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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家雍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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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雍正帝批准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各地普遍开始推行。雍正二年春天，黄炳开始在山东实行。同年十二月，云南巡抚杨名时奏报他的辖区“子孙丁”的严重情况：有的人户早已没有半寸土地，人丁也不兴旺，但丁役册上有多人的丁役，历代相传，编审时也不予减除，使孤贫之丁承继上辈的徭役。杨名时表示要改变这种不合理情形，向直隶学习，使丁从粮办。雍正帝同意了他的要求。雍正四年（1726年），河南、陕西、浙江、甘肃也先后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五年（1727年），江苏、安徽、江西相继实行。七年（1729年），湖北也实行了。至此，绝大部分省份均先后在雍正年间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山西省和贵州省稍迟，是在乾隆年间开始实行的。盛京（今沈阳）、吉林等地，最初因“户籍无定”而未实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盛京实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吉林实行。
在实行摊丁入亩制度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各省都本着简便、高效、灵活的原则，结合实际进行探索。多数地区均以县为单位，把康熙五十年该县的丁银总数，按亩分摊到田赋中去，随田赋一并征收。具体办法有两种：一是将一州县的丁银平均摊入田赋中，即原来应纳的田赋银若干，再加纳平均摊入的丁银若干，由土地所有者统一完纳。如直隶各州县，每田赋银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厘；再如河南确山县，每田赋银一两，摊派丁银一分八厘。这种办法，着眼于田赋，田赋多的，摊入的丁银就多；田赋少的，摊入的丁银就少。运用这种办法的还有广东、四川、直隶、福建、山东、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西、广西、湖北、山西诸地。另一种是把一州县的丁银平均摊入到田亩之中。如安徽祁门县每亩土地摊入丁银一分六厘。这种办法，是着眼于田亩，土地多的，摊入的就多；土地少的，摊入的就少。采用这种办法的只有江苏和安徽两地。
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明朝一条鞭法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上的一次有积极意义的重大改革，对清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结束了清初赋役制度的混乱局面，保证了中央政府的钱粮收入，这是实行摊丁入亩制度最主要的目的。以田赋征收数额为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共收田赋银24449724两，粮4731400石。嘉庆十七年（1812年），共收田赋银32845474两，粮4356382石。按每石粮均折银1两计算，则嘉庆十七年所收田赋数额，较之康熙二十四年所收田赋数额增加了27。49％。
第二，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合理了税负。按田亩多少来征收所有赋税，改变了原来丁、地分征带来的赋役不均状况，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可以不负担或少负担赋税，并把原来归农民负担的部分税款转摊到地多丁少的地主富户身上，这种损富益贫的政策保证了赋税负担的相对合理化和平均化。对这一点，雍正帝很清楚，他说“丁银摊入地亩一事，于穷民有益，而于缙绅富户不便”。雍正帝的臣僚也明白，如福建布政使沈廷正也说：“丁银归并地亩，于穷黎有益。”可见，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制度，是有意识地压抑富户，扶植贫民。
第三，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因为这一制度的实施，使那些无地的贫民，不再缴纳丁银，地少丁多的贫困农户的负担就相应得到了减轻。
第四，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使得劳动人民和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的松弛。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之后，终于完成了赋役合并，解除了对贫民的差徭征发和丁银负担，统一了全国的赋税制度，基本上废止了人丁税，大大松弛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加快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五，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活跃了经济。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废除了计丁征税制，取消了户丁编审制，人民有了较多的职业选择和迁移流动的自由，从而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第六，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由于不再按照人丁来收税，无地的农民再也不必像以往那样为了逃税而隐匿人口、四处逃亡了，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七，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还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发展。因为贫民百姓不必再承受人丁税的负担，生活压力的减轻，使他们有了较大能力将子女养育成人。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年，全国人口数为123106620人，雍正元年为126631530人，雍正十二年则为132089660人。
