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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照亮未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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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没有炸弹爆炸，只是电线走火的小意外，当然卡辛主教也没有成为替肯尼迪而死的烈士，只是让在场很多人嫌他不识大体，又臭又长讲了一大堆而已。肯尼迪终于上台了，宣誓、就职，接着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肯尼迪的演说，是历史上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第四短的，一共只有五十二个句子，不到一千四百字。不过没多久，这篇演说就凌驾于许多篇幅比较长的前辈，跃升为最有名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
尤其是演说词里的一句话，不只在美国人人朗朗上口，其影响力还从美国蔓延出来，全世界大部分人透过各种不同翻译版本，读过或听过这句话。
美国爱国主义的最高潮
“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就是这句话，象征了美国爱国主义的最高潮，记录了有那么一段时间，短暂的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人心甘情愿团结在国家旗帜下，为自己能身为美国一分子、对美国作出贡献，感到高兴且自豪。
这句话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有其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仔细看一下肯尼迪演说词当中其他五十一个句子，他在里面用了三次“自由”、十一次“新”、四次“时代”、三次“革命”和各种不同形式提到“世界”一共十四次。整篇讲稿只有一千四百字，也就是平均每一百个字中，就要讲一次“世界”。
相对地，一千四百字中，对美国内政几乎没有着墨，有人仔细算过真正讲美国国内情况的，总共只有两个字。藏在一个宣示将坚决维护“国内及世界人权”的句子里。“国内”（at home）终于出现了，但还是和“世界”一起并列的。
这是一篇从头到尾讲国际局势的演说，因为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和苏联之间的对抗与竞争；美国人最恐惧的，是苏联的侵略野心和苏联为数庞大的核弹头。
在“别问国家”那个句子之前，肯尼迪讲的是：“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只有少数几个时代被赋予了在最高度危险情况下卫护自由的角色 我乐于接受这个角色。”从这样的上下文一路读来，我们明白了，肯尼迪给予美国人的，是一种面对恐惧、克服恐惧的勇气，将冷战视为卫护自由的“圣战”，视为某种天启天授的责任，而且指出来勇气的来源 大家团结、无私地以国家为单位来奋斗，就能有勇气，就能承担责任、克服困难。
难怪教宗要为了他就职特准天主教徒吃肉。至少在演说词中显现的，肯尼迪是个有信仰的人，而且他有很大的本事将信仰传递、感染给众多的人。
这样一句话，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也很受欢迎。连最强调民主自由的美国，都强调国家团结、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不逮住机会拿来对自己的国民大加宣传，加强大家为国家服务的热情，同时降低对国家，尤其是对政府的抱怨呢？
对国家的工具性理解
不过，美国人高兴、自豪认同国家的时期很短暂，很快就结束了。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大大震撼了美国人；更重要的，美国出兵越南，越战不只带来惨重伤亡，而且愈打愈不知其所以然。为了越战，美国社会被严重撕裂了，支持越战的人和反对越战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团结在一个“国家”里了。
吊诡的是，这样的巨大逆转变化，没有让肯尼
＇爱国＇ 一定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2）
