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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照亮未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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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法条更重要的精神与原则
如果我们善用孟德斯鸠的智慧洞见，很容易可以得到两项提醒。提醒一，当牵涉到异文化跨国界的行为时，“法的精神”比法条重要，应该要回溯“法的精神”才能订定出规范来。提醒二，如果有些法律条文是很久以前订定的，又没有经常使用，那么这种法条不能随便照字面意思动用，应该回溯比对其背后“法的精神”普遍原则，然后再思考变动过后的新情况，提出法律的新主张新见解。
任何要将法条不经重新诠释，就要运用于管辖乃至威吓不同社会的人或不同时代的人的行为，都是一种“法律暴力”、“法律霸权”。
台湾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法律人”。然而这些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法律人”，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乏对孟德斯鸠的认识、理解，以及对“法的精神”的尊重。
台湾台面上这些“法律人”，受的几乎都是法律的“技术训练”，他们把法条抬得很高，以为法条就是法律的全部，却不知道“法的精神”高于法条，“法的精神”更应该被理解、被讨论。
“法律人”总是习惯想用法律来处理政治问题，这种习惯不只破坏了政治该有的沟通协商空间，而且还暴露了这些“法律人”对法律的轻薄与肤浅啊！
＇公共议题＇ 以公共态度讨论公共议题（1）
当我分析、批评在台湾的都市环境中，因为摩托车太多、太方便，以致捷运系统的利用率偏低时，有人就理所当然反应：“杨照一定是开车的，所以就打压摩托车族。”当我反对以民意来决定要不要废除死刑时，也就会有人到我的部落格留言说：“哪一天当你是受害人时，看你会怎样说？”
唉，台湾这个社会一个根本的“理盲”，就反映在这样的意见里。他们不相信、不接受有而且应该有不受个人自我利益影响的公共意见，坚持假设：一个人的主张，一定是对应于自我利益的。思考、讨论公共议题时，如果只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反对所有会伤害自我利益的意见，而且把别人的意见都看做是自私自利的反映，老实说，公共议题就失去了公共性，理性讨论、厘清是非的公共领域也就消失了。
今天即使我骑摩托车，我还是会主张摩托车太多了，应该让摩托车不要那么方便，摩托车享有的许多方便（例如到处可以停车）是建立在社会外部成本上的；我还是会主张应该要让摩托车的方便程度低于大众公共运输系统才是合理的。事实上，正因为我如此主张、如此相信，所以我不骑摩托车，我会去搭公交车、搭捷运。
如果我是个犯罪的受害者，我还是一样主张不能由受害者的感受来决定犯罪者应该得到的惩罚。人类文明的发展会逐步将惩罚的权利 先是执行惩罚的权利，接着是决定惩罚的权利 一步步从受害者、受害者家属手中取走，是有其基本道理的。因为满足受害者情绪，不只不切实际，而且会产生恐怖的后效。
对纳粹罪行的制裁
德国纳粹屠杀了六百万个犹太人，在这过程中，有许多德国人参与其中，有更多德国人支持赞成，几乎其他所有的德国人都袖手旁观、没有反对，这是个可怕的事实，更是个可怕的罪行。二次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暴露出来，而且还有些幸存的犹太人可以对罪行历历指证。依照德国罪行之严重，幸而逃过魔掌活命的犹太人，难道会愿意和这样的凶手一起生存在世界上？他们难道不会心存余悸，害怕、相信：只要德国人还在，犹太人就无法好好活着？犹太人之中有些人深信必须血债血偿，不能忍受德国继续存在，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吧？可是从头到尾有权利决定战后处置的各方势力，都没有将“毁灭德国”纳入可能办法中考虑过。被害的犹太人不想毁灭德国吗？他们没有权利要求毁灭德国吗？然而不管他们怎么想、怎么主张，毁灭德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作法。
