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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原谅-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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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至圣”。
虽说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谈话法”的鼻祖，但仔细琢磨却发现他俩截然相反。某苏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知道我无知”，他一直觉得别人比他懂得都多，于是总以谦卑的姿态在雅典街头请教别人问题，即便在功成名就后亦是如此。
反观孔子，整篇《论语》全部是弟子向他请教。“老师，到底啥叫孝吖？”“无违即是孝！” 从孔子这儿开始，老师心里就滋生出一种高出学生、“尊严而惮”的姿态。
咱假设一下，若孔子和苏格拉底跑到一起，又会怎样。
衣衫褴褛的苏格拉底大概会不解地问：“孔先生，啥叫不耻‘下’问啊？难道问个问题还有上下之分？鄙人不懂。”
你懂的。
死记硬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前面说了不少传统美德，但要说最使中国学生独一无二的，还数“死记硬背”。
一提到古时课堂你会想到什么？一定是一帮小毛头坐在座位上摇着脑袋齐声背书的场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摇脑袋，又不是去看演出）。没错，在古代，小孩子一般是在政府办的学馆或个人办的私塾里学习，所谓学习，就是每天背书，比谁背得多，要不会背就得挨板子。都说十年寒窗，听着挺高尚，但它实际意思就是花十年时间在窗户底下背书。据统计，古代书生要背《论语》11705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此外还要熟记几倍数量的注释以及其他的经典、史书、文学书籍等。
和他们相比咱还真算幸运的。
中国人历来对“背”青睐有加。而进入科举时代，尤其是“明清时节”科举退化之后，死记硬背就俨然成了唯一的学习方法（同现在无异）。而死记硬背之精华，在于“死”、“硬”二字。
前两天我的大学老师刚讲过考试技巧：“到考试前知识点你要是还记不住，就硬记，比如数学公式，你也不用理解，把它印在脑子里就行……”
学馆或私塾的师长，对课文很少讲解，从启蒙读物到经史之类，就是要学生死背。
我一听，嗬，这老师跟古人说的一样儿一样儿的。
中国特色的背，就是不用理解，死背。直到现在，小孩儿从话都说不利索就开始背“三百千”，背得烂熟，却怎能通其意？不要紧，背下就可以了。背的目的就是背，不多也不少。古代学生背诵完全是在机械状态下进行，老师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你每天都跟复读机似的，坐在那里叽里呱啦翻来覆去地叨咕这一篇文章。
为了死背，古人还发明了各种“窍门”：必须背够一定遍数，“一百遍强过五十遍，二百遍强过一百遍……” ；抄书，当年苏东坡天天抄《汉书》，最后只要说一段首字，他便能把整段默写下来。现在咱不也用这些“窍门”么，高考前要把历史书背多少多少遍，一边背一边抄在本本上，还拿五颜六色的笔抄，觉得自己挺有本事。
你若能背到梁启超这境界，也算圆寂了。
愿书万本读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
—梁启超
都口吐白沫了，这何止死背，简直是往死里背。这么辛苦地背，难道真的“目的就是背”吗？
非也。
如之前所说，“死记硬背”之精髓也是其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能使背的东西直接钻进你的潜意识，钻进你的内心深处。时间长了，你就变成这样了：
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
然后您就可以去死了。
“书上的文句就如同我说的似的，书中的意思就像是我想的一般”，那请问您还活着做什么呢？最好在您脸上印个版权页，以示是哪本书的“影印版” 不就得了。
背诵不是不可取。在欣赏文学，尤其是学习语言时，通过背诵你不仅能体验到语言文字的美，更能把这种美吸收到自己身上。但你的大脑所吸收的如果都是别人的思想，那你可以把它扔掉，它不过是别人拙劣的复制品。
