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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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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蓉：那您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何经华：我害怕下岗。比如说我明天要给客户作一个演讲，我经常的想法是，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明天如果我讲砸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叶蓉：现在的年轻人流行一个口头禅；“我换工作了”，然后顺带告诉你；“我把老板给炒了”。
何经华：我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看简历，你知道我最先看什么？第一我不看名字，第二我不看学历，我先看他在每一份工作待了多久。现在的年轻人工作更换太频繁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频繁更换工作的简历会给我几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这个年轻人还不知道他要干些什么，所以他老换。另外，新到一个岗位大概有两三个月的蜜月期，反正你是新人，大家对你要求都不高。等干到半年九个月，你碰到第一批困难的时候选择离开。发生困难了，最容易的决定是我不干了，然后美其名曰：“我把老板开了。”我相信这样子看简历的领导不止我一个人。有些人可能运气不错，也做上老总的位置，可是如果前面的功夫不扎实，你会坐不住，那个椅子上有油，你坐上去会滑下来。一个企业运作到最后，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光说大话就可以过得了关的。像我这一辈子没有发过什么财，我常说我的运气是很差的。我抽奖常常抽到纪念奖，一半人中奖我都抽不到，只能扎扎实实靠自己挣工资。
叶蓉：您刚才说您运气一般，但您的天资应该很好。
何经华：我认为人口中前5％聪明的叫天才，后5％的人叫白痴，大部分人都在90％。今天现场作一个IQ测试，我可能不会考第一名，因为大部分的人IQ是一样的。差别在哪里呢？有些人能够比较早知道自己要些什么，然后可以系统地去积累自己要的东西，奔着你的那个梦，奔着你的目标去奋斗。有些人基本上没有梦没有目标，一天过一天，一月过一月，一年过一年。
幸福的盒饭
叶蓉：那童年时候您的梦想是什么？
何经华：我真正的梦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暑假在惠普公司打工。有一天财务经理告诉我，小何今天你别乱跑，我们大老板要来。早上十点钟，我远远看见大门口走进一个西服笔挺的男人，后面跟着很多人。他们指指说，那就是我们的大老板。当时我年轻的脑海里面就深深地刻下五个字；“外企总经理”。我心里问自己，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可以干到那个位置，他工资肯定挣很多的，他一定很威风，后面跟那么多人，他一定能作很大的决定。到了美国，我只要脑筋一闲下来，那五个字就会蹦出来；“外企总经理”。我就开始去丰富自己，让自己去涉猎不同的业务领域，英文叫put myself in your shoes，让我来穿你的鞋，穿你的鞋看我会不会走路。我看到领导在做一项工作，我先在纸上作业一下，然后我再观察这个老总是怎么作决定的，评估一下。我一直在作模拟测验，所以到最后，这么多年走下来，我对公司所有的业务都蛮熟悉的，把自己培养得很均衡。
叶蓉：那您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
何经华：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是很乡下的地方，叫宜兰，在台北的东北角，是一个县城。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带我们到台北旅游，走到台湾大学附近，她就跟我爸说，我儿子以后要进这所大学。我爸说你在说什么呀，现在吃饭都有问题，你知道这是什么大学？台湾大学！后来我念初中的时候，因为宜兰比较偏远，教育环境比较差，母亲当时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说小孩在宜兰再念下去以后考大学会有问题，母亲就带了我们三兄弟搬到了台北。
叶蓉：就为了孩子？
何经华：就为了我们念书。当时父亲还在宜兰工作，我们在台北还要租房子，父亲一个月到台北看我们一次，很辛苦。母亲一个人在台北照顾我们。每天中午我们都能吃到最幸福的盒饭。因为我们就住在学校后面。每天中午母亲从后面的铁门送进三个饭盒，是刚做好的，其他同学的饭盒是早上带去中午蒸的，是前一天晚上做的。
叶蓉：你这样一说让我想起了“孟母三迁”的故事。
何经华：父亲对我的学习要求非常高。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他要求我全部用背。所以我整本书都会背。最后就体现在中考成绩上，中考的时候我的英文是满分，而且我是20分钟不到卷就答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英文考了99分，就错了一题。
叶蓉：父母对您进行了成功教育，那您对子女的要求是不是也特别高？
何经华：我常常说给孩子几个东西很重要，第一给她一颗清楚的脑袋，再给她能说的一张口，能写的一只手，最后给她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代表家庭价值、金钱价值、亲情价值、友情价值。我觉得给孩子这些东西就够了，往后她大学念什么科系，读出来做什么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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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软件集团公司前总裁何经华（2）