更令人遗憾的，国际上找不出一种可以依循的正义原则，来处罚德国，建立国家行为上的罪与罚比例原则。几十年下来，犹太人就一直紧抱着自己是受害者的立场，以受害者的怨恨心情，一方面对国际提出种种要求，另一方面合理化自己的各种行为。几十年来中东问题的根源，乃至于阿拉伯世界被激进的伊斯兰信仰席卷，都跟以色列、犹太人长期的受害者心态脱离不了关系。
受害者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报复的权利，至少应该拥有不再受害的权利，然而在追求自己的安全感时，他们侵犯了别人的领土、破坏了别人的社会，引发出一连串难以收拾的后遗症。无法处理受害者情绪，坐视受害者情绪无限上纲放大，是在犹太问题上，国际上犯的重大错误，至今还在为这个错误付出惨重代价。一个意图发泄的受害人，必定会在发泄过程中制造出其他受害人，最后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缠扰混淆，人人都是受害者，都以受害者身份来合理化自己的任何行为，那么脆弱、难得的文明秩序就岌岌可危了。
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家园被以色列占走了，他们是受害者，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发动恐怖主义行动，那是他们寻求受害补偿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坐视恐怖主义攻击蔓延，我们就必须设下底线，是就连受害人寻求报复、补偿时都不能也不应逾越的。如果要在恐怖主义行为上划这样一条红线，那么显然对于犹太人、以色列的行为也要有相应的一条红
＇公共议题＇ 以公共态度讨论公共议题（2）
死刑存废不可由受害者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自己是受害者，我却一定坚决反对以受害者的主张来决定罪与罚的根本理由。让受害者得到发泄满足，绝对不会给我们带来安全的社会、安全的环境，相反，过度放大受害者与受害者家属的感受，甚至以各种方式放大他们的痛苦，来压过法律正义全面、一致性的考虑，只会使得社会进入一种“以暴制暴”的幻想中，结果鼓舞大家合理化暴力的使用，暴力报复成了受害人应得的补偿，暴力就不再是那条绝对禁制的底线。
“不可杀人”有例外，在受害痛苦中的人就可以主张杀人作为报复、作为解脱，有这样的例外，也就会有各种利用这种例外作借口的其他行为。更何况受害者的身份是主观的，一位自认受害的人，在法律之前很可能根本不是无辜的。加害犯罪的事实当然不能交给受害者来决定，在这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都不能光是听从受害者，为什么在决定惩罚方式，尤其是最严重的惩罚，我们却要把那么大的权利让渡给受害者？
要不要废死刑，这是法律专业不可让渡的权利，尤其绝对不能让渡给受害者、让渡给一般民意。不然我们还要法律专业干什么？不然，我们还能如何信任法律专业能够盱衡各方因素，给我们一个尽量趋近安全、远离暴力威胁的公共、集体环境？这是公共议题，就必须以公共立场、公共态度来讨论啊！
＇大片＇ 比简单更简单的大片逻辑（1）
李安拍过的电影里，有一部到目前仍然拥有特殊的票房纪录。猜猜看，是哪一部？又是什么样的纪录？
不是《卧虎藏龙》，不是《理性与感性》，是《绿巨人浩克》，这部电影上映第二周周末票房比第一周周末惨跌了70％，创下了纪录。
不必也不能因为电影是李安拍的，就不讲清楚这项纪录的意义 意味着电影口碑很糟很糟，刚上映时被强力宣传打到买票进场的观众，看过之后都大失所望，大家恶评不断，所以下个周末就没什么人再要去买票看的《绿巨人浩克》了。
这纪录还真尴尬。不过让李安可以稍微得到点安慰的是，一般所谓的“票房大片”，首映周末票房到第二个周末，也会平均滑落五成左右，换句话说，《绿巨人浩克》虽然是最糟的，但其实没有糟到那么糟。
