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生存-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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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有限次的囚徒困境，那么情况就不同于上述无限次的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当临近博弈的终点时，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加大，如果参与人以前的所有策略均为合作策略，并且被告知下一次博弈是最后一次，那么双方肯定采取不合作的策略。

这可以解释许多商业行为。一次性的买卖往往发生在双方以后不再有买卖机会的时候，尽量谋取高利并且带欺骗性是其特点。而靠“熟客”、“回头客”便是通过薄利行为使得双方能继续合作下去。

道德作为“文化基因”的遗传与变异
道德产生之后，它成了“文化基因”，它与基因一样可以遗传。学者达维肯斯（R。　Dawkins）发明了一个词meme，它与gene（基因）相对应，指某一群体的文化上的特质，或者说是文化基因。武汉大学的朱志方博士在《社会决策论》中将之翻译成模因，以与基因相对。文化基因（meme）有记忆和模仿的特征。

说道德是文化基因，因为它与遗传物质的基因有许多相同之处，它可以复制、遗传及变　　
异。

首先，道德可以遗传。道德的遗传通过“教—学”的关系来完成的。父母及周边的人通过其行为不自觉地将道德传给了子女，各种教育机构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传递德道规范。一代又一代，在学习过程中继承了前辈形成的道德。

其次，道德可以变异。变异意味着进化，惟有变异才能进化。道德是人类集体行动时面临集体行动的悲剧而产生的，当人类产生新的集体行动的悲剧时便会产生新的道德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和生物的进化不是变异在先，而是环境的变化在先，能够产生适应环境的变异，才能得以生存。人类的道德也是一样，当新的生存悲剧产生时，产生新的克服它们的道德，群体才能生存下去，否则便灭亡。真正的悲剧不是不能克服，而是来不及克服。

第三，存在不同的道德，道德之间是相互竞争的。严格说来，道德是一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不同的群体因道德的不同而相互不同，在历史上道德根植于宗教。大的范围里，我们用“文明”称呼不同的道德群体。美国著名学者、美国国际事务顾问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八大主要文明，它们是：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有时我们用“民族”来称呼具有独特文化的群体。我们说道德与国家是两种调节社会的工具，道德存在于宗教之中，而宗教比国家的起源更早。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历史上世俗政权（国家）和神权（宗教）相互争夺权力的原因。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表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当前的冲突表现出文明的冲突，目前最严重的冲突是在文明的交接点上，比如最近几年来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冲突和战争。相同的文化及相同的道德意识，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我们相同”、“我与你不同”将人们分成群体，相同的道德群体内部尽管有冲突，但是遇到不同的外来文化的侵略

蚂蚁分工时，相同文化的人就团结在一起。中东六次战争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和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第四，基因载体努力复制自身，文化基因也力图发展自己。在生物学家看来，基因有很强的复制自身的动力。在蜜蜂和蚂蚁王国，蜂后和蚁后专司生殖，而工蜂和工蚁专门寻找食物。这有一个问题，对于工蜂和工蚁来说，怎么解释它们不繁殖自身呢？生物学家解释说：工蜂和工蚁自己繁殖的话，下一代的基因与自己相似的程度是50％，而由蜂后和蚁后来繁殖的工蜂和工蚁的“弟弟”、“妹妹”与自己基因的相似程度是75％。于是，工蜂和工蚁它们宁愿自己不繁殖。当然这只是一个解释。

对于文化基因似乎也是这样，一群体总是努力使自己的文化基因发展壮大。不同文化的扩张必然带来冲突。基督教2000年来的发展，是与传教士的努力分不开的。基督教在自身的扩展过程中，是排斥异教的，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为了消灭异教徒。今天西方世界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是文化基因在拓展自身过程中的冲突。儒家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冲突剧烈的时候是在19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向四周扩张的时候，努力压制其他文明。儒家文明为了不至于消亡，在外部世界的压力下，发生了变异以适应新的环境。

当今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对自身文明的认同越来越强烈，亨廷顿认为，通讯的发展并不会使得人们价值观发生趋同，而不同的文化对这些信息将产生不同的解释。

国家的作用及其局限
国家与道德均是一套赏罚机制，它们的建立是为了调整人们的行为，使人摆脱囚徒困境，走向合作。

笔者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赏罚机制的建立与博弈结构的调整》，中心意思是，人类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着冲突，这个冲突就是集体行动的悲剧，但是人类可以通过“自动”地建立一赏罚机制来克服这样的悲剧。就数学形式而言，赏罚机制的建立就是在支付矩阵　　
上加一个赏罚矩阵，或者在支付函数上加一个赏罚函数；从实际意义上说，就是通过改变规则来对人的某些行动给以奖赏，而对某些行动给以惩罚。

