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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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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访问了好几户外出回来的农民家庭,一个经常听到的回乡原因,就是孩子读书。城市的教育体系排斥和歧视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于是,由于城里人或者教育部门的利益,另外一种人生故事便不得不上演。这并不是由于农民不肯干,不能干,而是由于他们面对着一种歧视性规则。譬如最开始谈到的小刘和小叶,他们为什么不能举家迁入天津?小房已经有了,并不需要多少额外的代价。小刘也说,九八年大灾之后他去了天津,还找到了一份在食堂打杂的工作。他对天津的印象极好,认为工作的机会很多,收入也比在家种地高好几倍。他给我举的例子有餐馆打杂、卖菜、卖水果和看收费厕所,这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但是他不得不回来,因为孩子在城里无法上学。让孩子上学的要求简直太正当了,按照九年义务教育的法律规定,这份正当还得到了法律保护,如此既正当又合法的要求居然不能得到满足,这使我想起了在南非之类的地方发生过的事情。至少从道义的角度,我看不出这种城乡分割政策与种族隔离政策和种姓歧视政策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我怀疑中国能否产生马丁·路德·金,或者曼德拉那样的人物,这不是人种问题,而是土壤和气候问题。
制约着这种变型故事规模的,还有许多政府方面的因素。为了迎接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北京和上海清理了许多路边的摊点,结果有大量农民被无偿赶走了。这样的农民我遇到了两个。他们本人倒没有多少怨言,似乎理当如此。这又让我想起了《汤姆大叔的小屋》里的那个老实的黑人。但无论他们如何老实,不敢以城市为家的念头总是抹不掉的。那里显然是一个很不安全很不稳定的地方,一旦政府心血来潮,他们就可能衣食无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变型故事恐怕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3)
其实,这种城乡隔离政策也在伤害城里人。大量的下岗失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为什么不足呢?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市场,购买力上还比不过城市市场。中国号称有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市场,其中一大半是不能当整数算的。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愿当个整数,而是遭到了限制。
总之,这许多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变化,将决定变型故事能不能由弱转强,演变为主流故事或者叫基本故事。那将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的故事。
四
我参与的这项农村调查,正式题目是“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课题主持人是白南生和宋洪远。2002年9月,研究成果正式出版,书名是《回乡,还是进城?》。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读到对古词的几条解释:
“雁户”,居于异乡之民户。雁因时迁徙,故以为喻。《全唐诗》三五七刘禹锡《洛中送崔司业使君扶侍赴唐州》:“洛苑鱼书至,江村雁户归。”
《辞源》3306
“雁户”,流庸谓之雁户。唐编民有雁户,谓如雁去来无恒也。
'明'张自烈《正字通》,引自《康熙字典》亥集中九
“流庸”,流亡在外受人雇用的人。《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注》:“流庸,谓去其本乡儿行为人佣作。”
《辞源》2450
雁户这个词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唐朝已经有了如此贴切的命名和相应的户籍分类。按照这种比喻,我说的主流故事和变型故事,无非是雁户定居城镇,或者回归乡村,两者必居其一。但是,流庸这个词又把我带入了更深远的时空,使我意识到,在上述两种故事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多次重复的故事。
始元四年的诏书说,“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描绘了公元前83年的情景。此时,假如在家吃不饱,在外又找不到工作,流庸们将演出什么故事呢?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字就被时人开过玩笑,所谓“长安居,大不易”,进城农民想必感受更深。在城镇找不到活路,无人雇佣,流庸就不能叫流庸,要叫流民,更古老的用词是“流氓”,当代人熟悉的词是“盲流”。流民遍地,博命谋生,啸聚山林,天下大乱,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历史故事,也是历朝历代总也闹不好的悲剧故事。
现在,雁户越来越多了,关于他们归宿的主流故事和变型故事,正是在数千年的悲剧背景上展开的。
注1:本文中提到的故事,除了小邱的故事之外,均见于《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白南生、宋洪远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下篇(访谈资料选编),第303317页
注2: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仔细计算一下小邱家在1998年的收支账目。
据小邱自己说,他家去年上缴各项税费500多元,平均一亩地负担160多元。从村里的税费清册上查出:邱家承包土地3。31亩,全年税费合计541元。其中:1、农业税121。5元。2、特产税81。6元。3、村提留180元,包括公积金49。5元,公益金24。75元,管理费106。4元。4、乡统筹120元,其中包括乡村两级办学72元,计划生育12元,优抚9。93元,民兵训练6。62元,民办公助事业19。86元。5、外资还贷57。69元。6、预排电费19。86元。7、集体站水费46。3元。8、两工(义务工和积累工)13个。
