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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管理脱下洋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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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毛泽东学习战略思想
翻开毛泽东选集，我们可以处处学习到老人家战略思考的方法。在井冈山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通过对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分析，科学地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论断。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之际，不少人对抗战前途或悲观失望或盲目乐观，于是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论调，但是毛泽东通过对敌我双方的客观分析，批评了这两种观点的错误，写出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了抗战的持久性，以及我们必胜但是要经过敌人战略进攻、敌我双方相持，最后我们进入战略反攻的科学结论。这些准确的结论若不是建立在高屋建瓴地分析天下大势的基础上是绝对得不出来的。而这些伟大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企业规划无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很多战略论述都是从大处着眼的恢弘论著，这就要求战略家要重大局弃细务，反对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的观点带有一定的片面性，这种提法似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它针对现场管理人员非常重要，而一名高管人员如果整天关注着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势必会影响他从大局和战略高度去思考问题，成为一个“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事务主义者，而古罗马法典中早就说过：行政长官不过问琐事。
第27节：管理篇（1）
第四讲
管理篇
谈到管理，这可是近些年来火得不能再火的话题了。人们一谈管理，必然和科学挂钩。既然是科学，那自然就是彻头彻尾的泊来品了，于是人们谈到管理学发展史，自然要从科学管理理论（泰罗20世纪20年代）——行为科学（梅奥30年代）——管理科学理论（伯法50年代）——决策理论（西蒙60年代）——生产管理、信息管理方法一一说起，或者从古典组织理论（古典理论20年代）——组织行为学（组织行为40年代）——组织（社会技术系统60年代）——领导科学（经理角色7O年代）——组织文化（企业文化80年代）一路谈过来，真可谓博大精深，也令人望而生畏；现在又有人弄出了什么后现代主义学派，这就更加吓人了。而中国自己的，对不起，那统统称不上科学。可是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坚持认为：一种管理模式的产生必须植根于所在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是人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自主选择。因为文化力量和传统力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的文化阻抗，增大民众的认同效应，实现管理效果的优化。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和国际接轨，惟独文化是不能用“接轨”这个词的。一种管理模式或一种管理理论最终能否获得成功，并不取决于其选择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是什么，而是取决于这种内容和方法同特定的文化背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程度。能融合，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因此，现代管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是科学管理模式的选择。那么，我们今天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养分呢？有人趁势提出了“中国式管理”，这委实振奋了国人的心理。这种提法说道：管理无外乎就是“法”、“理”、“情”三个字。说得真是简洁明了。但再往下说，就有些偏颇了：中国人搞管理是以“情”为中心的，是情大于法的，而西方是以“法”为先的。确实如此吗？在“法”和“情”这两个字上转悠，惟独没有好好谈谈什么是“理”，这不能不说有一些疏忽。其实无论是“法”、“理”、“情”也好，各种洋学派也好，一部管理发展史就是一步步走向以人为本的历史。当那些洋派学者神气十足地教导我们管理学中最现代的人学观念时，切记千万别忘了咱们的老祖宗早就系统地论述过“以人为本”的理论了。
第28节：管理篇（2）
一、以人为本
1。先说“人力资源”这个词
儒家主张以仁义来修身，治国平天下（即管理）则应以民为本，也就是以德治国。当今，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学术界，时时在倡导“以人为本”，不管是停留在口号上还是已经落实到政策中，这已然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它总比公开地崇尚神权和强权、践踏人权要进步多了。由于这个口号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越提越响亮的，所以人们常常误以为这是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理念，从而将人本主义当作是泊来品到处宣扬。其实，对于不少书中推崇的所谓人本主义管理，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应该作进一步的剖析。我们承认：现代企业管理日益重视人在生产运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管理也就从早期的以物为中心发展到以人为中心，出现了“人本管理”的理论。它强调以“人”为中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达到实现组织的目标。于是“人力资源”一词作为一种时代的进步成为非常时髦的概念。企事业单位的人事部门呼啦啦全部改成了“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专业也成为最热门的专业。在这里我们且不去作更多的学术方面的论证，单是许多员工在底下就非常疑惑：我们究竟是“人”还是“资源”？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意识到西方的理论在其逻辑上存在着不少矛盾。
第一，它的理论和模式还是建立在如何提高劳动工效上。它始终将人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而没有将人当作社会主体、企业主人来看待，因此它的理论都是围绕着怎样促进这种特殊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来论证的。西方的“人本管理”之所以强调人的因素，是因为在现代企业中，人的作用更突出了，人相对地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有了多种需要；若不尊重被管理者的人格，不关心被管理者的需要，就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能达到管理者的目的。它通过“人本管理”来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以资为本”，对于人的社会性的研究都是服务于资本的效益。所以，它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为了实现“以效益为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人在这种管理模式中其实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说得直白些，你尊重人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人本身是社会的中心，应恢复人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西方的理论难以达到这个目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将人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
