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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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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对囚犯的“打击”全是真实、直接且持续不断的。
斯坦福监狱实验一个遭受违反伦理的批评来自：事前并未向告知被指派为囚犯的学生和家长将在星期日早上被
逮捕，并于警察总部进行正式登记。于是，当实验于周日上午骤然侵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完全猝不及防。之后，
我们还试图操弄家长的想法，在访客之夜通过各种欺骗和伎俩让他们相信自己儿子的处境并不那么糟。对此我们也
深感罪恶。我们这么做的原因不只是为了维持监狱情境的完整，也因为“欺骗”是监狱模拟实验的基本要素，在许
多处在监督委员会调查下的系统里，这类欺骗根本是家常便饭。于是我们做足了表面工夫，好让系统管理者可以—
一反驳对囚犯恶劣处境的抱怨和关切。
另—个违反伦理的理由是我们没有更早中止研究。回顾当时的种种，确实有许多理由允许我这么做。我应该在
第三天、当第二名囚犯承受剧烈压力时就决定中止。当时应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道格8612前一天的崩溃不是假装，
而我们应该在更多人、在下一个或下下一个囚犯出现极端不适反应时就喊停。
没有在实验开始失控时更早结束研究，我认为主要理由是，我的调查研究负责人和监狱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形成
了冲突，前者的我是研究伦理的守护者，后者的我却不计代价急于维持监狱的健全和稳定。我倾向相信，如果有其
他人扮演监督者角色，我可能会有更明智的判断，并因此提前结束实验。当初进行实验时，应该有个威权高于我的
人扮演监督者角色才对。
然而，在“监禁心理学”背景下创造出许可虐待行为的制度，我的确认为自己有责任。这个实验成功复制出真
实监狱中最糟的面向，但代价却是造成人类的痛苦。我至今仍深感遗憾，并对我所造成的无情残酷由衷致歉。
相对伦理
大部分研究是采用功利主义的伦理模式，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加权的实用标准来做伦理判断。就像大多数心理学
实验一样，我们的研究明显是听从这类模式。不过当权衡利弊得失时，应该纳入什么样的元素加以考虑？该如何运
用比例原则来加权得失？由谁来判断？采取相对伦理立场的研究若期待被视为合乎伦理，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某些问题目前已经得到暂时的解答，而解答乃是来自人类传统智慧的基础，也就是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类似先例、
社会共识、个别研究者的价值观与敏感度，以及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普遍觉醒程度。针对所有医学和非医学性质
的人类研究，机构、奖助机构以及政府，都必须建立严格的指导原则和限制。
对社会科学家而言，造成伦理困境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必须衡量什么是对社会和理论思考有所贡献的研究时所
必须采取的做法，以及照顾到实验参与者的福祉和尊严必须有的考虑，研究者究竟该如何取得两者间的平衡？研究
者本身通常倾向为自己考虑，因而在天平两端会偏向前者。然而外在的审核者，尤其是经费审核单位以及人体试验
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则必定会站在弱势的一方扮演人权监察专员的角色。尽管如此，外在审核
者在决定是否允许特定实验中出现欺骗、情绪骚动，或其他实验中被允许的负面状态时，也必须以“科学”和“社
会”的整体利益为念。他们的决定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也就是假设类似程序中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都只是暂时的，
不可能持续到实验以外。
接下来让我们思考，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如何共存。
可能会有人争辩斯坦福监狱实验并不违反伦理，理由基于以下几点：斯坦福大学的法律顾问曾受邀评估这项实
