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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镇-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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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益世报》说了公道话。在《以国家为前提》的社评中，《益世报》撰文指出：“其实抗敌才是目的，而其他均为手段。目的不可变移，手段实可迁就。与其争手段而败坏目的，何如保目的而通融手段。。。。。。算外账不算内账，是我们对同胞的不断呼吁。”
南京方面首先得悉事变消息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十二日晨，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与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被何应钦找到家里，在戴季陶的极力怂恿下，三人为解决事变所定了调子是——以武力讨伐张扬。
在会议上，群龙无首的南京政府迅速地分化为和、战两派。李烈钧、冯玉祥等人虽极力主和，却又一时拿不出具体方案，于是让主战派又一次占了上风。会议决定由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急调集结在豫东的中央军昼夜兼程开进潼关直逼西安，并命空军轰炸西安周边等地向西安示威，给张、扬施加压力。
黄埔系以蓝衣社为主的两千余名少壮派军官，竟在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的怂恿下，于南京的炮标礼堂举行“白衣誓师”，为发动内战推波助澜。
以宋美龄为首的皇亲国戚们闻讯后立即从沪返宁。宋美龄不顾一切地冲进了会场，并厉声地质问何应钦说：“辄则动武，居心何在？想炸死委员长吗？”对宋美龄擅闯并大闹会场何应钦亦怒不可遏，大骂宋美龄是“以妇人之见，干预国家大事”。
英籍奥澳大利亚人端纳，怀揣宋美龄分别写给张学良跟蒋介石的亲笔信，奉“懿旨”急飞西安。作为张学良的前顾问跟蒋介石的现顾问，身为白色人种的端纳，自然而然的成了沟通西安跟南京的和平使者，并发挥了无以替代的重大作用。
蒋介石破罐子破摔，坚决拒绝沟通的顽固态度，西安一浪高过一浪的杀蒋呼声，渭南一阵紧似一阵的炸弹声，使张学良杨虎已城意识到被他们抓在手里的蒋介石，是一只带刺的豪猪。
在张学良深感孟浪又仿徨无策的时候，以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不失时机的到了西安。共产党人捐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无疑给方寸大乱的张学良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使杨虎城颇觉意外。杨虎城在吃惊的同时，亦不得不为中共以德报怨的胸襟所折服。
一架飞机盘旋在西安上空，在刺耳的警报声过后，惊魂未定的西安军民才发现从飞机上投下的并非炸弹，而是刊有张季鸾文章的《大公报》。
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张季鸾替蒋介石说话的同时，字里行间却也不乏对西安军民的同情与理解，同时还一再暗示“和平统一”是解决问题之关键。
中共的宽宏大度，张季鸾的良苦用心，端纳独闯被南京方面视之为龙潭虎穴的精神，以及是宋美龄的亲笔信，使冥顽不化的蒋介石不能不为之所动。特别是信中宋美龄关于南京“戏中有戏”的提醒，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考虑对张、扬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同意让蒋鼎文持自己“停战三日”的手令，飞南京命何应钦暂时鸣金罢兵。
国舅宋子文也冲破重重阻力，以个人名义再闯“龙潭虎穴”，落实并带回了“三位一体”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愿望。
宋美龄立即飞赴西安，与其兄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终于与西安的“一体三位”坐在了和谈席上。经过两天的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六项：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增加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关于对红军的接济，宋子文答应由周恩来张学良商定后，他保证予以拨付。关于西北的军事与政治，继续由张学良杨虎城负责主持。
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了上述协议，但却只答应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而不履行签字手续。
不履行签字虽有悖于惯例，但为了不使和谈因这一形式之争而趋破裂，周恩来说服三位一体做出了必要的妥协。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为了给蒋介石挽回些面子，为了不使蒋介石反悔，同时也为了不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口实，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委员长既已答应抗日，就仍然是我们的领袖。我准备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
