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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照亮未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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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个别、孤立地认知现实事件，但是要将不同事件串接看出其变化与意义，却有赖于有效叫唤出记忆与纪录，才有办法做到。这就是媒体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与工作伦理。
有记录、有不断挖掘纪录来解释其变化与意义的专业，才能提供个人记忆更大的空间与保障。每个人保存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中的缺失与错误，可以经常和动态检验过的公共记忆对照修正，于是个人记忆也就不至于错误、离谱到哪里去了。
记忆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公民拥有多大的自我记忆权利，也就决定了他们共组的社会，能够给予成员多少、多宽广的自由。
＇身份＇ 坚持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利（1）
捷克小说家韦尔（Jiri Weil）写过一本描述德国纳粹占领捷克时期的作品，小说一开头讲述一个纳粹亲卫队的队员，得到指令，要将布拉格音乐学院屋顶上一整排的音乐家塑像，“清除有害因素”，意思是打掉里面有犹太血统的人的雕像。亲卫队员不好意思地去请教学院教授，屋顶上一排雕像中，哪个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很明确地回答：“门德尔松。”那门德尔松的雕像当然不能再留在屋顶上了。可是爬到屋顶上一看，问题又来了，雕像上面没写名字，怎么晓得哪个是门德尔松？
亲卫队员不好意思再去问人家了，他运用纳粹知识中教导来辨认犹太人的重要方法，反复端详雕像的鼻子，找出其中一座鼻子最大的，“就是他了！”抡起铁锤将雕像打个稀巴烂。完成任务后，回头却看见底下聚集了好多人，音乐学院的院长正赶过来，聚集的学生们一看见院长就急忙地说：“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毁坏了瓦格纳的雕像！”
这还真不是个小错误。奉命“清除有害因素”，这位老兄搞半天却将德国纳粹奉在神坛上、希特勒私人最崇拜的对象瓦格纳给除掉了。他这下子吃不完兜着走了。更尴尬的是，他之所以犯错，是他深信纳粹宣传，相信从犹太人的外表就不只可以辨识他们的种族血缘，而且可以辨识他们的“邪恶本质”。在他眼里，瓦格纳明明就比门德尔松更犹太、更邪恶。
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
门德尔松是犹太人，但他是个奇怪的犹太人，有犹太血统，却不信犹太教。事实上，门德尔松自己在作品上签名时，签下的姓，都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门德尔松”，而是“门德尔松 巴托第”，这才是他认定自己的全名。“巴托第”是门德尔松的爸爸在放弃犹太教，改宗信仰基督教，受洗后给自己家族加上的姓，理由是“门德尔松”这个姓，是个不折不扣纯粹的犹太姓。这个姓和犹太人关系太密切了，“要人家接受基督徒门德尔松，就像要人家相信有犹太教孔夫子一样荒唐”。门德尔松的爸爸如是解释为什么要加上“巴托第”的理由。
不过门德尔松的爸爸正式文书上加了“巴托第”，平常却不太用这个附加姓氏。要到门德尔松，才每次签名都不忘记加上“巴托第”，换句话说，门德尔松比他的爸爸更自觉地投身加入基督教的阵营，而与自己的犹太出身保持距离。
这样的选择，可以理解。毕竟那是欧洲反犹主义盛行的年代，很多基督徒相信犹太后裔背负杀死耶稣基督的大罪，除非改信基督教，否则灵魂里永远带着魔性，不但死后会下地狱，就连生时也应该被以对待邪恶的方法予以孤立、惩罚。不愿受到反犹主义歧视、迫害的犹太人，当然只好放弃犹太身份，转而认同基督教了。
门德尔松写过好几部宗教剧。其中有一部是取材自《圣经？新约》的《圣保罗》。《圣保罗》的神剧情节里牵涉犹太人，在两个不同的歌词版本中，门德尔松选择了对犹太人更不友善，把犹太人刻画得更丑陋的那一个。
许多迹象都显示，门德尔松是真心认同以基督新教为信仰骨干的德国文化。至少他对德国文化的认同程度，远高于犹太的血缘关系。
