赞成票。A获胜。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不分组就选一次，那么B肯定获胜。

这个例子中，使B获胜的是直选机制，使A获胜的是间接选举机制。台湾采取的是前者，美国采取的是后者。

布坎南在《同意的计算》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中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一个25个人组成的社会，只需要9个人同意某个议案就可使得它通过。具体地说，可以将这25个人分成5个区，每个区5个人，这样，只要有3个区（5个区中的多数）中的多数同意，即每个区有3个人同意就能使一项议案通过。

具体地，我们可将25个人分成A、B、C、D、E共5个区。同意者分在A、B、C三区，见下表。

ABCDE***************

这完全可以在“大多数”原则下使一项议案得到通过，尽管可以有16人不同意。如果是36961人（199×199）的一个社会，只需10000人就可使一项议案获得通过，只比总数的14多一些，而无须多于12的人同意。即用此方法对两个候选人或候选议案进行选举或进行表决，可以使其中本来获得少数人同意的当选。

这说明民主选举有其局限性，但并不是说民主选举是虚伪的和带欺骗性的，当然更不能构成不进行民主选举的理由。正如有一篇讨论民主与丑闻的文章里说的那样，民主选举不是绝对好的，但反民主绝对是坏的。在民主社会里，罪恶被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并受到谴责，因此抑制了更多的罪恶；而在反民主的社会里，罪恶被最大限度地掩盖起来，于是往往导致更大的罪恶。斯塔尔法官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穷追不舍，克林顿为此不得不在电视上公开道歉。总统没有绝对的权力，他也有服软的时候。

选举是揭示群体偏好的一种方法，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一群体进行的所谓民主选举并不能客观地揭示一群体成员的偏好。

革命：另外一种投票方式
投票是加总社会中各个人偏好的一种方式。我们已说明，无论哪种投票制度都是不完善的，之所以采用是因为对所有的候选人来说是公平的。对于群体选择，或者表达群体偏好，还存在另外的方法——革命，或者如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是极端的投票方式。

一个合理的社会将不断地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如所得税率实行低收入低征乃至于不征　　
，高收入按高比率征收的方法。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出现极度的不公正，对一社会来说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危机意味着革命的发生。

什么是革命？革命是政治学范畴，如果从经济学范畴来说，革命就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经济学里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谓效用是指物品对人的需要或欲望的满足程度，而边际效用指的是消费者在消费物品时所消费的每一单位物品给他的满足程度。比如：某人一顿吃了3碗饭，每一碗饭给他一个效用；一富豪买了一辆奔驰车后又买了第二辆奔驰车，他买第一辆奔驰车和第二辆奔驰车时的满足程度是不同的。这就是边际效用的概念。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说的是，消费者在消费物品时，每一单位物品对消费者的效用是不同的，它们呈递减关系。无论是饿着肚子的人还是饱食终日的人，第一碗饭给他的效用最大，第二碗饭则没有那么大的效用了，吃到一定程度后，再吃的话，饭给他的效用是负的，即不仅不能给他好处，反而是负担。对买车的人也一样，当他买了第一辆奔驰车时，他感到方便很多，同时有巨大的心理满足感。当他买第二辆奔驰车时，他不能同时用两辆车，这第二辆车给他的方便及满足感会没有第一辆车大。当然第二辆车会体现他的成功，从而增加他的炫耀资本，此时总的效用是增加的，但增加的幅度没有他买第一辆车时增加的幅度大。如果他继续购买车，他想，买了车后，既要雇司机，又要准备停车的车库，同时要防范窃贼的光顾，等等，会感觉到得不偿失。这第三辆车给他带来的效用更低了。

可以这么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关于人的规律，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H。西蒙提出的关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看法，它们均为关于人的假设。

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将财富从富人那里部分地转移到穷人那里似乎是合理的，此时富人的效用减少了，但减少得不多，但穷人增加的效用则很大。如果一个社会贫富悬殊过大，政府又没有调节好贫富之间的关系，那么革命就有可能发生。

劫富济贫从来就是不合法但被颂扬的行为，因为它增进了大多数人的效用，在政府无力的时候，这是惟一的增进社会总的效用的方式。抢夺富人接济穷人，或者因生活潦倒、无法生存而去抢夺富人的东西以活命，同样增进社会的效用。当然，抢劫穷人的物品来为自己享用是土匪行径，这种行为是可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就是多数人通过暴力对少数人的财富进行剥夺和再分配，因此它是一种偏好的表达方式，是非和平的方式，而不像投票那样的和平方式。之所以要采取暴力的方式，是因为，一般情况下，理性的财富拥有者是不会自动地将财富分给穷人的，慈善者除外。

