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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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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邓小平和他的老干部们处于当政地位,因此他们能够在培养哪一类干部上取得相当大的一致。 
多年来,在党内斗争中胜出的一方,对于寻找哪一类新党员各有偏好枣或革命者、或军人、或激进派。而邓小 
平需要的是能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的人。具体说来,邓小平寻找的干部要有能力处理外贸、金融和技术问题,这又意味 
着吸收和提拔那些学历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人。对于很多现代社会的领导人来说,这也许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意味着一种根本的转变。在毛泽东时代,「红」一向比「专」更重要。自 1949 年以来,大多数领 
导岗位都是由「红色背景」的人担任,他们多来自工人和农民,而 1949 年以前受过教育的专家,因出身于有财力供其 
上学的家庭,被贴上了出身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标签。邓小平宣布,这些旧阶级已经消失,他需要有能力的人,不管 
他们是什么出身。为了给新的高层领导人让路,他要清除认同保守政策的政治局成员,首先是华国锋的四个拥护者枣 
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他向人们解释,这些人的解职以及对新领导人的选拔,是按照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作出的。 
虽然邓小平直到 1979 年底才宣布了为其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所作的选择,但这一年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进行 
思考、谘询和观察。除了为数不多的人事和军队职位外,他在选择领导人时,首先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对军队 
的任命见第 18 章)。他需要的是最称职的人,他坚信,只要他们素质高,忠于党,他就能与他们共事。邓小平不跟他 
任命的人搞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们交往愉快,但公事公办,甚至有些刻板。他们是共同 
干事业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对于关键岗位,他选择那些致力于改革开放、才华出众、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干是一步 
一步得到检验的人,而不是那些从下面突击提拔起来的人。'125' 
邓小平对人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他还是花很多时间考虑人事任命问题。早在文革前的十年间担任总书记时,他就 
熟悉很多中层干部,这些人在 1980 年代已经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但是对于关键的任命,邓小平在作出决定之前会私下 
征求一些高层干部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将与被任命者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听取他们的坦率评价。'126' 
在邓小平的班子里,两个职位最高的人枣陈云和李先念枣并不是由他选定的。他们的地位之高,使邓小平即 
使想撇开他们也难以办到。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属于同一代人(分别出生于 1904 年、1905 年和 1907 年)。他们 
早在 1949 年前就彼此认识,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又都在北京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下工作。作为公众人物,陈云 
和李先念不能和邓小平相比,但了解内情的干部把 1980 年代的权力结构称为「两个半」,意思是党内高层圈子认为陈 
云与邓小平大体旗鼓相当,但李先念也算半个「婆婆」。陈云虽然比邓小平小一岁,但是在 1930 年代中期以后的 20 
年里,他的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在领导经济和处理历史遗留的人事问题上,他的权威无人可及。陈云从  1962  年到 
1978 年受到冷落时,李先念则一直在周恩来手下负责领导经济工作。 
比邓小平小十到二十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 
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三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 年生)、 
赵紫阳(1919  年生)和万里(1916  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 
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这三人又能提携那些了解中国在现代科技和工程领域所需的 
年轻干部,领导他们实行管理创新。尽管他们三人是为邓小平效力,但他们并不是朋友,而是致力于共同事业的同志, 
是严守党纪、贯彻党的政策的同事。尽管与胡耀邦或赵紫阳相比,万里和邓小平的关系更密切,但他也不把自己当作邓 
 
 
小平的朋友,而是他的忠实部下。对邓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另一个人是邓力群(也生于 1915 年),他没有担任 
和其他人一样高的职位,但作为撰写讲话稿和党内文件的笔杆子,他能发挥很大影响,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而且得到 
陈云和王震的支持。邓小平班子的另一位是胡乔木(生于 1912 年),他扮演着指导正统思想的特殊角色。在一个制度 
变化不定的时代,他们的个人背景、性格、倾向和工作风格,将对 1980 年代的走向发挥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头脑精明、 