验并拟出一份“非正式同意”声明，告知我们关于这项实验的做法、安全性和保险必须满足哪些要求才能许可实验
进行。而这份“非正式同意”声明还经过每个实验参与者签字同意，声明中有特别强调实验期间实验参与者的隐私
可能会受到侵犯；囚犯们的伙食不会太丰盛，只够填饱肚子，实验参与者可能会失去部分人权，也可能受到一些骚
扰。所有的人都被期待能尽力完成两个礼拜的契约。学生健康中心也被事前知会研究中的可能突发状况，开预先做
好准备以因应任何可能的医疗需求。我们也曾寻求官方许可，开获得来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赞助单位、斯坦福心理
学系，以及斯坦福人体试验委员会的书面许可。
除了由警方逮捕受试者的过程外，我们不曾欺骗过实验参与者。此外我和我的工作人员也重复提醒狱卒不能以
个人或集体方式对囚犯施加身体虐待，不过我们并没有将禁令的范围延伸到心理虐待的范围。
另一个增加伦理议题评估复杂度的因素是：我们的囚犯是公开受到圈外人检视的，而这些人原本都该是保护实
验参与者权益的。假想你是我们监狱里的囚犯，你会希望由谁来担任你的支持者呢？如果你无法为自己喊停，又是
谁该帮你按下“离开”键？应该是看见你流泪的监狱牧师吗？应该是你的父母、朋友、家人吗？注意到你的情况每
况愈下时，他们应该介入吗？那么多专业心理学家、研究生、秘书或是心理系职员，他们看过研究的实况录像，参
加过假释委员会，曾经在访谈中或在处理虐待行为时跟参与者说过话，这么多人中总该有一个人伸出援手吧！但事
实是，没有人这么做！
没错，这些旁观者全都消极地袖手旁观。他们接受了我所制定的情境框架，因而变得盲目看不清真相。也许是
因为模拟得太过真实，或是太过于注重角色的真实性，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只关注实验设计的一些枝节，表现得过分
理智。再者，一些旁观者看不到更严重的虐待事件，而参与者也不愿向圈外人，甚至是好友、家人完全坦承。这可
能是由于他们觉得尴尬、荣誉受损，或是感觉这么做有失“男子气概”。于是这么多人来来去去，却没有人能看清
真相并伸出援手。
最后我们只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办了几场事后的减压解说会。我们不只在实验结束后举办一场三小时的减压解
说会，也在后续的几个场合，当大多数参与者都回来观赏录像带及与研究相关的幻灯片时，又借机举办了几场。研
究结论出来之后，我仍和大多数参与者保持互动数年，也寄了影印的文章、我的国会听证资料、新闻剪报，或是通
知他们一些即将播出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关电视节目。这些年来，有超过半打人曾和我一起参加全国性广播节目，
三十载过去，我仍然和其中少数人保持联系。
这些事后的减压解说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给参与者一个公开表达强烈感觉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对自己、
对他们在特殊情境中的不寻常表现有新的了解。我们采取“压力转化法”，在解说会中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在实
验中逐渐产生的影响或信念可能会继续延续到实验结束后，然后我强调，他们的作为只是这个被创造出来的监狱情
境中的负面病症，并不代表他们的人格有病。我提醒他们，他们是经由精挑细选才脱颖而出，原因正因为他们是正
常健康的人，而整个指派角色的过程完全是随机进行。因此他们并没有将任何病态影响带入实验中，相反地，实验
已经事先从他们身上排除了许多种病态的可能性。我也告诉他们，其他囚犯几乎都同样做了一些受屈辱的、说不通
的事。而大多数的狱卒都曾在某些时候出现虐囚行为，他们在角色中的表现，跟其他值班的同伙们没什么两样。
我也利用这些机会进行“道德教育”，跟他们讨论在研究中共同遭遇到的道德冲突。道德发展理论先驱拉里·科
尔贝格（Larry Kohlberg）曾主张，在道德冲突背景中进行讨论是最重要、也许也是唯一的方式，借此可提高个人
的道德发展层次。
回顾从情绪形容词自陈表中取得的资料，显示出减压解说会后，囚犯和狱卒的情绪都回到较平衡的状态，已接
近研究刚开始时的情绪水准。参与者在实验中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持久，原因可归诸于三个因素：首先，这些年轻
人都拥有健全身心，因此能在实验结束后迅速调适，第二，这个经验是属于当时的时间、环境、服装、角色脚本所
