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独自上场李娜自传-第1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问题都写清楚。
医生于是写了一封长信，将所有这些问题都列表说明，并寄给了我的领导们。但国内方面对这封信的内容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医生给出的时间太短，我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治疗和恢复，因此，他们要求我先不要做手术，立刻回国。
事已至此，我只好对医生说抱歉，我得服从纪律回国。
医生说没关系，他能够了解我的处境，需要他的话，他可以随时给予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记得那天是3月21日，我们当晚就买机票回国。回国后，就接受了国内的专家会诊。第三天，结果出来了，我的领导们也都在场。会诊结果是：建议保守治疗，等到打完奥运会再做手术，但决定权还是在我的手上。
既然是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就得把情况问清楚了，我问专家们：保守治疗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训练时能不能上运动量？
一个运动员如果训练时不能上运动量，那训练也就失去意义了。对我的问题，专家组给的答案很模糊，没有人可以提出一个准确的说法。这就等于说，在“保守治疗”的同时，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不知道今天身体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投入多少分力去训练，更不知道自己到了奥运会开赛时身体状况是否能承担比赛的压力，一切都是未知数。我能不能在“保守治疗”的条件下坚持到奥运会，谁也给不了我准确答案。
我向来是个喜欢干脆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让我在那儿悬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比伤病本身还让我难受。
相比之下，德国大夫那份有着准确数据的手术计划显得可靠多了，与其提心吊胆地煎熬5个月去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还不如痛痛快快给自己一个了断。我决定放手一搏，自己给自己做一回主。我告诉领导：我决定了，接受手术。
我订好机票，办好签证，和等待我的医生通了消息。3月30日，我再次飞回慕尼黑的医院。
31日早上8点，手术开始。这场延迟了10天的手术，终于可以进行了。
这件事让我多少有些寒心。在我牛脾气发作，再次出国时，并没有人硬生生拦住我，可能也是没人敢承担这个责任。出国治疗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万一德国那边的手术失败，或是康复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推到我头上——“我们建议保守治疗，是李娜自己不愿意接受”。
更可气的是奥运会期间我的成绩还可以，当时开会的人中还有人表态，说是他鼓励李娜做的手术。唉，怎么说呢？要是我成绩不好，您肯定也会说是“李娜一意孤行，做的手术”吧？
给我做手术的德国大夫叫艾瑞克·伦贝克（Erick Rembeck），他以前曾经担任过慕尼黑1860队的队医、网球戴维斯杯德国队的队医。我们的外籍教练托马斯向我推荐了他。艾瑞克又给我介绍了一位优秀的体能教练——哈纳斯·韦伯（Johannes Wieber），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熟人了，2007年我肋骨受伤时，曾来慕尼黑做过两个星期左右的训练，在那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他们。这两人都曾经是运动员，艾瑞克年轻时跑过马拉松，而哈纳斯则是手球运动员。手球在咱们中国不太有名，在德国据说可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运动。
我对哈纳斯印象很深刻，他当时只有39岁，是个典型的德国男人——高大挺拔，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浑身上下都透出日耳曼式的气派。
2008年这次慕尼黑之行是我印象中最为艰苦和寂寞的日子。
手术全程只有姜山陪着我，从安排住院，到康复、训练，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挺过来的。
