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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园到职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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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我哥相比，我确实在学习上下的工夫少得多，所以当我考大学的时候，我父母根本不相信我能考上清华。
上了清华以后，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这个样子，没觉得学习需要下多大的工夫。当时我们宿舍的同学关系也挺好，结果经常晚上不出去上自习，就在宿舍里看书，聊天，搞了不少小说看，包括《晚霞消失的时候》。
快乐的第一学期结束，拿到成绩单我就傻了。主课“数学分析”，继期中考试考了80出头后，期末考试又得了一个87分。我自己知道，对这门课程我还根本就没有找到感觉。
到这时，我彻底明白了大学生活不再像中学那样可以让我靠小聪明就能混得不错，不下大工夫是不可能读好这个大学了。
其实，在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情况不妙了。彭延新老师的教诲再次对我起了作用。我下决心用理智来管住自己，不把课程学好决不罢休。但是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就发生本质变化。后半学期自己开始努力，可是期末考试成绩告诉我，我还是没有入大学学习这个门。
在临近期末要订火车票的时候，我给家里写了信，告诉父母寒假我不回去了，要在学校读书。一来想把上个学期的课程好好重新学一遍；二来因为我担心一旦回到家里，回到原来的环境中，自己刚刚开始紧张起来的生活，就会松懈下来。下个学期要想恢复紧张状态，不知道又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那个寒假，是一段孤独清冷的日子。北方的冬季万物凋零，室内暖气似有似无，校园人影稀落，教室大都空无一人，学校的伙食还不好。
我忍住寂寞，每天三点一线，把主要的课程，特别是“数学分析”认真重新学了一遍。这门课程是我第一学期学得最差的。自己知道真的没有学明白。其实，在中学我就不喜欢数学，因为它太抽象，离我的世界有点儿远。我喜欢学习与我能够感受到的世界有直接联系的知识。我的脑袋天生好像不是特别适合做那种很复杂抽象的逻辑分析。这与现在别人对我的印象是相反的。
孤单地熬到新学期开学，我依然不敢放松。在新学期里，我没有节假日，基本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即使自己心烦意乱，看不下去书，我也要求自己待在教室里面，哪怕效率很低。管不住自己的精神，还管不住自己的肉体吗？实在熬不住，我最多是去图书馆翻翻科普杂志等我喜欢的读物。
在很多同学眼里，我就是一个书呆子，他们不相信这样的人以后能有出息。辅导员也看不上我，认为我是一个一心成名成家的小知识分子。所以我的入党申请，拖了挺长一段时间才批准。
“呆”就“呆”吧，反正我相信南珊的理论，在大学就是要学习，我必须把课程学好，别的都不重要。前面讲过，我从小就有这种傻劲，觉得有道理的话，我就会死心塌地地相信。这可能是我的天性中唯一的一个优点。
上台阶的艰难（2）
经过了第二个学期的努力，我在期末考试中，除开英文，所有的成绩都是全班最高。其实成绩高低我不是太在乎，只是这个成绩帮助我确认了一件事情：我终于进入了状态，把该学的课程学习明白了。
那次数学分析期末考试，刘晓玉老师出了一道非常难的偏微分方程题。后来在我们入学20年的聚会上，刘老师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是如何用它来难为我们的。
那时我们系这个年级有八个班，240人左右，只有五个人解出了这道题。我是其中的一个。考试成绩我得了96分。
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我终于把自己不喜欢的数学给搞明白了。后来到研究生的时候，我选修了数学中最难的部分：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今天，那些内容已经忘记了，可是它培养了我抽象分析思维能力，这个能力至今一直发挥着作用。后来我能够从复杂的管理等现象中，抽象出清晰合理的模型，就与这些非常抽象的数学训练有直接的关系。
不过这种对抽象逻辑分析能力的培养，日后却产生了我预料不到的负面作用。在后面，我会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学一年级结束，我心中总算有了些着落。可是在清华大学所有的系中，我们系的课程是最重的，所以我丝毫不敢放松。这种紧张的状态一直保持到我毕业。真有点像从地狱中走了一遭。这一点都不是夸张。我在留学悉尼读博士期间，我的身体差到了每天必须睡10个小时才行。坐别人的车出去玩，都觉得累得慌。而我在中学的时候，身体与一般同学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异。
工作以后，我的能力得到了认可，也有不少人认为我真的聪明。
可是我自己知道，当初的我，并没有任何突出之处。我也曾被大学的课程搞得焦头烂额，被那些抽象的内容搞得不知所措。我至今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聪明人。
在刚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同寝室同学对我说：“谢耘，其实你并不聪明，你只是很用功而已。”如他所言，如果说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就只是我没有放弃，我顽强努力，我愿意付出巨大代价。
在大学的时候，当我逐步进入了相对自如一点的状态以后，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受到，人的一生，不是在走一个缓坡，慢慢地向上前进，而是不断地要攀登很多很高的台阶。每一个台阶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样的，都很难。这些台阶，我们拼死命向上跳，可能才能够到它的边缘。
是否能够上去，就看你的决心和毅力，看你是否愿意坚持到底，看你是否愿意不惜代价。这代价，既有体力上的，更有精神上的。上去了，你就将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没有上去，你就只能看着别人远行而去。