跑赢影评
事实上，发行这种“票房大片”的公司，早就习惯、甚至预见了这种差距变化。他们将“大片”的回收成败关键，几乎都赌在首映周末上。这种“大片”首映在全美至少要有两千家影院放映，那两天票房卖下来，正常应该要占那部电影总票房的25％到40％。
他们认为，他们相信，这样才拍得了、才支撑得起制作那动辄上亿美金的“大片”。庞大的投资使得“大片”经不起评论、口碑的风险，要在评论、口碑还来不及发挥作用前，就先抢下一定的收入。
“大片”的投资保障，就在于等影评、口碑发出“这是烂片”的警告时，已经有很多人在首映第一时间付钱当了冤大头，来不及反悔了。
要造成这种“首映行情”，“大片”也就有了“大片”特殊的秘诀。第一，“大片”要有“大场面”，场面大不大，不是以演员会不会演戏、演得好不好来判断的，而是依据演员可以吸引的媒体注意力来判定。大场面让电影未拍先轰动，可以不断炒作话题，制造“电影要来了”的先期效果。
能吸引媒体注意力的大明星，片酬一定很贵，片酬愈贵的大明星，连带也就愈有媒体报道的价值。既然花了那么多钱签下“大场面”，当然也就不能省宣传造势预算，最好是铺天盖地撒广告预算，上映前让可能的观众一个都逃不掉。
除了“大场面”，另外一种预热票房的方法，是选择本来就已经受欢迎的题材来拍，畅销小说是当然选择、畅销漫画会是更好的选择。要不然也可以拍之前畅销大片的续集，反正与其去寻找、去创造观众，不如直接对已有的、明确的消费群众下手。
再来，不只要激发这些群众想去看电影，还要让他们“迫不及待”要去看。如此才能将效果集聚在首映周末，以免夜长梦多，一开始没买票，后来就有了各种考虑不想去买票。从观众属性上去分析：什么样的人最是具备“迫不及待”的个性？啊，小孩！小孩最没有耐心等待，他们想要的恨不得立刻就得到，而且小孩之间的同侪影响力最强，同侪压力最大，集体行动的动机也最强大，别人都去看过了自己还没看，格外容易觉得落伍丢脸。
吸引小孩看的电影，不能有太复杂的内容，尤其是不能有冷场。炒热银幕场子，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无过于速度竞逐以及爆炸破坏。相反地，让银幕场子冷掉的，首推对话，尤其是任何一个角色连续讲超过三句话。
“不说话”的大片
接连不断的追逐、爆炸，愈写愈俭省的对白，还能创造出好莱坞大片的另一种优势 海外票房的优势。讲英语的电影卖到不讲英语的国家去，那些地方能欣赏细腻对白的观众必然更少，干吗折磨他们要一直盯着银幕下方的字幕才能享受电影呢？少讲话，话越少观众会越多。
还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影市场像美国好莱坞那么大，也就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可以跟好莱坞比财大气粗。追逐、翻滚、爆破、灾难，这些银幕上的奇观，全都是钱和技术堆出来的。爱情片别的国家可以拍，亲情片、阴谋片、推理片、社会写实片，别的国家可以拍，只有追逐、翻滚、爆破、灾难不断的电影，谁都拍不赢好莱坞。
十几二十年来，这套大
＇大片＇ 比简单更简单的大片逻辑（2）
片逻辑发展得愈来愈完整，运作得愈来愈熟练，也就决定了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得到什么样的电影，又必然看不到什么样的电影了。
没有了真正给成熟观众看的电影。没有了给人强烈感受让人思考的电影。没有了中等规模精致制拍的电影，要么是经费少得可怜，根本照顾不好细节的小众电影，不然就是经费大得吓人，特效与宣传远比剧本、导演重要的“大片”。
“大片”也就一看就是“大片”的样子，没有什么多样变化的空间。“大场面”的男明星，要么忙着开快车、开更快的飞机，不然是忙着将东西炸掉，再不然就是忙着逃躲避免被炸掉被压死或被淹死。“大场面”的女明星呢？她们做的事和男明星差不多，只是表情更惊恐、穿着与动作更诱人罢了！而不管男明星或女明星，话都很少，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终结者》第一集片中从头到尾的台词一共只有十四句，堪称典型中的典型！