我住的那家医院环境很好，简洁美观，不像医院，倒像一家疗养院。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态度很和蔼。手术前护士过来问我：“准备好了吗？我们做手术。”我说好了。她说：“那我们走吧。”就推着我的床向手术室走，一边走一边和我聊天。
我记得手术室是透明的玻璃房间，采光很好，手术台旁边放着一排银光闪闪的针、剪刀之类的器械，看起来非常干净，我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护士帮我盖好毯子，这时大夫也过来了，他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眉目清朗，看起来也很是慈祥。这位大夫以前对中国人有点成见，但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说，我改变了一些他对中国人的印象。
他曾经告诉我，我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大。事实上，他和我讲话的方式也很像一个爸爸和女儿讲话的方式。手术开始的时候，大夫过来告诉我：“现在我们给你打麻药，再过一会儿你就会睡着了。”
我点点头，这边的医生真好玩，每做一件事会先解释给你听。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手术，非常好奇，打完麻药以后还老想撑开眼睛看看他们在忙活什么。医生拍拍我的脸，问我：“紧张吗？”
我小声说：“不紧张。”
话刚说完，就觉得眼皮发沉，很快就睡着了。
手术大概做了一个多小时，等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护士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送回了病房。我看到自己的腿高高地跷在床头，有根管子从腿上伸出来，另一端接着一个用来排淤血的袋子。我腿上没有打石膏，只裹了一层弹力绷带。手术前打的麻药还没完全失效，我躺在那儿，头还有点晕。
第一次做手术，我多少有点害怕，好在从医生到护士都对我很好。那一整天医生都有手术，但他在下班之前还特意来病房看我，问我感觉如何。
护士会把饭送到我房间里来，我可以自己吃饭。麻药劲儿过后，伤口有点疼，但我觉得还可以忍受。最郁闷的是当天晚上去厕所的时候，刚一起来就觉得头晕，身上还插着根导淤血的管子，碍手碍脚的，去趟厕所特别费劲。好容易才从洗手间走回来，感觉像是虚脱了似的，浑身冒冷汗。
第三天，医生过来教我怎么用拐杖走路。就在这一天，医生要把插在我腿上的管子拔出来。他事先警告过我会有点疼，但真下手拔的时候，我还是瞬间疼出了一身冷汗——那种感觉就像生生从你身体里抽出一根骨头似的。拔完管子，我足足休息两个多小时，才慢慢缓过来。
做完手术后，我不太敢弯腿，稍微弯一点点也提心吊胆。拔管子的时候拆掉了弹力绷带，伤口就用白色的布贴着，用冰袋镇着消炎。我做的是微创手术，后来也没留下什么疤痕。
我在医院待了5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还拄着拐杖。因为长久没训练，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住院期间医生每天都会帮我做两次按摩，他按摩手法纯熟，根本不会弄疼我。
出院后的第一天，我开始跟着体能教练哈纳斯做康复训练，腿暂时不能动，就只练上肢。做完手术一星期，回医院拆线，拆线后又拄了十天拐杖，医生才准我自己走。
刚把拐杖扔掉的时候，我还是不敢在右腿上施力，每次试着把重心挪到右腿上时，都会立刻感到不舒服。 哈纳斯给我排的训练时间表很满，每天上午下午的课都排得满满的。我像个小跛子一样，每天跛着去训练场，再跛着回来。
自己的腿到底能恢复成什么样？我心里也没底，这件事就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我心上。
哈纳斯根据我的身体状况给我制订了整套的康复计划，我们就对着镜子做康复训练。刚开始训练时，我就发现自己的双腿极度不协调。哈纳斯给我安排的训练计划，我左腿可以很轻松地做完，右腿却根本没法做到。这种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在做手术前右边原本比左边要强壮的，可做完手术后右边要比左边差很多。
在训练中，哈纳斯不时要求我“蹲低点”，“再低点”，可是我的右半边身子无论如何都低不下去，感觉上，那好像不是我的腿，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你拼了命地想把这个计划做好，可它的状况又不允许你去努力。那种感觉真令人绝望。我心里特别着急，很想做好，但右腿一用力就痛……而这时距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我几乎听得到表盘上秒针咔嗒咔嗒走过的声音。 哈纳斯跟我说没关系，相信你自己。还给我做了很多计划，包括后来去打温网。但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点怀疑，真的能康复吗？我还能打球吗？那段时间，我经常陷入一种极度恐慌、绝望和焦虑的状态。 看着别人都在打比赛，但自己连拍子都不能拿。我常会跟姜山发脾气：“为什么别人都挺好，我却每年都在受伤，就不能将一整年的比赛完完整整打下来？我这么辛苦地练习有什么用？还不是打不了球！”
