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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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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是“根深蒂固”还是“虚无易变”？
壁垒分明地辨别好人与坏人能让我们感到安心，至少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它建立了一则二分法的定律，
在这样的定律之下，邪恶被认定为“天性如此”。大部分人将邪恶视为一种内在不变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认定
有些人性与生俱来，是他人所没有的，因此，坏坯子最后必定依循他们的本性展露邪恶的一面，诸如希特勒、伊迪·阿
明（Idi Amin）将军、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这些我们视为恶魔的执行大屠杀的暴君们；然而，我
们也无法否认生活之中有更多常见的“恶人”，如：毒贩、强暴者、皮条客、老人诈骗集团，还有那些恃强凌弱摧
毁儿童幸福的犯罪者。
其次，维持善恶二分法可令好人“免责”，好人们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
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并且，好人们可能会这
么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我们并不能改变什么——至少确定我不能。”
另外一个观点则是将“邪恶”视为“渐进式”，也就是随环境不同，我们都可能为恶；代表任何人可在任何时
间，或多或少表现出某项的特质（如聪慧、自傲、诚实或恶毒），而这些特质无论是朝向善或恶的一面，都是可被
改变的。渐进式的观点，意味着某项特质的获得是借由经验、专注学习或外界提供犯罪机会的介入而来，简言之，
无论遗传、个性或家世背景为何，我们都可以选择学习向善或向恶。
另一种理解：特质、情境、系统
“特质论”之于“渐进论”，正对比于“特质的”之于“情境的”因素会如何影响行为。当面对一些不寻常的
举动、一些突发事件或一些反常无理的现象时，传统取向是以某些导致行为的固有特质为了解来源，例如基因、个
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倾向，要是论及暴力行为，则研究其凶残的人格特质，要是提及英雄壮举，则搜寻个人利他
奉献的基因。
为什么美国小石城城郊社区爆发高中生枪械扫射，造成几十名学生和老师死伤？为什么一对英国学生会在购物
中心绑架三岁孩童，最后还冷血杀害？为什么无数巴基斯坦和伊拉克青年男女会成为自杀攻击炸弹客？为什么许多
欧洲国家的人民，明明晓得极有可能被纳粹逮捕，危及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仍然选择保护犹太人？为什么许多国
家里的“吹哨人”冒着个人损失的风险挺身而出，揭露当局者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为？
对于以上问题，传统的观点（支持者大多拥有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背景）会试图以病理学及英雄主义来解
释。现今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人格与衡鉴心理学皆倾向特质论，而我们大多的体制也基于法律、医学、宗教的
立场，认为疾病、罪责、犯法应指向病者和罪者，因此，面对以上这些问题，将以“谁”的问题为出发点来了解这
些事件：“谁”该负起责任？“谁”是罪魁祸首？“谁”应受谴责，而“谁”又应得赞扬？
社会心理学家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会尽量避免这类针对特质的论断，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
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状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
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动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
境历程。
“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
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
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举例来说，一个出现学习障碍的孩童，医疗模式会给予许多药物上和行为上的处方
来克服这项缺陷。但是从情境取向来看，由许多案例中可以了解，根本问题可能不只如此，尤其是低经济水平这个
外在因素。问题可能出自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
从情境取向这种观点来解释问题，并非仅是概念分析上的抽象变化，更提供了解决个人与社会问题极为不同的
方式。这样的分析方式有着重要的涵义，并且提供直觉敏锐的心理学家们走人大众的生活，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