总之，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从康熙年间辩论要不要实行，到雍正年间普遍推行，再到乾隆年间在全国完全实现，中间经历了半个世纪，这个过程表明，它的实现是斗争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雍正帝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雍正帝高瞻远瞩，果断处事，在前朝的基础上大胆改革、锐意进取，取得了不朽的业绩，得到了世人的好评。
绅衿纳税，一体当差
清人入关之初，封建政府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依照官员的品级，优待或免除该户官员一定量的丁役，以使他们成为清朝统治的忠实拥护者。此外，为了表示对读书人的尊崇，清政府也免除了士人本身的差徭和一切杂办。
在这种不成文的制度下，特权阶级与民众的对立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官绅户族自己不出役夫、不服徭役，同时还把部分税赋转移到贫民百姓身上，以耗羡为例，地方官经常不是按田赋向地方绅衿征收耗羡，而是把耗羡银转嫁到贫民身上，让贫民承担起本应由绅衿们承担的额外负担。如此悬殊的待遇差别，加上贫富分配的日益不公，使老百姓的心理无法获得平衡，反对和敌意的心理日益严重，这样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这也是康熙王朝末年民变和暴动日益频繁的原因。
绅衿已经享有法定的豁免杂项差徭的权利，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谋求种种非法特权，其不法行径多种多样：出入官衙，包揽讼词；欺压小民，横行乡里；无视国法，抗交钱粮丁赋，或者将别人的土地挂在自己名下，免除杂役从中渔利等等。雍正帝对此十分痛恨：“种种卑污之事，难以悉数。”
绅衿的种种谋求非法权利的行为，既造成了平民与绅衿的对立，同时他们的不法行为也是产生吏治败坏的一种社会因素，他们腐蚀各级官员，同时，他们的这种行为同政府的法令和权力也发生了冲突。封建国家要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封建统治的稳定，就必须与不法绅衿作斗争。
雍正帝自然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在即位之初，就开始实行打击劣绅贪官、进行耗羡归公的改革。当时，田文镜等地方官把这种弊端上报给中央，说：各府厅州县的地方官“征收钱粮，滥加耗羡，绅衿上役不令与民一体完纳，任意减轻，而取偿于百姓小户”，这样不仅减少了国库收入、增加了人民负担，同时使政府与人民的矛盾逐步变得尖锐。雍正帝抓住问题的症结，把矛头指向缙绅，希图限制和剥夺他们的非法特权，使他们同平民一体当差。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帝下令革除“官户”、“宦户”、“儒户”等名目，不给他们特权，让他们与百姓一同交纳钱粮和耗羡，一同当差服役。敢于违抗的绅衿，敢于隐瞒的地方官，一旦查出，即行重处。雍正帝深知地方官易同绅衿勾结，特地告诫他们要认真落实这项政策：“稍有瞻顾，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参劾，或被旁人告发，查出必治以重罪。”过了两年，雍正帝再次重申了绅衿只能免自己一人丁粮差役的政策，强调其子孙和家族成员不能减免。
地主绅衿从皇帝、政府那里得到的特权，已相沿七八十年，现在新皇帝要予以剥夺，他们自然不会甘心。于是在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场激烈的剥夺与反抗的斗争。
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是第一个响应士民一体当差的人，雍正元年（1723年），他贴出布告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布告刚一贴出，就引起了众监生的不满。恰好当时的县学教官杨卓生向来和张可标不和，他借此机会煽动众监生闹事，控告张可标贪婪不法，反对这一政策的落实。雍正帝得知此事后，一方面命令河南巡抚石文焯调查张可标是否有贪婪不法的行径，另一方面严厉惩处了杨卓生和领头闹事的学生，这才稳定了巩县的社会秩序，保住了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顺利执行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场斗争刚刚平息，另一场斗争又相继发生。雍正二年（1724年），因为筑黄河堤防需要动用民工，河南封邱令唐绥祖因此制定出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即按照田地数量来出工的措施：每一百亩田出一个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绅衿也不例外。这个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为能有一百亩土地的人，几乎全是地主和富户，百姓得若干家才能抽一个民工。但这个政策却遭到了当地监生的反对。他们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强烈要求唐绥祖维护他们的所谓特权。此后，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又拦截唐绥祖，强迫他取消实行按田出夫的政策。唐绥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而使众生员群情激愤。于是，他们决定以罢考的方式反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同年五月，河南省举行县试，河南学政张廷璐奉旨到开封监考，封邱众监生在考场上闹事，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以此表示对士民一体当差制度的抗议。事发后，河南总督田文镜、巡抚石文焯迅速向雍正帝作了汇报，雍正帝下令严查、严办，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到河南审理此案。