王尔德说“质疑是信任的前提”，不过我看着死记硬背就没有质疑，只有无条件信任。都“其意皆出于吾之心”了，还质疑个什么劲啊，而创造力想象力更是无从谈起。那怪不得中国学生记忆能力全球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一。
你看我天天背王尔德的话，现在就感觉“其意皆出于吾之心”，不怎么会质疑。
但这好像不大对，若我“信任”他，那么我则应当先质疑他，但显然我从没质疑过。既然没质疑过，那么我就是“信任”他。好像有点儿晕。算了算了，王尔德还说过，“我真是太聪明了，以至于有时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数死记硬背之集大成者，还看朱熹。上面那两句揭露背书丑恶面容的话就是出自《朱子大全？读书之要》。后来他觉得说得还不到位，又写了本《朱子读书法》，名字起得比较婉约，实则就是“朱熹背书宝典”。此书对古代学生学习方法可谓影响甚远（建议要高考的去买本看看，包你650以上）。
朱熹对于中国教育影响也甚远。他不仅是死记硬背集大成者，更是教育堕落的始作俑者。自他这儿开始，中国教育就跟春晚一样，一年不如一年。
罢黜百家？独尊灌输
话说朱熹祸害教育也并非一蹴而就。早在汉代，董仲舒就号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没真罢黜，但自此之后学生们便觉得学习儒家思想才是正经事儿，这就给之后的祸害埋下了伏笔。
自此之后儒学成了正统思想。而恰恰南宋又出来一个“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
不知朱熹是弘扬儒学，还是糟蹋儒学，还是一边弘扬一边糟蹋。作为将儒学极端化为程朱理学的主要推手，他的思想核心就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我看是没天理，灭人欲。没天理到什么地步呢？愣是号召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你饿死了都不能改嫁。之后便有女子，手不小心碰了一下别的男人，回家就把手给砍了。朱熹可不灭自个儿的欲，一边号召“不能失节啊”，一边玩儿“扒灰”（不知何意的请教语文老师去），把儿媳妇的肚子搞大了。
就是这么个怪蜀黍，被后来的皇帝们顶礼膜拜，他的思想也上升为“主体思想”。其实光朱熹一个人也没啥，不过是个老学究嘛，“主体思想”关学生屁事，你灭你的人欲，我读我的书，大家和平相处共创和谐社会。然而后来又有一朱姓好事者出现，一下坏了事儿，那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皇帝登基之后头等大事向来是认祖宗，找那种比较牛的套近乎，朱元璋一介农民更是在意这个。于是他就把史书翻了个遍，打着手电筒找，然后发现姓朱的最大牌的就是朱熹。朱元璋不过一放牛的，大概当了皇帝刚把字认全，此时找着个同姓的不说还是儒家大学者，眼前立马一亮，心想就他了。
尽管随后他觉得乱点家谱这事不大严肃，没好意思真认朱熹当祖宗，但朱元璋打心眼儿里为朱熹之学说所倾倒。现在大家都明白，皇上好哪口，你就得听哪口，上行下效嘛，于是程朱理学便一发不可收拾，成了那个年代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不仅选择了朱熹思想体系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采取得力措施，将其转化为全体官民的世界观。具体措施就是将朱熹遗存的著作纳入决定公民思想的全国统考。
作为博取文凭和仕途的全国统考──科举三级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是朱元璋首创了：
1．科举考试文章体裁只限八股文一种；
2．文中内容不准超越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不准讲三代以后的史事。当然，谈论时政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如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如同电脑上了黄色网站，立刻病魔缠身七窍冒烟。臭名昭著的八股文粉墨登场，它首先是形式死板枯燥，所有人必须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八个步骤来写，毫无趣味格调可言。