迪的就职演说被“抛入历史的垃圾桶里”，反而更加强了其长期烙刻入美国人记忆的力量。那是一段难得“天真时光”的纪念遗物，美国人，而且是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还相信国家，相信可以抛开自己的私心奉献国家，“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看起来不只在美国，而是全世界（或许朝鲜除外）的人都不可能再重返那样的“天真时光”了。过去十年内，美国新保守主义得势，然而新保守主义创造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新霸权，他们对外的宣传中，基督教、上帝、传统家庭价值、反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等观念的重要性，都高于美国国家主义。更不必提小布什及新保守主义在美国，一直受到自由主义的强烈质疑、反抗，终于导致2008年麦凯恩大败，民主党提名的奥巴马赢得大选。
欧洲、日本、拉丁美洲，甚至在中国，今天或许还有可能叫大家“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却不可能要他们“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了。将近五十年间，国家的意识其实悄悄地、但明确挪移变化了。以国家作为信仰对象，相信人应该牺牲自我利益，屈从于国家需要之下，这种想法愈来愈难以被接受了。
取而代之的，是愈来愈普遍地对国家的一种工具性理解。国家提供许多一般人自己无法个别取得的方便、好处，因而我们需要国家；但倒过来，国家也应该以提供这些方便、好处，作为其存在的价值以及与国民发生关系的基础。
我们当然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因为唯有弄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才有办法下定决心，相应于国家为我所做、所提供的服务，我能为国家做什么，我又愿意为国家做什么。
＇选举＇ 有议题、有信念的选举（1）
1918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僵持中，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场群众聚会中，尤金？德柏斯（Eugene Debs）对着底下大部分是劳工的群众说：“总是那些上层阶级在宣战，却总是由下层阶级真正上战场打仗！”
群众聚会结束后，德柏斯遭到逮捕，罪名是违犯了“唆使叛乱法”，依照前一年才通过的“唆使叛乱法”，德柏斯因阻碍动员被起诉，随后被法院判处长达十年的徒刑。
那一年德柏斯六十三岁，而且有病在身，没有人有把握他可以坐满十年监牢活着出狱。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给予德柏斯特赦，德柏斯却拒绝接受。战争结束前，威尔逊又特赦过德柏斯一次，德柏斯还是没有接受。战争结束了一年、两年，威尔逊总统一再颁布特赦，德柏斯却坚持继续待在牢里。一直到1921年，德柏斯才愿意接受总统特赦出狱，因为那个时候威尔逊已经卸任，换上了共和党的哈定担任总统。
德柏斯是谁？为什么前后两任总统都急切想把他从牢中放出来呢？又为什么他宁可忍受身体状况急速恶化的风险，就是不肯让威尔逊特赦他？
这得话说从头。德柏斯是个很有群众魅力的工运领袖，美国铁路工人工会就是在他手上成立的。最早他支持民主党，还曾帮克里夫兰竞选总统。然而就在克里夫兰当总统时，德柏斯带领铁路工人罢工，抗议一家卧铺公司恶劣的工作条件，没想到总统竟然下令动用军队对付罢工工人，德柏斯还被抓到牢里待了半年。
德柏斯参选总统
这样的转折让德柏斯省悟，不能靠民主党来追求工人的福祉，于是他自己跳出来直接参与政治。1900年，美国社会党提名德柏斯竞选总统，他一共得到了十万票。1904年，德柏斯再度代表社会党出马，这回他的选票竟然比上次成长了三倍，拿下令人不敢小看的四十万票。四年后，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是他，他再一次在大选中得到四十万票。
四十万票当然不足以选出一个社会党的总统，不过连续两次获得四十万票的表现却可以让美国社会党成为一个具备基层实力的政党。1911年时，社会党在全美有四百五十个民选公职人员，包括五十六个市长和一个联邦众议员。靠这样的实力，美国社会党可以在各地一共发行五份日报和两百二十六份周刊。