叶蓉：但是我很怀疑您说的这种朋友式的教育方式。您现在一周都可能在五个不同的城市，您还有多少时间留给太太、女儿？
何经华：家人的相处如果在量上没法追求就必须追求质。我以前工作也很忙，经常把工作带回家。我在女儿很小的时候经常把她抱在腿上，我要做PPT，我说帮爸爸按一下这个键，按一下这个就会出来，让她参与。我有时候在外面剪草，我女儿就夹在我的腿中间，我们一起剪草。我经常告诉孩子爸爸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爸爸在干什么。所以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什么叫股票，什么叫期权。那时她也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是她建立起很多我所谓的知识概念，还有一些价值观。
第一次面试
叶蓉：在美国拿到学位以后，进入的第一家比较满意的公司是在什么时候？
何经华：暑假有一个礼拜天，我突然想，这个电脑硕士值多少钱？我就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打开求职栏。我一看就傻了，前前后后有十几页的工作机会，翻了半天还翻不完。我花了三个小时把每一个框都读完，然后抄了两家公司的电话。我礼拜一打了个电话过去，对方在电话上就和我谈了四个小时，有七八个人和我谈。最后一个跟我说，何先生你明天有没有空？我明天想见见你。我说有空有空，那我明天就去了。结果礼拜二我就上班了，一上班就到今天。我在美国这么多年的工作环境当中就两种人最多，白男人跟白女人，黑人都很少，东方人更少。因为那是一个销售的领域，我开会时回头一看，全是白人。
叶蓉：为什么会东方人的机会这么少？
何经华：如果今天让一个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人做我们公司的一个基层销售，你认为是什么概念？他的语言能力肯定不如中国员工。
何经华：当时我把每一个客户都当成一本书。我常说今天我可能接触一个客户。我常常告诉自己，我说这个单子我可以丢掉，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输掉，就是客户的知识，至少要学得这家公司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他们的优势是什么，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会问客户许多问题，可能跟我要卖的东西没有直接的关系。过几个月我又可能碰到另外一个新的机会，我可能又丢了，因为我的知识不足，我的经验不足。等到第三次、第四次，我再碰到类似的这种客户的时候，从此以后我一单都不会丢。因为到最后我会比客户的知识还丰富。所以如果说你在同一个行业里面你接触三家客户以后，你说话能够像专家。所以我慢慢地就把自己变成一个顾问式的销售，绝对不是销售式的销售。什么顾问呢？行业顾问式的销售，管理顾问式的销售。
三百把小火
叶蓉：很多空降兵进入一个企业之后往往充当一个大刀阔斧改革的角色，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自己被改革掉。您到用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扮演这样一个大刀阔斧的角色？
何经华：组织已经先于你存在，你进来干领导都叫空降兵。我一路做空降兵的感觉是，如果一进来就大刀阔斧地改革，风险会很大。你为什么认为你的想法会优于你团队的想法？我记得当时到用友时媒体问我，何总，你的“三把火”是什么？我说我没有“三把火”，我可能三百把小火。我说一把小火解决一件小事，很多的小事解决一系列类似的事，序列解多了它就变成一个面。我一向不赞成一个大的机器运转那么久，你突然要反向操作它，金属可能会断裂。我很认同古时候的大禹治水，是疏导。
叶蓉：那您认为您会给用友带来什么？
何经华：我在用友的第一个演讲说，我有一个梦，就是希望在用友期间也能够培养出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我认为中国企业的干部职业的训练是比较弱的。他不是照一个组织的方式去勤奋。他朝他的方向做。很多公司“莫名其妙地长大”，因为市场不错，怎么做大家都能挣点钱。莫名其妙长大，每个地方长的样子都不一样，最后无法管理。
叶蓉：失控。
何经华：英国的巴林银行是一个百年老店，居然被一个新加坡的交易员把这家百年老店给玩完了。
叶蓉：开始我说您是打工皇帝，能不能给年轻人教两招，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何经华：面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假定我是主考官，我听这个年轻人作演讲，我不会去太讲究他的内容对不对，因为他毕竟年轻，但是我会看你到底用了多少心在准备这次演讲。如果我发现你完全没有用心，可能两分钟我就站起来走了。另外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要更深思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懂不懂这个呀？这是一个很直观的问题。通常的回答是要么是懂要么就大概懂一点，或者干脆说不懂。如果是这样子来回答问题的话就表面化了。你要更深层次的去看每一个问题的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叶蓉：我知道您有一个小故事，面试您的人问过您会不会打高尔夫，当时您不会，但是您告诉他会。为什么要撒谎？
何经华：回去就练。我当时想他为什么要问我会不会打高尔夫球？是不是打高尔夫球是这份工作必备的技能之一？我如果说不会我可能就没机会了。
跳槽的频率
那天到复旦大学做讲座，一说到何经华，不少的同学都记着他在《财富人生》节目中所说的那席话，内容是关于招聘员工的。
