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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你的窥！私！欲！--这是我的故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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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事儿我必须承认，我那时有点飘。在若美让我有出息的岁月里，在我的文章被贬斥为“连小学生作文都不如”的日子里，我做梦都想出人头第，可当我真正座在高靠背椅上的时候，才发现这滋味也不怎么样。
让我不是滋味的第一件事是公司的两位老同事还称呼为为“小林”。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在意，因为原本大家都是坐一样椅子，吃一样的午餐的。如此迅速的变化别说人家一时适应不过来，就连我自己听到“林总”这一称呼自己都不好意思。可自从其他老员工改口后，加上一大群新美女的到来，左一个林总右一个林总地叫着，我渐渐对这种称呼适应了。反而听着“小林”觉得刺耳了。我很想让他们也更正过来，但这事不能当面直说，更不好意思翻脸。由于想不出好法子解决，因此还真成了我一块心病。
另一件事儿是那时单位新招聘来了一群美女，我每天下午抽出一个小时在培训室里给他们培训，由于好多年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了，更何况是一大帮美女。因此第一次培训的时候我很紧张，虽然提前准备了培训材料，虽然也提前抽了一支烟压压惊，但培训一开始我发现自己果然有点紧张，声音都有点抖。为了克制自己，我不得不开始一支接一支的抽烟。最后，可能是我烟抽多了，一个蒋姓女孩就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嬉皮笑脸的把我半截烟头掐灭了，她说：“林总，怜香惜玉点吧，你要把我们这些人都熏成黄脸婆那到时候可把客户都吓跑了”说完，还轻轻搭了我一下肩膀说：“明天我给你带包好烟来。”搞的我一肚子的郁闷却又不好发作，因为确实，在一大帮女孩面前吸烟是件不礼貌的事情。更何况人家女孩这么说，我要发火倒显得自己不大气。但是我也不能和那女孩一样嬉皮笑脸，我觉得那就丧失了做领导的尊严。最终的结果是，女员工人家很随意而大方，到是作为领导的林总在那里显得紧张又尴尬。
虽然不善言辞而且面皮有点薄的我第一个月在领导的岗位上似乎干得并不算成功。但这并不妨碍我的人生开始进入又一个黄金时代。那时的我干劲十足、信心满怀、全心投入，每天最早上班，最晚下班，重新找到了丢失以久的人生目标。与此同时，那年的冬日里，我觉得我一辈子的愿望都得到了实现——洁婷让我每月赚3000块的要求我达到了，若美让我有出息的期盼似乎我也完成了，对生活，对命运，我已经不再苛求什么，我满足而且幸福。
可惜的是，那时的世界过于妩媚和诱人，以至于我的黄金时代不久出现了早泄。因为随着欲望的迅猛增长，工作从一份事业变成了一个养家糊口的手段，而物质生活的提升似乎也远远不及当年那样来的刺激。体会幸福开始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儿，这说明幸福这事儿其实压根和金钱无关，金钱最大的卑劣之处在于它常常会冒充成幸福生活的代名词去欺骗世人。
不过2001年农历春节前我一直享受早泄前高潮的快感——那年我从石宁到河滨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小时候想用鞭炮打下来的一种大鸟——飞机。这让我开始多少体会到了一些衣锦还乡的感觉。不过这感觉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那年我下了飞机从河滨去平山的火车上，由于没买到座位票，一路都是站回平山的。原本高挑漂亮，笑容可鞠的美丽空姐转眼变成了头发凌乱、无精打采嘟囔着“啤酒烤鱼花生米—— 哎！让一下喽！”的中年妇女。如此天上地下般的变化让我不得不开始感叹都市和农村的距离，甚至连那些拥挤在火车上曾经让我连听到他们声音都觉得的亲切家乡人民似乎也没有了过去的感觉，在他们的棉袄里，被列车空调蒸发出的是一种让人不开心的味道。虽然我知道这就是我父母亲的味道，这也是我曾经的味道，但是，不得不承认，我已经开始多少厌弃过去的自己。
