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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的趣味-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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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国家)
面积(平方英呎)
内部高度(英呎)
建筑年代
Amiens(法国)
70;000
144
12201290
Bourges(法国)
79;200
117
11991265
Burgos(西班牙)
64;600

12211568
Canterbury(英国)
55;000

10961497
Chartres(法国)
75;000
106
11341220
Ely(英国)
46;000

10831348
Laon(法国)
57;000

11601230
Reims(法国)
91;250

12011427
Rouen(法国)
不详

11501509
Salisbury(英国)
72;600
84
12201334
Strasbourg(法国)
35;000

11901439
巴黎圣母院
60;000

11631250

有三位经济学者Bercea、Ekelund、Tollison在2005年合写一篇短文,说明欧洲各地用几百年的时间,花费这么大的人力与财力,来盖超大型的教堂,其实符合经济学上的竞争策略。从专业期刊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写得不好,主笔者是Bercea,是个研究生兼助理。文章还很生嫩,论点不够坚强,推理也不够严密,思考上也没多大刺激性,谈不上创意,如果我是期刊主编,可能不会接受。那为什么还会刊登出来呢?因为他们用产业竞争的角度,来看欧洲各地竞相建筑大教堂的动机。故事的主轴很简单,摘述如下。
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尚未起飞,封建领主的庄园是经济重心,每年能剩余累积的部份不多。当时最能掌控经济、影响政治的是宗教界,教会拥有城市土地、农庄、捐献,这是其它团体无法比拟的资源。为了维护教会的独占性特权,最好的策略就是以几百年的时间,建筑超大型的教堂,把该地区的剩余资源大幅投入教堂,这有两点好处。(1)经济资源与劳动市场都在教会的掌控下,教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实力稳居第一。(2)不同的宗教(例如基督教),若想进入此地区发展,就很不容易抢到所需的各种资源,来盖自己的教堂。
简单地说,天主教的策略,就是用「超额设备」(excess capacity)的手法,盖一座比实际需要还大很多的教堂,来阻挡其它宗教的进入与竞争。换言之,天主教先抢光对手的可能生存空间,让自己独自壮大,然后又以这么雄伟的教堂(好像是孔雀的漂亮大型尾扇)来炫耀,一方面吸取更多的资源(磁吸效应),二方面又可吓阻潜在的竞争者与威胁者。
教会抢夺经济资源的常见手法,是以政治和宗教的力量,占有最具经济价值的土地,然后在各种市集与交易场所课税。接着要求商人捐献报效,用这些钱来盖教堂,进行军事活动(宗教战争)。教会是宗教团体,但在经济资源的抢夺上,却是个精明独占企业家;商人若想要发展大生意或包工程,教会是必须攀结的机构。
教堂更是多重功能的聚会所:政治、宗教的中心,民间生(受洗)死(葬仪)的必经场所,也是利益交换、磋商、贿赂、纠纷仲裁、节庆活动的中心。反过来说,中世纪的经济尚未起飞,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如果不兴建超大型的教堂,地方经济怎会繁荣?劳动市场怎会活络?政治与工商业的协调、磋商、调解,由谁来做?
简言之,此文的作者认为,中世纪欧洲教堂要盖这么大这么久的原因很简单:教会先掌控地方的政治与经济资源,然后用超额设备(excess capacity)的手法,以几世纪的时间盖超大型教堂,产生一种grandeur effect(孔雀开屏效应)。这么做有三项好处: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地盘;二方面向潜在的竞争者与威胁者炫耀,阻挡他们进入;三方面透过这种大型公共建设,繁荣地方经济,活络当地的就业市场。

参考文献
Bercea; Brighita; Robert Ekelund and Robert Tollison (2005): “Cathedral building as an entrydeterring device”; Kyklos; 58(4):45365。