姜山并没有跟我一般见识，他在照顾我之余也在积极与哈纳斯和医生探讨我的病情。待在德国有一点好，医生和哈纳斯可以随时联系我。比如我今天腿有点不舒服，马上跟医生联系，医生会说出是什么问题和毛病，接着马上给哈纳斯打电话说什么计划可以做，什么计划不可以做，这对康复很重要。
在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会有今天的成绩，腿不能动，我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一样，只觉得前面黑压压一片，一个跛脚的退役网球运动员能做什么呢？做手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再好的医生也有百分之几的失误率，我这条路真的选对了吗？还是该像别人建议的那样选择保守治疗，然后听天由命呢？这是我人生路上第一次豪赌，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结果。
万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腿渐渐呈现出好起来的趋势，哈纳斯给我定的指标我也慢慢能完成了。由于我在德国的签证只有三个月，6月30日前我必须离开德国。我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觉得还没有恢复到百分之百的健康状态，但医生说，可以去打球了，让我相信自己，打打试试看。
于是，我参加了2008年的温网，甚至还赢了首轮的对手。尽管第二场我就输给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但这珍贵的胜利却是“竞技状态正在回升”的铁证。我兴奋得几乎要哭出来了。输完球后，我和姜山就收拾行装，高高兴兴地回国备战奥运去了。
20 08奥运会
在我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先行一步。坏脾气淋漓尽致地爆发了出来，我冲着观众席大喊了一声：“Shut up！”
等我在德国做完手术、进行了3个月的康复训练回到国内，奥运会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了。“鸟巢”和“水立方”场馆都已经收拾齐备，倒计时每天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和国家队的队员一起来到蓟县的基地，在此地集中训练。
蓟县位于北京与天津的中间地带，我们的训练场地坐落在群山之间，远眺可以看到长城，山谷间空气清新，没什么人，这是个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基地。
打完温网回国后，我的右膝又有点水肿了。我赶紧与医生联系，医生告诉我该用的针剂的名字，让我在国内找医生，每5天打一次针。因此我在蓟县训练时每5天就往北京市区赶一次，姜山陪着我坐车去找北医三院的胡大夫打针。这样往返一次至少要花三四个小时，但为了训练，也没有别的办法。
由于训练强度陡然增大，我的膝盖比预想中磨损得要严重，有一次训练后肿得很厉害，医生得先把里面的积水抽出来，再往里打药。这个针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中间断过几次，但最后还是延续了下来。即使是现在，我也每周必去打一针。注射进膝盖的药剂相当于机械使用的润滑剂，对软骨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腿伤是否会影响我在奥运会上的发挥？就连我自己也不敢确定。我对奥运会只能抱一个“重在参与”的心态，没有给自己太大压力。好在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女子双打上，对单打项目普遍不抱什么期望。奥运会前我们在蓟县集训了很久，当时的主教练对郑洁、晏紫的关注比较多，经常去看她们训练，我的场地他只来过两次。可后来我在奥运会上进入前四时，主教练又忽然来看我。当时我正在中心场地训练，很多记者都在现场，主教练忽然过来视察，还帮我捡起一枚掉在地上的网球。我顿感压力，这个有点刻意的行为说明大家相信我这次可以获得奥运奖牌。
8月8日，奥运会开幕了。尽管有着种种伤痛和担忧，但当奥运会真正到来时，我仍然感到兴奋异常。这是我们国家举办的奥运会，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盛会。2000年我也参加过悉尼奥运会，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这一次毕竟是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感觉非常不同。