经验丰富的人,已在党内担任了几十年重要职务。 
从 1980 年到 1987 年胡耀邦下台的这段邓小平主政时期,用西方的话说,邓小平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在他手下分别担任党、政两大部门的执行总裁。党制定大政方针、主管自上而下各级部门人事和宣传, 
政府则负责各级行政管理。高级干部都兼任党政职务,工作往往重叠,但从原则上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他们各自的领 
域里领导各项工作,准备提交邓小平批准的文件,在党和政府中抓一线的落实,即所谓的「日常工作」。尽管当时困难 
不少,但很多干部后来都认为 1980 年代初是个黄金时代,当时最高层的干部齐心协力,发动并落实了中国的「改革开 
放」。 
邓小平面对的难题是,在这个最高层的领导班子以下,由于文革的断裂,缺少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下一代领导 
人。邓小平把这种局面比喻为青黄不接枣春末时分,去年的存粮已近告罄,而地里的庄稼尚未成熟,使口粮难以为继。 
他说,中国很幸运,一些老干部仍能工作,但迫切需要弥补这个断层,要抓紧让地里的青苗成熟起来,在三四十岁的人 
中间培养接班人。 
邓小平让组织部列了一个名单,选出那些特别有前途、有可能提拔到高层的更年轻的干部。当这一年稍后名单交 
来时,邓小平和陈云很泄气,他们看到 165 人中只有 31 人是大学毕业。尽管邓小平认为不应把受过教育的年轻干部突 
击提拔到高层,但他认为,只要他们在各级岗位得到了证明,就应抓紧提拔他们。 
1979 年 7 月邓小平指示全国各级组织部,在上级领导的积极参与下,要在两到三年内培养出新的人才。'127'为 
贯彻邓小平培养接班人才的努力,从 9 月 5 日到 10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做重要讲 
话,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接班人问题是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意见。 
邓小平就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经常提到「培养」接班人。他们这种说法的含义是,除了选拔和提供正式培训外, 
还要亲自进行考察。任何单位的高层干部都要监督自己手下年轻人的全面发展,鼓励他们读一些书,表现对党的忠诚, 
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 
虽然人事决定要由各单位的上级领导作出,但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也承担着重要职责,它们要搜集有关每个党员的 
人事材料,实施培训计划,把有关后备梯队的人员的材料报上级审察。 
在忙于党的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也要应付公众因党把国家拖入大跃进和文革灾难而对党产生的深刻 
不信任。直到 1979 年底,中共领导人仍不承认他们对这些灾难负有责任,这使党在谈到其他问题时也不可能令人信服。 
6 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决定,由叶剑英元帅在中共建政 30 周年前夕发表一个重要讲话,努力解决这些问题。'128' 
叶帅的国庆 30 周年讲话:1979 年 10 月 1 日 
邓小平在准备叶剑英元帅的讲话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示起草人说,对 1949 年以后的历史要从整体上给予正 
面评价,但也要坦率承认大跃进和文革中的错误,因为中国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很清楚这些事情。要为中共历史提供 
一种大眼光,为未来提供新的方向感。讲话由胡乔木和大约 20 人的写作班子起草,总共九易其稿,每一稿都经高层领 
导人过目,由邓小平监督着整个过程。'129' 
叶帅是宣读这篇讲话的理想人选。他是有监督政府工作之责的全国人大的委员长,而国庆庆典属于政府而不是党 
的事。再者,他德高望重,没有个人野心;他与包括邓小平和华国锋在内的所有各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从未受到 
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跟人们爱戴的周恩来有着众所周知的密切关系;他与军队关系良好。不过叶帅身体很差,他只能 
念讲话的前几行和最后几行,其他内容由别人代读。'1210' 
在这篇大约 16;000 字的讲话中,叶剑英元帅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和历史特点,对苏联保持 
独立性,从而取得了胜利的故事。叶剑英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公共教育的普及。他自豪地谈到党战胜了外来侵略, 
但也承认党在 1957 年错误地打击了太多的「资产阶级右派」,错误地吹嘘自己的成就,错误地刮起「共产风」,企图 
不顾现实去实现集体化的高级阶段。他承认文革是一个严重的政策错误,使林彪和「四人帮」等阴谋分子迫害了很多好 
 
 
人。他说,党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是不成熟的,它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得了惨痛的教训,为了美好的未来, 
当前要努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211'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样重要,胡耀邦后来又对 
这个主题作了更全面的阐发。 
叶剑英明确地说,国家犯下大跃进和文革这些错误时,正是毛泽东主政的时期。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承认枣 
虽然不太直接枣毛泽东要为这些错误承担一定责任。他承认,很多党的领导人「不谨慎了」,因此也要对这些错误承 
担部分责任:「我们在 1957 年不谨慎了??在 1958 年违背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新事物都要先试验后推广的原则。」 
关于文革,他说:「我们没有能够始终遵循前 17 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这使得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 
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1212' 