这种规则的改变有三种方式。

第一，如果参与者之间没有一个组织调节，那么参与者之间可以通过协议形成组织，以调节人类的行动。国家是其中的典型，竞争的企业之间为了避免相互恶性竞争建立的某些行业协会也是其中的一种。

第二，如果原来存在着协调组织，但是，它的规则导致囚徒困境，这时，该组织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来改变博弈结果。像中国北方草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起因于草地财产权的界定。

第三，参与者之间形成道德调节过程。道德谴责与道德赞赏是非中心化的，而道德的作用一样可改变博弈规则，使违反道德的行为得以降低，遵从道德的行为得以升高。

这三种方式是都是对“悲剧”的克服的方式，它们都可以说是人类自动形成的。并且可以这么认为，它们就是文明！

对于这种对人类集体行动的悲剧的解决方式的解释，华南师范大学的陈友芳先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原始社会开始，为什么有的地方形成了国家？为什么有的地方没有形成国家而只有道德的调节机制？

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实际的机制形成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地方形成一中心化的国家，而有些地方没有形成国家，只有道德调节，这可能是成本问题，当然我这里只是一种猜测。中心化的组织的形成及其运行是要花成本的，而道德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它是非中心化的，其实施是通过每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由于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及行动能力的局限，道德是主要的调节因素，此时人类没有能力形成控制力强的组织即国家。只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到一定的规模，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中心化的组织才能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认为，原始社会是没有国家的，到了奴隶社会，才形成了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国家。

其实可以这样认为，国家是在其带来的利益大于其成本时才得以形成的，即国家是人们为了摆脱“集体行动的悲剧”而形成的，此时好处大于坏处。当然国家形成之后往往是一个集团通过它得到更多的利益，而许多人因国家的存在而遭遇不幸，成为国家的牺牲品，但在自然状态或原始社会中，是没有一群人实施对另一群人“合法性”的屠杀的。

国家的运作成本太大，如果每个人不能从中得到更多的额外的好处，那么国家便不能形成，或者严格地说不能自愿形成，此时人们不可能有去形成这样一个权力中心的动机。当然，形成的国家对统治者来说是有好处的，往往有足够武力的少数人或集团有统一的动机，他们通过武力来征服其他人以形成一中心化的国家。然而，当人民在这样一个国家下得到的好处没有他们在自然状态下获得的好处大时，从长期来看，这个国家便不能存在下去。这也可以解释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力山大统治的横跨欧亚的国家，成吉思汗建立的世界上最大的横跨欧亚非的国家以及前苏联国家，它们为什么不能长久的原因。它们可以短时间通过武力建立起来，但是不能长时间存在下去，因为它们存在的成本太高，而给人民的好处不大。

因此可以说，国家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而道德的存在是没有条件的。在非洲地区，或者古代，因生产力低下，人们所在的地域广大，国家存在的管理成本太高，因此只可能有小而灵活性的部落性组织存在，而不可能有庞大的制度化运作的国家。

国家和道德均有调节机制，是为了使人类摆脱“集体行动的悲剧”而自动产生出来的机制。这里所谓的自动产生是指，它的产生是由行动者本身的内部力量产生出来的，而非由该集体之外的力量为它设计的。因而，国家和道德是人类集体进化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上帝强加于人类的。

这里只说明了什么时候产生国家，什么时候产生道德，但为什么在有国家的地方仍有道德呢？可以这么认为，国家通过规则化的机制对人的行动进行规范，然而它对人的行动的监督是有成本的，它对社会危害大同时道德无法进行监管的行为进行管制，而把对社会危害小同时难以监督的行为留给了道德。如抢劫、杀人对社会的危害不言而喻，道德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种行为，但对这些行为的真正有效的惩罚只有通过合法的暴力来进行。至于吐痰、在公共场所吸烟这类行为，对于吐痰者或吸烟者是有利的，因为有吐痰的需求时立即吐掉是愉快的，而对于吸烟者来说，在公共场所烟瘾上来时吸上几口烟也是很愉悦的。但无论是随地吐痰还是在公共场所吸烟，对他人是有害的，因而这些是不道德的行为，对它们只有通过人们内心的道德感以及他人的谴责来进行抑制。如果没有道德调节，而由国家实行的外部的强制力量来管制，那么其成本太高，实际上效果不大。