很难形容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我想在当时，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普通观众，是在北京开幕式现场还是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
开幕式的时候，孙主任怕我身体跟不上，还跟我说：“别去了，太累了。”我告诉她没关系，“我要去的”。我想亲眼见证这一盛事。当时我还很仔细地给自己化了个妆，好让自己上镜时好看一点。
作为奥运会东道主，中国的方队是最后一个进入主会场的。一路上，志愿者们就在中国代表团周围不停地高喊：“中国加油！”观众席上，人手一面小国旗，大家都高高举起旗帜大声呐喊。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想流泪——语言形容不出那么微妙的感受，我无力多说什么，我只能任自己的热泪流淌。
进场后，表演开始了。我和姜山都不停地与人合影。其实那时我最想找费德勒照相，那天他是瑞士代表团的旗手，一出现在赛场上就引起了观众们热烈的回应。平时我们看到的都是身着运动服的费德勒，而在开幕式上他穿的是瑞士代表团的制服，非常新鲜。我在人群中找了他很久，没有找到，可能他提前溜走了。那天还是他27岁生日，想来这一天对费天王也很有意义。不过我还是很开心，我在人群中找到了汉图楚娃和其他几个我特别喜欢的网球运动员合影。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也互相拍照，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去的时候，我们还都纪律严明，谁上哪台车一点都错不得，等到开幕式散场后局面就全乱了，大家看见哪辆车就上哪辆车。代表团发的鞋子我穿着不舒服，车到了奥运村我就打着赤脚走回去了。
与奥运会带来的欢乐相反，网球队里一片愁云惨雾：那次比赛的开局形势对中国队很不利，我记得当时抽完签后，蒋宏伟教练脸色就变了：几乎所有中国队选手都在第一轮就遭遇了种子选手。
我的签运是所有人里面最差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威名在外的库兹涅佐娃。
这正是库兹涅佐娃的状态巅峰期，进入奥运会前她的排名是世界第三。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战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库娃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就连我自己也不由得这么想。媒体干脆就登出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中国金花签运差，李娜首轮库兹娃！
倒是还挺押韵的。
我总觉得自己一到奥运会就运气不好，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我就是首轮遭遇世界排名TOP10的桑切斯·维卡里奥，结果在第一场比赛就被淘汰了。这次一看到抽签结果，我就苦笑着对姜山说：“完了！又是个‘一轮游’！”
尽管如此，我还是尽自己所能，认真地训练、备赛。我调了一些库娃的比赛录像，反复观看，有一股好胜的小火苗在我心里偷偷地燃烧——我和库兹涅佐娃也算老相识了，还曾经在温网赢过库兹涅佐娃一次，之后打比赛我俩相遇时，比分大多也比较接近。虽然嘴上那么说，但在我内心深处，库兹涅佐娃并非不可战胜，我还是有机会的。
事实证明我想得没错，那场比赛的开局不算顺利，我仍有点担心自己的伤腿，库娃则先声夺人地连破了我的前三个发球局，早早确立了领先优势。她的发球威力强大，正手也很出色。
但这期间的对抗让我找到了自信，我不去考虑输赢的事，专心致志地攻击她的正手，成功地完成了两次破发。
接下来又是库娃的发球胜盘局了，我成功地破掉了她的发球局，并一路将比分追到5∶5平，在抢七局中，我以7∶5的比分结束了第一盘的比赛。
观众们大声欢呼。我心中平静了一些。无论怎样，库娃，这是我的主场啊。
第二盘的比赛进程和第一盘如出一辙，库兹涅佐娃又是在开局破掉了我的发球局。但这于事无补，我连破了她的两个发球局，用连赢五局的强势将比分反超为5∶2。
我看到库娃的脸，那是一张烦躁、失去信心的脸，我曾经多次在休息室的镜子里见到自己的同样的表情。
那是失败的征兆。
此时的比赛已经完全失去了悬念，在关键的第十局，我用制胜破发粉碎了库兹涅佐娃的逆转希望，将最终的比分定格为6∶4。这场比赛我们大概打了1小时45分钟，我前后发出三个ACE球。
这场比赛结束后我回奥运村吃饭，还在餐厅遇到了湖北籍的小运动员，她们跑来问我打得怎么样，我说刚拿下第一轮，她们说她们进前四了，大家心照不宣地用力握了握手，叮嘱对方：“加油！”
第二轮比赛有惊无险，我顺利冲入14决赛。