然而这样一位以其成就，大大丰富了德国文化内容的音乐家，到了20世纪，却还是被纳粹以其血缘因素，刻意忽略、贬抑他的地位，认为和瓦格纳或布鲁克纳等“纯种”雅利安音乐家相比，门德尔松的音乐不够雄浑伟大，充满了小市镇小商人的气息，进而把他的音乐排除在主流之外。
门德尔松的新面貌
这样的情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戏剧性的改变。纳粹垮台，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曝光，刺激了幸存犹太人的同仇敌忾意识，与自尊自重的运动。他们强调犹太人对世界文明曾经有过的丰富贡献，自我肯定作为犹太人的骄傲。
在这种浪潮中，门德尔松又被点名了，这时却被放在犹太音乐家的系谱中彰显出来。犹太史家写了传记，要赋予门德尔松“新面貌”。书里强调十岁时门德尔松亲历了1819的犹太
＇身份＇ 坚持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利（2）
暴动，看到其他人对犹太人的种种歧视言辞与吐口水的举动，从此，他保留了对于犹太民族命运根深蒂固的关切 抱持着和其他犹太人之间强烈的团结意识。
依照这样的史观，门德尔松不必也不需要被拿去跟其他德国作曲家排排坐，因为他的音乐内在含藏着犹太文化、犹太性与犹太意识，在这点上，他本来就跟同时代或更后来的德国作曲家不一样。别人都在追求表达浪漫热情的音乐语汇时，门德尔松却专心研习贝多芬后期弦乐四重奏，他要窥破其内在神灵性的根源。别人都陷入一种革命的“当代性”狂热中时，门德尔松却慧眼独具，将巴赫伟大的宗教剧《马太受难曲》从遗忘中予以复活，而且自己还写出了媲美巴洛克时代的大型宗教作品，这些成就都跟他的犹太背景，强烈的犹太宗教性，脱不开关系的！
一个明确改宗的音乐家，敌对立场的评论者却都不理会他改宗的事实，他和基督教及德国文化间的关系。一边主张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的音乐作品无足观矣；另一边则主张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的音乐作品格外伟大、格外重要。
这是门德尔松的悲剧。他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身份，或说，他自己决定的身份没受到应有的尊重。攻击他的和推崇他的，都用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身份作为出发点。
这是身份的吊诡。我是谁、我是什么人，这看似最根本、最简单的问题，在人类经验里一点都不简单。往往一个人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身份，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想尽办法地要取得决定别人身份的权力。是的，决定别人身份，强制定义别人的身份，是很大的权力，也是近代社会招惹最多纷争与冲突的关键权力。
＇仇恨＇ 不能对仇恨掉以轻心（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20世纪历史中的这桩重大事件，我们通常都用同样的语言来说明、来形容。如此说明与形容，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其中藏了一个要紧的盲点。
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是战争中的行为，是战争残暴行为中的一部分。六百万犹太人，理应被算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破坏中的一个重大项目。
这样的看法，往往让人忘了退一步问：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真是战争中的行为吗？抑或是和战争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另一桩事情？
我的意思是：杀不杀犹太人，跟德国对外的战争，有直接关系吗？杀或不杀犹太人，会影响德国战争中的胜负吗？