叶帅接下来就如何从毛泽东的错误中汲取适当的教训提出了指导意见。毛泽东在 1927 年以后为中国革命找到了 
一条正确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把在中国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为『毛 
泽东思想』」。'1213'  他还赞扬了 1956 年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大,毛当时宣布「革命时期的群众大规模的、急风 
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毛泽东还说,现在极为重要的事情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即向自然 
界开战,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1214' 
叶剑英的讲话得到了非常正面的反响。受过教育的人很高兴看到,中共终于能够正视自身的问题,迈向得到他们 
拥护的务实的方向。对于多年挨整的人来说,什么讲话也无法真正弥补他们的苦难,但是党能承认错误,尽管来得迟了 
一些,毕竟是传递出一个令人高兴的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突破,它使党能够结束空洞浮夸的口号,坦率地解决国家所面 
对的问题。'1215' 
着手评价党的历史 
在叶剑英发表讲话之前,邓小平认为这篇讲话可以解决党的历史问题,对毛泽东作用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再拖几年。 
他担心进一步讨论毛泽东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只能扩大他想结束的争论。更好的办法应该是致力于当前的工作。 
然而一大堆政策问题都与毛泽东的作用纠缠在一起,很多党内领导人都主张对党史作出进一步的评价。有人担心,如果 
不具体批判毛的一些思想观念,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有可能卷土重来。叶剑英的讲话得到积极的回应后,邓小平的心 
情也平和了一些,他觉得至少可以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这并不会造成国家的分裂。他开始跟一些人商量,如 
何对党史作出更具体的分析。'1216'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共即将进入新阶段时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层根据新时期的 
需要总结了过去 24 年的党史。1979 年中共走出了文革,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再次总结自身的历史经验也十分恰当。 
当领导层开始起草这个题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时,讨论难免集中到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 
作用这个问题上。 
为了对党史进行评价,邓小平成立了一个由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牵头的小组,两个保守的正统思想扞卫者胡乔木 
和邓力群分别担任起草委员会主任和行政负责人。'1217'像通常一样,邓小平首先和起草人开会,向他们交代文件需要涉 
及的重大问题。他此后又会见了这个小组 15 次,对每一稿都仔细斟酌,每次都作出具体指示。华国锋在 1979 年夏天 
已开始失势,这使邓小平及其盟友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其中也包括对毛泽东的负面批评。即使这样,他们仍然需要一年 
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不过到 1980 年,邓小平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控制权,并削弱了华国锋 
的权力基础,因而就可以更直接地讨论毛泽东的错误了。 
为建立新的领导班子作最后准备:1979 年的下半年 
华国锋在 1979 年夏天基本上已经靠边站。在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工作有重叠的领域,邓小平干脆接了过来。确实, 
当美国国防部长哈乐德?布朗 1980 年 1 月访华时,华国锋主席已无权无势,他讲话时在场的中国官员继续在一边交谈, 
不把他的讲话当回事。而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通常是对尊严的严重冒犯。'1218' 
邓小平在 1979 年 10 月下旬会见了胡耀邦、姚依林和邓力群。他们为筹备定于 1980 年 2 月召开的五中全会, 
需要考虑很多大事。这次中央全会可以视为邓小平领导班子的起点,胡耀邦和赵紫阳将在会上当选要职,华国锋的四个 
 
 
主要支持者枣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枣将离开政治局。邓小平还打算在这次全会上为刘少奇正式恢复名誉。 
'1219'此外,领导人要讨论恢复中央书记处的计划。 
在这些重要会议上他们不必面对华国锋。按邓小平和李先念的建议,华国锋已于 10 月 12 日动身,去了法国、 
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他不在时,国务院和政治局的会议都是由邓小平主持。当华国锋于 11 月 10 日回国时,五中全 
会的基本计划枣包括将华国锋的四位支持者清除的计划枣已基本就绪。'1220'一旦华国锋的支持者出局,赵紫阳和胡 
耀邦就位,邓小平推进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容易得多了。 
三中全会之后还不到一年,在 1980 年 2 月召开的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已巩固了权力,并能够为 1980 年代制定 
议程,为协调上层工作调整党的结构,任命他的高层团队。用美国人的说法,邓小平的班底是从 1980 年初开始主政的。 
为 1980 年代提出的「国情咨文」 
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他为 1980 年代确定的主要任务,这 
实际上是他关于未来十年的「国情咨文」。华国锋在  1977  年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以当时的政治斗争为重点,在 