我试图着忘却不光彩的过去，但那过去却一直挂念着我。那年在平山，凌晨5点冒着风雪在车站接我的是高中时代一起和我玩“大富翁”的一个兄弟。那时他已经在平山买了房子，原本也是农村孩子的他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父母身边，在平山某医疗机构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不仅把自己安定了下来，还把父母也接到了平山县城来安度晚年。这让我那天在和兄弟唠嗑时一点都没敢吹嘘在石宁的事儿。在这样一个幸福家庭面前，我有点自惭形秽。因为被人一口一声“林总”叫着的我，却把父母还瞥在东北乡贫瘠的山村中。
因此，自惭形秽的我那年并没在平山逗留，赶着上午9点多的第一班车回到了东北乡的家中。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父母在我眼中的变化依然很大——父亲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因此开始每天都带着劣质的眼镜。而母亲不仅白头发增加了许多，听力也开始下降，环境嘈杂时，正常的语音交流她已经听不太清。这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父母做点什么了，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也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那年春节的时候，我跟父母聊的最多的就是明年不要种地了，太辛苦了。不如把地包给别人家种，每年收点租金就算了。不过父亲很倔强的说：“我还干得动，农村人不种地在家闲着会被人笑话——你爸还不算老，你看人家老陈头，都70了还自己种地呢。”而母亲的回答更加朴实，她说： “要是光吃口粮我和你爸都花不了啥钱，可架不住有病啊，我和你爸这一年光打针吃药要干掉三、四钱块钱。再说，我和你爸多少还要给你攒点，将来你娶媳妇咱虽然没钱，但多少总要拿点，否则不被人娘家人笑话么？”母亲的话让我那天没有把这个话题继续谈下去，因为我为自己说的不负责任的大话而羞愧，更因为那年我已经23岁了，不想也不应该再在父母面前孩子般的哭出来。
不过我对父母的愧疚和对亲人的感动在这次和父母谈话之后也宣告结束了，逼迫我的现实问题是，在都市里还没站稳脚跟的我却开始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了。睡了几天家乡的土炕就觉得混身上下都被硌得生痛，好象明显没有睡床垫舒服，而且我也不习惯和一大家子人一起睡在同一个土炕上。早上去上厕所也是一件头痛的事情，一是北方的旱厕很脏，大冬天的，粪便堆得老高。二是我家的那个厕所也有些年头了，不仅已经四处透风，而且门也关不严，很多时候风雪可以直接刮到裸露的屁股上。最最不习惯的就要属日常生活的用水了，家里那时用的还是水井，要先打到水缸里，然后再用漂舀出来，用完的脏水还要倒到屋子外面去，和一扭龙头就哗哗流水、下面直接排到下水道的自来水相比，在家里连洗脸刷牙都变成了一件挺复杂的事情。不过这些不习惯我都装在心里，没跟家里人说，或者说，对于这些不习惯我自己都压根不想承认，我只是疑惑我怎么了，一个曾经把“我就是个农民”挂在嘴边的人，一个曾经以农民身份自豪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对生活了22年的家乡不习惯了呢？或者更不客气的追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我已经开始嫌弃家乡这块热土，开始鄙视在黑土地上劳作的乡亲。结论简单而可怕——是！
我不得不再一次向父母忏悔了，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傻，他们几乎耗费了毕生的能力把自己的下一代送到令人向往的城市里面，而换回的是什么呢？是困苦的生活条件，是满身的病痛，是没有子女陪伴在身边的孤独。甚至是我这种不孝子孙所谓的“不习惯”。真的，如果生活可以重新选择，我一定会选择固执的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甚至我还会劝慰我的父母，劝慰天下的父母，恳求你们自私一点吧，别让你的任何子女有出息，让他们都留在你们的身边。
尽管我还能忏悔，但我知道，我忘本了，真的忘本了。因为我连把身体和发带都豪无保留送给我的若美都彻底遗忘了，要不是那年春节前两天父母谈到再去平山买点年货的事，我都不会想起这其实是对我和对若美都应该永生铭记的一天。5年前的一这一天，若美穿着一身白色的长款羽绒服，轻轻柔柔的挽着我，一起在平山的大市场帮我家里挑年货。那时候我们觉得，美好的生活就要来了，幸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甚至我们可以用整整一生来慢慢受用。而相隔1725天后，在五年后的今天，若美那个心爱的“林”却几乎把一切都已忘却。甚至连偶尔的回忆，都恍如隔世……我最后很傻，很天真的黄金年代就在我那年冬天的忏悔中悄悄溜走了。顺手牵羊一起被他带走的，还有那颗曾经火红的心。
