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线(完整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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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失业救济金的水平不同。比如，1989年到1994年之间开展的一项全面研究表明，不仅美国的失业救济金低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水平（平均来讲，美国的水平是失业前薪水的50％，而德国为57％，法国为63％），而且美国的救济金持续时间更短。平均来讲，美国的救济金不出六个月就会用完，而法国的会持续三年之久，德国的是无限期。那次研究之后，德国进行了改革，将失业救济金的持续时间缩短为一年半。但法国和德国的工资补偿率均有所上调，而美国的却几乎纹丝未动。

美国的失业救济金不仅数额较小，而且还有其他漏洞。尽管失业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90％，但只有40％的人在失业的时候能拿到救济金。因为有的人资格不够，他们或者因为工作年限不够，或者因为自动离职，有的因为卷入了劳务纠纷，甚至有的人是因为在失业期间没有时间再就业。

由于美国没有全民医疗保健体系，以及廉价的私人医疗保险，美国失业者会更加让人忧心。由于美国的税法只对工人在失业之前、由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提供补贴，一旦失业，工人则需支付多出好几倍的费用，才能获得与失业前同样的待遇。此外，即使是个人能够支付巨额保险费，私人保险公司也可拒绝让其投保，因为投保人先前可能有轻微的健康问题，正如Badri一样。考虑到即使是生龙活虎的人可能有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潜在的健康问题，多数美国人对可能会失业的焦虑便不难理解了，失业人员想重新就业的愿望是巨大的。并且，美国人焦虑时，他们不吝于让他们选出的代表们知道。随着失业率上升，政客们面临的压力也就随之增大，他们亟需采取点应对措施。

　　失业型复苏
　
我们已经知道，自战后的萧条期以来，美国的就业率迅速攀升。因此，在之前历次经济衰退时，虽然失业救济金的持续时间很短，这些津贴足以在大多数失业者找到新工作之前维持他们的生活。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长期失业的情况很罕见，可能是因为救济金期限太短，这样就迫使失业者加倍努力地找工作，即便工资较少，也愿意稳定下来。
经济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为何美国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不同。一种理论认为：在以前的萧条期，工厂在需求萎缩时暂时裁退员工，等到需求上升时再重新雇佣，而如今却不同。经济正在发生深层结构变革。资源正由成熟老工业流向新兴工业——可以说，从钢铁工业转向软件工业。结果，被解雇的员工不得不更加努力找工作并为可获得的工作接受再培训——因此失业率回升了。尽管这一说法貌似可信，在这些衰退期期间，各产业之间有更大的工人流动的迹象并不明显。
另一种解释跟衰退期的“净化作用”有关。如果森林经常发生小火灾，矮树丛就会被除去，这样就不可能发生更大更具毁灭性的森林火灾。同样地，经济衰退迫使各个公司企业认真思考其资源使用现状，并强迫他们果断地重新配置资源，而这在非危机时期是不会发生的。这一过程有助于避免持久而深刻经济损失。例如，企业的管理层在扩张时期积聚了各种办事效率低下的员工和职位。解雇一个不称职的员工不仅仅对于管理者是痛苦的，这也会降低幸存员工的士气，因此人们自然会倾向于避免不近人情的严厉行为。而衰退期提供给管理层一个来裁减冗员的借口：“我们不得不通过裁员来保证竞争力。”此外，留下的员工的焦虑仅限于在衰退期期间。因此，公司利用衰退来“高效地打扫屋子。”
1990——1991年和2001年两次衰退的不同是每次衰退发生于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之后。　根据这一观点，公司企业在扩张期间收取了太多的“矮树丛”：因此需要更多的净化，其影响也更深远。换一种说法，富足的年份越长，饥荒也越长。但是因为战后长期扩张后并没有发生许多经济衰退，也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解释。
然而另一种假设与招聘过程的改善有关。在早期的经济复苏时期，公司会张贴广告招聘，人们通过邮件回复，接受审核，然后等待面试通知，所有这些事情都花费时间。长时间用于雇佣意味着公司要担忧他们有可能没有足够员工满足上涨的需求，如果不尽量提前开始招聘，销售可能遭受损失。随着网络的出现，有空置职位的公司企业和符合要求的应聘者能更容易地实现双向挑选。网络使公司能简单便捷地等待和监管其订货簿，并及时招聘来员工满足生产需求。当然，如果每个公司都这样做，就会减少招聘的动力：不仅仅失业率会居高不下，需求萎缩，可用的应聘人员也会很多，因此，不用着急尽快招聘到最好的员工。
支持“及时”招聘理论的一个证据是，在最近的两次经济复苏中，公司过于依赖临时工，这表明公司不情愿去创造长期性的工作。在目前这轮复苏中，临时性工作也在增加，全美独立企业联盟的威廉姆？丹尼斯也认同了这一观点，他说道：“当一个工作出现空缺时，我们的企业便雇一个临时工，或者延长兼职人员的工作时间，或者找一个自由工作者——之后他们等待着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无论哪个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未来的经济复苏都是失业型复苏，那么社保体系薄弱的美国根本无力应对。

