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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者-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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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刘宾雁、朱洪敬挽”的署名清晰醒目。
送走父亲以后，北京的政治空气紧张起来。八七年元旦，北大等高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
试图集会，被警察逮捕了若干人。当夜，北大学生冒雪从中关村走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静
坐到天亮，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一位北大的朋友当天到了我家。他一直在学生队伍
中，情绪激动地给我讲了经过。一月八日，在中共高层工作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中央书
记处已经决定开除宾雁的党籍。我听后悲愤难抑。对我来说，宾雁在不在共产党里并不重
要，而是这种公然的政治迫害令人愤怒。我急给宾雁打电话，家里没人。夜里辗转难眠，披
衣起来，给宾雁写了一封信，随信还寄给他一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
上》，祈盼着查拉如斯特拉的精神能帮他在这大逼迫来临之际挺住，不要受太大的伤害。多
年来我从没问过宾雁是否收到我的信和国平的书，他也从未向我提起。但在读他的自传时，
发现他把这封信全文收录在书中，并写道：“我流泪了，谢谢你，我的朋友，你已经为我分
担了痛苦。当许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我突然明白，男人之间只
交换思想和匕首，不交换同情和关爱。
一月下旬，电视和电台都播发了开除宾雁党籍的消息。我知道他回北京了，决定去看
他。严冬时分，街上行人稀落，上午十时左右，我赶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院门前异常安
静，惟在墙外停着两辆212吉普车。我敲开门，只有宾雁一人在家。他很平静，说昨天来了
很多人。又问我，楼下有人吗？我点点头。他走到里间，从临街的窗口往外看了看，随手把
录音机的音量开大。坐下就开始闲聊，他向我历数昨天来家里的人都是谁。我开始劝他，反
正记者这个行当是干不成了，不如干脆回哲学所。他倒挺感兴趣，问了问哲学所的情况，但
说以现在这个身份，哲学所大概不敢再要他回去。又说反正今后有时间了，正好把这些年积
攒下来的书读一读，写写那些考虑了很久的问题。我许诺说今后会送许多书给他。坐了大约
不到一小时，竟然一句都没提开除党籍这回事。有几次，谈话突然中断，两人相视无语。我
能感到他平静外表下掩藏着的心底波澜。他几次催我走，我终于起身道别。出门正要下楼，
宾雁突然从后面扳住我的肩膀，说“这一别不知何时能见”，我回头，见他泪水涌出，顺着
面颊的皱纹淌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落泪。
那时他已知道外省与他交过手的那些歹人极欲乘他遭难之际落井下石，要以诽谤罪送他
上法庭，他心里在作入狱的准备。不记得如何分的手，只记得一路上想着怎样在法律界找几
个能帮上宾雁的人。第二天刘东在前门外珠市口丰泽园请客，大约有十几个人聚会。我到饭
店后情绪极坏，国平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昨天去看了宾雁，稍讲了些情况，搅得大家败了
兴。饭没吃完我就走了，事后才知国平心里郁闷，喝得大醉。阿坚送他回家，途中他醉倒街
上，指着路人大叫“你们都醉了！”
春天到了，编委会的工作进展顺利，出书已渐成规模。甘阳提议请宾雁来聚一聚。我去
接宾雁、朱洪，在我家附近的德胜饭店吃了一顿饭。编委会的同仁来了十几个人，苏大哥，
小枫，一休哥王焱，王炜等都到了。饭吃得非常高兴，甘阳和宾雁谈了很多，把他对编委会
未来的设想讲给宾雁。饭后，大家兴致正高，就一起回到我家里喝茶。抛开政治阴影，朋友
相聚总是乐趣横生。笑语声中，约林唱起歌来，随后大家请宾雁唱。他站起来用俄文唱
起“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晚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声音厚厚的，略
带点沙哑。众人安静地听着，渐渐有人应和。歌声飘出我的家，散落在黄昏的晚风中。
三、他乡的日子
