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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自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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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后进青年一把。（他的这个老师后来出差专程到我家来，看看我们这对结婚了的学生。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车轱辘话其实就一句“女人一定要多撒娇、少干活”，不知道是因为她太了解她这个学生了，还是基于她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老师后来遇到车祸不幸去世，每每想到她，我就会想到她的婚姻格言和她爽朗的大笑。）
说到我这个有点活宝的同学，我现在的老公，他已经从一个口无遮拦的刺头少年，磨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问起当年的一切，他似乎都没什么太深的记忆了，那我就不为亲者讳，给他多描画几句吧，让他顺便复苏一下尘封的记忆。这人当年在学校绝对算个人物，当然不全因为他博学聪明，还因为他的其他怪相。他一夏天几乎都穿着套头的老头衫，头发永远毛毛糙糙，不修边幅，简直有点落拓不羁。我们时不时会听到他的传说，诸如老师正在讲题，他冲上黑板写下别的解法，和老师一争高下。化学老师惩罚学生没答对答案的办法是叫到讲台前来，面对全班“照相”，老师一气恼地叫“某某快上来照相”，他就在下面添乱问“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啊？”每次一下课他就冲到走廊上，也不管其他班老师是不是还在拖堂，挨个班级呼叫着他的好朋友的谐音绰号“醪糟快出来”，“篱笆快出来”。他班上有个毕业时才15岁的小男孩，他走在路上经常是亲昵地抱着那孩子的头，把人家的帽子抛到半空取乐。（这个当时异常瘦小单薄的孩子几年后在军校出落得异常高大威武，再想看他的帽子，需仰视才见。看来军校真是个熔炉。）至于他口出的狂言，那就更多了，诸如惹恼好多自尊心极强的女生的话“你们女生就是不行”之类。毕业那年保送名额只有省内重点大学有四个，老师还没到问他，他就狂妄地宣称“这个学校八抬大轿来抬我都不去”。（没想到最后谁也没抬，他竟然为了读生物无奈地选择了这个学校，自己走着去了。哎，我还曾经挖苦过他。不过此后他的言行似有收敛，人啊，什么时候都得给自己留点余地，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就会受到命运的捉弄呢。）
我那时候真的已经有点脑子装满了的感觉，好像复习不下去了，就等着在考场上腾空脑袋了。我老公那会除了以欺负我为乐，倒还说过一句淡定的话“有什么好紧张的，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班上有个后来考上人民大学的女孩其时还心静如水地投入复习，让我只有佩服的份。每天下自习我就躲在校园里或者宿舍里去歇口气，但是那个家在本校的女孩竟然会一直安坐教室，等打扫卫生的同学拿着扫帚扫到她脚下时她都浑然不觉，只会抬起脚让一下，继续埋头书本，完全不顾躲一会满教室的乌烟瘴气。
直到考前，我还时常被我的好朋友拉出校园去散步，或者陪她下馆子。她比我低一级，家在外地，父母宠爱这个离家求学的女儿，每月总是寄来丰厚的生活费，所以经常有余钱改善伙食。我们有时候馋了就去学校附近餐馆，点一盘鱼香肉丝或者酸辣里脊，也有时会来一碗地地道道的鸡丝馄饨。当我们悠闲地走进校门，时常会碰到我才从教室出来的同学，他们有人担心地提醒我“你的好朋友还有一年才高考，你怎么还和她闲逛”？嗨嗨，我也没办法，我不但闲逛，还会放下手里的习题耐心地解答每个同学的问题，好像还帮我朋友写过作文作业交差。
就这样懵懵懂懂地，高考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却感觉心乱如麻。有一次和好朋友在校外走着，远远看见我当时暗恋的男孩和一帮同学从远处走来，我竟然扯着朋友胳膊直接折回。即使见面，什么也不能说，还不如不见，我朋友当时很不理解我干嘛那么惊慌。他教室窗下正对着花园的丁香花，我徘徊在丁香树前，真的结着丁香一样的愁怨，指望他会偶然抬头望外，从窗口看到我。在临考前我终于和他“狭路相逢”，我去操场边的水房打开水，他抱着足球满头大汗从操场过来。看着他高高的身影，我一下子呆呆靠在墙角，等着他走近，我好像只茫然地看着他，傻傻地说了一句“我都不知道今夕何夕了”，他那时其实有心仪的女孩，只是我不知道。他抹着额头的汗，轻轻笑着说“要不要我告诉你今天是7月4号，还有3天高考。”谢谢他的提醒，再无一言，我提着水瓶，心事重重地低头回宿舍了。