前面讲过我带的那个大专毕业的女同事。当初她上台阶的时候，也非常痛苦，精神几乎崩溃。但是，跨上这个台阶，她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在需要拿出勇气上台阶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咬紧牙关，不掉链子。
其实，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个道理。试图让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保持四平八稳，均衡周全，不偏不倚，始终走所谓的“中庸正道”，这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客观规律。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全面和谐发展，是通过不同阶段在特定方向上的突破，也就是局部暂时的“片面”发展，逐步积累而成的一个长期效果。每一个特定方向上的突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台阶”。当然，这里讲的是局部暂时的“片面”，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长远整体本质认识基础上的，而不是不识本质情况下的偏执于一端。这才是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客观规律的辩证法。
在黑暗中寻找出路
大学一年级结束，心中有了着落，我高兴地出去转了一圈。算不上旅游，只是去看看我在辽阳的舅舅和在大连的大姨。舅舅是电工，我在中学的时候，他教我装了一台五灯电子管收音机。而我小的时候，母亲有一段时间长期出差，就把我放在了大连我大姨家。我是在那里学会说话的。
暑期过得很开心。可是开学以后，困惑就来了。
我学习的方法非常笨，也非常累人。我总是要把课程里的内容彻底搞清楚，才善罢甘休，才觉得自己掌握了。麻烦的是，上课的时候，这样去理解老师讲授的内容的话，我最多能听懂前半截。后半截课我就基本听不下去了，看教科书也一时看不懂，便拿小说在课堂上看。什么《天使的愤怒》、《人啊，人！》这些小说，都是这样看完的。所以我基本不记课堂笔记，因为我不习惯去记一些我还不懂的东西。
听不懂课程，我就去找老师答疑。可是我发现没有用。因为我自己就不知道该问哪些问题。结果整个大学期间，我好像就在开始的时候去问过老师三次，以后就全靠自己啃书本了。
因此，我的学习主要就靠自己下课以后看书琢磨。这可就费了大劲了。大家总讲要事半功倍，我这基本属于事倍功半。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在问自己：“这么费劲才能学懂那么一点内容，对吗？是不是我走错了路？”因为环顾四周，似乎没有人像我这样傻卖苦力的。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两三年的时间。
那段时间，我就好像是身处黑暗，看不不到出路在哪里。远处似乎有一点光亮，可是我不敢确定。
困惑归困惑，我不能停滞不前。我不能够自己骗自己，把不懂的东西生硬地放到自己的脑袋里。我必须理解，必须消化。既然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路可走，就只能这样硬着头皮埋头苦干。否则的话，自己糊弄自己，岂不是更糟糕？
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大学本科的时光。说不堪回首是夸张了点儿，但是那绝不是一段轻松烂漫的日子。
当我毕业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不知道是我把这个问题已经忘了，还是因为习惯了，反正不再追问了。
在入学20年的聚会上，我遇到了当年教授我们普通物理的高炳坤老师。当年他讲课，可以说是精彩之至。我好奇地问他，当年他怎么能够把课程讲得那样出神入化，他说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下的工夫大而已。
我们在潜意识中，总是有一种假设，认为存在一种最好的做事方式，一旦掌握了，就不会遇到麻烦，就会一帆风顺，就会立竿见影，就会出类拔萃，就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一旦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就开始怀疑，开始犹豫，总是试图去寻找这样的灵丹妙药。
人生其实不是这样的。在真实的生活中，没有一个想当然的模式和做法一定是最好的。更没有人能告诉你，作出选择以后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求仙拜佛算命都没有用。
我们只能是在限定条件下，在我们自己能够认识到的可能的选择中，挑选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也许由于我们自己的局限，我们选择的不是一条捷径，但是只要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出黑暗。三心二意只会让我们在黑暗中原地转圈，投机取巧的心态会害死人的。
其实谁也不比谁更聪明，但是确实有人更努力。只要你真正用心，你的分析判断能力就会不断增强，决策的有效性就会不断提高。这是一个长期用心实践的过程，而不是坐而论道、苦思冥想或求仙拜佛的结果。
当我们咬紧牙关走出黑暗之后，眼前的世界一定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读书，就比大学时期容易得多了。有些很难的内容，我可以很快就掌握。许多朋友觉得难以置信。这都是因为当初我自己的坚持，坚持要理解才能接受，尽管费了牛劲。
另外在我工作以后，每当在其他方面面临类似困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初这段经历。心中的犹豫越来越少，更容易坚定地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不会在选择方向和道路的问题上自寻烦恼。
崇拜爱因斯坦的后果
我从小就热爱科学，在中学和大学的课程中，我学得最好的是物理。因为物理讨论的问题我可以直接感受到。在中学，我可以像看小说那样看物理练习题集，解题的过程会形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很少需要动笔去计算。那个时候，我是不擅长逻辑思辨的，但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感悟能力比较好。