1912年，总统大选又来了，社会党当然不会放弃竞选机会，提名的，还是德柏斯。这次选举，可热闹了。当时的总统塔夫脱争取连任，在自家共和党内却碰到前总统老罗斯福东山再起的挑战。老罗斯福气势如虹，在各州初选一路领先塔夫脱，甚至在自己的家乡俄亥俄州，塔夫脱都败给了老罗斯福。然而在关键的党代表大会上，党内大老控制的党代表票，却一面倒投给了塔夫脱。塔夫脱拿下两百三十五票，老罗斯福竟然只有十九票！靠这样明显的操作，塔夫脱惊险出线，老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党 进步党，参选到底。
民主党方面则是由出身南方，代表旧南方势力的威尔逊出马。再加上德柏斯，这四个人不只各具政治资历与政治魅力，更重要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构成了清楚却又复杂的交错网络。
各具立场的总统候选人
摆在四个人面前最大的问题，四个人都勇敢负责提出看法的，是美国资本势力何去何从。塔夫脱的背后，就是美国的大资本家，所以他认为政府别管太多，资本家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对地，威尔逊认为政府应该有更大的权力，要拿联邦政府的权力打破大资本的建制与垄断，让中小企业有竞争的空间，那就是他的“新自由”政策。
老罗斯福同意威尔逊政府应该管、应该多管的态度，不过他对威尔逊希望让中小企业创造竞争活力的看法，嗤之以鼻。他认为现代工业发展使得大企业成为必然趋势，所以政府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打击拆解大企业，而是订定严格规范看管大企业，让他们不得垄断、不能为非作歹。
至于德柏斯呢？他秉持社会党的立场，当然根本反对资本主
＇选举＇ 有议题、有信念的选举（2）
义，权力应该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身上，创造一个超越阶级壁垒的平等社会。
选战结果，从选举人团票上看，威尔逊赢得压倒性大胜。他赢了四十州囊括四百三十五张选举人票，老罗斯福只拿下六州八十八票，塔夫脱更可怜，只赢了佛蒙特和犹他两个小州。不过如果看普选票，分布就平均多了。威尔逊六百三十万票，老罗斯福四百一十万票，塔夫脱三百五十万票，共和党分裂效果明显，才让威尔逊渔翁得利。还有，德柏斯也取得了九十万票，比他四年前成绩又成长了超过一倍！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选举，因为四个人都没有逃避真正的国家前途问题，他们都提出明确立场，而且各自立场都不一样，绝无浑水摸鱼、模棱两可的部分。威尔逊除了“新自由”之外，也在选举中提出让美国积极加入国际社会的主张，而他当选后，也的确按照这样的立场，在1917年让美国参战。为了应付战时需要，他才要求国会通过了“教唆叛乱法”对付战争异议者。
德柏斯连用革命手段创造工人天堂都不赞成，当然更反对战争。基于立场原则，他必定挑战威尔逊的战时法律，宁可因而被捕坐牢。威尔逊当然不能让一个参选过四次总统大选的人，这样坐十年牢，所以反复颁布特赦，希望德柏斯出狱，而忠于原则的德柏斯却也一再拒绝，直到跟他在反战态度上较为一致的共和党上台，才愿意接受特赦。
别怀疑，不是所有选举都像我们这里的一样，没有真正的议题、更没有信念立场。1912年的美国大选就是很好的历史例证，告诉我们选举的混乱堕落，不是民主必然的现象，换句话说，别怪民主，应该要怪我们自己，要从自己的政治体制上去检讨，去寻找具有真正信念与关键议题的选举。
＇政治家的教育＇ 培养更深更广的政治智慧（1）
罗马时代著名建筑师威特拉维斯（Marcus Vitruvius Pollio），留下一本经典作品，叫《建筑师之书》。这部书第七册的序言里，威特拉维斯明白定义如何衡量一个人身上最有价值东西的标准。他主张最简单的检验方式是，看哪一种东西在你遇到船难时能救你，能让你活下去。接着威特拉维斯讲了一个故事，描述一个罗马人在海上遇难漂流到陌生的罗得岛海岸，上岸后他如何凭借机巧与智慧，交到朋友、找到工作、累积财富，最终还赢得地位与尊重。
在这段故事后面，威特拉维斯写道：“所以我感谢父母让我受教育。”
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凭借教育教给我们，内化在我们身体里的知识与能力，有朝一日就算不幸遇到海难，丧失了一切财物，到没有一个熟人的地方，我们还是能重新自立，取回被命运作弄剥夺的一切。
因而在第七册里，他谈的都是建筑师的养成教育。依照他的规划，建筑师应该学画图、数学、法律、医药、音乐、几何和天文学。换句话说，建筑师首先应该拥有完整的人的知识与能力，然后才从事建筑工作。
人的头脑是最精密的机械