就在高考前两天的晚自习前，我那个诗人气质的同学突然出现在我宿舍，当时其他同学早已匆匆放下饭碗去教室临阵磨枪了，我还在宿舍慢慢喝着水磨叽，我不知道他怎么看见我在宿舍的。他呼吸有些急促地说“我一直佩服你的学习，也喜欢你的朴实和善良，请你一定接受我的感情。”说完，他还掏出了一张写在白纸上的密密麻麻的诗塞给我，大概是仿舒婷的《致橡树》之类。我扫了一眼，什么呀，又是“地火”，又是“像地下的藤蔓相连”（藤字还被写错了）。他还真会挑时间，都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来给我表白这个？我面对他的热切简直怒不可竭，但一想到后天就要高考了，我不能太伤害他，影响他的情绪，只好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劝慰他等高考后我们再说好吗？
我的高考记忆（二）
7月正是父母农忙的时节，他们心里挂念我的考试又帮不上忙，只是让来城里卖菜的大哥捎了一盒我最爱吃的炒菜米饭。考场在另外一个学校，步行有点远，我从老师家借来自行车。平时很少骑车，所以车技不是太好，本来就有点紧张，再忘了捏闸、摔了可怎么办呢？幸好还有个同为住校生的男同学骑车和我作伴去考试。考试中午，好朋友特意去亲戚家给我做了饭，我吃到她捧在饭盒里的鱼香茄子和酸辣卷心菜，简直香得流油，真觉得是最美的饭菜。本来她就是心灵手巧的人，不光生的明眸善睐，能歌善舞，能弹会唱，连厨艺也是一流。
考场上的紧张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了，每场考完我都会抄下答案，出来和同学对答案。在第一天考完却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吃完晚饭我和好朋友在她练琴的学校钢琴房说着考试的事，想听她弹几首曲子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没想到一个一直纠缠他的男生尾随而至，找上门来，好朋友竟然不顾我的坚决反对要和他出去约会。我们争吵了几句，她留下我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情绪竟然瞬间爆发，砸着琴盖失声痛哭起来。后两天的考试真的就在糊里糊涂中度过了。
当熬过三天彻底考完，不管发挥怎么样，大多数同学都先放松了，但我有个认真的毛病，非要在书本和习题里翻找，一定要找到所有能找到的考题。当然我没有白找，我的记忆力也让我的估分和后来的成绩只差了半分。我估完分数心情忐忑地和朋友出去庆祝，等我再回到宿舍时，才听说我厚厚的复习笔记被几个男生偷走了，大概他们一出考场就知道是“黑色七月”，大学的梦碎了，已经早早筹划着复读的事了。
在等着离校的那几天，我好像和暗恋的男生淋着湿漉漉的小雨，一路什么话也没说，去看过一场电影《恋爱季节》。坐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第一次和男生看电影我自己都觉得脸一直发热。电影的内容当时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心思根本没在那个狭小黑暗的影院里，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怎样未知的明天。
在离校的最后一夜，宿舍的同学几乎全走光了，我却迎来另一个同学。她的两个姐姐都是让我们羡慕的大学生，她的父母对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目标直指北大、清华，她也有那样的实力。但是她发挥得不算正常，估分出来当然没有达到她爸的要求。她爸爸当时就把她关在家里，哪也别想去，准备复读，明年非上清华不可；最不行也得现在就着手学习微积分，为以后大学毕业考研做准备。我的同学终于和她望女成凤的严苛父亲顶撞了“你简直虚荣”，她和爸爸大吵一架，愤愤不平地质问“凭什么不让我放松一下”，从校园内的家夺门而出，来到我的宿舍哭诉。我就在空荡荡的宿舍和她住了一夜。
（关于高考填报志愿的我在一篇博客里提到过，重新抄录在这里。）