这样做事、那样做事，理解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在个人主义当道的社会中，很少不受特质论所影
响的人，每每一发现问题，首要就是观看动机、特征、基因和个人病史。大多数人在理解他人行为时，都倾向高估
特质的重要性，而低估情境因素。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将提供一系列真实的证据来对抗特质论，并且扩展焦点显示人们如何沉浸于情境中，因情
境释放的力量而改变性格。人和情境常常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纵使认为自己拥有稳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
的。独自工作与在团体中的自己可能不同，在浪漫氛围中和在学校环境中不同、和朋友一起与陪伴陌生群众时不同，
旅行中或藏身自家小窝中的自己，也都可能不同。
“巫师之锤”和欧洲猎巫行动
《巫师之锤》（也称为“女巫的骨锤”）是首先记载广泛使用“特质论”来理解邪恶的书籍，它后来成为宗教
审判的“圣经”，是宗教审判必读的著作。书中内容起于一个亟待解答的谜团：在全善全能的上帝之下，恶魔何以
仍旧存在？其中一种解答是，上帝允许它们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接受考验，屈服于淫威之下的就下地狱，能抵抗邪恶
者便得以上天堂。然而，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上帝会限制恶魔对人类的直接影响。所以恶魔们以派遣巫师作为
中介者为策略，执行恶魔对人类的召唤，导致人们沦丧良知。
于是为了防止邪恶蔓延，处置散布各处的巫师，许多天主教国家以找出并消灭巫师为解决之道。从茫茫人海中
找出恶魔的卧底，“识别”是首要工作，然后以各式各样的严厉酷刑逼供，让这些人承认自己的确为“异端”（heresy），
接着便歼灭这些“异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猎巫行动）。无法在这样的考验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简单且直接。
就算不提起许多精密规划的恐怖行动、酷刑和数以千计的未知灭族行动所造成的大量死伤数目，光是这种大幅
简化复杂议题的概念，就足以教人燃起一把对于宗教审判的无名火。形成“巫师”这样低鄙的类别框架，提供社会
快速解决恶魔的方式，只要恶魔使者的身份一被确认，就是实施酷刑、下油锅、上火刑架。
在由男性主导的教会及国家中，我们不难想见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师之名。这些“异端”通常会因
为几种形式受到威胁：守寡、贫穷，丑陋、畸形，少数几个特别的例子则是太傲慢和太有威权。宗教审判的工具，
目前仍现形于世界各处的监狱中，在军事或法律审问中心里更是标准执行程序（等我们拜访阿布格莱布监狱时，会
有更多的描述）。
系统力量由上而下的施压优势
整个社会体制如何像个大机器般地不断创造、转发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它是怎么被更高阶的因素——也就是
系统的力量——所创造且塑造。不单只是特质和情境，“系统”也必须纳入复杂行为模式的考虑之中。
当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像警察、惩治者、士兵等专业的公职人员身上时，这些人通常会被典型地认为
是少见的“坏苹果”，意指他们是少数的例外，必须摆在好坏界线的边缘地带。而制订这个界线的人，通常是这整
个系统的护卫者，他们希望能隔离问题、转移视听者的焦点，好让注意力和责备都落到督导不周或失职的上级身上。
像这种“苹果特质论”，再次忽略了“苹果”间的界线，以及可能的腐败情况对所有苹果的影响。于是，系统分析，
应聚焦在有权设定这些界线标记的人物。
这些有权设定这些界线的权势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后规划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境，人们就在他们
打造的社会结构下日复一日地生活。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启示我们这个力量的黑洞。这些权势
精英所处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轻易胜过我们任何人，他们可以决定许多重要议题并且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是，
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远比他们所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影响力；错误的行动，远远比错误决策更严重。·他们听从
现代社会主要阶级和系统的命令，操纵大型财团法人，运作国家机器并自认有特权，指导军队组织，垄断社会建构
的策略命令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权力、财富和名声。
当这些各式各样垄断的权力结合起来，他们便开始定义、实现有如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
八四》里所预言的我们的生活。这些军事结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终的至高系统，它将掌握今日美国生活的资源和品质。
如果一个权力引起了长期的忧虑，就会变成恐惧。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