文明新解
那么在博弈论中，文明是什么呢？在博弈论中，人是经济人或理性人，然而理性的人往往导致谁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这就是集体行动的悲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集体行动都造成悲剧。

这里得出与弗洛伊德及韦伯不同的看法：文明就是对集体行动悲剧的克服。正如休谟认为，人的天生能力不如其他动物，而惟有形成社会并相互依赖才能克服自身的弱点。但是，　　
群体的行动往往导致没有技术解决办法的悲剧。国家及其相应的法律、道德都是为了克服集体行动的悲剧。

文明的发展是对集体行动的悲剧不断克服的历史。集体行动的悲剧具有相同的结构，都是囚徒困境的形式，即：自私的人或理性的个体从自身利益出发，造成群体受到损害。这在现实中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我们在第7章中举出的例子。同时，在人类的发展中不断产生新的集体性的悲剧，而人类就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动——通过建立法律、形成新的道德意识，从而不断克服这种悲剧的。

历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对社会均衡的打破开始于殉道者。先知看到常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们预测到集体行动的灾难，然而社会没有意识到问题之所在，没有形成克服悲剧的集体的道德意识，当然更没有建立某种克服悲剧的组织形式。社会不能理解先知的呼喊，因而先知因违背众人的意志而被社会所不容，甚至被处以极刑。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清政府软弱无能。固守传统还是学习西方，成了人们论战的主题。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力主维新变法，然而开明并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其权力受到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多方挟制。当袁世凯出卖光绪，慈禧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大规模搜捕屠杀时，力主变法的谭嗣同没有逃走。他拒绝到日本躲避，而慷慨赴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维新运动被保守的清政府镇压了。维新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清政府原来的体制上的改革，而非彻底的革命，维新运动的失败意味着清政府丧失掉了克服集体行动悲剧的机会，因而导致清政府的腐朽和灭亡。经过辛亥革命以及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强大的共和国终于在维新运动失败的半个世纪之后建立起来。

谭嗣同从容就义，鲁迅大声呐喊，都是为了唤醒民众。他们要告诉人们：不要再昏睡下去，要行动起来！否则中国要亡了。他们力图打破由自私而形成的社会的均衡，克服集体行动的悲剧。

因此，人是自由的，他不受必然性的支配。当人没有认识到集体行动的悲剧的时候，人可能无法克服这样的悲剧。而一旦人认识到集体面临的悲剧，人的道德感便可能使人超越人的经济理性而走向道德理性，集体面临的悲剧就可能被克服。黑格尔说得好：“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就是人，也正是人才有文明。

当前的悲剧与解决途经：
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分析

当前的悲剧是竞争的悲剧。无论是前苏联和美国核竞赛（当然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赛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结束），还是全球性的对环境的破坏，都源于竞争。

马克思说，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私有制并不必然产生竞争，中国古代是私有　　
制的，但根本没有产生竞争，当然更没有产生今天的这种破坏性的竞争。可以这么认为，竞争的机制是囚徒困境的机制。

20世纪的一些事件给知识分子以严重的创伤，福山（F。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导言中说：“我们西方人在关于认识民主制度全部进步进程的可能性方面，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这种普遍的悲观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受20世纪上半叶极其可怕的政治事件影响的结果。这些政治事件包括：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独裁主义意识形态崛起；科学以核武器及环境破坏的形式构成反人类的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参战的国家达61个，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约17亿人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战争中去，参战军队达1。1亿人，直接用于军费的开支总额约为13520亿美元。各交战国用于军费的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0％～70％。战争持续了6年零1天。军队死亡人数为2210多万，居民死亡约3430多万人，合计死亡5600多万人，约占交战国人口的3％。

二战时，纳粹德国设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有400万人丧生；日本侵略军攻入南京时，南京大屠杀中有30万人遇难。

二战中，参战国经济损失达40000亿美元。日军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人类当前的困境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也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从文化角度来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西方享乐主义文化在全世界的扩展是本质性的。西方文化最近500年才崛起，它是一种强势文化，并且是竞争性文化，它将全球拖入竞争状态，各国发展经济一方面是要满足人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地位，防止被其他国家所消灭。可以这样认为，各国发展经济是政治要求，是另外一种战争。