命中注定2001年就是我命运转折的一年，只是直到今天我还不敢确定，这种转折应该把它看成是向上还是在向下。因此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真实的记录当年所发生的一切。
最先能记起的，是这一年春节一过，我就拥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手机——虽然我对手机心仪已久，但说真话，当时其实也没急着想买。因为我的下属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而作为老总的我没有，这就显得我很有个性，更重要的是，这个借口可以掩盖我原本没钱购买的尴尬事实。可后来我发现这种个性玩不成了，因为每逢和外界接触，对方跟我要手机号码时我说“我没手机”他们都不相信，不仅不信，还说风凉话：“林总要是不方便告诉就算了。”当我发觉说真话确实已经没人相信的时候，我只能选择违心承认自己说了谎，宣告向没有手机的年代告别。买完手机不久后我和洁婷又搬了家，新家位于石宁一个风景名胜的湖边，离单位的距离也比以前近了很多。更为重要的是新家的生活设施和以前租住的那个房子比起来齐全得太多了，这让我和洁婷多少真正体会到了“家”原本是个很温馨并且很性感的词汇。套用一位后来有类似经历的同事的话就是：“感觉做爱都舒服了很多。”
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个事情，许多人对文章中 “还有的说：“怪不得小林每次下班回家直串直串的呢，哦，原来金屋藏娇啊”。那人说这话时，我注意到森总抬眼看了他一下，但没说什么。”这段描写出现了误读。以我当时在现场来看，当然也是我文章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别人都叫林总，他叫我小林，因此森总看他一眼，但在酒桌上又不好批评他。
就是这么简单个事。
生活有时很复杂，但有时候也很简单。
工作上，2001年的初春开始，我们公司策划的项目正式对外运营，甫一推出，空前火暴。四部对外公布的咨询热线从早忙到晚。登门面访的人也很多。一些相对重要的人物，我还要亲自接待。刚开始我还战战兢兢，说话结结巴巴。后来由于重要的人物太多了，也就感觉不到他们有多重要了。再后来，年轻狂妄的我甚至安排下属给我桌子上制作了一块铜牌，上面用红色字体书写着一行醒目的字“工作繁忙，来访者谈话时间请勿超过15分钟。”即便是这样，每天的接待量依然让我吃不消。当然，吃不消的还有每天接连不断的饭局。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请我吃饭我还挺高兴，可没多久我就撑不住了。不仅是因为每次吃饭都被人搞得半醉，更重要的是吃这样的饭明显感觉很累，即便是吃完饭，这些人对我仍然不依不饶，而且说的话几乎都一摸一样：“林总，你看接下来我们安排点什么活动——去唱唱歌还是洗个澡？”我的回答每次也都几乎一摸一样：“我还有朋友约着等我呢，下次，下次哦。”而每一次，我都回到了家。我这么做真正的原因到不是因为我多么高尚，多么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而是因为我怕从没去过这些场合的我会露怯，会意外的出点什么丑。我可不想当年在两个上海小妮面前吃肯德基的尴尬经历再次重演。
不过在这不断的对外交往中，原本很沉闷的我在外人面前话突然多了起来。虽然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性，这一切都是我的伪装。但伪装的多了，在外界看来，这反而是我的本真。于是在2001年，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尚显幼稚的言谈举止中透着膨胀自信的林总，是一个开朗外向，阳光健谈的林总。
当然，2001年的改变不光属于我，更属于李洁婷。因为就在那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洁婷决定继续做生意了。