13罪与赎:天主教炼狱说的经济诠释





「炼狱(Purgatory)是天主教用来描述信徒死后灵魂暂时受罚的地方(或状态),是天主教教条之一。炼狱的拉丁文 purgare意思是洗涤。炼狱的对象是已确定永远得救的人,炼狱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灵魂净化后便可进天国得享福乐。但由于炼狱的道理不是建基于《圣经》,故不被大多数东正教、基督新教和基督教系的新兴宗教所接纳。《圣经》里没有出现这词语和直接阐释,但天主教认为《圣经》有暗示炼狱的道理。天主教认为罪分有大罪和小罪,大罪即该死罪,是使灵魂死的罪;小罪是不致于死的罪,可以在炼狱炼净。有功德的天主教徒死后可以直升天堂,但天主教教条指出,信徒若在生前犯有未经宽恕的轻罪和各种恶习,灵魂就会下到炼狱受火炼,净化后才可进天国。若在世信徒为炼狱中的灵魂虔诚祈祷、施舍和请神父做弥撒,便可拯救灵魂早些离开炼狱。」
   
炼狱想象图
以上是「维基百科」的解说。炼狱的观念在中世纪出现,成为天主教会的悔罪学说,让信徒的忏悔,可以从生前延伸到死后。其实这项观念存在已久,经过千年的演变,在13世纪以炼狱的学说出现。
这项学说有个类似佛教的「积德」观念,称为treasury of merits(功德簿)。如何积德呢?其中一种途径,就是「出售」赦免(indulgence),信徒可以用金钱赎罪(redemption),来减赎所犯的恶过。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从12世纪起逐渐滥用这项学说,导致后来马丁路德的反抗,引发16世纪的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
以下要谈的不是炼狱这个概念,也不是它在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之内的不同见解,而是为什么天主教要提出这种「新教义」。Ekelund和Hébert(1992)提出一种诠释,认为这是天主教在中世纪时,因为在「宗教市场」上出现新竞争对手,市场占有率受到挑战与威胁,不得不推出新产品(炼狱说、赎罪说)来巩固地盘。
主要的论点是:如果教徒能以「购买赎罪券」来减轻罪恶感,教会就可以让「罪恶感的成本降低」;信徒只要花钱,就不会把罪恶带入地狱,可加速进入天堂。换句话说,炼狱与金钱赎罪这种新教义,可以降低进入天堂的门坎。在宗教市场上,这是很有创意的新产品,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信徒,二方面教会能增加许多收入,三方面可以减少其它教派与异教学说的威胁。