第二，强调群体和谐、团队精神是现代管理的要求。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则提倡个人人格的独立性，强调个人意志和愿望的实现。这种个人意志和愿望在一定条件下很有可能与整体目标相冲突。从现代管理的角度说，这又是一对矛盾。如何协调这一矛盾，西方人文主义理论在解释上显得相对苍白。
第29节：管理篇（3）
第三，“人本管理”同西方的主体文化即科学文化是相矛盾的。西方的科学文化强调理性、规范性，重视量化分析，从早期的泰勒制到现代的现场改善、流程再造，无不突出了对“事”或“物”的管理。而人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人是一个复杂的活生生的社会动物，有生命，有思想，有情感；人又是在不断发展的，这本身就决定了人是无法用纯科学的、纯理性的、数量化的手段测定和衡量的。用纯科学和理性的手段来管理人，是否又将人当成了机器？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认同与抗阻。认同，与管理者合作，企业就能成功，就能获得好的效益；抗阻，企业就难以成功，也难以获得好的效益。利益与目标会使人“认同”，但人的自尊又会产生“抗阻”，如何改变人是工作的附庸这一现状，恐怕现在没有哪个企业敢说从理论到实践解决了这个问题。说白了，有些企业是将“人本管理”当成了一个幌子。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并未真正地体现“以人为本”的内涵。
例如，员工是否是企业的“主体”，直接关系着“企业发展”。传统的理论称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但学术界认为不要在什么“主人翁”这个概念上转圈子了，说开了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就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种观点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提高员工积极性的核心还是要尊重员工的主体地位，那么如何将员工变成主人呢？西方企业采用员工入股的办法，中国现在也尝试用“入股”的办法增强员工的主体感。
说到根子上，西方的人学虽然对如何管人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总是将人看成是生产要素，没有达到尊重人的尊严的程度。上述这些问题用西方文化无法解决，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则要比西方进步得多。
1982年8月11日，美国旧金山首次举行孔子诞辰2533周年祭祀大会，当时的里根总统派代表致祭词说：“孔子崇高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的学说世代相传，揭示了全人类丰富的处人处世原则。”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
为什么作为现代管理科学发源地的西方，这些“明白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西方文化是科学文化，在管理上表现为注重“法治”、规范管理；中国儒家文化学说则是“人文”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是极富人文特质的人文文化。它强调“以人为本”、群体和谐、义重于利，强调“仁政”和“德治”，这才是与“人本管理”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民本”的管理思想，使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东方管理文化和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第30节：管理篇（4）
2。再说“以人为本”这个理儿
现在我们大力提倡“人本管理”，必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充分挖掘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区别于西方的核心价值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实施“人本管理”，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科学地理解和认识人。“人”是什么？如果把人当作生命理解，那人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把人提高到社会层面，那人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讲，不是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集结点。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主体、客体、目的、手段的统一体。人不同于物质生产要素，他是生产实践和管理实践的主人、主体，是管理实践发展的目的。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人，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从根本上去激励和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此相关的大量阐述很有价值。
第二，人不仅有“平等欲”，也有“主人欲”，要求自己成为家庭、企业、国家的“主体”。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由于西方人力资源理论的片面宣传，加上目前我国转型期的特点，传统的主人翁观念被人为地淡化，员工在企业中大都成了“被雇佣者”，与企业是一纸契约关系。这个貌似进步且合法的契约，却将劳动者圈到了“佣工”的位置上。某些企业一提增效，首先减员，结果使得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在某些企业文化做得相当漂亮的企业，听听员工的议论就一清二楚了：“别把这里当成家！”或者是大家把最高首长推到了神的地位上，每天顶礼膜拜。
第三，充分挖掘、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本管理”的丰富思想和智慧，将其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同时注意引进、吸收和消化西方科学文化的精华，取长补短，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于一体，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的“人本管理”模式。
3。管理者的九项基本原则
翻开老祖宗的经典，我们会发现儒家无论从个人如何安身立命推及到管理都闪耀着“尊重人”的思想光辉。什么是人本管理？说得简单些，就是尊重人！尊重员工！而企业的管理者要做到尊重人，首先要严于律己。
管理者对自身首先要“克己”——“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惟如此方可从政。我们认为，管理者在管理好别人之前首先要严格要求和管理自己。