多么寂静，周围多么空旷
多么微薄，暗淡的霞光
象大家一样，你也会消失，我的朋友
为何心中又泛起波浪？
—《夜》 别雷
八九年底，我到了巴黎。经历了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之后，离开中国，即使不是目的明
确的逃离，心中也会有避秦的想法。九零年二月份，我和宾雁联系上了。自他八八年出国，
我们一年多未通消息。在这样大的动荡之后再通上话，双方都有无限感慨。我知道六四屠杀
之后，宾雁曾来过巴黎，他义无反顾地谴责中共暴行，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他在国外的访问
便成了无限期的流亡。不久，我接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在出来的人中，你是我最
挂念的一个”，还为我在国外的生存提了些建议。后来，在我申请研究基金时，宾雁的推荐
信起到了关键作用。四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声音亲
切悦耳，她告诉我，是宾雁让她来找我的，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就是巴黎七大东亚
语言系的谭雪梅女士，后来我一直叫她谭老师，我们因为宾雁的介绍成了十几年的朋友。九
零年八月间，我又接到宾雁的电话，说他要去德国参加一个活动，会到巴黎来看我。于是，
我们在巴黎相逢了。
宾雁住在圣日耳曼草地附近的麦迪逊旅馆，旁边的小街是狄德罗曾经住过的房子。旅馆
门前小广场上是狄德罗手持书笔的青铜雕像，在法国梧桐掩映下，俯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
早晨，我去旅馆找宾雁，他正坐在餐厅吃早餐。见我来，匆匆把一大杯牛奶喝完，就开始问
我近来的情况。人到了国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生存，所以他问的大多是生活上的问题。谈到
国内的事情，他问了军涛被捕的细节，我对此所知不多，无法给他更多的消息。但他还是问
军涛有无生命危险。我说因为国外的关注，大约不会有立刻的危险。宾雁却担心人在牢里，
万一有人下黑手就麻烦了，说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是好呆的地方。
聊着聊着，宾雁突然谈起回国的问题，说共产党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因为杀人和社会
结了血仇，很难永远靠暴力压制，几年之内会有大变，他就可以回去了。让我吃惊的是，他
那么相信人民的觉醒，相信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社会变革必然发生。我本来对此不太乐观，但
他的情绪还是感染了我。他一再鼓励我，说人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好好看看西方民主社会，
有时间多读读书。我提到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里面记录了许多俄国白银时代的诗
人流亡巴黎的往事。宾雁对爱伦堡的书很熟悉，他当时还提起几个人的名字，记得有别雷、
巴尔蒙特……。下午宾雁又来电话，约好去高行健家吃饭，高先生当时住在巴士底广场附
近。晚饭后，他展示了他画的几幅水墨画，有一幅画给我印象很深，画面上部是浓重的墨
块，下部似乎是变形的人体，扭曲挣扎着，像“六四”之后中国文人的心情，很压抑。
宾雁在巴黎呆了三天，我们每天都见面。一次我们坐在狄德罗雕像下的长椅上，谈起流
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可能留下些思想文化成果。对此宾雁相当悲观。他认为我们所知道的
流亡者大都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自己国家，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基督教
文化。那些俄罗斯流亡者，从来就浸淫在欧洲文化之中。象赫尔岑，就是用法文和德文受的
教育。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人中，既有白银时代的文学家，又有别尔嘉耶夫那样的哲学家。他
们离开俄罗斯，但文化血缘没断，只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思想上艺术上还可能有新发展。
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同，首先语言不通，其次出国流亡之前基本上受共产党教育，从思
