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恋爱一样去工作-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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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386催生的DOS高手

早在我小学五年级时，非常精于技术又fashion的爸爸给我买了一台386DX40的计算机，配置了16M内存、512K显存、Trident显卡、210M硬盘、鼠标和标准的101键键盘，半年后这机器上又有了Panasonic2倍速光驱，SoundBlaster16位声卡，以及一对儿音箱。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个清单肯定不知所云了吧？但在当年，这已经是很牛×的配置了。

当然，这并不是我第一台计算机。严格意义上说，我6岁的时候，父亲就托人从国外带回来一台当年被称做“娃娃电脑”的Apple进口货，还得借电视机作显示器。不过我印象已经不深了，后来才知道那台机器里固化了Basic，而且所有可用程序都是靠磁带记录的。

总之，我在小学五年级，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台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电脑。

其实开局还是不错的，我继承了父亲乐于钻研技术的传统。很多媒体的报道会让人误解为我精于电脑游戏，其实不是。直到现在，除了偶尔打打CS，我几乎就没怎么完整地玩过一个电脑游戏。

言归正传，于是我从五年级开始，业余时间除了写作业就是摆弄电脑。还好，我不爱打游戏（但我没说我不爱玩儿），因此即使坐在电脑前好几个小时不挪窝儿，父母也不太管我。当然前提也是有的，就是不能晚于11点睡觉，更不能不写作业就玩电脑。

那会儿谁家有个计算机都是新鲜事儿，更别说用得得心应手了。哥们儿是个要面子的主儿，坚信如果掌握了强大的计算机技术，是非常有利于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得瑟的，在这种厚颜无耻的虚荣心驱动下，我沉浸在了计算机技术的海洋之中。

遥想当年，哥们儿对各种DOS命令了如指掌，在那个内存技术和虚拟内存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如何使高端内存和主内存足够运行流行的游戏，是摆在每个想玩儿游戏的人面前的难题，配置内存成为当年体现DOS应用实力的重要一环。

凡是同学运行不了的游戏，在我这儿，都能通过对DOS中Config、各种批处理文件以及对这个变态文件的灵活配置来解决，所以虽然我不爱玩游戏，却接触了很多游戏，目的仅限于让它们运行起来好在同龄人面前吹牛B：我做到了。

遥想当年，能通过修改游戏数值让角色无敌、不死，更是体现一个电脑爱好者，特别是DOS专家之水准的重要一环。如果哪个朋友对当年的技术有过研究，你应该熟悉PCTOOLS、FPE、GB这些工具。是的，我确实可以让每一个经过我手的游戏人物都做到无敌，改过的存盘文件都实现无限的金币。这在修改器盛行的当下的确不算什么，但相对十五六年前的电脑游戏和IT行业发展水平，哥们儿也算个DOS高手了。

后来，为了让自己更无敌，我开始钻研各种应用程序和与程序开发相关的事情。当然，这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安装各种应用程序。说来也怪，很多程序是我用不到的，而且当年，程序要么靠软盘安装，要么去中关村买盗版光盘，总而言之，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操作。DOS下的程序不必多说，就算装上了，操作系统配置文件和内存设置得不好，照样运行不起来。而那个时候的Windows远没有现在的Windows7这么先进。于是我就在不断的安装，不断的失败，不断的格式化硬盘中成长起来。

我要感谢这个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我总结了大量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基础知识。实际上现如今的电脑出点儿问题，也和当年差不多，只不过计算机操作系统强大的桌面和容错技术让这些问题没法显现在表面，而当年，我们是要靠不断地重复安装、修改配置文件（远比现在修改注册表麻烦）、调整内存实现的。搞不好哥们儿还得用一下Debug来直接修改内存骗过操作系统。总而言之，经历了第一阶段，我终于修炼到了没有哥们儿装不上的程序，没有哥们儿没用过的软件（虽然很多软件对我根本没意义），没有哥们儿修不好的电脑——这样的至高境界。因此，我确实曾经笑傲江湖，只不过那会儿江湖不大。