从能够掌握的史料看，我们会得到令人更加不安的答案。若是着眼于战争胜利，德国人其实没什么理由花那么大力气杀那么多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都不是死在战场上，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以任何形式拿起武器来对抗德国人。这些犹太人没有国家、不属于任何国家，所以也不存在与德国有国与国间冲突的问题。事实上，那么短的时间内，在非战斗的情况下，竟然死了这么多犹太人，正说明了那个时候欧洲犹太人多么温驯，对德国多么无害。
如果不发动种族大屠杀，战争中的德国不会增添任何危险。相反地，为了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必须挪用许多本来可以部署去应付战争的人力物力，设集中营，动用大量交通工具，还要有庞大官僚体系来管理这一套“屠杀系统”。
纯粹从战争角度，德国人没有必要屠杀犹太人。换个角度说，德国人并不是出于战争考虑而发动屠杀犹太人的，更进一步看，巨大的问题浮现上来：那为什么？为什么是德国人犯下恐怖的屠杀罪行？为什么屠杀的对象是犹太人？
历史上的反犹主义
暂时撇开战争，我们必须、只能往更早的历史里寻找答案。历史上，欧洲长期存在着普遍的“反犹主义”（或称“反闪主义”〔AntiSamitism〕）的现象。犹太人手上沾染耶稣基督的血，这是犹太人的“原罪”。犹太人保有自己明确且深厚的宗教传统，不受周遭通行的基督教影响，是犹太人让其他人看来碍眼的理由。更何况犹太人还从事教会禁止基督教徒去做的行业 放高利贷，因而赚了很多钱，当然更加引人嫉妒、怨恨与鄙视。几个世纪来，各地常有零星迫害、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发生。
不过欧洲对犹太人的传统敌意，从来不曾恶化到要将他们赶尽杀绝，要动用国家力量给予“终极解决”的地步。显然解释德国人行为，必须在传统问题上，加上现代考虑。
现代考虑之一，是启蒙主义对欧洲进行的转化，启蒙主义将本来宗教改革对教会的厌恶，扩大成为对宗教的全面不信任。宗教改革带来基督教的严重分裂，接着分裂的教会挟带世俗皇族的力量，引爆了仿佛永远也打不完的宗教战争。连年战争终于迫使欧洲出现了新态度 宗教是祸根，人要和平相处，唯有的方法是弃绝宗教、诉诸理性。
19世纪欧洲，哲学取代了宗教、理性思辨取代仪式信仰。理性对宗教的敌意愈来愈深，进而就促使了欧洲人普遍对宗教，尤其是高度依赖仪式与信仰的宗教，采取鄙夷的态度。
欧洲变了，犹太人却没有变。相比较下，犹太人的保守信仰姿态，对欧洲人而言更加难以忍受。尤其是在启蒙理性潮流中才形成民族国家的德国，表现得格外强烈。
民族国家的我群认同
民族国家，正是19世纪欧洲另一股沛然不可御的大潮流。
国家早就存在，但民族国家却是19世纪的新鲜事物。民族国家主义认定国家不是临时、方便的政治组合，而是内在拥有一种超越方便的永恒核心。那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打造的坚强团结。大家相信“我群”的强烈认同，激发出对国家的高度支持乃至牺牲热情，使得民族国家格外强悍有力，发展得更快。如此一来，当然也就更增添了民族国家的吸引力。
德国是19世纪后半才统一的新兴国家，国家打造
＇仇恨＇ 不能对仇恨掉以轻心（2）
的过程自然就比英、法更加依赖民族主义精神。也因而德国最清楚显现了民族国家严重的后遗症 强烈的排他性。借由选定异类“他群”为对照，最容易激发“我群”团结意识，如果那个“他群”还被理解为敌人，那么“我群”就不只团结，而且还更加上同仇敌忾的热情了。
德国国家构成的过程，对外有法国、对内有犹太人作为典型的“他群”敌人。正因为那是德国赖以统一存在的根本理由，对法国与犹太人的仇恨就格外深刻严重。
虽然在德国统一过程中，很多犹太人也出力贡献；虽然在创建德国文化上，更多犹太人有突出的表现；虽然很多犹太人选择放弃犹太教，反过来认同德国与基督教 这些力量却还是不足以阻挡根深蒂固的仇恨，随着德国历史变化而燃烧燎原。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挫败，让德国急需找到新的团结自信。于是很不幸地，对于犹太人的旧仇恨，就成了最容易取来使用的工具了。
20世纪最血腥的种族仇恨，其实多半来自想象，而不是来自具体冲突。犹太人没有打过德国，没有侵略过德国，更别说占领德国了。犹太人对德国没有野心，更不曾出现什么具体德国人和犹太人街头巷战或乡间野战的火并。从具体冲突角度上看，德国人与犹太人间的问题，甚至还没有“文革”当中一所中学两派斗争来得激烈。
仇恨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虚无缥缈。正因为不需要具体的根源，仇恨的蔓延与深化，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快、来得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于任何可能开启仇恨想象的言词与观念，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随时警惕的根本理由啊！