但八股说到底只是一种体裁而已，就算刻板，应该也不会真把人的脑袋都弄成“统一”牌的。没有关系，明朝统治者还有后续招数：他们规定，所有的考试文章，绝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圣人立言，他的思想就是考试规则，你若是超出了就算违规，零分。
于是学子们自此只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这圣贤到底是谁呢？
朱熹是也。
八股文的“标答”，便是朱熹的思想。科举写文章不仅要遵循固定套路，而且还要复制朱熹的思想观点。他写的《四书集注》的内容是衡量八股文的唯一标准，谁的大脑最朱熹，谁的文章就能得高分。
此时八股已和今日考试神似：标准答案，固定套路，移植大脑，背别人的观点……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何止是焚书，简直是砍头。
这还差点儿意思。前面说了，科举本婀娜多姿，有好多科可以选。这么多选择还咋“统一思想”？于是朱元璋便为科举瘦身，罢黜百科，你可以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只设进士。我们只有进士一科可选。不仅如此，他还封死了学生的其他路。原本选仕并非只靠科举，察举荐举之类的条条大路通仕途。但到明朝，想当官必须考科举，而科举又只有进士一门，进士又要考八股。于是大家也就省去了选择的烦恼，都往一条道上挤，全民大练八股即可。
这便是“高考独木桥”的原型。
既然如此，学校就更不用玩儿花样了，什么质疑讨论太学问难，全是浮云，在教室里背书才是正经事。明朝太学就进行了“教改”，废除百家争鸣，施行“复讲法”。啥叫复讲？就是全班在下面读书，老师点谁名谁上去背，用今天的话说，这叫“抽背”。书院更是在明朝惨遭四次“大屠杀”，那些讲究学术研究提倡会讲问难的纷纷被毁，历史悠久的东林书院也被魏忠贤夷为平地，只留下些为考试存活的“考课式书院”。
而在“公办学校”国子监，学生更是心惊胆颤，但凡对老师有一点儿不敬，你就会惹上大祸。朱元璋搞了一条规定，说敢有毁辱师长的，犯“有伤风化”罪（王尔德当年搅基犯的也是这罪），杖一百然后发配充军。洪武二十七年，学生赵麟因受不了老师的虐待，贴了张大字报，结果明太祖一声令下给他砍了头不说，还在校门口把他脑袋支在一杆子上，悬首示众，就这样挂了1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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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不仅接过了这面大旗，还让它迎风飘扬。八股文在此达到了极致，政府干脆编了一本《钦定四书文》做范文，学生把这范文吃到肚子里即可。再来个文字狱一折腾，连废墟都没了，大家只能大眼儿瞪小眼儿，然后继续埋头背书。
说学生是祖国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么砍掉学生的脑袋，无异于砍掉国家的未来，清朝的衰败，与教育的堕落不无关系。然而统治者怎么可能意识不到这点呢，就连现在的政府都知道“教育是立国之本”。梁启超当年论述“科学不兴”时就犯嘀咕：“袭用明朝八股取仕，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 总之这样培养的“人才”，在八股对思想的压抑和对官职、利益的追求中棱角早已被磨没，甚至连一个有正义感的公民都算不上，又怎能有那境界探索世界、追求自由价值呢？“人才”已然如此，国家的衰败便指日可待。
于是大清帝国坍塌之后，民国人把这祸害国家的旗子收起。教育在民国死而复生回光返照，短短二三十年，中国不知出了多少杰出人才。无奈时运不济人算不如天算，不知何时，罢黜百家、独尊灌输这面大旗又重新被举起来。
IQ84
愚人创造了这个世界，智者不得不活在其中。
—王尔德
如今，中国的教育就像中国的足球一样日趋堕落，像中国的文艺界一样死气沉沉，像中国的食品安全一样令人心寒，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自打我上小学，“有关部门”就不断痛心疾首地“反思”：啊，中国教育有问题！啊，我们一定要改！啊！从十年前的“减负”到现在的“课改”，口号倒是改得挺快，改的结果是我当年初三做作业做到半夜12点，现在楼下小朋友小学三年级作业做到半夜12点，然后反思的结论永远是“有问题，没办法”。
这样一个腐朽体制，十几年想不出办法，不仅有辱智商，还在毁灭一代代年轻人的头脑。