我们那会儿是考完试不等分数出来就填报志愿的。尽管我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我知道家里条件有限，有些顾虑。爸爸当时捎话来，不管我考到哪儿，他就供我到哪儿，有爸爸的支持我就放心选择了。我自己的估分和最后公布的分数只差零点五分，虽然考分不算太理想，但估分准确率那是相当地高，不过当时报志愿并不知道啊，到底报哪儿好？我几乎要把能发动的老师和同学都发动起来，搞民意测验了。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也不太富裕，看着地图上那一个个诱人的名字，真没几个人去过，除了我们在地理课上知道的可怜的常识外一无所知。北京当然好，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首都，本来是一心要去北京的啊，可是北大之类也太歧视我们边远地区了，不是考古就是马列主义运动史，那是能吸引17、18岁的年轻人的专业吗？只好把我多年来想去看看北京天安门、在未名湖畔徜徉的愿望搁浅了。我问地理老师天津怎么样啊，离首都近，不是有南开吗？“天津不行，太脏。”那上海呢？我那位很自以为是的同学（当时他还不和我一个班，后来成了老公，这话说来话长）说“哼，就你那个脑袋瓜，你不怕被精明的上海人欺负吗？”咦，我还就不信十里洋场能把我这个土包子怎么着了。在我的智囊团七嘴八舌热火朝天讨论着，要帮我在一摞厚厚的招生简章里沙里淘金挑出理想的志愿时，我这个迷惑的当事人突然像个开窍了的将帅，“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红笔出其不意地远远一勾，就是上海了！他们都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没反应过来，以前从没说过我要去上海的啊！我和上海的缘分就这样定了。
哦，高考结束了，我当然不能对我的诗人同学食言，落荒而逃。他因为身体原因高二就休学了，我是彻底解放了，可他还要再苦熬一年，我为自己影响到他的情绪觉得很内疚，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想来想去，想到我后来的老公了，他俩本来就是朋友，也许他替我去做思想工作，安慰那个同学排除杂念，好好准备复读更好一些。等他俩沟通完，自然要来向我汇报情况，我也得表示一下感谢呀，总算减轻了个思想包袱。好像在学校门口，我后来的老公向我通报了他如何做思想工作的情况之后，突然冒了一句“哎，我看你以后还是嫁给我吧。”这人也太邪了，简直该死！我连想都没想，气得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你！”我那时倒也不是觉得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是生气我一直没把他当异性看，一直拿他当值得信赖的人呢，他怎么说出这样破坏友谊的话？好在我俩说完谁也没往心里去，风吹走就当什么也没说过。17、18岁的孩子，心还像天上的浮云呢，怎么可能许下缘定三生的诺言。（我倒是有个中学同学和来实习的体育老师一见钟情，后来结为伉俪，成为我们那拨的爱情传奇。）
虽然轻而易举地回绝了他的痴心妄想，不过他当时还是我可以信赖的人，也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劳力。他帮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送我回到十几里外乡下的家。我记得我们进门时，院子里摆满了连杆挖来的大蒜，已经晒得有些发蔫，正好可以辫成串的柔湿度。我妈正坐在院子里累得满脸通红地辫着蒜串。她除了道谢也顺便问我俩的考分，我妈一听完就替我自卑“怎么我姑娘的分数比你低几十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考的是理科，多一门生物，所以总分本来就多五十。我妈这才放下心来。哎，无论是我妈还是我本人，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看着有点浑不吝的家伙，就帮我驮了次行李，竟然在若干年后把我娶到手，说缘分也许好听点，说是“放长线钓大鱼”大概更加贴切。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我除了帮爸妈在地里干活，还帮妈妈辫完一院子的大蒜，也拿着蒜和菜去城里卖。我可没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么自卑，卖东西看见熟人都吆喝不出声。