＇风格＇ 找到自己的风格（1）
在一个看似大者恒大的世界里，如果现实上你就是个“小者”，该怎么办？
我讲的不是国际局势，不是高科技产业，而是美国的职业棒球。
让我们先看看美国职棒“大者恒大”背后的道理：
原理一，美国职棒联盟坚持近乎绝对的自由竞争立场，不对各队设限，没有薪资上限，也没有复杂的选秀次序安排。换句话说，各队爱怎么花钱、花多少钱去找怎样的球员，悉听尊便。
原理二，每支球队都有主场，主场所在城市愈大，潜在的球迷就愈多，不只是球队可以拥有比较多席位、比较豪华的球场，电视台愿意出的转播金也必定水涨船高。换句话说，人口愈多愈富裕的城市，其主场球队会有愈高的收入。
原理三，人都是自私自利，不会嫌钱多的，职业球员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表现愈好的球员，当然会争取愈高的薪资。换句话说，荷包愈深的球队当然愈有条件聚拢一群最好、最能赢球的球员。
原理四，人都是现实的，球迷当然不会例外。愈能赢球的球队愈能吸引球迷支持，不管是买票进场看球，或在家中开电视看转播贡献收视率的动机，都会随球队赢球增加，随球队输球而减少。换句话说，赢球的，愈来愈有钱，愈有钱就能争取到更好的球员，保证赢更多的球赛。
这套道理，一环扣一环，没什么漏洞吧。问题在，如果你的球队，主场就是个小城市，那怎么办？如果你的球队能付得起的薪水，就是只有纽约洋基队的三分之一，那怎么办？就只能认命收一些次级球员，在联盟后段班载浮载沉，等待“输球 观众减少 收入减少 好球员被挖角 输更多场球赛”的恶性循环，终于把你逐出市场吗？
道理看起来似乎只能如此，不是吗？然而现实上却不见得是这样。奥克兰运动家队，每年能付的薪水真的只有洋基队的三分之一。然而最近几年，他们年年都在强队前段班之列，甚至还一度缔造过连胜二十场的队史纪录。
奥克兰运动家队的秘诀
运动家队的经营者，不怕人家知道他们逆势崛起的秘诀。这秘诀说穿了，简单到让人难以相信，他们缩小目标，在选择球员时，不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神奇美技，不看他们曾经几回在关键时刻扮演球队救世主，甚至不看他们生涯纪录上什么最辉煌、最特殊的项目，只看打击者的上垒率，尤其是获得四坏球保送的次数；以及投手不让人家打出全垒打的本事。
真的就这么简单。要当运动家队的球员，在打击上，你至少每十个打席要有一次保送，达不到这种比率，你就算有再亮眼的其他成就，也不可能受到教练青睐，送上大联盟去。要当运动家队的球员，要当投手的，平均每场比赛不能送出超过半支全垒打，要不然管你球速再快、变化球再精准，嘿嘿，人家不要你就是不要你。
运动家队的逻辑思考，几句话就可以说明清楚。棒球比赛里，防守上最大的伤害，就是被对手打出全垒打。全垒打不只是一口气灌进四个垒打，而且打者带垒上跑者全数化为比分，更麻烦的是，全垒打让防守者毫无用武之地。所以守住全垒打，不让全垒打出现，就大大降低了输球的可能。
同样道理，进攻上最便宜、最有把握的武器，莫过于对方奉送的四坏球了。选球精准、耐心十足的打击者，从投手手上讨到四坏球，一样让对方防守者全无施展机会，只能眼睁睁地断送一个垒，而且还能在心理上扰乱投手，甚至制造投手及其他野手间的内讧心结。赚到保送，绝对有效提高赢球机会。
只看上垒率和全垒打失分率，这样的球员不难找，而且这样的球员别的球队不见得识货，也就能用相对低廉的薪水争取到。一旦整个球队都由这种特色的球员组成时，又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球队文化 那就是耐心、谨慎、不冒进、不贪功。
运动家队磨功一流，打击者不随便出棒，投手也不随便逞强跟强打者对决。一定是仔细处理每个球，将失投减到最少的投手，才能不被打出全垒打；也一定是眼光利，每一球都跟球、黏球的打者，才能常常赚到
＇风格＇ 找到自己的风格（2）
四坏球保送。
这些球员散落到别的球队，或许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队友、教练可能嫌他们龟毛，球迷嫌他们拖慢球赛节奏，会有各种力量逼着投手激发英雄气概投快速球跟打者对决，逼着打者改挥大棒寻求长打。可是在运动家队，他们的龟毛个性得到肯定，甚至得到奖励，一支个性整齐的龟毛球队，化成巨大的战力，拖垮、打败了许多阵中充满英雄、明星的球队。