独有，他们大可以将一切打包，存放在标明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大冒险”的记忆行囊里，不再触碰。最后，精细的
减压程序指出了造成影响的情境特质，成功地让狱卒和囚犯摆脱自己的恶劣表现。
对实验参与者的正面影响
针对研究的相对伦理，传统观点的看法是，只有当研究结果对科学、医学或社会的贡献大于实验参与者所付出
的代价，研究才能获准进行。尽管计算得失比率的做法看似妥当，不过我想在此挑战这个会计观点。我们的实验参
与者（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被称为“实验对象”）付出的代价的确是真实、立即而且明确的。不过相对地，无论预
期的收获会是什么，在研究者进行研究设计或获得实验许可的阶段，那些收获都只是遥远的可能性，也许不会有实
现的一天。而一个极有希望得到预期成果的研究却往往没什么意义，甚或因此不能发表，也无法在科学界讨论。就
算是得到有意义的发现并获得公开发表，也可能无法转为实务用途，或者若要达到有利社会的目的使得规模必须放
大，因此未必实用和可行。另一方面，有些研究或许一开始未必有明显用途，最后却有重要用途产生。例如调节自
律神经系统的基础研究，就对以生物回馈方式辅助治疗的保健应用有直接贡献。此外，大多数研究者对“社会工程”
中可运用于解决个人及社会问题的方法多半缺乏兴趣，也没有特殊才能。
综上所述，这些评论说明了无论从原则上或实践上思考，研究伦理等式中关于获益的崇高理想都有落空的可能，
然而就实验参与者及社会而言，他们仍然得分别付出损失的代价，就个人而言是净损，对社会而言则是毛利损失。
相对伦理等式中还有项被单独忽略的因素是实验参与者的净收益。他们是否也能从参加研究计划的经验中得到
某些好处呢？举例而言，他们在金钱报酬方面是否能抵偿参加医学研究时经验到的痛苦呢？若要实现人体受试者研
究的次要目标，适当且操作细腻的减压解说会不可或缺。我在诱发性精神病理学（induced psychopathology）研
究中的经验可作为范例参考。然而这类收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经验上来说，我们必须把这样的收获当作是结果
测量，是当研究者事先抱持对其“伦理可疑性”的敏感度而做研究时，得到的一种检验。考虑到研究伦理时，还有
一个大多数时候都被忽略的因素，就是研究者负有社会行动的义务，为了让他的研究能用于他的知识领域及社会改
革，研究者必须有所作为。
斯坦福监狱实验参与者及工作人员的意外收获
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于某些参与者及工作人员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不在预期中的正面效应也因此渐渐浮现。
总体来说，在最后一次追踪评估中（研究结束后的不同时间里，由参与者在家中完成并寄出），大多数参与者都表
示对个人而言，这是一次价值非凡的学习经验。这些正面感受多少可以平衡负面的监狱经验，虽然只到某种程度而
已：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没有任何参与者愿意再次自愿参加类似的研究。以下让我们从参与者的评估中检视斯坦福
监狱实验留下的正面效应。
先说说道格8612这位囚犯造反事件中的领袖，他也是第一位出现极端情绪性压力反应的囚犯。他的反应迫使
我们必须提前释放他，而当时他进入实验的时间不过才36小时。在我们的纪录片《寂静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
拍摄过程中，道格曾在一段访谈里承认这段经验十分令他困扰，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个无与伦比的经验，我这辈
子从来没叫得这么大声过，也从来没有这么不舒服过。这是个失控的经验，不管是对那个情境还是我个人都一样。
或许我一直以来都有不容易失控的问题吧。为了了解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后）我开始走人心理学领域，
我会继续研究心理学，去了解是什么事物会让一个人理智短路，这样我就不会这么恐惧未知了。”
在研究结束五年后的一份追踪评估中，道格透露他开始会为了得到释放而让自己陷入极端痛苦，接着8612这
个角色又会缠上他。“我以为摆脱这个实验的方法就是装病，一开始只是假装身体有病痛，当那方法不管用时就装
出精神疲劳的模样。但花在装病上的精力让我痛苦，而这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也真的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到