何经华说，他看应聘者的简历是第一不看名字，第二不看学历，也不看是哪个学校毕业。他首先要看的是，这个人在每一份工作上干了多久。他是不会多看一眼那些每一两年就跳一份工作，或者是跳动得更加频繁的人。他认为：其一，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其二，这样的人碰到困难和挫折时一定选择放弃。
我想，他也不是绝对的反对跳槽，当然也不会说相隔多少时间是跳槽的最佳节点。跳槽的频率是很难用数字来确定的，也不会既适用于甲又符合乙；问题的关键是你在每一跳中，自己的能力是否有了提高和增长，施展的舞台是否有了扩大。
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周，何经华自己也跳了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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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积仁东软集团董事长（1）
1955年8月，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市。
1976年，考入东北大学的前身——东北工学院，学习计算机应用专业。
1986年，赴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做博士论文。
1987年，回国后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
1988年，创建东北工学院计算机系网络工程研究室。
1991年，和日本阿尔派电子株式会社合资成立沈阳东工阿尔派软件有限公司。
1996年2月；“东大阿尔派”成功上市，成为“中国软件第一股”。
2001年组建东软集团，担任集团总裁、董事长。
同年当选“2001年度中国十大IT财富人物”。
提供平台是我的满足
被推下海的教授
叶蓉：您身上有很多我们国家的第一，比如我知道的，您是我们国家培养的第一个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博士，取得这个学位是在什么时候？
刘积仁：是在1986年。因为我们国家博士制度的建立应该说是相对比较晚，在那个时候博士相对比较少，全国一年毕业的某一个专业的博士一般大概只有十几人或者只有几个人，正好是我们学位制度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
叶蓉：您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中间还有一段去美国学习的过程。
刘积仁：我的基础课程是在国内读的，但是做实验的时候，由于当时国内的条件比较差，没有这样一种环境来做这样一个论文，所以我的老师就把我送到了美国的一个国家实验室里做论文，回国之后拿了中国的博士，当时的那种制度我们叫做联合培养。
叶蓉：也就是说您这个博士是中美联合培养的，国家第一个。
刘积仁：有中国的老师，也有美国的老师。
叶蓉：我觉得很疑惑，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一般就继续搞科研了，您怎么会想到要下海创业？
刘积仁：事实上创业也是一个意外了。当时拿到这个学位之后，我很快就被提为了教授，那个时候才33岁。我很幸运，在那个年龄拿到教授的头衔，因为以前评教授，大部分要等到50岁以上，而我正赶上学术界一个变革的阶段。所以当时想，一定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学术方面走出一条路来，成为一个知名的教授或者有影响力的教授。
叶蓉：学术界有地位。
刘积仁：所以当时为了这样一个目标在努力，在学校里面就建了实验室。然后在我的老师的支持下，我组织了一个年轻人的团队。但是做任何的科研也好，做任何的事业也好，资本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如果建立一个一流的实验环境，除了要找特别好的人才外，还需要经费。那个时候惟一的想法就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解决经费的问题。当时大概大部分人走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向国家申请经费。另外一种就跟企业合作，就是跟企业联合，你帮他做一些工作，然后他给你资助。我当时想，这两种方式都有点缺乏持续性，最好我能够成立一个技术转移中心，然后把我的技术通过这个中心转移给社会，转移给需要这些技术的公司，然后他来支持我这个中心，我再用这个经费做研究。
应该说有的时候我还是很相信运气的。因为当时从建了这个实验室之后，事实上我每天都在想这个实验室怎么发展。正好有一天学校来了一个通知，说有个日本人要找一些人来做座谈。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日本的阿尔派社长，他叫沓泽虔太郎，他当时是公司的负责人，他跟我说，刘先生你就是合适做教授，你不合适做商人。如果按照日本的观点来看，你们太学术化，所以我认为你还是认真地在这儿做研究吧。现在我经常碰到他，我说是因为你当时的那一句话使得我一定要来试验一下，什么是教授和商人之间的区别，什么是做企业和做学术的区别。事实上我们在成立公司的时候，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公司法，不知道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财务体系，不知道怎么做人力资源的管理，更不知道怎么做商业的规划，也不知道还要做市场的东西，还要到外面吆喝来卖。因为过去都一直在学校里面走来走去，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很差。不仅仅是我，我所有的部下都是跟我差不多的一群人。当时他这样一句话应该对我们是很刺激的，因为那个时候应该说我们还在为我们曾经取得的成就自豪呢，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在这个社会很优秀的精英，就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家的书架里面逐渐有变化了，过去都是计算机的书。