这些球员帮运动家队打出了好成绩，可是他们不太可能倨傲，用跳槽来争取加薪。因为赢球的关键是整支球队的风格、个性，不是单一球员。阵中球员如果单飞去了别的没有耐心、不是龟毛文化的球队里，他们也无从发挥起。
风格对团队的贡献
就这样，奥克兰运动家队在看似被“大者恒大”铁律笼罩的职棒市场上，创造了奇迹。奇迹不是真正的奇迹，而是运动家队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独具慧眼，看出了风格、个性，对一个团队可以有多大的贡献。在别人都是各自为政、英雄主义的职棒世界里，耐心、龟毛的统一风格，就能打出一条成功大道来。
这是真正的创意，管理上的创意。而美国职棒场上验证过的创意，何尝不能适用于高科技产业，或国际局势上呢？
高科技产业上的决战点，不见得一定在谁网罗了最多与最优秀的研究、营销人才。许多公司的崛起，靠的是明白单纯的风格、个性，企业环绕着一种风格，建构其管理锁链、孕育其组织节奏，这种公司显然比较容易找到市场上的利基，集中焦点把事情做好，也相对比较禁得起景气的波动变化。
作为一个注定的“小者”，台湾是不是也该思考，我们要在“大者恒大”的国际舞台上如何自保、如何发展？找到自己的风格、个性，经济贸易上的风格、社会文化上的个性，很可能才是让我们不至于懵懵懂懂终遭大国权力利益吞噬的重要法门吧！
第三辑 走出大词的泥沼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站在人道立场，明确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抵制作法。他又基于宗教信念，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面貌，多所批判。
卡斯特罗看中约翰？保罗二世这两项特质，他相信：拉拢教宗可以争取到全世界对古巴的同情、支持，更可以对邻近的大患 美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伤害。
相对于美国，教廷教宗当然是次要敌人。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是辩证斗争法里所允许，甚至肯定鼓励的。
＇开放＇ 开放带来的效果（1）
前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外表看起来如此庄严，其实内在是个富幽默感的人。主持户外大型弥撒时，群众热烈鼓掌叫好，打断了他的话，等闹声终于歇止，教宗说：“我还蛮喜欢你们的掌声，让我可以休息喘口气。”要离开现场时，天空下起雨来，教宗说：“我几乎忍不住要说，这真是个好地方，看到教宗要走了，天空都会流泪难过。但，不对，这种解释是烂神学。好的神学解释应该是，雨是上帝仁慈与关切的象征。”
这两项幽默言语，都是保罗二世访问古巴时说的。说这两句幽默言词时，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都在教宗身边。
那是1998年1月的事。经过长久努力，卡斯特罗终于邀到教宗访问古巴。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后，古巴是极少数极少数仍然坚持共产党革命专政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还因为这样，遭到美国长期禁运经济抵制。
共产主义国家，依循马克思的教条，必然视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为“人民的鸦片”；所有的共产国家必定扫除境内天主教会对梵蒂冈的臣属效忠，努力隔绝教廷对自己国家人民的渗透影响，那为什么约翰？保罗二世会出访古巴，而且竟然还是卡斯特罗力邀促成的？
关键的原因就在美国禁运抵制。苏联垮台后，原本依赖苏联资助的古巴，陷入了经济上极度困难的状况。90年代初期，古巴人民真的是勒紧裤带忍受空前的物资贫乏，差一点就撑不下去了。
联合教廷对抗美国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站在人道立场，明确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抵制作法。他又基于宗教信念，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面貌，多所批判。
卡斯特罗看中约翰？保罗二世这两项特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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