进入八强之后，我遇上了一位威风凛凛的对手——即使是对网球相对陌生的中国观众，也少有没听过她的威名的——她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威廉姆斯！
这又被认为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大家都觉得大威廉姆斯冲入四强已成定局——即使是从没打过网球的人，也都听过大小威姐妹的赫赫威名。拥有7个大满贯桂冠的大威廉姆斯一个月前刚刚包揽了温网女子单打、双打冠军，奥运会前三轮比赛她赢得也相当轻松，可以说竞技状态相当不错。而我此前从未与大威交过手，现在忽然在14决赛与这么强大的对手狭路相逢，所有的人都替我捏了一把汗。
如果你关注网球新闻的话，你就会看到那段时间上网站上的新闻标题态度上微妙的变化：从“李娜勇擒库兹娃”到“中国金花面临重大考验”、“强敌阻挡四强之路”，家乡媒体正在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表达出对这场比赛的担忧，显然，对我能否战胜大威廉姆斯，大家普遍抱着谨慎观望的态度（或者说有些干脆就没抱希望），但身为中国人，那种同仇敌忾的态度是能感受到的。
比赛当天一直在下雨，原定的比赛时间只好一再延迟、延迟。直到晚上6点半雨才停了，我记得当时我连准备工作都没做，忽然接到通知说45分钟以后开始比赛！教练们都不在身边，还好吴迪在旁边。我赶紧叫他帮我活动了一下，就匆匆入场了。我和大威的比赛是那天的第二场比赛，前一场是布雷克对阵费德勒。
那场比赛费德勒好像输了。因为他们出场时，我们正在往里走，我看到布雷克神情愉快，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当大威走过他身边时，两人还和对方打了打手，意思是：“加油！”
我没想太多，走进场地就开始热身了。
那场比赛场边座无虚席，尽管赛前已经有工作人员向观众们宣读了赛场纪律，但我一进场就听到有观众大叫我的名字。那次比赛，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骑虎难下”。
主场这件事，确实非常微妙。看台上传来的助威声可能会给你带来动力，也可能会给你带来压力。打网球这么多年，我习惯了客场作战——我曾在莫斯科的球场上顶着山呼海啸与俄罗斯选手交锋，也曾在美网赛场领略过华盛顿人对自己家乡球员的热爱，这些都不是问题。大多数时间，我可以忽略英语、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干扰，它们都不是我的母语，当我全心专注于网球时，它们在我大脑皮层轻飘飘地一点，就立刻飞出去了。它们无法影响我进入状态。
我唯一不曾经历过的，就是在中国，在这么多摄像机镜头前，在近万名中国观众的注视下去打一场似乎注定会输的比赛。网球在中国的历史不长，大家对网球场上的礼仪还不大了解，因此经常在一个赛点结束前就狂热地加油，这让我非常感动，尽管声浪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困扰——我没法去集中注意力观察对手、思考战术变化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自己说，不要担心，你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打球，这是你的主场，放下包袱专心打球吧。
大威不愧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女子选手之一，她的开场确实充满王者风范，强大的发球压得我无法回球，很快大威就确立了3∶0的领先优势。
开局不利，这似乎是我在本届奥运会每场比赛都要经历的场面。我努力镇定自己，向包厢的方向望了望，姜山和我一样，他也在极力保持镇定，姜山还做了一个“放轻松”的表情。
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正面去迎接她的发球，尽量回球给对方，尽量将比赛的节奏控制在自己这边，这一手果然见效，我连续保发成功，比分被我慢慢地扳了回来。
最后，我以7∶5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
比我更兴奋的是场外的中国球迷们，我听到他们大声呐喊，还有人唱起了《龙的传人》。这时比赛才不过进行了一半，大家已经高兴成这样，好像我已经把大威打败了似的。
这一口气已经提到了胸口，欲望和赢球的那种动力不断击打着我的心。我知道自己得赢下这场比赛，我必须赢。胜利是唯一的选择，我没有权利失败。这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
第二盘开局后，我以6∶5领先，比分始终没有拉开很大的距离，始终平稳地交替上升。到我赛点的时候，我非常紧张，老练的大威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我的发球被对方大力打了回来，我去接球——失误了。
我安慰自己：没关�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