底有多痛苦？他在报告中说到，他女友告诉他，他紧张不舒服到实验结束两个月后还老是在谈那件事。
道格继续学习心理学，最后拿到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部分原因就是希望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他的
博士论文是研究（对囚犯地位的）羞耻感及（对狱卒地位的）罪恶感，他在圣昆廷监狱而不是一般的医疗／临床院
完成实习学分，之后超过20年的时间在旧金山和加州的矫正体制中担任法庭心理学家（forensic psychologist）。
由于他动容的见证，让我们为实验的纪录片取名为《寂静的愤怒》，他谈到我们必须防范的是囚犯身上出现的嗜虐
冲动，这种冲动总是存在权力差异的情境中——就像一股寂静的愤怒，随时伺机突围、爆发。道格的工作一部分是
协助囚犯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仍能保持尊严，以及促使狱卒和囚犯和平共存。他的例子说明，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
一开始造成了强烈的负面效应，最后仍能转化为智慧与洞见，持续对个人与社会产生贡献。身为受试者的收获与承
受的痛苦是成正比的。
在所有电视节目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报道中，都会特别介绍被昵称为“约翰·韦恩”的酷吏赫尔曼，他由于身
为支配性角色，并且为虐待囚犯发明了各种“有创意的邪恶”任务和游戏而闻名。我们在我最近的一场演讲中碰面
时，他向我吐露心声，他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说过，每个人一辈子中都会有一次机会享有短暂的美名，
不过斯坦福监狱实验带给他的却是“一时的丑闻、一辈子的臭名”。我曾经要求他想想这次参与是否曾在他的人生
中留下任何正面影响，他寄给我一张短笺作为回答：
数十年来，我背负的生命重担已经软化了当年那个傲慢而不经世事的年轻人。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我的行为伤
害了某位囚犯，我可能会回答他：“那些人全是懦夫跟娘娘腔。”不过今天，我回忆当时是如何走火入魔以致伤害
他人而完全不自知时，这些经验已变成一则警世传奇，提醒现在的我必须注意对待他人的态度。事实上，有些人可
能会觉得我对自己身为公司老板的身份太过小心翼翼了，像是有时候我会对开除表现不佳员工这类决定有所犹豫，
因为我担忧这对他们来说太过残酷。
克雷格继续就读斯坦福法学院，他后来以法学博土身份毕业，同时也拿到我们心理系的博士学位。他在加州大
学圣塔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任教，教授颇受欢迎的心理学及法学课程。克雷格
后来成为美国的狱政首席顾问，也是少数与囚犯集体诉讼案件的律师代表合作的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他曾针对犯罪，
刑罚、死刑等许多不同面向广泛撰写文章，提出出色的见解。我们曾在许多专业的期刊论文、书籍以及贸易杂志上
合作发表文章。从他对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他造成的影响所做的声明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个实验的价值：
对我而言，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改变我职业生涯的再造经验。当津巴多教授、科特和我开始规划这个研究时，我
只是个刚读完二年级的心理学硕士生，那时在津巴多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对运用社会心理学解决犯罪及刑罚问
题的兴趣才刚要开始成形。。当我完成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工作后不久，我开始研究真正的监狱，而最后我将焦点转
向社会史，因为社会史协助塑造了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内在局限。但我从未忘记在那短暂的六天中，我在模拟监
狱里所观察及体悟到的教训，以及因此而对制度产生的洞察。
克里斯蒂娜·马斯拉什这位斯坦福监狱实验里面的女英雄，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大学教