　社保体系为什么薄弱

为什么美国的失业救济金如此之少呢？就爱心和慷慨而言，美国人不一定逊于其他富裕国家的公民。事实上，美国人在做慈善方面比很多其他工业国的人好得多。根据2000年进行的一份研究显示，美国人平均在作慈善上花691美元，而英国的平均水平是141美元，欧洲整体上是57。9美元。由此看来，美国人并不小气。但如果不是因为小气，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了解一下这个政策的的起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救济金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期以来经济刺激政策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

　　经济层面的答案

漫画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其能够把刻画对象的本质特性表现出来。如果非要我刻画美国公司（或者广义上的英美公司，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国的公司），我会如此描述它们：与供货商、放贷者、客户和雇员关系疏远，思想行动有创新性和极端性，奖惩方面公事公办不讲人情。而欧洲大陆或日本的公司却依赖与供货商、银行、客户和雇员的长期良好关系，思想行为具有渐进性，而且合作伙伴之间更加愿意分享痛苦和成果。促使它们保持交流互动的是这种长期有好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法律合同。

这些特点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全世界的公司都在迅速变化。在日本，过去人们会在同一个公司里效力很久，但是现在这种一生只为一家公司效劳的观念却不再被奉为圭臬，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不是长期的。在美国也不难找到一家有关怀精神、乐于分享的公司，在欧洲也不难找到不人性化的企业。但我已经说了这只是漫画性的描述，总体上正确，细节上略有出入。

刻画这些特点的意义就在于论证他们可能属于同一类，可能催生出不同性质的社保体系。具体来讲，欧美国家成熟的公司面对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依赖于透明管理，各种信息及时发布。类似于季度销售、营业收入以及现金流等硬信息能够轻易地传达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但是管理层所获得的更加及时的信息，比如当前的销售数据和库存量以及市场传言等，却不能传达给投资者，因为这些信息可能不准确、不具体。此外，诸如管理层性格、能力以及意志力等软信息只有通过投资分析师的评估才能传达给市场，而他们自身的观点也会妨碍其他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比如，在投资者大会上，尤其是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敏锐地选择回答哪些问题，拒绝回答哪些问题时，投资者们如何才能判断他是对公司内部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还是仅仅在利用别人捉刀的PPT做个陈述呢？

相反，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的体系里，公司与投资方之间长期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互动沟通也都是基于良好关系的。投资方往往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之类的机构。公司往往能和一位相交多年的银行家分享大量的软信息和内部消息。这种关系有助于帮助银行在决定是否放贷时作出正确的判断，有助于影响管理层的行为，而且这种关系鼓励她在公司面临困境时出手相救，因为她甚至当该公司时来运转时不会轻易抛弃自己。

美国冷漠的制度体系迫使公司高层必须拿出硬性的、可衡量的和能传达的结果，因为这是市场评估他们的依据。这个体系中充斥着这种压力，不公布数据的经理会受到警告。在经济下挫时期，压力尤其大，因为营业收入成为了判断公司是否盈利的关键指标，也是决定是否对其提供资助的依据。而公司这时候也不愿意供养过多的人，往往会裁减冗员，等到经济复苏时再把他们找回来，或另招新人。相似地，在经济衰退期，市场会无情地将业绩不佳的公司排除在可贷范围之外，以确保这些公司进行结构调整或者破产清算，市场强迫巴德里的雇主关闭在美国的业务就是这个道理。

依靠关系的制度给予了公司高层更大的回旋余地。因为放贷者熟悉他们，评判的眼光不会局限于经济下挫时期的数据，能容忍盈利能力暂时的下降。裁减冗员的压力相对较小，特别是员工被认为比较重要，长远来讲难以取代时。反过来，员工们会更加忠诚，以更大的动力去发展自己的技能，是自己对公司的价值更大，即使这些技能在市场的其他地方轻易是用不到。最后，政府往往愿意竭力保留现有的工作岗位。