第二阶段，当我发现游戏可以这样被修改，而用Debug命令修改内存可以骗过操作系统之后，我开始觉得做自己的程序软件是条能让我“一统江湖”的出路，当然，这里面充满着各种意淫和口水。于是乎，在我一位计算机老师（此老师确实身手不凡，直到现在依然是航天系统中一位享受国家津贴的技术天才和专家）的精心帮助和培养下，我从Basic语言开始学起，在经历了QuickBasic、Pascal、C等蜕变之后，在我从一个空瓶子发展到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之后，我确信，以彼时标准衡量，我已然成为了一个编程高手。

然而俗话说得好，牛B过了往往成了傻B，此言是矣。

就在我的计算机水平日新月异的同时，我的学习成绩也每况愈下起来。还好，“钻研前沿技术”是个不错的借口，令老师除了无计可施就是一筹莫展，好歹不能把我归入差等生的行列。
《》　第一部分　在偏科的歧途上一路狂奔
小学毕业考试，我过了，勉强考入北京一所知名中学——育英中学。

北京市育英中学这所培养我走过整个初中和13个高中的学校我不得不提。首先是这所学校确实牛B，它是“文革”期间从北京市育英学校分离出来的中学部。“文革”结束后，尽管育英学校又重新成立了中学部，但正如俗话说的“姑舅亲姑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两所学校依然保持着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而北京市育英学校，前身就是著名的延安小学。

掏心掏肺地说，当年我以育英为荣，只可惜后来它没能以我为荣，反倒要在某种程度上“以我为耻”了。

首先，上了初中，我依然沉迷计算机技术，延续小学后期的惯性，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

其次，进入初中后，我开始了严重的偏科，但偏科得如此变态。

我喜欢计算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老师都认为我应该偏理科而轻文科。结果恰恰相反，哥们儿理科相当差，差到你无法想象，竟还没影响我在计算机这个明显重理科的领域内发展。而与之对应的，就是我文科出奇地好，好到我英语几乎没低于过90分，语文也是。就连政治课，也是。

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天生随性，而且只要不犯法、不欺负人，父母对我也实行粗放式管理，爱咋咋着，导致我在偏科的歧途上一路狂奔，直到冰火两重天的境界。

老师对我也很无奈。这种偏科行为令我注定与班干部和主科课代表无缘，但我从来不打架，不斗殴，不闹事儿，不在课堂上打瞌睡，大体上还可以归于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

有幸的是，初二开始，我们有了计算机课，老师趁势把我“提拔”成了计算机课代表，一个是我确实干得了这事儿，二是老师期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我更重视自己的薄弱科目，德智体全面发展。

初三那年，北京市有一个计算机比赛，各重点中学均派出参赛团队，育英中学也不例外。哥们儿率领的队伍不负众望，一举拿下团体第一，两个单项第一和一个单项第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拿下单项第一的那个项目，要求在电脑中录入一篇文章，用赞助商creative的一款排版软件（类似于现在的Word）进行排版、处理，然后打印输出，速度最快且最符合排版要求的那个人获胜。

刚开始我是处于劣势的，甚至以为要完败了。原因是我根本不会用五笔输入法（这也证明我很讨厌背），是所有参赛学生中唯一一个用智能ABC的，录入速度当然就比别人慢了很多。但是在录入期间我惊喜地发现，我的竞争对手们肯定没用过DOS而只练过打字与WPS（这两项是当年初中计算机课的必修课），因此，他们首先盲打不如我。用过DOS的人都知道，那年头鼠标根本没什么用，全靠键盘，因此哥们儿打小学就练得一手好盲打。其次，初中课堂只教过学生用DOS版的WPS，而我早在小学期间就频繁地安装各种软件自己琢磨，MicrosoftWord和早就让哥们儿用烂了。更让我happy的是，赞助商提供的文字处理软件简直就是模仿微软Word做的。