战争为人类的天性，而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战争成为毁灭性的。弗洛伊德说，人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后者也叫破坏本能。所谓本能是发生于人的内部的永恒冲动力，本能意味着需要，不能通过逃避得以解除，而要通过满足来消除。死亡本能的驯服、控制和对象转移是文明的一个条件，正如对生的本能的必要压抑是文明的前提一样。而死亡本能的外投，用之于向自然开战就是生产，而向敌人开战就是战争。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走出当前的困境，需要限制人类的享乐性文化的扩张，消除国家之间的战争，这需要一个全球性的人类共同政府来实施。对当前悲剧的惟一解决方式是世界政府的建立，世界政府的建立可以消除各国之间的战争。

世界政府或者说全球政府，意指世界进入一种无国家的状态，原有的有平等权力的各个国家消亡了，而只由一个政府来对全球的事务进行管理和调节。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世界政府可能吗？二是世界政府可行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说这是可能的。从管理的可能性来分析，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政府的管理能力不断地增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家是对非正规的权力组织即部落的统一，国家的产生条件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多种因素，国家有大有小。而从今天的管理能力来看，一个政府对全球事务进行管理是可能的，或者是渐渐可能的。

上面说的是管理能力的可能性。但是一个政府的出现还面临着文化的可能性问题。从能力上大国完全有能力吞并小国，但这种吞并是非正义的，面临着吞并国文化上的抵触。不过，世界人民经过500来年的频繁交流，文化已达到一定的融通或理解。比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和包容性强的文明，由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它对其他文明的接纳有一个过程，目前正处于快速吸纳阶段。因此，世界各国人民从文化上得以相互理解和认同，并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共同文化是可能的。而且即使不形成一种共同文化，只要能够相互理解和宽容，世界政府就是有可能建立的。

第二个问题是，世界政府是可行的吗？即它的建立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吗？目前人类的战争问题、武器竞赛、污染问题是世界性的，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将毁灭人类，这种悲剧是大范围内的并且是毁灭性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已分析得出：一种办法是建立一个赏罚机制，另一种办法是道德的约束。道德约束个人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可行的，而约束国家或集团则有相当的难度。对于人类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制度上建立消除悲剧的可能性。

要建立调节国家行动的赏罚机制，必须存在一个其权力高于国家的机构。法律的权威性与法律的实施相联系，一国之内法律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权威性。但是国与国之间的法律是什么呢？现行的所谓国际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只是“国际惯例”。必须存在超国家的权力组织或政府，才会有约束国家的法律，此时国家的权力不足以与这样的组织对抗。因此，惟有建立这样的政府，才能协调或奖惩各个国家的行为——如果此时各个国家还存在的话。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都论述过世界政府问题，汤因比认为未来世界政府的领导人最好由中国人担任，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

可以设想世界政府对于解决目前的悲剧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是它仍有许多问题：它的建立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它产生独裁怎么办？它的存在往往会压抑人的创造性——池田大作这么认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会不会产生其他的人类悲剧？等等。这有待于进一步思考。

弑父娶母的传说
如果没有摩擦阻力的话，我们能准确计算出物体下落的时间，我们能准确预测哈雷慧星每76年光顾地球一次，等等。在宏观物理世界，我们的预测是准确的或基本准确的。

但是，我们能预测我们的社会未来是什么样的吗？美国能成功部署NMD吗？100年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能与美国齐肩吗？100年后世界政府能够创立吗？

　
据称，许多先知能预测未来。在传说中，明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就是一个能预测未来的奇人。据说，他曾预测未来：“天上蝴蝶飞，地上海龟爬”。蝴蝶，飞机也；海龟，汽车也。

不仅中国的传说中有这样的先知，西方社会里同样流传着有这样的所谓预测大师。根据诺查丹马斯的《大预言》，有人说他预测到了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预测到了会出现恶魔希特勒（据说连名字都预测出来），并且预测1999年人类大毁灭。但人类顺利度过了1999年。

人能够洞察人群组成的社会秘密吗？如果能的话，我们既然知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我们不是能完全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改变未来状态吗？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了未来状态，我们的预言不是错了吗？对于社会的未来，似乎是，或者我们承认不可以预言，或者认为可以预言，但是对预言的事实或者说将要成为事实的事实，我们不能改变，这样才能不发生矛盾。

古希腊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俄狄浦斯是国王拉伊俄斯之子，俄狄浦斯出生后，先知预言国王必被其子俄狄浦斯杀死。国王拉伊俄斯叫奴隶将俄狄浦斯杀死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