最近发生的事情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差异。2009年初，由于金融恐慌以及由此引发的贷款困难，全世界的汽车需求量锐减，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都批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汽车制造商，因为他们觉得汽车产业创造的是百万就业岗位实在太重要了，汽车行业必须不能崩溃。在美国，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获得政府资金的条件是必须采取大动作来调整公司结构，关闭效益不好难以自立的公司，并出售无利可图的品牌。第一次调整方案被政府官员斥为太怯懦而拒绝，之后，这些公司确实采取了大动作，公司虽然免于倒闭命运，却大为缩小。相比之下，在法国，标致汽车和雷诺汽车获得大批政府资金的条件却是在政府贷款期限之内，不得关闭工厂，不得裁员。

这是否意味着英美冷漠的经济体制一无是处呢？未必。在英美这种体制下，资源能够更为迅速地被重新分配，得到更加高效的使用：汽车产业的规模确实也需要大幅缩小了。除了效率提高，不近人情的意愿有助于创新。过去的经验和关系对于推动人们彻底创新的作用不大，因为实际上人们的本能倾向是重复劳动和服务好当前的客户与需要，过去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是很不利的。冷漠的方式却有很大的优点。一方面，因为新企业可以找到新的资助方，之后会有更多这样的联系，新思想可以得到资助而被实践。此外，因为不好的思想无法继续吸收资源，这个体系可以进行更有风险的实验。不近人情的风险资本家一旦发现某种思想的盈利前景不好，便会立即将其放弃。这对于资本家的成功的作用犹如在未经雕琢的石块儿中发现钻石的能力一样。冷漠的体系种下一千棵树苗，再拔掉数百棵长势不好的，最后留下仅有的几棵使其茁壮成长。新的机会出现了，而旧的落后的业务被无情地淘汰掉了。这个体制的优点就是绝不努力偏袒任何当前享有特权的公司和工人。

在注重关系的体制下最容易出现的是渐进式变革，因为公司可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适当地改革旧体制、旧方法，而银行等贷方对于现有的公司也很了解，愿意资助一些适当的创新。但因为很少有新创立的公司能够进入体制内，而且这种体制不会及时发布可信的硬信息，新的投资者也会感觉很不舒服，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幅度创新的难度就更大。因为这样的体制不要求无情地淘汰无法盈利的思想，其进行彻底实验的意愿也是有限的。巴德里的雇主之所以关闭在美国的工厂而保留在德国的工厂就是因为两个厂所处的体制环境不同。
德国工厂关闭之前的阵痛更长只能说明竭力维持一个无法盈利的业务只会造成更大程度的资源浪费。

美国研发水平往往更具有创新性，这一点通过以下数据就可以体现出来：2008年，美国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大体相同，他们所发表的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期刊文章比例也大体相似。（美国为28。1％，欧盟为33。1％）。但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也是最有创新性的文章）中美国占51。6％，而欧洲占29。6％。

美国经济体制的挤出效应和失业救济金的本质可以很清楚地实现完美结合。美国注重在经济困难时迅速进行企业结构调整，关闭垂死的企业并资助新企业。经济衰退既有毁灭性也有创造性。不仅毁灭了很多原来的工作岗位，还创造了种种新的就业机遇。救济金持续时间短，激励着失业者积极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性很强，因为被解聘的雇员数量很大，所以失业也没什么不光彩的。实现再就业也比较容易，因为经常会出现人员被解雇的事情，同一个工作岗位不会长久地为现任者所占据。巴德里当初被解雇后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最终去了中东一家新成立的企业，其薪水没有失业前薪水多，但其工作内容更有创造性，负责研究新型材料，他获得了很多的新技能。

在注重关系的体制下，失业救济金不仅数量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种体制的救济金与工作的长期性和保障性之间不是很协调，因为工作越稳定，越不需要这么久的失业救济金。但是之所以行得通，就是因为工种更加细化，人员流动性大为降低。注重关系的体制下分为内部人和外部人。内部人，即受雇于企业和政府的人，生活富裕有保障。而少数不幸的外部人很难成为内部人，失业之后成为外部人的少数人注定会遇到很大的艰难，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种太细化，以至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还因为外人不容易在短期内进入这种体制内。在这种体制下，失业救济金几乎不能促使失业者加快找工作的进度。但是这种体制下长期而大量的失业救济金使得失业者能够容忍长期失业，进而安抚失业者的愤怒情绪。

因此可以说，每一种经济体制都形成了与其内在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失业救济金。这不是说每件事情都是很完美的。巴德里的工作很显然是非常专业化的，但是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失业人员，谁也不会摆脱这样的命运。此外，很难说经济结构和失业救济金哪个更重要。实际上，二者的背后可能还会有第三种因素的驱动，即意识形态或政治。