综上所述，结果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虽然我用拼音录入，错字率肯定胜过用五笔的同学们，然而我的打字速度据统计平均每分钟依然不低于100个，所以录入完毕后还有时间再修改一遍错别字；再加上我比他们更熟悉那个文字处理软件，排版上又节省了大量时间（WPS的DOS版本和Windows下的使用差别老大了，有他们琢磨的工夫，我已经交活儿了），所以最终我居然以绝对领先的优势完成了所有的环节并不可辩驳地在这个单项上拿了第一。

对于这个变态的结果，我回味了好久，直到现在哥们儿夜里梦回当年辉煌瞬间，口水还是情不自禁地流到枕头上。

载誉而归的我，似乎更有理由偏科了，更有理由以赫赫战功骗取父母的支持了。所以接下来，当我要求申请一个瀛海威的上网账号时，父母虽有顾虑，但还是答应了。
《》　第一部分　15岁当选瀛海威最年轻的BBS版主
1996年，我成为了瀛海威最早的用户之一。瀛海威是一家网络供应商，曾在中关村叱咤风云。虽然那个时候的瀛海威仅仅是个基于Windows有着独立客户端的图形化BBS，然而这已足以让我兴奋。因为我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和不同的人扯淡了，我又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得瑟我计算机技术的平台，这种得瑟不仅仅限于在学校和家周围获得的那点儿满足感，而是隐隐觉得，全世界都在看着你。

因此，我的学习成绩更加每况愈下，我说的每况愈下指的是：语文和英语维持原状——好歹我得对得起名字中“侃侃”二字，不能毁了看家的把势，当年的英文版DOS和Windows以及大量应用软件又都以鸟语的形式存在——这两科算是扛住了，不仅扛住，还稳中有升，而理科成绩已经接近了及格线。

总而言之，当我15岁就成为瀛海威时空最年轻的BBS版主时，当我成为的还是VisualBasic这个对技术水平有一定要求的版主时，当我开始参与成年人们组织的瀛海威网友聚会活动时，当我开始跟他们一起在月坛滚轴儿溜冰时，当我依靠版主身份获赠瀛海威的免费上网点而不用再向家里要钱充值时，当我关于计算机应用的技术文章开始发表于《大众软件》《互联网周刊》且赚到了稿费时，当我发现我业余时间写的“通用文件加密器”这个软件居然还被盗版商盗版了时，当我沉浸在阅读用户给我写的产品修改意见中时，当我牛B闪闪地展示我无敌的计算机技术时……

中考来了。

话说初二初三那两年，我用我的“聪明智慧”让父母错过了不少家长会。因此当他们蓦然惊觉儿子别说升学，就连毕业都成了问题时，无异于遭到当头一棒，蒙了。随即他们便断然决定，砍掉我所有玩计算机的时间，并为我报了各种课外辅导班。

当然，父母还是理智的，他们要求不高，只希望我顺利毕业，并考取一所一般高中。

我要衷心地感谢他们，他们是懂得疏导而非一闷棍打死孩子的典型。

然而，要求不高的父母往往有个要求更高的孩子，我指的是不合理要求。

我当时提出，让我做到顺利毕业可以，但我想考职业高中或者中专，不想考普通高中。

父母很惊讶，问我为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有文凭才能工作，如果是大学，我还得扛三年高中加四年大学才能拿到这个文凭，七年时间太漫长；如果念职高，三年就能毕业，何况第三年就是实习了。我觉得以我的计算机技术完全可以得到一份工作，我已经隐隐觉得，那个时候IT行业是靠本事吃饭而不是靠文凭吃饭了，又不必受考试之累，又能提前赚钱，这多好！

那是1998年初的一天，我的另类观点招来了一顿无情“毒打”。印象中父母几乎从没打过我，最多妈妈生气了吼我两嗓子，挨揍那天是唯一一次。现在想起来，我确实伤了他们的心，他们打得一点儿都没错，我太不懂事了，把他们的宽容当成了变本加厉的砝码。