务长、人文暨科学院院长，也是卡耐基基金会的年度杰出教授。她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短暂但强烈的经验，也对她
的职业生涯抉择有了正面影响，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她这么说道：
对我而言，这个监狱经验遗留下的最重要影响，是我从个人经验中所学到的教训，而这样的学习又塑造了我接
下来对心理学的专业贡献。我最直接体会到的是心理学的去人性化——如何能让一个堪称善良的人用如此恶劣的方
式来认知和对待其他人；对于仰赖他们伸出援手和善意的他者，人们多容易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而且当成不值得
他们尊敬和平等对待的畜牲、下等人。斯坦福监狱实验里面的经验启发我进行关于精疲力竭感（burnout）的前瞻
性研究，即探讨对情感过度苛求的人类服务工作可能产生的心理危机，也就是导致起初仁慈、奉献的人去人性化，
甚至虐待他们原本应该服务的对象。我的研究尝试说明在各种职业环境中出现精疲力竭感的原因和结果，并试着将
研究发现应用于实务。我鼓励分析和改变造成精疲力竭的情境决定因子，而不是把焦点放在照顾者的个性上。因此
我的斯坦福监狱故事不只是扮演提前结束实验的角色，我也扮演了开始一项新研究计划的角色，而这都是来自于我
在那独一无二实验中得到的启发。
然后就是我了，菲利普·津巴多（关于科特及贾菲在实验中的角色请参见注释17）。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一周体
验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女生，从个人面及专业面都可说是如此。要追溯起这个经验为我带来的意外正面影响，那
可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我的研究、教学和个人生活都逃不出它的影响，而我也因此成为一名社会改造分子，为改善
监狱境况，并为唤醒人们关注其他形式的制度性权力滥用而积极奔走。
实验结束后的三十年来，我的研究焦点可说是由模拟监狱的许许多多观点刺激而成。它们带领我走进“羞怯”、
“时间洞察力”和“疯狂”的研究世界。在简述过监狱实验对羞怯研究与治疗严重羞怯者的关联之后，我接着会详
述这经验对于我个人生活的改变。
羞怯：自我加诸的监牢
什么样的地牢比诸心事幽暗？什么样的狱吏较诸自我无情？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在我们的地牢中，囚犯回应狱卒们强制掌控的方式是交出自己的基本自由。然而在实验室外的真实生活中，许
多人却在没有外在狱卒逼迫下自愿放弃他们的谈话、行动和结社自由。他们在内心的自我形象中内化了一位苛刻的
狱卒，限制他们自发地表达自己、限制他们享受自由以及生命中的欢愉。矛盾的是，这些人也同时在自我形象中内
化了一位消极被动的囚犯，心不甘情不愿地默许他们自我强加在行动中的限制。任何行动只要威胁到内在自我，可
能造成羞辱、羞耻，以及社会否定，就必须予以回避。为了回应内在的狱卒，内在囚犯的自我于是从生命中退缩了，
缩回到一个保护壳里，选择躲在羞怯筑成的寂静监牢中享受安全感。
在仔细说明来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隐喻后，我进一步去思考羞怯为一种社会恐惧症的病理学，它让我们看待他
者为有恶意的人而不是善类，并且因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关系。在我们的研究结束后那年，我开始进行一
项重要的创新研究“斯坦福羞怯研究计划”（Stanford Shyness Project），以成年和青少年为对象，目的是调查
羞怯性格的原因、结果和相关因素。这是首次针对成年人的羞怯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大家已知之甚详的是后来我们
又继续发展了一个计划，也就是成立了独一无二的“羞怯性格门诊”（Shyness Clinic，成立于1977年）从事治
疗。这些年来，位于帕洛阿尔托市的诊所一直在林恩·亨德森（Lynne Henderson）医师的主持下继续相关的治疗
工作，目前则隶属于太平洋心理学院（Pacific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
我做这个治疗计划以及对羞怯性格的预防工作，主要目标是希望发展出一些工具和方法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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