革命：另外一种投票方式革命不同于民主的选举方式和民主化的决策方式，革命是非理性的。如果一个社会有合理地表达人民意愿（或偏好）的程序或方法，那么革命就不会发生。但是正如我们上面说的那样，由于不可能有一种绝对合理的民主决策方式，任何决策方式本身都只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偏好的方法而已。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排除革命的可能。

在民主社会里人民的偏好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发生革命的概率较低。一般情况下，革命不是发生在专制社会里，就是发生在前民主的社会里，前者完全没有表达人民意愿的机会，后者表达人民意愿的机制尚不完善。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存在一个渐进完善的机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化解革命的发生，这样才能避免社会震荡。

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就是震荡式的。专制社会没有人民表达意愿的机会，再加上“家天下”的政治机制不存在“退出”机制，人民只能以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因此，对于社会来说，关键不在于它现在的体制多么不完善、政治架构多么不合理，而在于它是否有一个合理改进的机制，从而使得制度渐进合理。

哈定悲剧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群体行动的悲剧。这种悲剧是群体的而非个人的，不是个人命运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而是群体在行动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集体性灾难。

什么是悲剧？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描述希腊戏剧时说：“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群体行动的悲　　
剧也是这样：它不是群体偶然性的不幸，而是具有必然性，每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悲剧，但无法摆脱。

说群体悲剧是群体遭受的难以抗拒的灾难，一定程度上指群体受一个无情法则的支配。一定意义上，这种悲剧是社会的规律造成的——当然我们这里使用规律一词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规律意味着与人的自由相对抗，人绝对不可避免，然而我们在第9章将分析，人类的文化或文明正是对不可抗拒的悲剧的抵抗。

让我们看一下著名的公共资源悲剧问题，即哈定悲剧。该问题是经济学中的经典问题，也是博弈论教科书中必定要讨论的问题。

公共资源悲剧最初由哈定提出。哈定（Garrit　Ha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The　Tragedy　of　the　mons。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将之译成《公共地悲剧》，但哈定那里的the　mons不仅仅指公共的土地，而且指公共的水域、空间等等；武汉大学的朱志方教授将The　Tragedy　of　the　mons译成《大锅饭悲剧》，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切合哈定所表达的意思。将the　mons译成“公共资源”似乎更确切些。哈定描述的The　Tragedy　of　the　mons，我们可称为哈定悲剧。

哈定举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都可能多增加一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哈定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我们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

哈定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对公共资源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共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在实际中也许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当悲剧未发生时，如果建立起来一套价值观或者一个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牧牛成本控制数量或采取其他办法控制数量。

中国北方草原荒漠化的问题
据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2001年新年的第一天，北京市和银川市发生沙尘现象，沙尘像雾一样笼罩在这两个城市的上空。生态警钟再次敲响。

河北境内的沙漠直逼北京，河北的怀来县离北京只有60公里！专家预测，如不想出有效办法对沙漠进行治理，过不了多长时间，北京将消失，被沙漠掩盖，像消失的楼兰文明。

　
土地荒漠化是中国重大的生态问题。中国土地的荒漠化集中在中国的北部，即内蒙、新疆、黑龙江、宁夏等省份。来自北面的风沙侵袭着北京，以至于北京的风沙一年比一年大，1999年发生了两次沙尘暴！

荒漠化的速度呈上升趋势。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土地荒漠化年均扩大1560平方公里；而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年均扩大面积为2100平方公里。目前的扩大速度为每年2460平方公里。这个速度还在增加。

现在普遍的观点是，荒漠化的原因，是由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对土地的利用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在北方，雨水量小，土地上的生态系统脆弱，为了维持人口的过度增长对粮食等的需求，人们对土地的索取呈加速趋势。对土地的“滥垦”、“滥牧”、“滥樵”、“滥采”是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据调查，在牧区，草原上的牲畜严重超载已成普遍现象，牧区一般超载50％～120％，有的地区达到300％！

发菜是宁夏“四宝”之一的“黑”宝，宁夏的农民为了多赚钱，大规模地采集发菜，以销往南方，以至于当地政府不得不明令禁止这种行为，并将发菜从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