田文镜在审案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偏激，为了实现士民一体当差，他打击科甲出身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力度稍稍过火，引起河南“读书人”的反对，科甲出身的张廷璐、开归道陈时夏以及钦差大臣沈近思沽名钓誉，尤其是陈时夏在审理此案时竟不坐堂，反而与诸监生座谈，称他们是年兄，求他们赴考。雍正帝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愤怒，把学政张廷璐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为首闹事的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处斩，参与者都作了从重处罚。杀鸡给猴看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后的士民一体当差也就顺理成章地推行下去了。
在反对士民一体当差的风潮中，田文镜发现捐纳贡生、监生参与的比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贡生、监生的升迁革退需礼部批准，不利于地方官和学政强化对他们的约束。于是，他向雍正帝提出改变旧规的建议，请求把捐纳贡监的人事权交给地方学政，与生员一样管理。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形成这样的规定：捐纳贡生、监生凡涉及到诉讼，即革去功名，听候审理。雍正帝还规定，监生被斥后，不许出境，以免他们滋事。
不法绅衿的种种特权行为对封建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危害，侵犯了政府的权力，危害了百姓的利益，破坏了三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实施，取消了士族的某些特权，打击了绅衿的嚣张气焰，缓和了民人的对抗心理。士民一体当差影响很大，对士族的打击效果最为显著，是继摊丁入亩改革之后，雍正帝推行新政的又一项重大改革。
节制绅衿，强化法治
雍正帝在实施士民一体当差制度的过程中，还采取了加强对绅衿管理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严禁绅衿包揽钱粮和抗粮、严厉打击绅衿的不法活动上。
严禁绅衿包揽钱粮和抗粮是限制绅衿特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绅衿包揽钱粮由来已久，他们替政府向本宗族、本乡山民征收钱粮，与官吏勾结，非法多征和私吞，同时又将宗族、姻亲的田产挂在名下，借免役权获得免役，从中渔取利润。有些胆大的绅衿，还抗欠他们自身应该交纳的丁赋。雍正帝定出惩罚事例：凡贡生、监生、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贪赃或枉法论处，并照所纳之数，追罚一半入官；百姓听人揽纳，照不应重律（所谓“不应重律”，就是“不应为”律中之重者。清代对于“州县自理”的案件，给以州县地方官的最大刑罚权限就是“笞杖”。《大清律例》规定：“凡不应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它主要应用在讨债、追租、回赎等“户婚田土”一类场合）治罪。如直隶东光知县郑三才奏称，该县“地棍绅衿把持包揽挟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种种”，雍正帝便以这种办法为依据，命严行查处。
雍正四年（1726年），贡生张鹏生把别人的钱粮揽在自己的纳粮薄上拒不交纳，雍正帝下旨责打四十大板，枷号三十日，发遣到黑龙江。五年，甘肃阶州（今武都县）出现了绅衿集体抗粮的事，护理巡抚印务的钟保，以署理知州陈舜裔激变士民之罪，题请革职。雍正帝未准，而说陈舜裔“催办国课，并非私派苦累民间。若因此将伊革职，则实心办事之人必退缩不前，而无赖生事之人皆以挟制官长为得计矣”。从事件本身来看，阶州署理知州陈舜裔认真执行朝廷法令，催逼绅衿钱粮，地方绅衿却因为私利群起闹事，若以激变士民为由惩治陈舜裔，无疑是对冥顽绅衿的妥协，将更不利于钱粮的催征。钟保对利害关系认识不足，雍正帝却是非常明白的。雍正帝因钟保糊涂，不能坚持朝廷立场，而责备他“沽名邀誉”，不要他办理此事，指示特派主审官严加审讯抗粮绅衿。湖广地区也不断发生士民抗粮事件，安陆县武生董建勋连年不交钱粮，当地将他革去功名，予以拘禁。
山东绅衿更是蛮横，他们抗粮积习成风，甚至还引以为荣，曾流传着一句“不欠钱粮，不成好汉”的俗语。雍正九年（1731年），山东上报的举人、监生、秀才、贡生因欠粮税要罢革的就有1497人之多。
江苏绅衿积欠也很厉害。江苏巡抚张楷向雍正帝报告说：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的12年间，江苏全省积欠的赋银就达到881万两，接近江苏三年的赋银总数！雍正帝得知这件事后，十分恼怒，他认为这是江苏省吏治腐败、民风颓丧透顶的表现，于是下定决心，要对江苏的士俗民风进行严厉整顿。雍正帝特派户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带领众多的候补州县官分赴江苏各地进行清查。这些官员们到地方上任以后，强令欠户务必要在短期之内还清多年所有积欠，还清的就在门口用红笔写明“清查”二字，不能还清的一律投入监牢，直到还清为止。
在这种政策下，江苏省人心惶惶，监牢里人满为患，全省上下一片混乱。当然，这并不是雍正帝想要看到的，他的本意是收回积欠，充盈国库，他所采取的手段是杀鸡给猴看。此时，他觉得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就网开一面，下令暂时停征积欠，因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民心。