在中学时，我就看了介绍相对论的科普读物。那个时候，被相对论的奇妙所吸引，非常崇拜爱因斯坦。到了大学，在普通物理课上系统地学习了狭义相对论。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竟然能够坐在专利局的办公室里，就想出了光速不变，然后仅仅依靠一支笔，便推导出了宏观物质运动的全新体系，推翻了千年来我们的信念。而这些结论，后来被实验一一验证，绝无差错。
爱因斯坦的成就，加上自中学时代我就在程昕的点拔下，开始了分析能力的培养，而且还颇有收获，这使得我坚信：这才是聪明，这才叫才华，这才是我要学习的对象，这才是我要成为的人！我要像他那样去思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推论这个世界的规律。那些撅着屁股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的人，那些风餐露宿满世界地寻找客观规律蛛丝马迹的人，都是水平不够，缺少智慧。
这听起来是否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
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且这种类似的想法，在“聪明”人当中还真不少见。
后来，我又读了一些西方科学哲学的书，包括波普尔、库恩等人的理论。发现他们如出一辙：依据几个事实，或者几个假设，然后就开始逻辑演绎，展开复杂的思辨，把理论竭尽全力地外推，争取让它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他们都被尊为自成“体系”的“大师”。西方这种逻辑思辨的传统，应该是从古希腊就开始了。
这些影响，再加上当时我对数学分析的刻苦钻研，都使得我对理论思辨的追求更加狂热：“依据一点点事实，就能够推论出整个世界，那才叫本事。”
从*主义哲学中学到的实践的观点，慢慢淡漠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一旦自己的臆想偶尔得到了证实，虚荣心便获得莫大的满足，且自认为又有了长进。后来身体变差，与这胡思乱想多少也有些关系。
我在清华期间染上这个毛病后，一直陶醉于其中，一个活人，变得有点像一部理性的机器。
直到我去了悉尼，我的同学Laurence给我看了《初心》那本书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在歧途上已经走出了很远很远，却还得意地以为自己快接近真正高人的水平了。
是中国文化，把我从狂热的逻辑思辨中拉了出来。心中慢慢地不再有那么多无谓的纠缠。这段故事在前面讲过了，就不再重复。
心地清静一些以后，才发现世界与我原来看到的不太一样。世界原本并不复杂，是我们的心把它搞乱了。
后来由此反思西方文化，也看到了它在根本上的局限。
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大学期间严格的科学训练对我产生的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相反，到现在我还感激清华那严酷的教学要求。
其实任何人的成长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有曲折起伏。凡事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只有正面作用，没有负面效果，恐怕只能是神仙才能做到了。
有曲折起伏并不可怕，该在某一个方向上钻进去的时候，就要下决心进去，而且要把它彻底弄清楚。可怕的是自己钻进去后，死活不肯再出来，失去了否定自己的勇气。那就真的会误入旁门左道，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了。
其实，如果你在一个方向上真的钻研透了，你自然就会出来。因为看透了，就不会迷信，不会攥住不放。执迷不悟，都是半懂不懂的人干的蠢事。
人生问题的困惑（1）
这个问题，是具有根本性的。
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多年以后真相大白，原来这是编辑们主动策划的一篇文章，并非是“读者来信”。
这封信当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人生的意义何在？其背景是“*”结束后，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出现真空。
那时我在念高中，自然也读了那些讨论的文章，而且也做了点思考。不过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对我来说还有点远，所以并没有很深的触动。
记得最后报纸上也没有讨论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结论。这也预示了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复杂的过渡状态。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人说了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人生是一个过程，走到尽头，你就会理解它的意义。”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胡扯。到死才能明白意义，那我们还讨论它干什么？
我自己当时的结论简单而清晰。
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一种存在形式，这是恩格斯说的，我很认可。人类是宇宙演化中一个偶然现象，所以人类的诞生和存在，只不过是像高山河流、草木鱼虾一样，属于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看，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价值”只是人的大脑中的一个主观意识的产物，不存在客观依据。所以你认为人生有什么价值，它就有什么价值，各种观点都无所谓对错。因为它无非是人的主观意识强加在人这个客观存在之上的一种观念而已。
这就是我当时的理解，我觉得是一种相当“纯粹”的“唯物主义”的理解。
后来上了大学，经历越来越多，困惑也越来越大。回头再看，这个解释好像还是有点问题，不能解决我的疑问，好像也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再后来，这个问题在我的心中越变越严重，一直困惑我很多年。我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探寻。