大片逻辑，彻底改变了电影工业，改变了我们看到的电影。对一个在大片逻辑横扫之前，就开始看电影的人，现在的电影，尤其是那些主流“大片”，简直难看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花那么多钱拍出一幕幕重复的戏，一出出重复的电影，干吗！
不过谁知道呢？或许下一代看电影的人，除了这种“大片”，就再也不能想象有别种电影存在。那么，“大片”改变的，就包括了最基本的美学品味，同时也就改变了人从电影里可以寻求、可以获得的满足范围。由广而狭，一步步限缩狭窄下去。
＇独家新闻＇ 跑出真正的独家新闻（1）
两位《华盛顿邮报》地方版的年轻记者，加上一位神秘的消息来源“深喉咙”，结果掀开了“水门案”，最终逼使那个时代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 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仓皇辞职下台。这是政治史上的关键事件，更是新闻史上的经典。“水门事件”示范了新闻记者作为“无冕之王”的巨大力量，以及“第四权”可以对其他三权发挥监督作用的极致。还有，示范了新闻记者的勇气、风骨与专业伦理。不只是最后将总统掀下台的结果长期让人津津乐道，在过程中记者的作为与选择，也反复被拿出来讨论。
虽然拥有“深喉咙”这样的超级网民，伍华德（Bob Woodward）跑新闻可一点都不轻松。“深喉咙”从来不主动提供消息、数据给伍华德。而是当伍华德和他的伙伴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找到了什么线索或取得了什么讯息时，就在家里窗口摆放一盆约定好的小盆栽，“深喉咙”开车路过看到了，会在那天深夜到约定好的停车场和伍华德见面。见面时，伍华德告诉“深喉咙”他手上握有的讯息，“深喉咙”凭借经验及内部数据告诉伍华德，哪些地方值得进一步探索，哪些数据根本一文不值。会面完，伍华德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挖新闻。
深喉咙的真实身份
可以想见有多少压力堆积到这两位年轻记者的身上。他们原本甚至不是跑国会、跑白宫的政治记者，光是《华盛顿邮报》内部就有多少人眼红，冷眼看他们，更不必说其他媒体也纷纷出动最资深、最强悍、最有人脉的记者来抢线竞争。他们都挺住了。更神奇的是，一直到尼克松下台，甚至一直到尼克松去世，除了他们两人和《华盛顿邮报》总编辑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深喉咙”的真实身份。甚至连《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西泽
琳？葛兰姆都不知道！保护消息来源保护得滴水不漏，一直到几年前，“深喉咙”自己主动曝光，世人才晓得原来他是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 难怪他知道那么多事！
“水门案”发生在四十年前，正因为“水门案”的成就、影响如此传奇，这四十年间有多少人想要当“伍华德第二”，希冀能碰到“深喉咙第二”，就连台湾都有一阵子大谈特谈过“深先生”、“深小姐”。不过政治上的发展，尤其是新闻媒体上的发展，显然让“水门案” 再现的机会，愈来愈渺茫了。将最高权力者拉下台的“水门案”，不但在当时是空前的，恐怕在未来也会是绝后的。
“想象一下如果 深喉咙 存在于今天，那会怎样？有线电视频道上每天都在猜他到底是谁。狗仔队会盯梢伍华德，会有很多篇关于他的报道。还有新闻幕后的故事，揭露新闻记者平常到底怎么和消息来源互动。顺带讨论新闻伦理的问题，对待消息来源的原则究竟应该怎样。新闻画面上会出现倒数计时钟，计算尼克松大概还有多久会下台，无数网站都在讨论深喉咙的身份，而且对伍华德和伯恩斯坦写的报道进行深入分析，检讨其语言用法。所有这一切，都在稀释独家新闻的浓度，更要命的是，都在模糊独家新闻真正要报道的故事。”
说这段话的，是美国广播网的政治组组长哈尔普林（Mark Halperin）。他很了解什么是今天的独家新闻，也更明白今天独家新闻碰到的问题。哈尔普林是个“信息狂”，每天夜以继日整理消化美国政治讯息，他负责编写的“每日笔记”，是新闻同业及政治领袖每天必读的材料，追读“每日笔记”，才不至于在政治消息上落伍。可是就连哈尔普林都跑不出独家新闻了，因为今天的新闻业者失去了“水门案”当年的那种职业原则与职业自尊。