创造“敌人”的力量
这种创造“敌人”的力量，通常是不自己做肮脏事，就好像黑手党老大总是把失误丢给小弟承担。系统利用影
响和沟通向下（很少向上创造统治性的等级阶层。当权势精英想要摧毁敌国，宣传老手就会施行制造仇恨的计划。
让一个社会群体憎恨另一个社会群体，隔离他们，使他们痛苦，甚至杀害他们，这需要通过“敌意想象”这种心理
建构，经由宣传深植于人们心中，让他者转变成“敌人”。“敌意想象”是战士最有力的动机，它能让装满仇恨和
恐惧的弹药的枪声响起，而这种惧怕敌人的想象，威胁着人们的内心安乐和社会国家的安全，鼓吹父母送孩子上战
场，让政府改变优先法案，把犁刀变成刺刀。
这些全可以通过话语和图像达成，海报、电视、杂志封面、电影、网络上的戏剧化视觉影像，伴随着强烈的恐
惧和愤恨情绪，“敌意想象”于是刻进人类脑海深处。这个过程起始于创造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先排除对方的人性，
认定他人是无价值且邪恶的，是不可解的怪物。深刻的大众恐惧，加上敌人威胁逼近，原本讲道理的人，行为开始
变得不理性，思考独立自主的人开始不经意地盲目遵从，爱好和平者变成骁勇善战的战士。
社会哲学家萨姆·基恩（Sam Keen）出色地描述了敌意想象是如何由国家宣传机器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以供战
争之需，并揭示了它们所激发出来的力量”。为消灭敌人的欲望辩解，虽然有些事后诸葛，但还是能为官方记录解
套，却未针对伤害作批判性的分析。
族群屠杀是敌意想象最极端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如何使用宣传机器，将犹太裔邻居、同事甚至朋友，
变成“全民公敌”，并且宣告他们应得“最后的审判”，他们在小学课本中，以图片和文字强调所有犹太人都是可
耻、且不值得同情的。
接下来，我会举一些近代的例子，说明种族屠杀者如何使用强暴作为污蔑人性的武器，然后，我会展示当事人
的复杂心路历程。这个去人性化的部分，都可以借助实验控制的方式及系统性分析来加以区分，并将关键的部分独
立出来。
违背人性的犯罪：种族灭绝。强暴以及恐怖袭击
三千多年来的记载，告诉我们没有人和国家可以免于邪恶势力。在荷马记载中的阿伽门农与特洛伊的战争里，
希腊军方的指挥者在进攻敌人之前告诉他的士兵们：“我们要让敌方无一幸免，就连母亲子宫里的孩？也不例外，
只要是人，就必须完全去除其存在。。”这句可恶的话，竟出自当时最文明的国度的一位贵族之口，那可是哲学、
法学，古典戏剧的起源地啊。
同样地，我们生于“大规模谋杀的世纪”。在由政府下达死亡命令，由士兵和市民执行的系统化谋杀下，已超
过5000万人因此丧命。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20世纪中纳粹肃清600万犹太人、300
万苏联战俘、200万波兰人和成千上万“不受喜欢”的人们：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杀死170万人民，伊拉克萨达
姆的复兴党，被指控杀害10万库尔德族人：2006年，种族灭绝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爆发开来。然而，还有更多
这样的事件，在世界的角落被我们随意忽略。
卢旺达强暴事件
位于非洲中心的卢旺达，爱好和平的图西族学到一件事情，即使只是简单的大砍刀，也可以造成大规模的摧毁。
胡图族人从1994年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几个月内就遍及全国，军队用砍刀和狼牙棒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男
人、女人、孩童。联合国统计，约有80万到100万卢旺达人民在三个月内被谋害，是有史以来最凶恶残暴的大屠
杀，消灭了四分之三的图西族人口。一个受害者回忆当时伤害他的人所说过的话：“我们要杀光所有的图西族，然
后有一天，胡图族的孩子们会问：‘图西族的小孩长什么样子？”’
屠杀从前的朋友、隔壁的好邻居，都只是“奉命行事”。一位胡图族的屠杀者在十年后的一个访谈中提道：“杀
害自己的邻居是再糟不过的事情，我们曾经一起喝酒，他的牛会在我的土地上吃草，他就好比是我的亲戚。”一个
胡图族的母亲叙述她是如何活活打死一名邻居的小孩，这个小孩又是怎么带着惊讶，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友人、邻
居夺走他的生命。她说，一名政府人员告诉他们图西族是他们的敌人，而且给了她一根狼牙棒，再给她丈夫一把砍
刀，用来对抗敌人。她辩称这是“帮”那孩子的忙，因为他的双亲已在先前的谋杀中过世，这可以避免让他成为可
怜的孤儿。
直到最近，世人才开始注意被大规模强暴的卢旺达妇女。对她们来说，那是骇人的恐怖攻击，更是精神上的羞
辱。经由一些记录发现，这事件起于胡图族领导者西尔韦斯特市长（Silvester Cacumbibi），他偕众轮暴了昔日
好友的女儿，受害者表示，他在犯下恶行时告诉她：“我们不会浪费任何一颗子弹在你身上，我们将强暴你，让你
生不如死！”
在南京大屠杀中妇女受日军侵犯事件（后面还会提到）中，因为早期调查的错误，也因为中国人“家丑不可外
扬”的文化而隐瞒、模糊了事实，以至于我们对南京受害妇女的心理历程的了解，并不如卢旺达事件妇女更了然。
当布塔雷（Butare）这个村庄的人民在边界奋力抵抗胡图敌军的同时，临时政府派遣了一个特殊人士去处理这
个被看作“叛变”的事件。她是家庭及女性事务部的部长，也是在布塔雷村备受欢迎的政治宠儿，更在此处出生、
长大。波利娜（Pauline Nyiramasuhuko）是图西人，也曾经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开授过女性赋权的课程，是这个
