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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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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京师，而亟亟于储粮草，备器械，购军火，得民心也。”注7
起义军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群众拥护：人民群众对起义军也给予有力的支持。当时，“政府发布了关于保证讨伐队粮米与人民应向官军交纳粮米的严厉命令，但任何人也不加以理睬。至于东学党的军队，它却有足够的粮米，用不着征集，因为农民完全自愿地给他们以各种帮助。”注8
朝鲜政府接到全州监营为起义军所败的报告，惊恐万状，急派京军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注9招讨使，率京军壮卫营八百，自仁川海路向全罗道群山浦进发；又命京军二百，自汉城由陆路开赴全州。当时，北洋海军的平远舰正停泊仁川港，朝鲜政府向袁世凯交涉借用此舰，得到允许。五月八日，洪启薰乘平远舰自仁川出港，前忠清道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为从事官。兵员、野炮两门、抢械及弹药四百箱，皆分载于平远舰及苍龙，汉阳两火轮上。十日，洪启薰从群山浦上岸，十九日，抵全州，会合由陆路开来的京军，再加以全州监营新募的军队，即向南进发。
先是，一八九三年东学道报恩大会时，洪启薰曾率壮卫营六百进行威慑，从而达到了迫使崔时亨解散道徒的目的。此番他想重演故伎，对全琫准采取招抚的手段，不战而瓦解起义军。于是，向起义军发谕招降，谓：“朝廷现已免黜全罗监司金文铉，械系郡守赵秉甲，以示抚慰，天恩圣仁极矣。若仍执迷不悟，则决大举讨伐！”注10
全琫准拒绝受抚，率军东袭灵光县，生擒守城统长黄万基，斩之。洪启薰知招抚无望，决意以武力镇压。京军壮卫营经过新式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外国新式武器的军队，但洪启薰感到兵力太少，难操胜券，便密奏朝王，建议借外兵镇压。其奏有云：
“目今东学猖獗，或窟于西南，无赖称托蚁附，操守畏缩虎视。大者以万数，小者以千数。初固守令贪墨，生灵涂炭，学虽不足为，乱实可忧。……东逐则西去，西逐则东去，万无剿灭之道。臣之罪多，复命之日，将自缚待罪，以顺王法。而现今时势，我少彼多，难以分兵摧击。伏乞借外兵以助之，使彼首尾不接，音信不通，彼必势孤必散，力穷自解，一举而全得，唯此一条耳。”注11朝王以兹事体大，未敢轻易采纳。于是，仅遣枪炮队四百人增援。在援兵到达之前，政府军已经与起义军在长城郡月坪洞交火了。
起义军先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与之正面交锋，使政府军疲于奔命，然后伺机突击袭之。政府军屡为所乘，土气衰落，全琫准率军由灵光南进，经兴德、咸平而辗转进入长城郡，扎营于城南月坪洞。五月二十四日，洪启薰率政府军蹑踪而至。起义军设伏于月坪洞北丛林中。另以少数老弱之兵扼路口，诱敌深入，伏兵突起袭击。政府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军械多被起义军缴获，营官李斗璜被击毙。据日报载：“缘官军失于谋画，被贼诱入敌营，腹背受困，伤亡者二百余名，余皆溃散，此一役也，官军大挫其锐矣。”注12
洪启薰逃往灵光郡。但是，起义军并不追击，经泰仁、金沟两县北上，进逼全罗道首府全州。三十一日，起义军自金沟逼近全州府城，占领完山，以缴获的野炮向府城内轰击。此时，全州监营军队全部被洪启薰调走，城内无兵驻守。观察使金文铉驱使城中壮丁上城守卫，知难持久，乃与中营将林泰斗弃城往忠清道公州，判官闵泳升亦随后而逃。城内既无守将，居民便开城纳降。
六月一日，全琫准率军入城，秩序井然，没收官衙及土豪财富分给贫民，并严禁伤害百姓，居民大悦。全琫准在全州城南门楼张贴榜文，宣布起兵的宗旨曰：
“方今事势，非可坐以待死。有雄兵猛将在信地以待，各郡才士飞书千里，以勤王事。以国势论之，执权大臣皆闵姓，终夜经营，只知肥已。其党派布各邑，日以害民为事，民何以堪？今之招讨使，人本无识，自到此地，畏东道之威，不得已而出兵，妄杀贤良有功之人，冀以邀功，久必受刑而死。借三年之内，我国将归倭国。是故东道大举义兵，以安民生。”注13
全琫准占领全州后，忠清、庆尚两道的东学道徒蜂起响应。起义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执纲所”。至此，东学党起义军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日本政府早就在一直注视着朝鲜局势的发展，以待出兵朝鲜的时机，然后制造挑起战端的借口。如今，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注释：
注1 金允植《与宣抚使鱼一斋别纸》。见《中日战争》（2），第403页。
注2 《日清战争实记》第5编，第102页。
注3 《驻北京公使喀西尼致外交大臣急件》，见《中日战争》（7），第218页。译文参看《1893——1895朝鲜农民起义》，第92页。
注4 《远东报》1894年6月10日，转见《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95页。
注5 《同文馆学生长德节译日本报》，见《朝鲜档》（1901）。
注6 转引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021页。
注7 《同文馆学生长德节译日本七日报》，见《朝鲜档》（1901）。
注8 东京《国民新闻》1894年7月2l日通讯。转引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1页。
注9 两湖，指全罗、忠清两道。
注10 织田纯一郎：《日清韩交涉录》，第4页。
注11 《日清战争实记》第1编，第2829页。
注12 《同文馆学生长德节译日本报》，见《朝鲜档》（1901）。
注13 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122 页。
三 朝鲜乞兵与清军赴援
东学党起义前后，借兵问题成为朝鲜政府内部讨论的重要议题，但几起几落，长期未能得以实行。
先是在一八九三年四月东学道徒报恩聚会时，朝鲜政府即有借兵中国之意。五月二日，举行大臣会议时，有人提出：忠清道监营兵力微弱，不足以镇压之，而京畿防务亦不甚固，唯有借调中国军队代戡。会后，朝王特派内务府官员朴斋纯亲访袁世凯，请求中国派军舰及陆军驻马山浦，以资镇慑。袁认为，东学道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而“调兵骇闻远近，必多骚谣”。注1并力劝朝鲜政府宜镇静处之。十日，再次召开大臣会议，讨论处理报恩事件的对策。朝王又提议请援中国，因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郑范朝及左议政赵秉世皆持反对意见，未能做出决定。当时，朝王怕京城空虚，不敢派遣亲兵，故主张借兵中国。而沈舜泽等人反对借兵中国，只是怕负担军费。至于如何妥善解决国内的危机，皆无一人道及。因此，君臣们尽管意见不一，实际上都无改革弊政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打算。只是由于报恩聚会的东学道众解散，借兵之议才不再提起。