救济金的政治学

美国人的“小气”不仅体现在失业救济金上，还体现在其他社会福利上。在写作本书之际，尽管美国在医疗保险上的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仍然没有实现全民覆盖。其他福利项目上的支出也不多。比如，1998年，美国养老金和残障抚恤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7％，而德国和法国的比重分别为12。8％和13。7％。65岁以上人员的退休近只是原来税前工资的19。3％，而德国和法国的退休金为37。2％和58。6％。美国的福利水平之所以低，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储蓄多得足以补偿失去的收入而不需要社会福利，而。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表示，1945年—1954年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休时储蓄不足，无法过上舒适的日子。

美国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特殊历史因素的驱动。其中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缺少强大的全国性工人组织，部分人群中的贫困集中（与种族有关），国内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以及经济决策权的分化妨碍统一立法。


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美国的文化和政治精神中有些自由主义的根基。按照洛克的解释，自由主义即是崇尚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正常生活。美国历史上没有受到暴君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美国国内不存在强大的贵族集团。因此，美国人没有形成强烈的阶级意识，也没有必要利用政府来征服那些压迫人民的精英集团。调查中美国人依然在述说着这样的信仰：美国的机会几乎是无限的，每个人只要努力奋斗都可以变得富有，贫穷的人是因为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和奋斗。这样的信仰和美国福利水平有限很吻合。尽管对于无法流动的、贫困的下层人民以及越来越多的中等阶级的人来说，美国的机遇和流动性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神话，但是他们的现实遭遇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国家精神。

另外一套相似的论据将美国福利水平的的现状归结为缺乏强有力的工人组织。美国的白种男性不必反对国内的精英来获取选举权，结果，美国从来没有必要形成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这与英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英国，工人组织在19世纪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就形成了。选举权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团结起来的工人为此而克服了工作环境和目标的差异拧成了一股绳。如果没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工会就会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

确实，在19世纪的后半叶，当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会蔚然成风时，灭国却有着尚未得到开放的广大边疆地带。这一事实意味着工人如果觉得当地的环境很压迫人，他们大可以放弃工作，迁移到尚未开发的地区。这种流动性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作环境对工人的压迫程度。因此，在这样一个环境差异巨大，　工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辞职的国家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其难度是何其大啊！

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还有一个相关的论点，即在美国（南部除外），缺乏备受压迫的农民阶级，而只有农民阶级才能与工人阶级结为同盟，而且美国也没有经历过每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极度剥削和权威崩溃，而欧洲各国却经历过。实际上，西欧国家在一战之前只有20％的劳动者享受某种形式的保险，只有22％的人有健康保险，至于失业救济金根本没听说过。在一战的战壕里作战时，很多工人的政治觉悟都形成了，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纷纷组织起来以要求在经济困境中得到某些保障。在战后的混乱中逐渐壮大的社会主义党派表达了工人的利益诉求，欧洲很多国家也确实颁布了一些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而美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一直没有获取足够的选举权。
我们也不应该小看了人口多样性的重要性。美国人常说“若非看在上帝份儿上，；我非走不可”这句豪言壮语，这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依据。如果人们觉得自己所交的税是用来帮助与自己境遇类似的人，而不是帮助自己并不认同的人群，那么他们还是很愿意交税的。他们在选择受益人的问题上更有控制力，这正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人会在做慈善问题上慷慨解囊。如果政客们企图阻止救济金立法工作，就会立即提出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即纳税人辛辛苦苦挣的钱可能最后被用来资助那些没有责任感、不值得救助的懒人。如果这些人的行为和长相与这些政客的选民不一样时，这种蛊惑人心的论调尤其嚣张。

在20世纪的很多时候，这些论调都指向了非洲裔美国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开始了解了这种言论背后潜藏的阴谋。近来，非法移民成为了这种论调新的攻击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美国人纳的税可能被用来救助这些非法移民。其实，在最近一轮医保改革中，美国人围绕是否允许非法移民享受社会福利（以美国纳税人的钱为基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很少有议员问道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美国社会里有一群身患疾病而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人，美国社会是否还能依旧是一个健康和人道的社会。

最后，企业利益和金钱的力量一直是美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除非某一项法案影响了所有的企业，迫使这些企业团结起来一致抗议，否则，将这些企业组织起来的难度，绝不亚于在一个幅员辽阔、多样性明显的国家把所有工人组织起来的难度。这些企业有着两方面工人不具有的优点。首先，尽管公司的老板们组织程度低，但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比任何工人都有权有势，。其次，如果一个州的投资环境不利，他们会转战其他州。有的州，尤其是那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州，由于担心会失去引进投资的机遇以及相关的税收，就会尽心竭力地维持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以期保障企业再本州的盈利能力。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都会降低企业长期的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