邱家的3。3亩土地如果种两季稻,正常收获价值约2000元,种子化肥农药的开支约550元,再减去税费541元,纯收入只有909元。这笔钱显然不足以支撑一个三口之家。小邱的办法是捉黄鳝。每年的收入在五百元左右。再加上养鸡养鹅,温饱问题可以解决,盖房则很困难。
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寓言)(1)
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在六千多万年前吧,还是在恐龙时代,一只老虎长出了翅膀。
当然,彼老虎不是此老虎,长出翅膀的不是大型猫科哺乳动物,而是一种卵生的食肉动物,森牙利爪,奔跑如飞,会游泳,还能上树,堪称兽中之王。这家伙其实也属恐龙的一种,为了标识方便,我们称之为恐虎。又因为恐虎是极古老的虎,便简称为老虎。
老虎以众恐龙为食,吃起来不避同门同种。这与如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是一样的:人们以同属哺乳动物的猪牛羊为家常便饭,顺便时也吃猿、猴、猩猩和狒狒,人身的各部位也列于或神秘或暗藏的食谱之中。不过,与如今的哺乳动物喜欢吃卵生动物不同,卵生的恐虎并不吃哺乳动物,这倒不是因为忌口,当时的哺乳动物个头实在太小了,比如今的老鼠还小,还不够老虎塞牙缝的。这些小东西钻在地下不好逮,逮起来自身热量消耗过大,得不偿失,这道理与人类不去捉跳蚤和臭虫吃是一样的。
长话短说。有一天,一只母虎孵出来一只小虎,其肩部有两只肉芽。这稍微有点怪,但也不太怪,就好像如今某个人多长了两个手指一样,大家新鲜一阵便习惯了。没想到,这小虎肩部的肉芽渐渐发育为肉翼,展翅飞翔时,翼展十余米,如同飞机一般,而且还是有垂直起降功能的飞机,只消凌空一跃,再扇乎两下翅膀,翼虎就升空了。
翼虎比寻常老虎多了飞翔的本事,便在捕食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才能。恐牛恐羊恐鹿等等,捕捉起来直如探囊取物。就连平时不大敢招惹的恐狮恐熊恐犀恐象,照样如人吃白薯一样揪来便吃。翼虎横空出世,简直牛大发了。
这只翼虎是男的。小时候,姑娘们笑话他丑,都不爱搭理他。待到翼虎的才华漫天横溢时,姑娘们迅速改变了审美观,纷纷认为他漂亮极了,帅呆了,酷毙了,每当翼虎大雕般地降落,地面的姑娘便尖叫着晕倒一片,醒着的则哇塞哇塞地感叹着涌上前去,争着比着对他好。那些无翼雄虎看得醋意大起,未婚的就生出打光棍的危机感,已婚的则生出离婚的危机感,迟钝者也难免感到第三者插足的危机。众雄虎有意加害翼虎,但是也明白打不过他,打群架又追不上他。偷袭倒有可能得手,奈何姑娘们组成了翼虎卫队,里三层外三层地保卫着酣睡的翼虎,忠心耿耿,只求轮上自己侍寝一回,或增加几分被临幸的机会。无翼之虎见此,只好绝了望,转而在模仿翼虎方面动心思,用各种办法伪造肉翼,假装成翼虎的样子。流行时髦于是一变。可惜模仿的难度颇大,动辄露馅,被姑娘们当秃驴一般嘲笑。
翼虎的基因是显性的,用术语说,当无翼基因遭遇有翼基因时,无翼基因不能表达出自己的遗传性状。这就意味着翼虎的所有后代都有翅膀,翼虎的男女后代的后代,无论其配偶有没有翅膀,也会以一半的概率生出翅膀。
在姑娘们的怂恿和鼓励下,翼虎的性能力获得了超常发挥,不久就子孙满天下了。至于这个“不久”究竟是多久,由于年代久远,考证困难,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大致估计。以一年一百个后代计,翼虎在二十年的生育期里,直接后代就达两千。这两千个后代中的一半是男性,并且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繁殖两千,仅此一条途径,三四十年间就繁衍子孙百余万。以显性基因的遗传方式计算,翼虎的子孙不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就将超过百亿。当然,这只是一个假定数字,假定原来虎口基数已经很大,因此姑娘们足够多,食品也供得上。实际上,短期问题是没有那么多姑娘,长时段的问题则是没有那么多食物。
我们不去做讨厌的算术题了。总之,不过一两个世纪,翼虎就成了地球上最大最成功的物种,这个估计是绝对不会错的。对男性翼虎来说,那可真是美好的黄金时代啊,地球上所有体积够大的动物,都成了手到擒来的方便食品,一天到晚要吃有吃,要日有日,日子过得要咋美有咋美。然而,好景不长,食品危机出人意料地降临了。
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寓言)(2)
最初,食品危机表现为大型草食恐龙越来越少。草食恐龙,即那些恐牛恐羊恐鹿们,本来是翼虎最喜欢吃的方便食品,肉多,骨头少,容易抓,味道也比较习惯。但是翼虎繁殖得实在太快了,草食恐龙无论如何努力生长繁殖,也赶不上翼虎消费规模的高速扩张。随着草食恐龙的减少,为了得到同样的一口肉,翼虎的飞行搜索时间逐步延长:半倍,一倍,两倍,三倍。
稍后,食品危机进一步深化,翼虎意识到其他肉食恐龙在与他们争抢食物,非常厌恶,于是就开始吃他们。吃多了,便吃顺了嘴,吃出了味道,渐渐喜欢上了,于是就有更多的翼虎,宁肯多费一点时间,多添一点麻烦,也要抓几只恐狮恐狼吃,这些翼虎得风气之先,随后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扩展食谱运动,既增加了营养源,又维护了对草食恐龙的消费垄断,翼虎的食品危机因而得到暂时的缓解。
与此同时,翼虎们也发起了自我控制运动。他们号召计划生育,反对大吃大喝,还制订了惩罚措施。惩罚措施是大家举爪通过的,这样符合翼虎的物种利益和长远利益。麻烦在于,个体利益不同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又不同于物种利益,个体翼虎和形形色色的小集团发明了层出不穷的对策逃避监管,他们偷着生,逃着生,买着生。大吃大喝更是防不胜防。那么,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进一步加强管理力度呢?因为他们是翼虎中最聪明的分子,只消闪念一算,就得出认真管理不如被收买合算的正确结论,于是很乐意被收买过去,主动申请被收买过去,甚至逼迫群众过来收买。结果,自我控制运动并没有像领导干部公开宣传的那样取得伟大的胜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彻底失败了。
再往后,翼虎实在太聪明太伟大了,地球上的大型动物竟被他们吃绝了种,食品危机便全面爆发了。这时候翼虎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改吃草,许多翼虎咬着牙皱着眉试了试,奈何吃惯了肉,肠子的长度不足,一时又难以进化出足够的长度来,吃下去的草便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吃什么拉什么,试验未能成功。另外一种选择,则是吃地球上唯一的大型动物,也就是翼虎自己。被逼无奈,翼虎们开始自相残杀,进而发展为大兵团作战。战败者的下场一概为腌制食品,因而这场战争中没有一个贪生怕死的。