村庄的唯一希望。但是希望马上就落空，因为她竟然策划了一个可怕的陷阱，承诺族人红十字人员将在村里的体育
场提供食物和避难所，但实际上胡图族的武装暴民早已埋伏在那里，最后几乎谋害了所有寻求庇护的村民。他们在
暗处上膛开枪，丢出手榴弹，少数幸存者则被千刀万剐、切成碎片。
波利娜还下了一道命令：“杀女人之前，必须先强暴她。”她还下令要另一组暴民从她车上拿汽油，浇上70
位妇人与女孩，监视她们活生生被大火烧死。在杀死她们之前，她还征求暴民强暴这些受难者。一个年轻人告诉翻
译他没办法强暴她们，因为他们“杀了一天的人已经非常累了”！
罗丝，曾遭到波利娜的儿子沙朗强暴的一名年轻女子，她是唯一被允许活下来的图西人，于是她能定期向上帝
报告她在这次屠杀中见到的一切。她曾被迫看着母亲被强暴，以及目击20位亲戚被杀害。
一份联合国报告估计，至少有20万女性在这短短时间内被强暴后杀害。她们被尖矛、子弹、酒瓶或香蕉树的
雄蕊刺人身体，性器官被砍刀切割，浇以滚水或强酸，乳房被切除。更可怕的是，这些由男性犯下的强暴罪刑，常
常伴随其他形式的生理酷刑并被当成公开表演，通过这样的公开方式，促进胡图人的社会联结关系。他们更通过轮
暴，共享患的友爱和忠诚。加倍显露其恐怖和堕落之处。
这种去人性化是没有界线的。一名胡图族民兵拿着斧头抵着一名十二岁孩童的喉咙，强迫他在父亲及其他五名
被强迫打开大腿的姊妹面前，强暴自己的母亲。艾滋病在幸存的受害者间传染开来，持续扩大卢旺达的浩劫。纽约
约翰杰伊学院（John Jay College）研究犯罪正义的历史系教授查尔斯·斯特罗奇尔（Charles Strozier）认为，
“以疾病、瘟疫为‘天启’（apocalypse）的恐怖行动，就像生化战的武器，歼灭生育者，导致一个族群的灭亡。”
我们该如何理解是什么力量促使波利娜犯下“一个女人对付敌方女人”的特殊罪行？综合历史和社会心理学，
可以提供建立于“权力和地位差异”的解释框架。首先，她受到一种普遍观念影响，比起图西女性的美丽和傲慢，
胡图女性的地位较低。图西女性较高挑儿、白皙，并有较多白种人的特征，让图西女性比胡图女性更受男性喜爱。
这个被武断归类的种族，来自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殖民后的婚姻混血，他们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一个宗教。殖
民者强迫所有卢旺达人民佩戴辨识证，以分辨哪些是多数的胡图人而哪些是少数的图西人，后者则获得较高的教育、
行政管理机会。这或许成为波利娜被压抑的复仇欲望。而她处在一个男性优势威权之下，必须证实她的忠诚、顺从、
爱国，通过热心于精心策划犯罪、效忠上级监督者，永远不在犯罪之前用女人的身份对抗敌人，这让鼓励大规模犯
罪和强暴女性变得更容易，将受害者变成一个抽象概念，甚至给他们一个贬低的名称：“蟑螂”——必须被消灭的
物种。有一个更写实的说法是，想象用讨厌的色彩涂抹在敌人脸上，然后摧毁“画布”。
如同我们无法想象的，有一些人会刻意鼓舞这些像魔鬼一样的恶行。妮科尔·贝热万（Nicole Bergevin），
也就是波利娜的律师，在波利娜的种族屠杀审判中提醒我们：“当你进行谋杀罪审判时，你将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
是有嫌疑的，而你是连做梦也不会承认这些行为，但是你开始了解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这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也可能发生在我女儿身上，也可能是你身上。”
要更清楚了解本书中这其一的主要论点，可以参考艾莉森·德福尔热（Alison Des Forges）这位人权守护者
的看法。她曾经调查过很多类似的粗暴罪行，通过下面这段残暴的行为描写，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自己的反射：
这个行为就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表面之下，简化种族屠杀，让我们能轻易拉开自己与加害者之间的距离。他们
是如此邪恶，我们不曾也不会做出同样可恶的事情。但如果思考一下，真正了解到那些人是身处于一个严重的压力
情境下，而你却武断地质疑那就是他们的人性，这是令人担忧的。当你被强迫去面临这个情境，而自问：“我会怎
么做？”有时候答案就不如我们所愿了。
法国的新闻记者琼·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访问了十位因砍死数千名图西人而正在坐牢的胡图部队成
员。这些寻常百姓过去大都是农夫、爱去教堂的人，甚至是老师，但他们的证词让人心寒，他们的言辞一再挑战我
们无法置信的事情：人类能够因为愚蠢的意识形态就放弃人性，追随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权威者所下的命令，消灭所
有被标示为“敌人”者。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些价值，并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做对照。
“杀人杀多了，对我而言就没有意义了，我只想要确定，从杀害第一位男士一直到最后一位，我都不会对任何
一位感到抱歉。”
“我们只不过奉命行事，在每个人的热诚之下整队，在足球场上成群结队，出去猎杀如同有血缘的灵魂。”
“杀人的时候，如果有人因为悲伤的感觉而迟疑了，绝对必须小心他的嘴巴，不要说出自己犹豫的理由，害怕
被控诉和敌人有串供关系。”
“我们杀掉纸上的人，没有理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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