“有问题，没办法。”这就像××大学老师听到学生抱怨宿舍条件多么可怕之后，装作无辜地耸耸肩时说的话。“没办法啊，学校条件有限。”然后拍拍屁股回那14万平方米的楼里吹空调。房子又不是他们住，有没有问题他们才不管呢，随便找几个挡箭牌应付应付即可。
教育的挡箭牌最臭街的便是“人多”，从老师到专家，每每说到教育总感叹：“中国人多啊，没法子……”人多的确是问题，班里人忒多，老师管着都犯晕，再一讨论就更没谱了。但外国大学里也有300人一个班的微积分课，大伙讨论得依然起劲儿，师生互动一点都不比小班差。而中国，管它30人还是300人，统统没有讨论。就算全中国只剩下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那老师也一定会让学生背书。还有很多人说“因为人太多，所以只能让学生走高考独木桥啊！”更是荒唐。你拿屁股想都知道，正因为人多才需要多样化，需要给学生选择的空间。这些人大概都看琼瑶小说看多了，智商不太行。
第二个挡箭牌则是“穷”。我知道很多人早已经开始骂我了：你个小屁孩儿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农村孩子多穷多苦嘛，条件多差嘛！你还在这说风凉话……
这可邪了门了，难道就因为他们生活条件差，我们就有理由不改变教育，有理由让他们受罪，有理由让他们浪费十几年生命？这就好比街上有盲人讨钱，你觉得因为他瞎了，你就能趁火打劫把他碗里的钱全拿走。
有些地区条件是差，要让那里像国外一样开那么多课搞那么多课外活动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完全可以让他们快乐地学习，不仅他们，让所有学生都能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哪个国家都有穷孩子，这不是借口。在美国上学更贵，多数大学生都要贷款才上得起学，还得省吃俭用打工挣钱，比中国学生辛苦多了。但他们的快乐不是源于钱，而是源于兴趣。
说到钱，不得不说中国教育一个奇怪的现象。不过先不说这个，我先说说“风凉话”。
也许打八股开始，标答思维就已经在我国深入人心。新中国人民好像特别喜欢用两分法，分对错，分现象本质，分真理谬误，其具体情节大家都懂，此处就不掰开揉碎说了。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洗礼的老前辈们，打心眼儿里喜欢给东西分堆分类。明清八股是锅里的菜，两分法思维则是金龙鱼色拉油，放在一起扒拉扒拉，一盘“中国教育制度”便炒好了。从“×好学生”到考试“标答” ，都是这锅中美味。而作为主菜的高考，无非是披着科学羊皮的八股。现在的教育继承了明清时期的“优良传统”，而那时盛行的“独尊灌输”也自然被发扬光大。
同时，传统中的老师学生家长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被去精取糟，等级制度传承了下来，糟粕中加上“好孩子”、“好学生”的概念，便发展为了今天的景象。家长们把一切都规定好，让孩子遵守，而老师则好似圈羊的，拿着鞭子在后面抽。
老师家长也是为孩子“好”。说到这儿，还不得不说我国另一个悠久传统。与古希腊人“闲暇教育”截然相反，中国的书生发奋读书学习，目的是“学而优则仕”（话说此语本意并非如此，而是被全都想当官的中国人扭曲成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九岁的孩子就能说出这话，可见“读书做官论”影响之广泛。说中国人功利，总要学以致用，我看还差点儿，应该是“学以致官”。“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劝学诗句，实则都是“劝官”。宋真宗一堂堂皇帝都明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这话说得多直白，读书就是你满足七情六欲的捷径。别说皇帝了，连苏轼一诗人赴京应试途中还感慨：“富贵耀眼前；贫贱独难守。”功名利禄就在眼前，哥实在不想当穷酸文人啦！随着科举兴起，读书基本就沦为当官的单行道。
当年柏拉图创办雅典学院，他的弟子中有人学了一些数学公理后，问老师学这样的学问是否可以赚钱，柏拉图听后给了这个学生几个钱让他们赶紧滚蛋，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配读书。