1978 年的十年规划则集中讲经济问题。而邓小平在 1978 年三中全会上的简短讲话是改革开放的集结号,他在 1980 
年 1 月的讲话则是毛泽东去世后第一个确定未来十年总体目标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逻辑简单明确,采用有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 
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 
自己建设成就的大小??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1221' 
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中国应该如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1222'当时几乎没有外国人能够预 
见到,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在随后 10 年、更遑论整整 30 年里,超过西方国家的增长速度。 
邓小平再次提出了选拔干部的标准。他告诉干部们说,想登上重要岗位,就要具备专业素质。他还说,只有经济 
强大了,才能更加坚定地对抗霸权,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 80 年代达到 
这个目标。」'1223'他说:「经济的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 
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1224'邓小平要在十年内从经济上超过台湾和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事实证明是 
过于乐观了。然而,台湾在此后 30 年里取得的经济成功,完全取决于它跟大陆的经济关系,这在 1980 年几乎没人能 
想到。 
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邓小平提出了四个要求:(1)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2)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3)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1225' 
邓小平讲话的要点枣坚定的政治路线和社会安定的局面枣与他九个月以前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及他作为头 
号领导人所始终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在 1980 年 1 月 16 日的讲话中说:「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 
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 
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1226'但是, 
他也表示,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放弃「文艺服从政治」这种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容易成为对文 
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然而他也警告说:「??但是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 

'1227' 

为了降低自 1978 年 12 月以来产生的过高期望,邓小平也谈到了未来艰苦奋斗和保持开拓精神的必要性。在经 
受了 20 年的苦难之后,很多人更多地根据愿望而不是现实去制定目标。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十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刺激了日本 1970 年代的经济增长,邓小平对此事念念不忘,但是他也深知大跃进制定无法达到的目标所带来的严重挫 
折。因此,他不但慎重地征求中国专家的意见,而且征求世界银行等外国专家的意见,然后才确定了他认为现实可行的 
目标。'1228' 
的口号。当后来看到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难度时,他又悄悄将「收入翻两番」这个说法改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枣 
这是个更容易达到的目标。但是他提醒民众,中国在未来十年没有财力成为福利国家。 
邓小平逐渐相信,从 1980 年到 2000 年中国的收入能够翻两番,因而他开始宣传「到本世纪末收入翻两番」 
 
 
1978 年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知,很多省级领导干部急于投资和发展,对陈云等人限制增长的「调整政策」 
(见第 15 章)感到不快,但是他在 1980 年仍然支持这一政策。邓小平提醒那些不满足于目前现代化速度的「某些同 
志」说,与过去的年代相比,1978 年至 1980 年期间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 
实际上,邓小平在描述执政党的理想角色时,听上去更像一个西方的企业主管,而不是一个毛泽东的信徒。他说, 
中国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 
'1229'在权衡「红」与「专」  哪一个对于干部更重要时,邓小平重申了他过去已经表明的观点:「我们要逐渐做到,包 
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邓小平提醒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 
员中,有一些是不合格的。」他用对党的强力肯定,结束了他的「国情咨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 
切。」'1230' 
2 月 29 日五中全会最后一天,邓小平表达了他对党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领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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