古人云，黄荆棍子出好人，这回是给我打服了，虽然也打得不怎么狠。有这一次，我就没敢再表达我的想法。

所以，1997年底到1998年的中考之前，除了周末偶尔上网，其他业余时间，我不是在上各种补习班，就是在奔赴补习班的路上，重点补习数学和物理。感谢党的政策“亚克西”，海淀区的化学科目不计入升学考试范围，我就理所当然地放弃了，负担减轻了不少。最后的结果就是，凭着本校生升高中可以适当照顾的政策，我勉强“光荣地”升入了育英中学高中部。那年暑假，我第一次意识到，爸爸妈妈的头发白了。

暑假很漫长，两个月的时间彻底变成了我玩儿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嘉年华。跟我差不多大的同志们应该都有印象，1998年开始有了ICQ，开始有了InterPhone这款可以视频电话的互联网软件，我开始立志要搞明白Delphi和BorlandC＋＋是怎么回事儿，网友们还组织了很多好玩儿的活动。

那时我已经不用瀛海威了，因为瀛海威接入互联网的模式着实变态，我注册了可以直接上互联网的瑞得在线。

总之，1998年中考后的那个暑假，太high了。

“放弃学业，我也能养活自己！”
《》　第一部分　自行车＋恋爱=逃课上瘾
经历了长达60天的放养型暑假后，1998年9月，我以极不习惯学习的状态进入了育英中学高一（2）班。完败的迹象几乎从开学后的第一个月就无情地显现出来。

首先，就是中考时救过我一命的化学，要不是它不被纳入升学考试范围，估计我早就被育英扫地出门了。进入高中第一个月的化学测验，因为荒废已久，我得到了人生中的最低分：29分。而且这玩意儿不像青歌赛，还能被去掉。其他的理科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路飞流直下。

第二，那一年，北京开始流行“山地自行车”，特别是在中学男生中间，风靡一时，被视为仅次于篮球、足球的fashion娱乐项目。同学在一起除了得瑟Nike、Adidas等运动品牌，就是得瑟玩儿自行车。我天生缺少运动细胞，篮球足球都不在行，所以选了玩儿自行车。玩儿自行车和打游戏一样，是会上瘾的。

我小时候很容易生病，基本上我一感冒同学就知道流感要来了，我闭着眼睛在解放军总医院里走一遭，都能将各个科室摸得清清楚楚。弱也有弱的优势，老师们都知道我身体不好，加上我长得过于苗条，只要用手猛搓脸把脸搓红，配合苍白的嘴唇和无神的小眼儿，没病也跟有病似的，病假，一请一个准儿。逃课干吗去呀？玩儿车呗。

到了1998年的年底，我又懵懂地投入了一场初恋。

初恋确实是美好的，每个人都不会否认，特别是在那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那个满大街都在唱《心太软》的年代，在那个我天天抱着收音机准时收听王东主持的《中国音乐排行榜》的年代，在那个每周五的午夜收听伍洲彤老师主持的《零点夜话》的年代，在那个港台韩日文化席卷内地的年代，总之，在那个改革开放瞬息万变的年代，在那个我过早接触互联网被挤压催熟的年代……哥们儿情窦初开。

我开始用写作文的时间写情书，幸好哥们儿作文一直不错；我开始用打电话和同学说作业的时间打电话谈情说爱，最长的一次聊了一整夜，电话烫耳朵了才挂下；我开始关注伤感的情歌，这让恋爱看起来很有感觉；恰逢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在国内隆重上演，举国煽情，哥们儿初恋的火苗被燃烧到极致。

但是，如同烟花，瞬间灿烂。

我的精力被计算机、自行车和谈恋爱这三件事瓜分干净，留给学习的时间几乎等于零。我能骑着自行车很炫地跳上台阶，所有的忧伤情歌我都会唱，靠着懵懂的初恋我还总结了一套至今依然行之有效的追女大法。

等我回过神儿来，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

我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毫无任何炫耀之意，也没有任何炫耀的资本。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回头看看高中的自己，真就不是个好鸟。一个学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完成这个任务后，才有资本去实现和体验自己的爱好，然而我不是这么做的，与责任相比，我的个性和任性占了上风。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耻辱，虽然年轻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挺刺激。