这学生来中国肯定吃得开。尤其是现在，经济发展快了贫富差距大了，学生学习想的首先是能不能挣钱，从小写作文便大谈“只有 ……以后才能成功”，说白了就是以后当局级还是部级，经理还是董事。再加上中国判断人才的标准向来不是脑袋是屁股，看的不是你有何能力，而是你屁股坐在哪儿。于是中国学生学了十几二十年，到头来就是为了混张文凭。现在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便是经济，什么全球第二百分之八，恨不得没了经济中国就不存在了。于是全中国的学生对它也是趋之若鹜，凡是跟钱沾边的专业都火得不得了。功利主义和成功学已经被中国学生演绎到了极致。
然后大家为了升官发财，削尖了脑袋上北大清华。为什么一定要北大清华呢？难道中国大学就跟二战之后国际局势似的，只有“北约”、“华约”这两股势力吗？
也许按规定是这样的，这也牵扯到教育问题的要害。
中国教育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不给学生选择的权利，而其核心又在于不给学生选择大学的权利。咱们高考前填志愿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没啥可填的，“好学校”就那么几所，不管你是想学艺术还是想经商，想当律师还是想搞政治，都是它，所以你照着排行榜往下顺着捋就行。填志愿实际上就是大学先排成一队，然后你看自己分儿在哪儿，往里面填补就行。所以咱才张口闭口“北大清华”，毕竟那就是大学的排头。刚才说美国学生不太在意上多大牌儿的学校，除了因为价值观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很多种“好大学”。虽说哈佛耶鲁有名儿，但没必要非得跟它死磕，你可以去上文理学院，那儿的教学水准比常春藤还高；或者你还可以去名气不大却在某一领域非常出色的学校，比如你要想学物理，就可以去杨振宁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学校咱完全没听说过，排名不过才第96，可它的物理系是全美数一数二的。总而言之即使你学业不好上不了“名牌大学”，也完全可以上这种专科院校读自己喜欢的专业，以后照样能学有所成。
张磊给耶鲁捐钱我国人民表示很不爽，可人家耶鲁是民办学校，没有×××工程的银子，再没校友接济要喝西北风了。美国排名前20的学校，均为私立，像咱们耳熟能详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都是如此。咱甭说外国，就是在民国时期，私立学校水平高都是公认常识，那时的教育家们认为私立学校比公立的学校有优势，限制少，更自由，条条框框都没有，自然更容易办好。在民国，私立大学不仅数量甚多，且水准颇高，最开始北大就是其中一个。
而且在咱中国，私学这玩意儿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当年孔子可以算是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建立民办学校，而之后几千年里，学院书院不仅在实力上一直能跟官学抗衡，而且就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功绩来说，它们还要高出一筹。然而咱们继承了那么多“光荣传统”，偏偏把这个抛弃了。1951年，随着私立学校全部合并调整为公立，从孔子那流淌下来的私学血脉被一刀斩断，之后，中国便再无纯正的私学可寻。虽然近年来名义上是允许建民办大学，但这件事儿充分体现了我国一贯的行事风格：说一套做一套，且说的与做的严重对立，但在表面上却能保持一致。现在的私立学校，理论上是民办，实际上是民办国营，不仅录取和课程等方面仍和其他学校一样受限制，更有各种近乎歧视性的规定层层束缚，保证这些学校兴旺不起来。总而言之就像俞敏洪说的，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此类学校根本发挥不出私立的优势，除了穷，其他跟公立毫无差别，他们整日处于入不敷出、揭不开锅的状态，苟延残喘自身难保。而放眼全国，稍微能说得出名儿来的大学，肯定是公办的。中国的经济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教育却仍是计划教育，一水儿的公办学校，好比一水儿国企，里面能卖什么不能卖什么能怎么卖不能怎么卖，都有规定，别说学生了，连学校都被管得严严实实的。
大学之所以被比做象牙塔，就是因为它是世外桃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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