赎罪券
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地区的宗教市场,大致由基督徒、异教徒、犹太教主导;其它的宗教规模较小,威胁性不大。这段期间,天主教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势力。到了11世纪,新宗教逐渐兴起,单是在欧洲就有19种宗教,12世纪时数目更明显增加。
对付这些异教的主要手法有两种:说服他们屈服加入,或用强硬手段逼服,采取软硬兼施的双面手法。第三种强化天主教主控权的方式,就是在教义上提出新学说,炼狱是新学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概念。为什么天主教要这么做?因为敌对的宗教团体,抢走相当多的信徒与收入,这是维持市场占有率的应变措施。
炼狱的概念,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应用,就是让信徒所犯的罪恶提早消除,让他们的灵魂洗涤干净,进入天堂。这种概念类似商业法里的破产法,容许商人依法宣告破产后,在商场上东山再起。炼狱和破产法的共同特征,就是在合法的情况下,降低「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成本。这种提供「新希望」的机会,就是一大商机。
具体的做法是:教会告诉信徒说,犯了罪就要赎罪,可以在生前赎,也可以死后才赎。赎罪的代价视罪过的严重性而异,基本上成正比。如果是杀人罪,那就没办法赎减。如果没那么严重,就可以用在世时的功德(奉献)来减赎。如果信徒在未赎罪之前过世,亲友家人也可以帮他在死后赎罪。教会接受金钱作为赎罪的「支付方式」。这种新办法广受欢迎,因为市场的需求很大,有太多人需要用这种新办法减轻罪恶感,或是得到教会的宽恕。
信徒相信,上帝手上有一本功过簿(spiritual accounting system),至于是用哪种方式偿赎(用功德、用服事、用金钱),上帝都可以接受;金钱甚至比功德更有效。炼狱的概念出现前,弥补罪过的方法只有一种:用等量的功德来平衡功过。炼狱的概念出现后,功德就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上帝的宽恕也依罪过的大小,而有不同的价码。富人犯罪过时,不必辛苦地累积同额的功德,掏钱就可以了事,代价大幅降低。
这种新赎罪方式,不就等于是鼓励犯罪过吗?消除罪过的成本已经降低,支付的方式也方便了,有钱人做些从前不敢做的事也无所谓,因为他们付得起。教会是在追求利润极大化,但对某些罪过(例如造口业伤人),却不易订出赎罪的标准价格,只能依良心程度和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前面说过,中世纪时的宗教市场竞争激烈(11世纪至少有19种宗教),各自推出「低价方案」(较容易被上天拯救)来吸引信徒。这等于是在「教义」市场上竞争,各种宗教推出新教义吸引信徒;炼狱的观念,就是天主教面临强大市场压力时,所推出的新教义。这种教义在《圣经》内找不到根据,希腊东正教和基督新教,都不认同这种新见解。伴随炼狱而出现的,还有两项新观念:赦免与告解。
甚至连梵蒂冈的教皇也「向钱看」了。教皇Clement三世(10841110)上任的第一年,就要求主教们募款供十字军东征。他授权主教依「信徒的人品与献金数量」,来赦免他们的罪过。到了12世纪,为了支应十字军东征,出售赦免已成为有系统的做法。
现在无法估算教会从赎罪和赦免中获取多少金额,但知道教皇和地区性的教会,如何分配金额:教皇通常可分得13或12,有时甚至可分到23。大地区的主教有样学样,开始和辖区教会分享赦免和赎罪的利益,造成教会的「地方」与「中央」互抢财源。
这种「新产品」推出后,对天主教有哪些影响与利弊?教会「出售」的是「无形」的产品,推出新产品的目的,是要巩固市场的主宰性与信徒的「品牌效忠度」。地方教会熟知教区内信徒的状况(厂商对消费者很了解):教会知道哪些人有钱,哪些人犯过哪些错,哪些人良心不安,哪些人来教会告解过哪些不可告人的事。
如果厂商(教会)的讯息完整,又能提供独占性的商品(教义),通常就能实施有效的「差别取价」:对富人订高价格、对小康者取中价位,对小市民收低价。梵蒂冈的数据显示:除了上中下三种价格外,苏格兰地区还有五种差别价格的制度,在某些地方还出现过七种差别性的价格表。
这种贪财的行为,到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时,就把炼狱的观念当成反对天主教的核心议题,其它较小的教派也跟着附和。基督新教宣扬要信徒直接和上帝沟通,不必透过「中间人」(教士)来传达上帝的旨意。基督新教走的路线,是要信徒直接向上帝忏悔,要信徒保有较高的自觉性,透过自励自勉自修来获取上帝的慈怜。
路德派的新教义,其实也是在提供一种廉价的新宗教产品,让信徒用很低廉的成本,就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逐渐抢走天主教的地盘。天主教在11世纪推出的新产品(炼狱与宽赦),在竞争激烈的宗教市场曾经发挥功效。这种差别取价向钱看的做法,替天主教累积了可观的财富,5世纪之后被基督新教用更新的产品(教义),逐渐取代天主教的主宰地位。

参考文献
Ekelund; Robert; Robert Hébert and Robert Tollison (1992): “The economics of sin and redemption: purgatory as a marketpull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115。
“Purgatory” (:en。wikipedia。orgwikiPurgatory)
「炼狱」(:zh。wikipedia。orgwiki)。

14经济闭关自守能撑多久?