洁婷这次选择的是卖服装，她说她打算在石宁的繁华地段周边开个服装店。看得出，洁婷这次准备的要比当初买卫生纸时充分得许多。她给我看了一张自己制作的清单，上面详细的列着开店所需的各种物品和所需的资金。并且还用最原始的方法对风险平衡点进行了测算。最后的结论是，按50％的毛利润计算，每天要卖300 元服装就能保本。有了洁婷第一次做生意成功的经历，这次我对洁婷的这个决定很是支持，不过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个大生意，前前后后要投资4、5万块钱，因此，我和洁婷也都很谨慎，对于每天能不能买300元商量探讨了好几天，最后谁心里也没把握，都下不了这个结论。为了得出最强有力的证据，也是为自己增强信心，洁婷特意抽出了一天时间蹲在一家服装店门口刺探敌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每天卖300元服装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不过后来我知道，即便是洁婷不去做这项工作或者通过观察发现每天做300元营业额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洁婷依然会选择干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洁婷。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就差钱了。于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和洁婷坐下来一起商讨开这个店到底需要多少钱？这些钱又怎么筹集。当时洁婷看中的那家店面转让费是25000元，我们初步的估算了一下，装修按最节省计算也要5000元，首批进货要 10000元，备用金和流动资金至少也要准备3000块钱。这样加起来就是43000块钱。洁婷那天把家里所有的存折和银行卡都找了出来铺了满满一床，把每个存折上的余额仔仔细细的加了一遍，连小数点的后两位都没放过，最后统计出的数字是16710。38元。这个数字一下子让我瘪茄子了，因为它和 43000元之间的差距似乎太大了。我说过，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就差钱了。可仔细想想，好象只要差钱，一切的准备都是徒劳。不过那天洁婷的兴致依然很高，她笑嘻嘻的对我说：“涛，跟您说个事情，你先答应我别生气哦。”我说：“你说。”洁婷说：“我还有10000块钱，是今年过年回来我哥哥给我的。” 洁婷边说，边把床垫的拉链拉开，在里面摸索了好一阵子，才掏出一个绿色的农业银行的存折，上面的余额清楚的显示10000元人民币。——洁婷有自己的私房钱，以惯长的思维来看这是一件很值得生气的问题，如果往坏里想，这样做有点离心离德。不过我那时却觉得很正常，甚至是为这种意外的惊喜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相信我的洁婷，我知道，即便洁婷私藏的是一块烧饼，在天下荒年之时，她也一定会拿出来分给我一半来吃，甚至是，她宁可自己饿肚子，幸福的看着我把整块烧饼吃完。
爱；可以如此强大，只要，我们相信爱。
不过那天晚上，我和洁婷找翻了天，也再没能在50多平方米的小家里再找出一分钱。因此，最后我们家庭自有资产不得不停留在了26710。38这个数字上。后来我不想找钱了，想做爱，刚弄完前戏想要插进去前洁婷突然尖叫一声。仿佛洁婷的处女膜被我捅破时的那一幕再现。不过洁婷旋即说：“我想到了，咱们还有3500块钱！——你不是快发工资了么？这样咱们加起来就有30000块钱了，只查1万3。”老天啊，原来洁婷在这个节骨眼上想的还是钱的事儿，这让我对洁婷很不满意。那天晚上，我故意插插转转，九浅一深的。发现洁婷有点反应了，我就停下来，搞得洁婷很难过，后来洁婷也发现我是故意的。于是她扬起脑袋轻轻的在我乳头上咬了一口，说： “老公，你坏死了，你故意逗我！”被看穿后的我也傻呵呵的笑了。我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不专心？！”
不过那天我射精后发现洁婷是对的，钱这个事确实还得继续想，俗话说，一分钱难倒个英雄汉，而我的资金缺口是13000。按此估算，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可以难倒整个平山县人民好几个来回。不过我和洁婷真的没啥好办法可想了，最终我们只能回归最原始的，也是我高中时代最熟悉的搞钱方式——借钱。