叶蓉：专业类的。
刘积仁：专业的书就开始往右移了，左面开始进来的更多是有关财务管理、公司治理等等的这些书。应该说东软从那个时候就变成了我们的学校，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创业的过程开始了解怎么样做一个企业的。
享受过程享受胜利
叶蓉：东大软件园应该是我们国家星火计划的第一个软件产业基地，我觉得您给大家的是一个生活质量很高的家园。我知道那会儿，一些非常年轻的人员都能分到很大的房子。
刘积仁：因为东软在1996年就上市了。上市的时候，我们有一批年轻人一夜之间都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拿到了很多钱，因为他们的股票在资本上市的时候马上就变现了。如果按照原来的投资可能是几十倍的晋升。但从我自己的感觉上，我不认为在那个阶段我们已经脱离了创业的过程。所以我们当时就在那个园区里面盖了一片别墅一些单体的房子、连体的房子还有一些公寓。因为当时那个股票有一部分可以卖，有一部分是不允许卖的，可以由我们管理层来控制。我们让大家卖掉了一部分的股票，卖掉的这一部分钱又投入到了买房子的这个过程中。我当时想，一个人如果赚了钱，又敢于消费那么他一定会有更大的动力去为更高的目标奋斗。事实上他把他过去创业的积累全部都花掉了。花掉了变成房子了，变成房子了他就要买车。
叶蓉：又没钱了。
刘积仁：又没有钱了。所以那几年大家都说，刘老师你老叫我们拿出钱来，最后我们赚的钱又都投了上去，我们从来没看到过真正的钱，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当看到这些年轻人自己有了房子，有了车，还在为自己的未来在奋斗的时候，我觉得当时那种选择是很正确的。
叶蓉：所以有一句话当时很多人理解不了，说今天花钱是为了明天拼命地赚钱。
刘积仁：是。年轻人的追求不应该有一个止境，要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享受整个创造的过程。而不是说哪一天为了这样一个结果他就感觉到满意了，就可以停下来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些财富了。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享受的更应该是一个过程。
叶蓉：自我的实现。
刘积仁：将追求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发展。最开始的时候有个东西就行，现在则要做更大的事业。
叶蓉：有成就感而且能够享受这种成就感。
多艰难的环境都会有快乐
叶蓉：您是哪年出生？
刘积仁：我是1955年出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11岁，我们经历了整个的过程。
叶蓉：有记忆吗？
刘积仁：记忆很深。因为我自己的家庭就在这个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被打成“走资派”，也被游行，后来被下放到辽宁的盘锦种水稻。
叶蓉：父亲被批斗游行你都有记忆？
刘积仁：那是我亲眼看到的。他在马路上戴一顶高帽子，然后一面走还要一面说话，每个人发一个锣啊或者什么。那时候很小，看到这种局面的时候应该说刺激是很大的。因为自己父亲在马路上，很多人在那儿喊口号；所以突然就觉得这个世界很让你不可理解。我家里当时有三间房子，造反派就搬到我家。他住在中间那间，我们家就分在两旁，半夜有的时候进来搜查。
叶蓉：就抄家。
刘积仁：我觉得从现在来看，那是一个特别实际的课程。这个课程可能比现在我们读MBA，比我们现在学的一些知识更能让你体会到这个社会。
叶蓉：您觉得您从中学会了什么？
刘积仁：我觉得第一个，在任何一种变化的环境中，你大概都不会太吃惊了。而且你会发现无论在多艰难的环境中都会有快乐。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很快乐的。比如说我们几个小朋友在一起，因为当时我是比较喜欢木刻的，大家又都特别崇拜毛泽东，我当时就木刻了毛泽东的头像和韶山时期一直到革命圣地的所有的毛泽东的各种各样的头像，刻了100多个，有一摞子。所以小朋友可能站着排到我这儿来，我给他盖一个章在本子上。事实上我很多的乐器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因为很自由。
叶蓉：您都会哪些乐器？
刘积仁：我学过很多，但没有一个学得很好。
叶蓉：拿上就能用的有什么？
刘积仁：比如说我学过二胡，拉过京胡，还拉过板胡，拉过小提琴，我还打过扬琴，后来手风琴、小提琴、吉他，这些我都做过。
叶蓉：八样了。
刘积仁：差不多。但是没有哪一个能够达到表演的水平。惟一可能的就是二胡。我当时在学校文艺队里面拉二胡，有很多时候感觉到，尽管是很困难，社会环境很复杂，但是人生仍然有一些快乐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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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积仁东软集团董事长（2）
叶蓉：我采访过很多嘉宾，我们经常会回顾这些嘉宾走过的人生道路。听这些嘉宾讲述他们童年、青年时代的故事，我觉得更多是在看一部黑白电影，但是我听您讲您的童年、青年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它的色彩是斑斓的、绚丽的，是彩色电影。
刘积仁：我想过，我要是退休后自己拍一部电影的话，我会把那个时候的场景都描绘出来。事实上，那个时候你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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