那年头看到伍华德和伯恩斯坦的独家突破，同行们想的是如何加紧努力，抢在他们前面揭破“水门案”内幕，如果无法最早最深入报道这条关键新闻，那就是输了，只能认输。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不会认输，他们有各种招数让自己不输。
一种方式是借谈话节目提供评论，抢夺“话语权
＇独家新闻＇ 跑出真正的独家新闻（2）
”。一种方式是针对别人的消息来源做报道，更狠的、更贱的方式，是干脆拿人家跑出新闻的记者当材料来做文章。如此一来，大家都能在这件事上插一脚，有自己的“角度”切入，切来切去，各种外围相关不相关的故事、说法满天飞，结果让本来的独家新闻也都失去了震撼力。大家都不输，都有戏唱，都不失面子，都能在“独家”当中插一脚，独家不再是独家，独家新闻也就再也不会强大到震倒一个总统了。新闻界用这种方式稀释新闻、模糊焦点，同时也就提供了政治人物们“翻云覆雨”（spin）的机会。
政治人物的反制招数
相较之下，当年最狡猾最滑头的尼克松，现在看起来天真得可怜，只能坐视“水门案”的火愈烧愈接近自己，干着急却无法可想。今天的政治人物好过多了，大可以配合新闻界的动作稀释，进而逃避被揭露的丑闻。反正没有人愿意投降接受别人的独家，所以A报纸有了不利你的独家，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制造一个耸动的内幕喂给B电视。B电视自然会使尽浑身解数去替你压制A报纸。另外也可以联络相识的“名嘴”，利用评论意见，要么将新闻曲解向对你有利的方向，要么夸大影射、爆料其他新闻，掩盖对你不利的消息。至不济，政治人物还可以发动反攻，把记者挑出来放到镁光灯下，把他写的文章拿来分析反驳，想办法把敢对你不利的记者弄到又腥又臭。
“水门案”那种独家新闻消失不见了，从表面上看，新闻变得比以前热闹多了，然而热闹中也就少掉了专注焦点， 每件事只能得到一小部分注意，于是每件事也就都不会是可能引起全民公愤，爆发真正改革力量的“大事”了。“大新闻”消失的同时，也就带走这个社会的“大事”。放眼望去到处都只有吵吵闹闹的小事，这样的社会，算是变好还是变糟了呢？
第四辑 迈向聪明社会
琳？考克斯不是等闲之辈，她真的不是一般人。她十二岁开始专注于海泳。十四岁，她游过南加州外的加塔利纳海峡，花了十二小时又三十六分。接着，十五岁时，她就挑战长泳者的圣地 英吉利海峡。横渡英吉利海峡，至少要游二十五海里以上，看海潮状况和选择的方向而有不同。和加塔利纳海峡相比，英吉利海峡的海水冷多了。夏天时，英吉利海峡水温维持在摄氏十二度到十五度之间，比加塔利纳海峡低了四五度。然而，第一次参加英吉利海峡横渡大赛，琳？考克斯就以九小时五十七分的成绩，打破历来不管男女选手留下的纪录。那是1972年。1973年，一个成年男泳将，超越考克斯的纪录。不甘心、不服气的考克斯1974年再度参加英吉利海峡大赛，这回她将纪录推进到九小时三十六分。
＇冒险＇ 彻底的、小心的冒险精神（1）
2002年年底，人类“极限纪录”上添加了一笔 美国女泳将琳？考克斯（Lynn Cox）成为第一位“游上南极洲”的人。
全世界绝大部分人，没有去过南极洲。少数有幸到南极洲旅游的旅客或研究者，大概不外经由两种方式 搭乘具有破冰功能的特殊船只，或冒更大的危险搭小飞机降落在克难的机场上。
琳？考克斯和一群旅游客一起搭乘南斯拉夫籍的破冰船，经小猎犬海峡接近南极洲大陆。那是南半球最炎热的季节，融冰后露出南极大陆的边缘。船沿南极大陆航行，越过涅柯港（Neko Harbor）后，考克斯从船舷上步下阶梯，深呼吸一跃入水，花了二十五分钟时间，一共游了一点二二海里，到达南极大陆。
表面上看，这纪录好像不怎么样嘛！前后不到半小时，游的距离算算还不到两千米，琳 ？ 考克斯会游，难道别人不会游？我们每年一度的“万人泳渡日月潭”活动，参加的人不都有差不多的本事吗？
别被这种表面的数字给骗了。真正最重要的数字是 考克斯下水时，海水温度接近零度冰点。而且她游过的海域，还到处有浮冰，小块一点的浮冰，随时可能划破她的皮肤；大块一点的浮冰，随时可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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