维方式到为人处事，都有很深的烙印。我问他假如别尔嘉耶夫不是在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
他随后的思想发展会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吗？宾雁想了一想说，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看得很
重，即使他不离开苏联，也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这是早晚的事。
他还说到自己的反抗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由来。那时候，哈尔滨文化气氛中俄国味比中国
味浓，宾雁自幼就读俄国文学，后来倾向社会主义，其实是受俄国文学影响。从十九世纪到
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信仰社会主义的。别尔嘉耶夫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听
宾雁讲到这里，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懂宾雁这个人，恐怕要回溯到拉吉舍夫、赫尔岑、
别林斯基直到别尔嘉耶夫这批思想家。这个想法在后来几年中愈来愈清晰。
我问他自己会写什么新东西，他说，现在离开中国了，下笔也难。要换个角度写东西，
还要再想想，等一等。他鼓励我，说你本来就是书斋中人，在哪儿不是读书思考？当然要先
解决吃饭问题。我告诉他研究基金因他的推荐已经申请到了，生活暂时没有问题。
宾雁临走的那天，巴黎的天空特别蓝，夏天慵懒的气息弥散在路旁一个个咖啡吧里。我
去旅馆接宾雁，送他去巴黎东站上火车。这次他去德国开会，会议组织者给他买的是德国和
美国之间的往返机票，他是特意自己买了火车票来巴黎看我的，还要回德国去赶飞机。这份
情谊让我深深感动。正像施韦泽说的“在精神上，我们大家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
人们所给与的东西而活着。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是不期而遇的，它不显得了不起，而是非常
朴实的。”上火车前，宾雁突然拿出一个信封给我，里面有一些美元。他淡淡地说，“这些
美元我到了德国就没用了，留给你吧。”似乎我拿了这钱倒是帮了他的忙。我知道这不过是
他照顾我自尊的一种笨拙的托辞，不愿意让我觉得受人恩惠而内疚。他在德国只住一夜就回
美国，哪有美元没有用了这回事。这就是宾雁，一条伟岸的汉子，却心细如丝。我坚决推辞
了，但我答应需要时会向他开口。他要我保证真有困难时一定告诉他，才怅怅地把信封收
起。后来在遭逢家庭变故急需用钱时，我果然张口了，得到了宾雁和朱洪的帮助。
宾雁上车了，最后从车门向我招招手，就消失了。法国的列车不开车窗，我看不见他坐
在哪里，只呆站着，直到列车驶出我的视线。不敢流泪的我也觉得喉头哽咽。
九一年十一月下旬，我去美国开会。想到能同生活在美国的老朋友见面心里挺高兴。飞
机先达纽约，嘉映接我回家。给宾雁打了电话，和他提起会议是在芝加哥开，我会住在甘阳
那里。宾雁便提到甘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民主运动到民主政治》，问我看了没有。
他说同意甘阳的观点，中国人该放弃把什么都搞成运动这种习惯了。电话中约好从芝加哥回
来到他那里去“好好谈谈”。在芝加哥见到甘阳，把宾雁的话告诉他，甘阳有点吃惊，
说“老刘看东西还这么仔细”。从芝加哥回到纽约，嘉映送我去普林斯顿。当时嘉曜、苏
炜、晓康等人都住得不远，离宾雁家几分钟车程。那天约好，嘉映和我到了宾雁家，见他精
神很好，活力四射。一会儿晓康也来了，说大家正好凑在一起好好谈谈。宾雁过来坐在沙发
上，和我面对面，手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要做记录。我笑他是职业习惯，和人谈话非纪录
不可。他就随手把本子放在茶几上再没动它。但是那天人来人往挺乱，谈话始终没能集中深
入。
晚上我住在宾雁家，睡在他的书房里，那里书报资料之多，真可谓“铺天盖地”。我睡
的那张长沙发，头顶着书，脚蹬着书。晚饭后，宾雁过来，手里拿着一本淡黄色封面的书，
要送给我。他一边在扉页上写着题赠，一边说这部书的前言是他写的。我拿过书来看，是
《哈维尔选集》。 他说为了写这个前言，把哈维尔的东西读了两遍，像《无权者的权
力》，他竟然读了三遍，觉得觅到了知音。宾雁写道：“哈维尔未必了解中国人接受精神奴
役的过程，但他从观察捷克斯洛伐克现实引出的结论，对于中国人也是适用的。几十年的特
殊统治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不是靠外在的什么权威，不是通过说教，