威特拉维斯曾经担任过恺撒大帝的顾问，帮助他设计远征高卢时使用的大型武器。他对当时各种最先进的机械知识，有充分掌握。所以《建筑师之书》最后一册，第十册，讲的都是机械运用，战争时怎么用、平时又怎么用。然而在大谈特谈各种精巧战争最新武器发明后，威特拉维斯又讲了另一个关于罗德城的故事。罗德城被敌人团团围住。敌军在城内守军弓箭射程之外，日夜赶工造了一个巨型的攻城机。那个攻城机有轮子，上面高高架起好几层平台，每一层都配备了强力投石弓弩，而且攻城机最前方还有金属打造又硬又尖的长角。
攻城机即将造好了，一旦攻城机造好开过来，罗德城守军显然无力阻挡巨角的冲力破坏，也不可能躲得掉高高低低投石器投来的众多飞石，罗德城就要陷落了。就在攻城机启动的前一天晚上，罗德城内的一位建筑师将大家聚拢来，要求每一个人把家里尿壶里的大小便、洗碗洗澡洗衣服各种用过的水，愈脏的愈好，统统交上来。然后他从城里往外挖了一个小洞，将这些污水秽水往外倒在城下。
第二天，威武恐怖的攻城机出动了，发出隆隆巨响朝罗德城逼近。愈靠近罗德城，地上愈是布满了湿黏泥土和秽水的混合物。攻城机的轮子每转一圈，就沾黏上一堆污泥，愈沾愈多、愈沾愈多，而且轮子在泥巴里跟着愈陷愈深，攻城机刚进入罗德城守军弓箭射程内，攻城机的轮子完全陷死在泥巴里了。城上守军赶紧接连放射燃烧的火箭，攻城机停在那里被烧成一副空架。
威特拉维斯评论：“就这样，最棒的机巧被建筑师的智慧拆解了。”
到头来，威特拉维斯的主张再清楚明白不过：最精密最了不起的机械，是人的头脑、人的心灵。一个毕生致力于为罗马设计攻城机器的专家，一个设计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公共建筑的大师，对自己从事行业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到人具备的思考与学习能力，而不是人已经学习、设计了什么；已经学习、设计了的东西，不管再怎么精巧了不起，都可能被新思考新发明的东西给拆解了。
威特拉维斯挑战强烈的“恒久”错觉。没有什么艺术作品比建筑更坚固更耐久，所以一位建筑师最容易想象自己的作品会长久一直站在那里，成为一座永恒的杰作。威特拉维斯看透这种建筑的时间尺度，意识到所有已经造成了的东西都可能被拆解，未出现未完成的永远比已出现已完成的更重要。回到他提出的建筑师教育概念，我们就能理解，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和建筑没有直接关联的科目，其实是为了准备建筑师真正能建构出最精巧的机械与建筑 自己的心灵。现实的建筑知识与技术，只能帮建筑师盖现在的房子，却没办法让他想出拆解别人盖起的房子的对策，不能让他离开既有的条件，去盖未来的房子。
政治人才的养成
这是最清楚
＇政治家的教育＇ 培养更深更广的政治智慧（2）
也最明白的道理，告诉我们为什么专家的教育养成，不能狭窄专注，而该宽广博大。尤其是政治人才的养成，更是如此。政治不能被视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不能用政治学或法律知识培养政治人才。道理很简单：政治学与法律，是现实当下的知识，可是政治领袖，却必须面对各种未来变量。
光是等政治人才能培养到领袖层级，现实就已经变动不一样了。更何况众人之事集合累积的变量变化更多更快。国家的状况随时可能被从原有的轨道抛离开来，就像威特拉维斯反复讲的“海难”般的情境。没有以前既成的条件可供依循，那怎么办？
只好靠更深更广的知识与能力，一种综合性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可能从狭窄的专门训练中取得，必须更根本地理解世界事物之所以然，也就是回到哲学、文学、音乐，乃至医学、天文学的总和思考里。
很可惜，我们早已没有这种政治人物教育养成的管道，甚至完全失去对如此培养政治人物的方法的向往。我们以为懂一点政治学，懂一点法律，会一点领导统驭，能演讲、能竞选，就足以担当政治领袖。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只具备处理现实的一点能力，却无法拆解现实、改革现实，也就无法想象、更不必说打造未来。到处都是这种等级的政治人物，我们也就只能在心中祈祷，不要碰到什么大变动，需要他们来应付不同的环境变化、不同的历史考验。
＇下台的智慧＇ 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1）
喜欢战争史、军事史的人，一定知道美国的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他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最重要的统帅。南军中有充满领袖气质、传奇色彩与悲剧命运的李将军（Robert Lee），北军的将领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和李将军平起平坐，勉强要比，只能比军事、战略上的专业成就，那么格兰特就脱颖而出了。