及至一八九四年全琫准起义后，借兵中国之议再起。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王，提出借外兵助剿。然而，推动借兵中国之议的最有力者，还是“势道”注2闵泳骏。闵泳骏的后台则是朝王李熙和闵妃。当时已有大院君李昰应与东学党勾结的风传。李熙和闵妃为防范此事，故积极支持闵泳骏与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注3只因大臣中反对者甚多，难以付诸实行。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称：“舟次迭接袁道电：‘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又添调江华枪队炮队四百余往剿’云。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应俟续信如何，再酌。”注4直到此时，大臣之间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李熙尽管倾向于向中国借兵，但唯一的顾虑是惧怕日本出兵。因为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曾多次访问外务署督办赵秉稷及其他大臣，力言借调外兵甚为不可。注5李熙更担心借兵中国，日本必以此为借口出兵，局面将难以收拾，因此举棋不定，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但在此时，闵泳骏仍然与袁世凯暗中联络，不断磋商此事。闵，袁曾在校洞之闵泳骏府中密议，袁谓朝鲜文武官吏中无—人物，闵请道其意。袁称：“方今东学跳梁，招讨重任，而使孺子之洪启薰任之。国家不误而何？余近遣使至战地侦察，将无严威，军无纪律，官校终日不为一事。兵卒出入闾里，偷财贪色，为害居民贼军在前。则远阵于数十里以外，待其退却，然后追讨。是岂讨贼之本意？余谓朝鲜无人物以此。若使余画策，期以十日，必不难讨灭之。”注6袁还向闵表示，只要朝鲜政府以正式照会的形式提出求援，中国可随时考虑其借兵要求。
三十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问题，意见仍然相持不下。领敦宁府事金炳始反对借兵最为激烈，向李熙进言曰：“匪徒虽难赦，然皆我民，将以我兵剿之。若惜他国兵诛讨，我民心当如何？民心易涣散，宜审慎！”注7讨论无结果而散。
三十一日，全州陷落的消息传来，京城为之震动。李熙急派闵泳骏向袁世凯求助：“方今全州失守，以若朝鲜之兵，难以抵乱敌。且人才难得其人。望大人特念。”袁十分爽快地回答道；“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闵闻此言大喜，即回报李熙。
六月一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是否会引起第三国出兵的问题。朝王与大臣的谈话内容如下：
闵泳骏、赵秉稷禀：“都城二十里内，贼犯之前，各国兵不得下陆，公法所载。今日清兵请来，其他外兵不得挥入。”
朝王，“若日本称邻谊，出兵来助，以何对之？”
闵泳骏：“此亦袁世凯必有涂抹之策，不必烦圣虑。”
朝王，“日前袁氏之言，不无俄兵见机称助之意，此则何以答之乎？”
闵泳骏，“自有所答之道。”
至此，朝王才下定借兵的决心，对诸大臣曰：“此论（指反对借兵的主张）固好矣。来头事未可料，诸大臣之论亦宜请援云。清馆照会促送可也。”注8
同一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京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昨今商派京及平壤兵二千人，分往堵剿。王以‘兵少不能加派，且不可恃’为词，议求华遣兵代剿。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为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顷已嘱‘如必须华兵，可由政府具文来，即代转电请宪核办’等语。”注9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日本也可借口出兵。对于这一点，袁世凯不是不知道。朝王之所以迟迟不敢请援者，也是为此。那末，袁世凯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推动此事呢？因为他相信，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为名，有出兵之举，也不过派遣百余名土兵而已，不致引起难以了结的纠葛。
其实，早在五月上旬，当袁世凯派平远舰帮助朝鲜运兵时，日本即非常关注中国士兵是否登岸。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又密令杉村濬：密切注童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是否已向中国求援。到六月一日，杉村濬已探知韩王决定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于是，急遣书记生郑永邦访问袁世凯，以“询匪情”为名试探袁的真意，并诱引袁入其圈套：
郑：“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
袁；“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
袁；“乙酉约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
郑，“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注10
袁世凯听了郑永邦“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更加相信日本顶多“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绝不会出什么大事的。所以，他才那么自信地给李鸿章打了请兵的电报。
六月二日，杉村濬亲访袁世凯，详探朝鲜请援之究竟。前一天郑永邦来访时，袁世凯已经透出“俟接到正式公文后，即筹备出兵”的口风。杉村濬当即电陆奥宗光报告此事。所以，他今天来访，一方面是证实此事；一方面以“盼华速代戡”为名，进一步诱袁上钩：
杉村濬问，“盼华速代戡，允否？”
袁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故未之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杉村濬问：“倘请迟，匪至全州，汉城其危。拟先调兵来防护，华何办法？”
袁答：“或调兵护，或徙商民赴仁川，待匪近再定。”
杉村濬：“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倘久不平，殊可虑。”
杉村濬所说；“拟先调兵来防护”，含催促中国出兵之童，又是为日本出兵预留地步。袁世凯却见不及此，总是从好的方面考虑，以为同杉村濬有老交情，不会对自己过不去，说什么“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注11完全相信了日本方面的瞎话。