而是唤起人们去自省，在反对邪恶的行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这就必须使人们看到：你对于自
己的国家和你本人堕入今天的田地，也是有一份责任的！”他赞成哈维尔所说“在所有包围
着我们的危机中，最根源性的一种就是社会的道德危机。如果不首先解决道德危机，便没有
任何危机（从经济的、政治的到生态的）可以得到解决。”宾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
多次提到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是不能缺少的一课，提出要警惕人心
中的“小毛泽东”。他向争取民主政治的人提出了个人道德要求，认为政治生活不能非道德
化。我把它当作宾雁的政治遗言之一。
九九年四月，宾雁说要来欧洲访问一段时间，六月底到七月中有十几天的空闲，并说可
以来巴黎，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好好聊聊。这几年我们远隔重洋，虽然经常通话，但在电话
里很难深入对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倘能面对面促膝交谈，该是何等的快乐。七月初宾雁和朱
洪到了巴黎。接他们到家，朱洪就有点感冒发烧，赶紧找出药给她服下，让她先去休息。宾
雁却兴奋得很，在花园里，房子里走来走去，东瞧西看，仔细问我们的日常生活，话题像他
这个人，朴实平常。晚饭后，我怕他路上累了，坚持让他先休息，但他还是执意要看看我
的“藏书”。在海外谈何“藏书”，不过是各处搜集和请人从国内带来的千把册常读的经典
著作罢了。宾雁巡视一番，说还不错，总还有些书读。又得意地说他现在的书比我九一年去
时多了不止两三倍。他虽然搬了家，房子大了，但也常常发愁书没地方放。又讲了许多普林
斯顿旧书店的好处，一本新书刚上市卖30美元，一年之后在旧书店3美元就可淘到，让我听
得好羡慕。他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别尔加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就抽下来随手翻着，说我们
在巴黎第一次见面就谈到过这个人。那是八、九年前了，而且也不过是提到而已，他居然还
记得。
这次宾雁来巴黎，我和雪有个心愿，让他好好放松一下。除了和一些好朋友见见面，基
本上在家休息和外出游览。即使谈话，我也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但宾雁时不时仍会提出一
些严肃的问题。他对法国社会党政府的社会政策很有兴趣，我们给他介绍了社会党在劳工、
企业、税收、福利、医疗保险、教育、社会救济等问题上的政策。宾雁对此很感慨，说法国
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特意问起法国共产党的情况。因为法共《人道报》曾是中
共的重点批判对象。我们告诉他法共在政府中也有代表，现在的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左翼联合
政府。宾雁说其实左派也有不同的层次，基本政治倾向一致，具体政策可以有分歧，争论、
斗争都可以。法共能加入政府，说明它是认同这一点的。我说，它在法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
越小，得票率也在下降。宾雁说这表明有替代政治力量出现，对选民的吸引力更大。在民主
制度下，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选举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安排，暴力革命当然不可能
发生。看来恩格斯晚期思想的变化，是因为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变化。那时候共产党还不是既
得利益集团，所以能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调整自己的理论。看得出来这几年他仍然关注着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流变。
知道宾雁是爱喝一口的人，这次为了他的到来，我准备了很好的法国红葡萄酒，可惜他
喝不惯。一天饭间，他终于忍不住问我：“有白的没有，来点怎么样”，又有点抱歉地
说“多好的洋酒我也喝不出味道，还是老白干儿有劲儿”。初夏是法国最美的季节，选个好
天，我们陪宾雁和朱洪去卢瓦河游览，那里古城堡密布，记载着法兰西历史文化发展的脉
络。宾雁兴致勃勃听雪给他介绍卢瓦河城堡的历史和人物掌故。中午我们在香堡的森林中野
餐，阳光透过浓叶洒下，四周静寂，偶有飞鸟啁啾，伴着我们的笑谈。宾雁那样轻松、快