当初我到悉尼留学，我觉得自己可以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当我到了悉尼，很快就发现，虽然那是一个比我们发达得多的社会，也比我们要文明规矩，可是本质上它却与我所期望的正常社会相去甚远。在那个社会中衡量一切的标准，最后都落实到物质利益之上，简单、明确。可这与动物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如何体现呢？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现实的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在用利益衡量一切方面，变得与他们很像了。
当Laurence给我那本《初心》之后，我猛然间明白了，我想找的东西，不在西方，而在中国，尽管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它在哪里。
这也是我回国的一个原因。
这个问题，到今天我也不敢说解决了。但是困惑确实少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复杂的过程，没有办法在这里详细解释。因为对生命意义和本质的认识，确实是一个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感悟的过程。并不能用几个简单的事件，就把它阐述清楚。所以，当初对“潘晓”的讨论中，有人说要走过生命的旅程，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也并不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或敷衍了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本书中我谈的很多内容，都是我对这个问题多年探寻之后的理解和认识。
以上讲了一些我在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对我的成长有重要影响的事情，以及明白的道理。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甚至比我经历的还要丰富、精彩；大家也都听过或知道我明白的这些道理。我之所以讲这些事情，一来是想告诉大家，我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里面，很普通也很平常；另外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或秘籍，我只是在不断地认识、体会和实践那些非常简单的做人和做事的道理。
人生问题的困惑（2）
在给我们公司做培训的时候，有一次讲了一下午这些道理，还是有员工问我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工作。我就回答道：“如果我讲的这些事情，你觉得太复杂，或者帮助不大的话，那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就是：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提问：您为什么讲道理比较多，讲具体方法比较少？
操作层面的东西我讲得比较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很多人讲得可能比我还好。有别人讲得更好了，我就不讲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任何技巧的使用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因人而异。岳飞用的是什么？长枪。他儿子用的什么？双锤。人和人处理同样的问题，技巧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技巧，在这种场合是比较难教的。如果你们跟着我工作，我可以教你们很多技巧。遇到什么问题，该怎么做，我都可以教。就像当初我带掌上电脑那支团队那样。但是我们脱离了具体问题的场合讲技巧，其实是很难讲的。讲了之后会有问题。你们可能会滥用。
第三个原因，不懂得原理，根本用不好技巧。所以我更多的是讲原理。如果你们足够聪明的话，你们会根据这些原理去掌握该用的技巧。不懂原理、只懂技巧，和不懂技巧其实是一回事儿。手里拿个锤子，看啥都是钉子。因为他不懂原理，这种状况和他手里没有锤子有区别吗？没什么区别。你还不如不教呢，还不如让他做个愚民算了。拿个锤子到处砸，把世界都砸烂了怎么办？
第四个原因，我也不赞成大家在技巧上过分地下工夫，当你在技巧上过分下工夫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会过分地被技巧吸引，会忘记你的目的，你会卖弄、玩弄这些技巧。所以技巧够用就行，好用就行，不要拼命地去学你还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用上的技巧，我不赞成这种方式。否则你会走火入魔。这种走火入魔的人很多。
比如在企业中，许多管理现在越做越复杂，甚至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管理越精细、越逻辑严密（也就是很多人说的越“科学”）、越“全面”越好。其实，管理只是手段，经营才是目的。在达到同样经营效果的前提下，最简单的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当然这里说的效果既有当前的，也有未来潜在的。管理复杂到一定的程度，会反过来抑制人的主动性，效果适得其反。
在社会层面也有类似的现象。当初的“革命”，今天的“改革”等等其实都是手段，可是很多人却只是不停地高喊这些手段，不去讨论要达到的目的，以手段的争论，取代了方向的辨认。这就很可能走上邪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就是在高唱“公开性”的过程中，让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吗？这样做的人，一种可能是因纠缠于手段而忘记了目的，或者因为陷入对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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