大概爸爸一直教育我们背上书包是学生，放下书包就是农民吧，我一直比较坦然，从不遮掩我的农村出身，也不以劳动为耻。（我的好朋友多年后埋怨我可害苦了她，她以为所有农村孩子都像我一样朴实，没想到碰到很多“洋芋开花赛牡丹”的事，让她一点都不知道设防。哈哈，一把指头还有长短呢，绝大多数农村人还是很朴实的，毕竟是长在地上的嘛。）我和姐姐跟着爸爸在麦地里割麦子，三个业余农民干活也引得村里人打趣“孩子她爸，你怎么让两个姑娘娃在地里干活呢？她们还是学生娃吗？”爸爸说“嗨嗨，老大分家了，不让姑娘娃干活再让谁干呢？学生娃回家也得劳动锻炼”。我和弟弟拉上满满一架子车菜去学校附近的市场卖，买一根冰棍都觉得很奢侈。偶然见到同学的父母或奶奶，我也没有躲藏，主动给他们送一点，自家种的菜不值钱，我们同学可是有几年的交情呢。有时候卖完菜我会让弟弟拉着架子车回家，我去老师家送菜，没准还能蹭顿饭呢。
其实干活倒是让我忘记了担忧，偶然在燥热中会也觉得空虚难捱，神经近乎崩溃，心里七上八下地等着录取通知书。有一天爸爸去城里办事，顺便让他打探一下消息。我和妈妈在白菜地浇水，等轮到我家时天已经黑了，妈妈让我先回去。我进屋时爸爸笑着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真的吗？是哪？爸爸竟然说“大连海运学院”。不可能，我感觉顿时跌落冰窖里，我没有报那样的志愿啊？就算我的成绩再不理想被调配，那也得是我报过的那些学校啊。那录取我的专业呢？爸爸说是“海底打捞”，亏他编得出啊，这个笑话也一下露馅了，我是文科，不可能有那样的专业的。看我失望的样子，几乎急得要跳脚，爸爸哈哈大笑着，凑着昏黄的灯光，从黑色人造革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份白底红字的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张关系我命运的通知书），封面上还印有圆圆的校徽，信封里夹着几张牛皮纸的行李托运签。我的大学梦就在那样的一个夜晚悄然实现了。后来听学校老师说我爸在拿到我的通知书时手都在发抖，可他回家竟然会和我开那样轻松的玩笑啊。
二〇一一年六月四日
（后记：9月4号入学前，离家附近的铁路发生了塌方事故，车堵了一周。家人不放心第一次出远门的我，找来找去，姑父竟然找到一个要去复旦进修的老师，把我托付给他。在火车站托运行李时姑父看到另一个贴着复旦标签的行李，也找到了行李的主人，把我们拉在一起做了介绍。家人把我从车窗里推进去，车厢里挤得没有立锥之地，只能金鸡独立。站了六、七个小时，那个同行的男同学用了两个小时挤到我跟前，说家里在前面的站买到座位票，让我去轮换坐一会，我就这样来到当时还破破烂烂的上海老北站，被热情的校车接进美丽的复旦园。）
体检归来
早上参加单位体检，我被特别关照做左耳道核磁项目，时隔一年检查一下我脑袋里0。5毫米的神经瘤发展得如何。坐在检查室外面等候，看到被几个人连裹带抬，用被单包进去的病人；也看见坐在轮椅上突然掏出面巾纸掩面痛哭的病人，我不由得想起我09年6月在上海华山医院做右耳听神经瘤切除手术的情景。
说起来我做的开颅手术算是我40年人生中的大事，我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妈，也没有一个人会告诉她，怕她会想起我二哥76年在北京天坛医院治疗的伤心事，二哥因为脑袋被飞落的砂轮打得脑浆直流、命悬一线，在鬼门关苦苦挣扎半年。对我来说两年时间过去，好像已经有点云淡风轻了，我偶然会用手去摸耳朵后面已经平复的伤口，去揉一下有点轻微滑动的那块头皮，要知道那下面可垫着块钛合金板，价值近万，而且是自费项目，进口材料值钱着呢。嗨嗨，说不定我以后老了，死了骨灰火化会烧出舍利子之类吧？（是不是有点不敬？）
有多年未见的朋友问我手术之后脑袋变形了吗？哈哈，怎么会呢？虽然是脑袋开瓢的大手术，但是在显微镜下面做的微创手术啊，从开颅、止血、切割瘤体、剥离残体到缝合，都是精细的流水线操作。至于手术的后遗症嘛，用我一个朋友老公宽慰我的话，“就当做了一次失败的整容手术”，多睿智的比喻呢。看来大家对开颅手术真不了解，我真应该再回顾两年前那个突如其来的祸事，好好说说手术前后的事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这话我们大概都听说过，但当真正的天灾人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之前，不会有切实体会，也许就像英国绅士见面先说天气一样，明天的天气是下雨还是天晴，到底要不要带伞这样轻松吧？