我们常听到因战争而被围城的故事,例如明末清军围攻扬州城的惨烈,例如二次大战期间,俄国圣彼得堡被德军长期围困,饿死几十万人的地狱情状。我们较少听到闭关自守的事,其实稍想一下,也可以找到几个例子:(1)明代被倭寇侵扰后,规定「片板不准下海」;(2)日本被美国Matthew Perry将军(17941858)强迫开国(18524)之前,不就采取锁国政策吗?(3)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不就是个「铁幕」吗?(4)金正日主政下的北韩,也是在自我封闭、人民饥饿、领袖神格化的闭锁状态。
研究经济锁国的文章不多,Bernhofen与Brown(2004、2005)认为日本锁国(没有国际贸易)与不锁国(自由贸易)的GNP,大概会有8%到9%的差异。这两篇好文章写得太技术性,不易转述。Douglas Irwin写了一篇故事性较强的文章,分析美国在1807到1809年间(杰佛森总统时期),因为采取贸易禁运(embargo)政策,造成GNP大约5%的损失。那时期美国的对外贸易(货物出口加上船队的运费利益),约占GNP的13%;闭关自守的代价高昂,14个月后就废止锁国禁运政策。

Douglas Irwin
这件事发生在英法战争期间,这场打了非常久的战争,称为Napoleonic Wars(注意:有个s)。其中有一段较持续性的争战,大约从1792年4月打到1815年11月,拿破仑在这段期间(17991815)统治法国,就以他的名字来指称这段战争。英国想要封锁欧陆,所以禁止中立国(尤其是美国)的船只进出。英国海军在美国东岸巡逻,拦阻美国船只、上船搜索、逮捕船员、没收船只、货物和其它财物,还指控美国的水手,说他们是英国的逃兵。法国也有类似的作为,但没英国那么嚣张。
美国对这种欺凌的反弹声浪日高,但因国家弱小也无法强硬反抗,只有四条路可走:(1)屈服于英国的欺压;(2)对英宣战,要求英国尊重美国船队的权益;(3)对国内颁布闭关禁运令,保护美国的财产不受外国欺凌;(4)对英国经济报复。
英国又引发几次事端后,美国政府决定闭关禁运,一方面保护本国船只与船员免于英国的骚扰;二方面要让英国在航运与商品上产生困扰,逼迫英国改变政策。1807年12月,杰佛森总统谘请国会通过禁运条例,国会很快就禁止美国船只航向外国港口,也禁止外国船只从美国运出任何货物。
禁运的效果很好,1808年只有很少的(走私)美国船只在欧洲港口出现。1800至1807年间,美国船只运载到英国的总货量,每年约在11至19万吨之间。1807年12月实行禁运后,1808年运至英国的货物,陡降到3万吨左右(减少80%);14个月之后,禁运令在1809年3月解禁,载货量立刻跳回原先的水平(约17万吨)。
为什么在禁运期间,还有3万吨的货物载运到英国?主要是有商人不遵守禁运令,因为海岸线很长,走私活动无法禁绝。另一方面,禁运令阻挡许多人的财路,也阻断不少人的生机,工商业都希望赶快废止,尤以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最积极。禁运令只撑14个月的另一项因素,是英法两国不怕美国的威胁,完全不予理会。1808年的美国实力不足,本来想用禁运来要挟英法,没想到自讨没趣,14个月不到就破功了。
从进出口的金额来看,禁运期间(1807年12月至1809年3月)的商品出口额,从1807年的4千9百万,跌到1808年的7百万(减少80%以上),出口利润减少64%。进口方面,从1807年的8千5百万,跌到1808年的4千5百万(大约少了一半)。
美国那时的主要出口货物,是烟草、面粉、棉花、稻米,这四项货物在1807年时,占出口总值的23。在禁运期间,因为无法销售到国外,导致稻米的批发价格下跌50%,棉花和面粉跌了30%  40%,烟草跌了20%左右。相反地,原先从外国进口的物品,在禁运期间平均飊涨13以上。整体而言,这14个月禁运对进出口的打击程度,相当于美国把进口关税提高到60%。
Irwin尝试计算禁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做了不同的假设条件与复杂的计算后,他认为禁运大概使1808年的GNP减少了5%。1807年美国的GNP约为6亿8千万,减少5%等于损失3千4百万美金,在那时候是个天文数字。2004年台湾的GNP是333;442百万美元,减少5%就是损失168亿美元,禁运一年的代价相当高。
当时的舆论界说:「禁运造成沿海各州瘫痪,然后向内陆各州蔓延。新英格兰地区受到严重打击,物价跌了34,国际贸易全部停摆。」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早在1794年就指出禁运的可能后果:「禁运对我们的贸易会有很沉重的干扰,对进出口的影响难以估算。国外的货物价格会高得离谱,本国的货物价格,也会等比例地下跌。这会影响我们(国家)的收入和信用。这些状况结合在一起之后,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最危险的不满与失序,逼使政府不体面地受挫。这些严重的后果,都不是由外在因素引发的。」