经过三年的调查发现，自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之间，江苏一共欠税1010万两，其中，官贪民欠大约各占一半。雍正帝下令，属于贪官积欠的，务必在10年之内还清，如果是民间欠交的，顺延在20年内还清。同时，雍正帝吸取了清查亏空的教训，要求属于官吏侵蚀的，只追究其个人责任，不得牵连其他人。
绅衿弄法，虐待佃户，也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雍正帝对此也是深恶痛绝。雍正二年，广西生员陈为翰踢死佃农何壮深后，陈为翰故意抵赖，声称是佃农先动手打的他。雍正帝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指出：佃户必定不敢动手打生员，陈为翰必定是劣绅，并命令巡抚李绂详细调查这件事。随后，雍正帝又批示说：读书人或地方绅衿如果仗势倚财，随便杀人，等于知法犯法，不应按一般失手伤人案处理，而应从严治罪。但刑部的法律中却找不到这个条文，原来的规定与雍正帝的批示正好是相反的。雍正帝就让九卿重新议定出关于读书人“欺凌百姓”及欺凌佃户如何从重治罪的法律条文。
条文出台后，雍正帝发现，这一做法，虽然维护了贫民百姓的合法权益，但由于这一法令中存在的片面性，导致了个别百姓借此要挟绅衿的不法现象。于是，雍正帝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条款，即：一、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勘实后，乡绅照违制律议处，监衿吏员革去衣顶职衔，照律治罪。二、凡地方官容忍不行查究，经上司题参，照循庇例议处；失于觉察，照例罚俸一年。三、凡绅衿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皆革去衣顶职衔，按律治罪。地方官循纵肆虐者，照溺职例革职。不能详查者，照不行查出例罚俸一年。该管上司循纵不行揭参，照不揭报劣员例议处。四、对于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照例责罪，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五、秀才、监生若擅责佃户，除革去功名外，还要给予八十杖重责的处罚。雍正帝的以上举措，意在说明佃农的法律地位同绅衿是平等的。
为了加强对绅衿的管理，雍正帝重新修订并完善了相关的法律，对于违犯律法的绅衿毫不留情，纠正了绅衿的不良品行作风，保护了平民的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雍正帝对贪官的查处，贯彻于他的整个执政历程中，并非虎头蛇尾。可以说，这是一项成功的事业，为同时进行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也是雍正王朝经济相对发展、社会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七章 安民治民，维护皇权
安民治民，维护皇权
历史上颇有建树的皇帝，莫不把安民治民作为治国之本。雍正帝也不例外，在他执政期间，对部分“贱民”，雍正帝大胆地开豁其贱籍，使得这些人能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松弛了这部分人对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雍正帝还十分重视正风俗、厚人伦的社会教化，对崇尚节俭、拾金不昧、乐善好施等行为予以推行与奖励。雍正帝大力推行的安民治民的保甲制，既解决了人口编审问题，又解决了地方治安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可以说雍正帝是勇于改革并取得了相应成就的君王。
广训圣谕，教化民众
雍正帝作为封建时代的皇帝，在统御万民、自守帝业方面有着独特的智慧。对民众实行“教化”，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维持社会的稳定。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颁行了《圣谕十六条》，其主要内容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它的作用就是让人民安分守己。雍正帝深知它的作用，说它“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雍正帝对此很重视，为了使人们看得更明白，雍正帝让人对其逐条解释，洋洋万言，最后汇编成《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1724年）颁行天下。
为了切实发挥《圣谕广训》的作用，七年（1729年），雍正帝命在乡村设立乡约，凡大乡大村，派约正一人，值月三四人。约正由地方官于生员中挑选充当，政府酌量发给补贴，值月由耆民充任。他们备置两种簿册，一记民间“善行”，一记“过恶”，以便对民人进行表彰和规教。
雍正帝设立乡约，主要目的是宣讲《圣谕广训》。因此，各个地方对约正的宣讲都非常重视，并且最大限度地将圣谕内容传输给民众。值月宣读，约正用通俗的语言解说，以使听众明白，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问。讲解完毕后进行善恶二册的登记。在州县，宣讲较为郑重，地方官和绅衿聚集于明伦堂，主讲者在鼓声中登台宣读《圣谕广训》条文。在省会宣讲，仪式是最隆重的，也最为复杂。首先在公堂设香案，文武官齐集，穿着蟒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赴宣讲所，先由司礼生宣布讲解会议开始，宣讲人到香案前跪拜毕，捧上谕登讲台，由司教老人跪着宣读，司礼生再宣布开讲，宣讲人始行解说。在这个过程中，军民必须全体站立、严肃谛听。由此可见，雍正帝对于《圣谕广训》的宣传力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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