那是地球上空最初的空战。哺乳动物的那些乒乓球大小的祖先们,蹲在自己家的洞口,目睹了这些庞然大物的空中撕杀。血雨腥风,怒吼惨号,不过十余年间,地球上就剩下了最后一只翼虎。他吃完了自己的孩子,高高地在天空中飞翔,看着下面郁郁葱葱的大地,在树林和草原中寻找着食物。他看不见任何食物。老鼠们还要用上千万年的时间,才能进化出他看得上眼的大型哺乳动物,而他的寿命只能以天来计算了。他飞呀飞呀,向天际飞去,远远地融入了苍茫。
六千万年后,地球上最伟大的哺乳动物提出了一个问题:恐龙为什么突然灭绝了?
我们不必理睬这个复杂问题,只管回答一开始就提出的童话般简单的问题: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参考答案是:老虎自己很想长,也长出来过,但是造化容不下这种打破均衡的厉害东西。已经长出来的,地球无力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只好绝了种。能够活下去的,都是比较安分守己的,地球和其他物种撑得住的。
200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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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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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农民与帝国(1)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得失损益的影响或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化,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吕氏春秋》说,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农民得到了较多的权利,公家得到了较多的粮食,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农出现了,地主、佃农和雇农也随之分化形成了。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赋敛集团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中国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暴力财政实体分化兼并的时代。在庶人、自耕农、地主和佃农雇农的基础上,依靠着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也依靠着这种人力资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展开了对小国的吞并和对霸主地位的竞争,这是对安全、利益和声誉的严酷竞争。
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立法权与合法暴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
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领地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王”则是居于顶端的最大巨石,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巨石。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领地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这种结构可以比喻为金属管材建构的井架,动力在顶端,资源在基层,两端之间的钢管架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由于破除了世袭的等级制贵族政体,对各级行政官员的选择范围从贵族扩展到平民,选择标准也从血统转向称职。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导致第一帝国灭亡的社会基本关系的失衡,即暴力赋敛集团对福利生产集团的过度侵害,也是此后多数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农民与帝国(2)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依仗着最适者生存的强大生命力,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并且调整了统治策略和控制形式。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铁制农具耕种收割的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和基层的里甲组织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国君恩赐给各层臣民的相对权利,并向社会提供福利。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看法。
儒家描绘的均衡关系,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长期互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力,因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农业生产者通过怠工、避税、逃亡以及走投无路时揭竿造反等对策,决定着统治集团在选择不同的土地制度、人身权利、赋税形式和赋税比例时的风险和利益,决定着不同统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小农的行为特征,管仲在“牧民”篇中表述统治原则说:“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这种政府功能,儒家称之为天恩或德政,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称之为“公共产品”,由公民以付税的形式购买。无论叫什么名字,在帝国制度中,它终究是一个暴力财政实体稳定存在所必须提供的。
因此,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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