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
现在来看国会对禁运的态度。当时的议员有两派:共和党(Republicans)和联邦派(Federalists)。1807年12月投票实施禁运时,共和党有82票赞成实施,19票反对。1809年2月表决是否要维持禁运时,共和党有33票赞成维持,59票反对。只间隔14个月,共和党对禁运的态度截然相反。联邦派对禁运的态度从头到尾都很一致:全票反对,零票赞成。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闭关自守的代价很高,明朝片板不准下海、毛泽东禁绝海外关系、今日北韩的锁国政策,事后都证明为不智之举。

参考文献
Bernhofen; Daniel and John Brown (2004): “A direct test of the theory of parative advantage: the case of Jap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4867。
Bernhofen; Daniel and John Brown (2005):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parative advantage gains from trade: evidence from Jap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20825。
Irwin; Douglas (2005): “The welfare cost of autarky: evidence from the Jeffersonian trade embargo; 180709”;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4):63145。

15 1918年流行感冒的深远影响






2003年初台湾爆发SARS时,台北市和平医院封院的事件,以及其它医院有医师牺牲的情况,许多人都还印象深刻。当时升高中的基本学力测验还因而延期,各型的口罩严重缺货,火车与汽车的乘客锐减。各国对SARS全力扑救,加上天气转热(SARS病毒怕高温),状况才控制下来。

1918年的流感
接下来的另一个大威胁,就是让全世界高度警惕的禽流感(avian influenza或简称为bird flu)。这是候鸟在各国之间迁移,透过鸡鸭、鸟类、猪只,传染病毒给人类的流行感冒,有许多国家都有灾情报告。台湾严密监控各种可能管道,扑杀不少从大陆走私的鸟类。
目前威胁人类的是H5N1型病毒。H5N1是什么意思?H是Hemagglutintin(血球凝集素),主要的功能是「与宿主细胞上的受体结合,以利病毒进入细胞中。病毒进入细胞后,会接管细胞,合成大量的病毒蛋白质与RNA,之后再将这些蛋白质和RNA组装起来,就成了新病毒。病毒要离开细胞时,神经胺酸酶(Neuraminidase,简称N)会切断病毒与宿主的连结。」简言之,H是用来进入细胞的,N是用来离开细胞的。(《科学人》2005年12月号页59)
H有16种,N有9种,H与N的组合共有144种(= 16 x 9)。H5N1表示:这种病毒是由H5和N1组合成的。H1到H16的编排顺序,是依照病毒鉴定的先后顺序编号,N1到N9也是依鉴定的时间顺序排列。
1918年的流感(不一定是由飞禽传染,所以不能称为禽流感),是H1N1型病毒株,引发全球大流行,4千多万人丧命。1957年的流感是H2N2型,全世界约100至400万人死亡。1997年在香港流行的,是H5N1的禽流感,18人罹病、6人丧生。1999年香港有H9N2型流感病毒,感染2位孩童。2003年在8个亚洲国家传播H5N1型,同年荷兰有1千人感染H7N7型病毒。
 
1918年的流感
2004年1月,越南和泰国证实有H5N1型病例。2005年6月,中国中部湖泊有6千只野生禽鸟,死于H5N1病毒。同年在俄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蒙古、越南都有H5N1型病毒的感染报告。(《科学人》2005年12月号页501)2006年在土耳其、匈牙利、西欧,都发现有候鸟死于H5N1病毒。
以上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流感病毒的基本特性,以及过去一百年间对人类的威胁。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Douglas Almond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把焦点聚在:1918年流感时受孕的胎儿,比流感之前和之后受孕的胎儿,成年之后的各项健康指标,是否都明显恶化?
医学界对流感的冲击,大都着重在流行时的威胁。现在经济学界提出明确的证据,指出流感的危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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