我前面说过，我从小就比较皮实，虽然我连抽血、打针都不敢看，但这个手术真没把我吓倒。
其实我这人心理素质很差。举个例子，上初中时因为身高比同龄同学稍高，于是“筷子里边拔旗杆”被选拔到校田径队参加全市运动会少年组比赛。农村出来的嘛，别的技巧项目咱不会，死力气有的是。可是悲催的是，尽管我平时私下练习铁饼随便一扔20米，但一到赛场上看着旁边观众围成的三角墙我就紧张，我也知道人家没人认识我，没人把我当回事，但就是不敢抬头看两边，施展不开手脚，最多扔16米，别说老师失望了，我自己都很沮丧，不过就那点成绩我当时竟然也拿过奖呢，占了年龄小的便宜。我真的是俗话说的“门背后的光棍汉”，上不了台面的。况且我是个不太自信的人，也害怕被别人关注，所以公开场合几乎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媒体用“气定神闲”描述站在高高跳水台上的伏明霞，简直服气得五体投地，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气定神闲是怎么修炼出来的啊！
说到心理素质这事，我真的是很佩服杂技演员、竞技运动员等等，在发令枪响或者赛点的那个瞬间，我们旁观者都会紧张得手心出汗，坐卧不安，别说强大压力下的当事人了。因此，当刘翔在北京奥运上面对亿万观众的热望选择痛苦退赛时，我一句也没有抱怨他怎么不拼死为国争光。想想我自己那点芝麻经验，我觉得太能理解他了，他带着伤呢，如果万事俱备的话，13秒左右的距离对他算什么呢，光赛场上的热浪和呼吸都能合成一股东风，把他吹得飞起来的了。刘翔再风光咱们也别眼红，运动员那碗饭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吃的。
有点扯远了，还是说心理素质的事，我中学住集体宿舍，一旦有人东西找不到，我就开始脸发热，好像人家在怀疑我。不过说到找东西，不知道是有第六感还是记忆力好，我经常会如有神助地在他们眼皮底下、脚底下找到他们翻来翻去掘地三尺也没找到的东西，这个绝活现在也在我家施展。如果连我都找不到的东西，那大概就真的是无影无踪了。
噢，还想说，看到张爱玲的《小团圆》开头我就被吸引了，因为她描写的考试的噩梦实在太亲切了。几十年来虽然过关冲卡（不是斩将，我从来不以挤掉别人或踩着别人往上走为荣），我的成绩也算不错，但我真的是被考试烤糊了。我至今还会经常梦到在考场上抓耳挠腮，竟然没一道会做的题，看着老师不满的眼光，身边人低头答卷的影子，眼看交卷时间到了，我焦灼地从梦中惊醒。啊，总算又解脱了一次。
我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我真的是心理脆弱的人，不过我为什么没有不堪一击，大概是因为我还有点迟钝，反应总是慢一拍，所以在没觉得天要塌下来之前就先木了。
有朋友问我检查结果怎么样，没那么快有结果的呀。我们是集体体检，还有很多人没检查呢，不知道结果猴年马月能出来。我也没上心，我是例行检查也不太着急，反正瘤子应该还小，长得也比较慢。我现在该注意的耳朵都没办法，瘤子就顾不上了，让他慢慢先长吧，反正迟早还得再手术。
不知道换了别的人，像我这样遇到右侧耳聋、一次开颅、术后面容尽失（算不上花容）、左侧即将失聪，再一次开颅会怎样。在前年刚知道患听神经瘤时，有很多朋友说佩服我的坚强，那时我会暗自落泪，后来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坚强还是麻木了。听神经瘤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一，而双侧听神经瘤是这其中的百分之三啊，我中了一次“头彩”，看来还得再来一次。
体检回来，单位小妹妹偶然瞥见我手上贴的因为做核磁打加强针留下的胶布，她知道我听不清，所以不是随口一问，而是特意发信息问我“怎么了，是不输液了？”我为她这么细心、贴心的关怀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真得想一想，好好说说我做手术的事，也以此感谢那些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关心和安慰、鼓励和支持的朋友。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初入复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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