乐。下午到雪侬堡，沿着宽阔的皇家大道漫步，高大的梧桐树搭就天棚，浓荫匝地。宾雁站
在城堡旁边的意大利花园里，望着精美的城堡凌空飞架于舍尔河上，连说“太美了，太美
了，美国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构思。”园中有棵百年老松，枝叶盘虬。盈盈爬到树上，坐在一
支横斜的树干上，宾雁倚在树干旁。朱洪连忙抓拍了几张相，说“一老一小和一棵大树在一
起，特有意思”。傍晚时分，赶到安布瓦兹堡，这是伟大的达芬奇埋骨之地。当年弗朗索瓦
一世接达芬奇到法国来住，他随身携带了“蒙娜丽莎”。这座城堡旁，是克洛绿舍庄园，达
芬奇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在这里生活、工作。庄园里到处挂有达芬奇手记里一些哲理性很强的
名言。宾雁一句句读过去，有些遗憾地说“可惜没带笔记本，能记下来就好了”。我们笑他
的 “职业病”又犯了。
两天后，我们又驱车向诺曼底进发，想沿着印象派画家的足迹游览诺曼底。到鲁昂时已
近中午。先去老市场，那是圣女贞德上火刑架的地方，一四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经过宗教裁
判所的两次审判，宣布将圣女贞德处以火刑。那些曾受恩于贞德的教士、法官都沉默不语，
听任神学院的博士们判决这个异端分子。法郎士写道：“他们在神的女儿受难前夕抛弃了
她。”烧死贞德的地方依旧留存着，有一块标牌指明“中世纪的土地”，另有一块标牌标示
出火刑架的所在地。对面是贞德的雕像，洁白的形体略显变形地修长，像莫吉尔扬尼的女人
体，双手紧握，放在胸前，略扬起头，像呼喊，又像祈祷。宾雁仔细看了贞德受难之地，随
后进了火刑架旁的教堂，一座相当现代化的教堂。教堂深处立着一座圣女贞德的铜像。铜像
前枝杈形的烛台上燃烧着支支白烛，远望去，仿佛贞德仍在火刑架上受刑。我向宾雁介绍这
座教堂的独特建筑风格，但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的贞德像。我猜想这个受难
者的形象会在他心中引起波澜，便悄悄走开，留他一人在空旷的教堂里沉思。
本以为有充裕的时间在返回巴黎时参观莫奈花园，谁知在饭店吃饭耽误了时间，等我们
参观完莫奈经常摹画的卢昂大教堂，时间已晚。我们赶到莫奈故居时，已经止票。我有些恼
火，怨自己没掌握好时间。宾雁朱洪却安慰我，说看看外面也不错。走到莫奈画睡莲的池塘
墙外，看到有块半米多高的石头，宾雁居然一步跨上去，站在石头上向花园里张望，连声招
呼朱洪，说“快上来，什么都看得见。”结果我们在旁边扶着这老两口，站在石头上“参
观”了莫奈花园。返家的路上，问宾雁还有一座加亚城堡废墟，要不要去登，宾雁游兴未
尽，连声说“去，去”。这城堡是狮心王理查统治诺曼底时所建，现在仅剩嶙峋的残迹雄踞
峭壁，俯瞰塞纳河水攸攸西去。宾雁一口气登上城堡废墟，叉着腰站立在巉岩之上，夕阳泼
洒在身上，天风流荡在发间，远望像座雕塑，让你不敢相信眼前是位7
5岁的老人。
离别的时候到了，七月十三日，宾雁伉俪要回瑞典。早饭后，宾雁提议去散步，参观一
下我居住的这个千年小城。我家对面是莫罗将军的故居。这位莱茵军团的统帅，吕内维尔条
约的签订者，因不见容于拿破仑而流亡北美。在拿破仑称帝后，他以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身份
参加俄奥联军与自己的祖国作战，死于沙皇亚历山大军中。宾雁听我讲着莫罗的故事，沿着
城堡围墙缓步而行。走到依薇河旁，他提议要嘿喽儿着盈盈走。大概只有北京人懂得这话的
意思，就是让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盈盈已经四岁了，总有二十多斤重，宾雁竟一直嘿喽儿
着她从依薇河边走到118号公路桥下，足足有200多米。汗水渗出额头，我再三叫他停下
来，他一直不肯。朱洪抢拍了几张照片，那该是多么珍贵的记忆。下午送宾雁走，竟没有分
别的伤感，看他那样充满活力，当然相信很快就能再见。两天以后接到朱洪电话得知，她拿
着相机下楼去冲洗胶片，被人一把抢走相机。她说不可惜相机，可惜那些胶片，多少珍贵的
影像竟永远消失。但我想，这不正是为了让我们把这些记忆深刻心中吗？
宾雁回美国后，我们依然常通话。他写《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直指中共是否定个
人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的农民起义军。里面的种种提法我大致是同意的。国
内“新左”蜂起时，我们也交换过意见。我知道他对“新左”们的一些提法保持相当的距
离。他在七八、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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