格兰特与李将军同属一个时代，而且还曾在1846年的美墨战争中并肩作战。那是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第一次以军事行动震撼了欧洲的成就。美墨战争是场极难打的仗，欧洲人本来并不看好美军会赢，然而最后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19世纪的世界霸主，建立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人，在颇负盛名的《卫报》上，如此评论这场战争：
美军的胜利，在历史上和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波斯、汉尼拔越过比利牛斯山、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同一等级。美军中和拿破仑一般能干的将领，数以十计。
被《卫报》视为和拿破仑一般能干的将领中，包括李将军和格兰特，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们两人十几年后竟然会成为战场上最可怕的死敌。
南北战争的前期，北军实际的领导者是林肯总统。在林肯自己指挥的阶段，北军打得很糟，林肯的经验及军事天分，差李将军太远了。他自己知道他需要既能拟定宏观战略布局又能确切执行战术细节的专才来协助，可是周遭能够运用的人，偏偏找不到可以同时见树又见林的。
格兰特获得重用
一直到关键性的威克斯堡（Vicksburg）战役。威克斯堡是密西西比河畔的大城，控制在南军的手里，北军很清楚，如果能把威克斯堡拿下来，就可以隔密西西比河将南军一切为二，在河东的南军部队将顿失奥援变得无足轻重。这个战略目标再明显不过，问题就在怎么打都打不下威克斯堡来。
1863年夏天，攻打威克斯堡的任务从哈勒克（Holleck）将军手上交给了格兰特。格兰特设计了一套进攻策略，却立刻和远在华盛顿遥控的林肯总统起了冲突。最大的冲突点在于格兰特要把军队调离运补基地，全数开上野战区，林肯觉得太冒险了。格兰特坚持己见，不顾林肯的反对，对威克斯堡进行了全面的围城作战，结果逼南方守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终于投降。
消息传到华盛顿，林肯总统立刻发了一封信给格兰特，信的内容再白话、再明白不过了：“我愿意承认：你对了，我错了。”
能够这样白话、直接认错的总统真的不容易。认错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林肯将要重用这位胆大却心细的将领。1864年年初，林肯把格兰特召到华盛顿，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宣布将北军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格兰特。大家会感到惊讶，一方面是因为林肯竟然愿意释出大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格兰特的外表太平凡、出身又太贫微（从军前他是个连自己都喂不饱的穷店员）。不过如果他们知道格兰特接任总司令后所做的战略决定，会更惊讶。和在威克斯堡战役时一样，格兰特不愿保留任何兵力，要对南军展开全面的进攻。他把北军分散多头同时向南方进逼，如此迫使南方精锐部队无法集中，像李将军这样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也只能在一地一隅指挥对抗北军，北军就可以在其他方位获得突破。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格兰特这次的大胆规划，林肯总统不仅全力支持，而且表示兴奋乐观。在策动这次总反击的过程，自然发展出一套新的命令分工分权系统，总统是统帅，格兰特是总司令，哈勒克主管人事，另外一位史丹顿（Stanton）将军则以战争部部长的身份总管其他后勤供应。这套系统顺利运作，奠定了北军在战争后期节节胜利的基础。
熟读军事史、对战争史大有兴趣的人，却不一定知道格兰特除了是南北战争中的英雄之外，还是美国第十八任总统。他在186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获胜，1872年又当选连任。两次选举，格兰特挟战争英雄的气势都获得
＇下台的智慧＇ 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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