对借钱这事儿和高中时代比起来，我那时可以说是信心满怀。因为兄弟们现在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开始自食其力，有一些还混得很是不错，远不是高中时代那些拿三四十块钱就吆喝下饭馆喝酒的毛头小伙子了。于是那天晚上临睡前，我把这13000元钱像债权一样分摊给那些生死兄弟们，甚至我还暗地里给他们下了指标。谁谁谁应该至少借给我3000，因为高中时代我有钱的时候没少请他喝酒。谁谁谁现在混得比较好，至少要借给我5000才算够意思。就这样想了一圈后，我发现别说是13000块钱，就是 31000块前也应该不难借到。得出了这一让人开心的结论后，那一夜，我睡得很安心，很香甜。
伟大的友谊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在生命经过23个春秋的历练之后，我才发现，这句话竟然是一语双关。
第二天上午，我先把借钱的电话打给了几个认为最要好的兄弟，凑巧的是，他们那时也不约而同的遭遇了经济危机，不仅没法帮助我，甚至很是落破，可怜到我都想不开店了，拿这三万块钱去接济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多多少少的有点挫败感，并没有往深里去想。可接连不断地被相似的理由回绝后，我就发现那曾经美好世界真的已经离我远去了。第五个电话打出去前，我犹豫了好久，号码都拨好了，手指却放在拨出键上迟迟不敢按下去。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闭着眼睛按下了手指。也就是这一按，让我得到了那天唯一的收获——2000元人民币。电话那头，是我必须要感谢的兄弟；凌晨5点冒着寒风在平山车站接我的兄弟；把农村的父母都接到平山的兄弟——继民兄！
我依然固执，因为那一天，以及那一天的后一天，以及那一天后的第三天。我把这种相同内容的电话又打给了无数个人，但最终，唯一的收获仍然只有那2000元人民币。
其实我很想在电话里对他们说，大林已经不象高中时代混得那么惨了，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单位的副总，不仅每顿都吃饱饭，而且家庭里还有了30000元人民币的存款。现在的借钱只是为了让我的生活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还想跟他们说，大林不是借钱不还的人，虽然他高中时代曾经是这样的人，但他已经知道错了，而且已经改了。我还想说，可这个世界压根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因此，尽管我想，但最终我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绝望了，甚至想到了放弃……
无耻的世界发觉我即将阳痿，见缝插针的给我递上了一粒春药。因为正当我为钱绝望的当口，单位里有人给我送钱来了。
送钱来的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很正儿八经，跟我公对公的谈一个合作项目。说实话，他当时提出的条件对于我们公司非常有利，可以说是免费利用他们的资源服务于我们。因此，还不够老练的我在谈话当中不免流露出对合作的浓厚兴趣。察觉到这一切后，第二次律师来拜访我的时候，谈话主题就开始有了些转变，在承诺他们原本可以提供的资源不变的前提下，这次他提出了索求——让我方便的时候对他们对关照一下，在得到我礼节性的同意后，他又合盘推出了他的又一个方案——与我个人合作，由我和我的团队利用工作的便利帮他介绍介绍客户。然后收益大家5：5分成。当谈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甚至还拿起我桌子上的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划来划去。帮我计算一年可以得到的纯收益，算好后又迅速的用橡皮搽去，然后把那张白纸撕掉。
谈话至此开始偏离了正道，我仔细的打量眼前这位满脸队笑甚至是善解人意的律师，想透过肉体看清他的灵魂深处到底在想着什么。但很可惜，我不仅没能把眼前的这个人看个透明，反而把自己搞得有些迷乱。我前言不搭后语的应付了一阵子；律师就起身告辞了，他说：“林总你再考虑考虑，过两天我们再通电话。”说完就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我，那是一个至少需要40005000元人民币才能撑起如此厚度的信封，那是一个让我很心动，也很恐惧的信封。我下意识的拒绝和推却，律师却不停的塞，还恐吓我：“林总你快收好，万一让人看到就不好了。”最后，我虽然因为害怕没敢收，但心里依然很舍不得，于是我给这个事情留了一个活口：我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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