到了六月三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注12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六月六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搬回，不再留防。”注13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注14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馁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七日，袁世凯亦来电：“大鸟来，虑生事”。李鸿章则复电说：“大鸟不喜多事，伊带巡捕二十名来，自无动兵意。”注15他坚信日本“必无他意”，不会借机生事。
就在同一天，按连发生了两桩事情：
第一桩：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注16为“属邦”二宇，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大费辩论”，日方欲汪“商请酌改”，汪则“正词拒之”。对此，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复汪电云：“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注17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
第二桩：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注18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衫村濬，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注19李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九百一十人，为前锋。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八日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九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一千零五十五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八日下午六时启航，十日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因无驳船，直至十二日上午十时始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百名，旱雷兵百名及步队三百名，乘海定轮渡海，于二十五日抵牙山县。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及至叶，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又恐其力量单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当时，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井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注20
六月十二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土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聂士成只是派弁兵一百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注21等语。其二，“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注22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注23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其实，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注24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巳由“主剿”转为“主抚”了。
严世永抵达全州后，先布告朝王处罚负此次事件责任的地方官吏，以缓和起义军的敌对情绪，继之以劝谕，表示政府愿意妥商解决此事。此时，全琫准已获悉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严世永代表朝鲜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下列十二条件，于六月十一日共同签订了休战协定，即所谓《全州和约》：
一，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
二，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
三、严惩横暴富豪。
四，严惩不良儒林两班。
五、烧毁奴婢文书。
六，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原注：屠户卖肉者）戴平壤笠。
七、许青年寡妇再嫁。
八、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
九，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登用人才。
十、严惩私通日本者。
十一，取消一切公私债务。
十二、土地应平均分配。注25
十二日，全琫准率起义军退出全州，撤至淳昌和南原一带。二十四日，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到任，开始安抚地方。
聂士成之抵全州，已是七月五日，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二十天。是日下午三时，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州城。全州城经过此番战火，“庐舍焚毁，民无栖止”。查明流离失所者共九万家。聂士成令“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
七日，又发布告示，表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注27即离开全州。十日，聂士成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并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叶志超则犹豫不决。当天夜晚，聂士成致电李鸿章，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其禀文有云：
“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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