尽管，我未必赞成中国的应试教育和曾经僵化的教育体制（还好，教育系统的领导们正在艰难地努力地改革着，我要向他们致敬），我也同样承认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弊端，但我已经可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得不经历这样的阵痛。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选择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经历这个阵痛，愿意选择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愿意选择不让我的父母操心。

16岁的我，坚信哪怕放弃学业，靠自己一腔热血和过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也能养活自己，打出一片天下。就如同现在很多应届大学毕业生想的那样。
《》　第一部分　我将父母最后一点希望也掐灭了
高一下半学期，我的地理会考先挂掉了。无论搁在哪个中学，这也是件罕见且匪夷所思的事——当年的政策是，会考一门不过，可以毕业，但不可升学。所以会考的题目通常出得很有水平，想得满分不易，想不及格却也很难。连这一科都能挂掉，足以可见我疯狂到了什么地步。

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读完高二，就失去了高考的资格。我的母亲，哭到崩溃。

还有我的地理老师，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他的学养，他的师德，都是少有的，但我却因为这愚蠢的“个性”，给他带来了这样巨大的伤害，给他的教学生涯重重地抹上了一笔黑。

今天的我，为这段历史感到可耻。但在当年，我居然感到相当开心，我无知地以为立刻可以投入社会的洪流去挣人民的币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放弃了，妈妈却没有放弃。我有个姨妈在四川绵阳科学城工作，妈妈托姨妈帮忙在那里联系了一所高中，想让我在那里重读，拾起最后一线希望。

我虽然不情不愿，但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看她哭成那个样子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我接受了这个现实，同意去四川复读高一，重新开始。

1999年年底，我注销了北京的学籍，来到了四川绵阳。

我重新就读的学校叫做四川省绵阳市科学城一中，还是个省重点。我住在姨妈家里，带着罪恶的“前科”，轻易不敢造次，老老实实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一边熟悉和适应新同学、新环境，一边饥渴地计算着还有多少天才能毕业然后参加高考，进而回到北京。那个数字总是让我感觉漫长得没有边际。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出远门，心里总有种莫名的焦虑和孤独。

感谢我永远不可分离的发小儿张骁。他很了解我，在北京买了所有我可能会喜欢的磁带寄到绵阳，让我在那段孤独的岁月里仍然听到了很多好听的音乐，此生难忘。

年少时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几个月以后，我就和新同学混熟了，还能说一口颇像那么回事儿的四川话。同学之间的感情使我拥有了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并不成熟也并不理性，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代沟。所以，我决定从姨妈家搬出来，住到学校去。父母虽然有些顾虑，但天高地远的，想管也够不着，只好由我去了。

毁灭和人生轨迹的改变由此开始。

年轻的叛逆造成一种必然的趋势，一切跟主流反着来。

我学会了吸烟。我的理由是，四川这个地方潮湿，而且抽烟的人很多，既然一个寝室八个人就剩下我一个不吸烟的，既然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也很大，我何不变被动为主动？

同学之间聚餐，酒是能带动气氛的，我又好面子，所以，我又开始和大家一起喝酒，虽然我当年完全就是个“一杯倒”。

为了在异地不被欺负，我结交了一群四肢发达的“打架”高手，整天穿着奇装异服跟他们吊儿郎当地混迹在一起，或者叼着烟头儿蹲在学校门口等漂亮女生。

不过话说回来，年轻的爷们儿，谁没打过架呢？我还是挺感谢那些人高马大的男同学们，在他们的保护下，我确实没被欺负过。他们也不是所谓的“坏孩子”，至少都比我强，其中最能打的那个考上西南政法大学了。在人生的关键问题上，他们比我活得明白。

反倒是我，具备了一切“坏学生”的特质，将父母最后一点点希望也掐灭了。
《》　第一部分　妈，再信我一次好么？
父亲发过火，母亲哭得不行，老师拿我没办法。

然而我心里也有另一个声音在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么？适可而止吧。

遥想当年，12岁以前我是一个“真汁儿”的好孩子，在部队大院儿长大，看起来“很闹”，骨子里很乖。打过架，搞过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