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子张有一次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当官要注意哪些方面呢？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意即崇尚五种美德，反对四种恶政。子张问：“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怨谁？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观，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说白了，这些话有些像今天我们说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对人施惠但自己不浪费，该花的就花，这不算浪费；让百姓做愿意做的，老百姓哪里还会有怨言呢？作为管理者一切从仁义出发，不考虑个人得失，又哪里会贪呢？管理人员即“君子”，无论人多人少，也无论对方势大势小，都不敢怠慢，这不就是舒坦而不骄傲吗？不管对什么人都从内心尊重他们的人格，你还会骄横吗？管理者对自己的言行和着装都非常注意，怎么不会赢得百姓的尊重呢？君子衣冠整洁，别人看见他严肃的态度就会产生敬畏之心，这不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又问：“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那四种恶政是什么呢？对百姓不加教育犯了罪就随便杀戮这叫暴虐，不先告诫而要求速成这叫粗暴，下令迟缓又限期完成这叫害人，答应给人家东西，但出手吝惜这叫小家子气。
第31节：管理篇（5）
在孔子的这段论述中，不仅是对为政者敲响的警钟，而且也处处显露着提高管理者的个人素质，以及尊重和爱护被管理者的思想萌芽。
这种思想在孟子的学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在论述了当官要注意的这九个方面铁律之外，孔子还提醒作为管理者一定要忌讳如下六个方面：
“以明示下者暗”，当领导的太精明了，下属的一点一滴都不放过其实是一种昏暗，俗话讲“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怒而无威者犯”，一个领导没有起码的威望却整天发脾气，下级就可能敢于犯上了。
“忘大功而录小过”，这是领导之大忌，说明当领导的冷漠刻薄。
“自奉厚而薄人；人必弃之”，自己拿红包时毫不客气，对部下却非常吝啬，部下肯定会炒你的鱿鱼。老话说得好：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多许少与者怨”，总是向人家许诺空头支票，就失去了信誉，因此有经验的管理者非常注意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就要践诺。
“既迎而拒者乖”，对于人才一方面把人家请进来，又不重用人家，事业不会发达。现在有些家族式企业由于缺乏人才，又是做广告，又是花高薪，把人家请进来后又处处不放心，结果只有“离婚”走人。
以上这些内容，既是管理者的修养必备，又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领导艺术。
应该说，“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这一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涵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将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他的学说与将人当作一种资源的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孔子曾明确地说过“君子不器”，他坚决反对把人当作器物。
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就是这段话据说得罪了后来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孟子扫出了被祭祀的行列。把这句话用在企业管理中，可以理解为劳动者为贵，组织次之，高管人员（包括董事长）为轻。听到这话，恐怕不少老总也要把孟子横扫出去了。正因如此，在孟子的思想中，处处显露着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的光辉。他尖锐地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作为管理者，只有站在被管理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才会获得大家的支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种思想甚至比当今某些打着关心员工而行一己之私的管理者做法，不知要民主了多少倍！孟子的理想社会应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种理想对我们当今以自我为中心的现状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批判。而这种现状的产生，不能说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关系。南怀瑾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经非常辛辣地对西方文明作了揭露，他认为西方国家名义上是“十字架”文明，其实已经变成了“丁”字文明，因为他们除了对下一代尽义务（也仅到18岁）之外，已经不再关注和孝顺他们的父辈，那里的老人似乎成了典型的“社会人”，而这种做法在中国绝对是要受到舆论和道德谴责的。在西方，一切在“法”的旗号下，家庭观念变得淡薄，父子兄弟关系疏远，一切都淹没在冷冰冰的经济关系中。号称民主和关爱人的西方社会竟然是如此薄情，那么那种处处强调以利润为中心的企业管理理论中所谓的以人为本究竟是什么，则真让人打个大大的问号了。中国自孔子始，在论著中始终把人伦之大礼放在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上。抛开“君臣”的封建思想，我们的父子长幼之序正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关键。而这在企业管理中，则正是建设亲情文化的先天基础。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同时他也强调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
第32节：管理篇（6）
孟子猛烈地抨击那种“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现状，认为是“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如今某些先富起来的暴发户们大肆鼓吹富人应该住在“富人区”里，可以声色犬马地纵欲，而穷人别指望家家有自己的房子，不要说是已经违背了社会改革的初衷，而且也严重地背离了先贤们关于仁政的基本思想。贫富差距的加大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为那种“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往往是社会动荡的先兆。孟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他的“民本思想”成为后来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依据。他的人格标准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不畏权贵，为真理和正义而勇敢抗争。
二、以法为基
1。“德”和“法”的关系
我们说以人为本是管理的核心，但它绝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中只谈私情而没有法制。试想没有法制作保障，一个王朝、一个社会能够稳定几百年吗？
最近几年，中央相继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针。对此，有些人搞不清楚其中的关系，甚至某些学者将它当作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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