四方会谈结束后，政治设计委员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就放蒋的条件进行了磋商，一致认为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必须做到：一、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无条件地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三、在谈判通过的条款上签字，并公诸报端。
矛盾的焦点，由放蒋还是杀蒋，瞬间转化为何时放蒋与如何放蒋。
“汉卿！你看。。。。。。”二十五日一大早，宋子文急急忙忙地将一封信递到了张学良的面前。惊疑中张学良接过信打开看时，见上面只有寥寥数语：“达成的协议必须签字！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愿意放蒋，我们也誓死反对。”落款是“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全体将士”。看罢，张学良立马坐不住了。“夜长了梦多。汉卿，快拿主意吧！”宋子文催促道。张学良猛地收住了脚步说：“子文兄，你快回去准备。我们马上飞南京。”
宋子文走后，张学良一把将赵一荻搂在了怀里，在吻了又吻后，他告诉她说自己有点急事，可能要耽搁上三五天才能回来，说完就急匆匆地下了楼。
没有杨虎城出面，张学良深知谁也休想离开西安半步，于是他立即驱车来到绥署：“虎城兄！我得马上送委员长走，否则就要出大乱子。”说着张学良将那封信递给了杨虎城。趁杨虎城看信的当儿，张学良伏在杨虎城的案子上，奋笔疾书起来。
“就这么让他走了？”杨虎城吃惊地问道。“再不走就走不成了。虎城兄，出了事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将写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后，张学良焦急地接着说道：“这是我的手令。西安方面就拜托老兄了！”杨虎城担心地说：“汉卿，你不能走！把这一摊子撂给我，我怕是力不从心。”他本不同意放蒋，更不同意张学良送蒋，于是极力加以劝阻。
三国时，陈宫也曾捉曹放曹，后来又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宁教我负天下人，勿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但最终还是被曹操杀害在白门楼上。自古请客容易送客难。张学良此去还能回来吗？轻飘飘的一纸手令，在杨虎城的手里却似重若华山。
“没有时间再过来过去了。有孝侯（于学忠）相助，你就放心吧！走，我们一块去机场。”张学良说。“总得跟周先生打个招呼吧！”杨虎城说着就要伸手去抓话筒，却被张学良硬给拉走了。
电话铃陡然响起，周恩来连忙抓起了话筒：“哦！是赵秘书。。。。。。什么？送蒋介石。。。。。。噢！我这就去。”啪的一声扣上话筒后，周恩来急忙吩咐说：“走！去机场。”
当周恩来十万火急地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腾空而起。这时杨虎城无可奈何地迎了过来。望着越飞越高也越来越小的飞机，周恩来仰天长叹曰：“这不是列队送天霸，去负荆请罪吗！”
周恩来所说的“列队送天霸”和“负荆请罪”是两个典故，分别出自京剧《连环套》和秦腔《将相和》。
当年武侠窦尔墩与黄三太比武时遭其暗算。窦尔墩托黄三太之名盗走了梁九公的御马以报复黄三太。梁问罪于黄三太之子黄天霸，并责其限期破案。黄天霸以拜山为名找到了占山为王的窦尔墩。窦虽知其为仇家之子却未加伤害，并相约次日在山下比武。黄授人盗走了窦的兵器护手双钩，却故意将他自己的钢刀留在了山上，致窦误以为黄身怀绝技而且颇有义气，于是牵着御马随黄去投案自首。
第四十八章苦谏哭谏均无果兵
昔日赵国老将廉颇对资浅而官拜上卿的蔺相如颇为不满，于是百般寻衅予以羞辱。相如因处处避让而被门人质之以“庸人尚羞之，况将相呼”。相如回之曰：“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乃肉袒负荆请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寛之至此也。”
为了应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变故，红军奉命紧急移师关中，设前敌指挥部于安吴，第二方面军驻军云阳。
张学良做梦也不曾想到，从飞机起飞的一刹那起，他将永远地告别了西安的父老乡亲，永远地告别了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两位，也永远地告别了他父子苦心孤诣经营了数十年的东北军全体将士，彻底地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彻底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彻底地结束了他率领二十万东北军披甲还乡的梦想。
《捉放曹》的悲剧还没有落下帷幕，《玄武门》的悲剧又再次敲响了开场的锣鼓。
唐初，高宗的长子英王李建成，次子秦王李世民和四子齐王李元吉因嗣位之争，不惜同室操戈手足相残于古长安大内的玄武门，史称“玄武门之变”。论德论才论能，李世民自然应是继承大统的最佳人选，但在那个世袭罔替的封建时代，他却必须弑兄杀弟才能成就帝业。其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皇家多子嗣而天下却只有一个，李世民虽集德、才、能于一身，在伯仲叔季中却屈居第二。世人只知为悲剧而叹惋，却不知其为历史的必然。
没有民主与法制，没有基于优越体制上的民主与法制，悲剧将永远难以幸免。
“汉卿，陈诚他们还在西安，你我到南京后怕是不好交代，你看。。。。。。”在洛阳，蒋介石一改去年居高临下的态度，用“商量”的口气对张学良说。在张学良的感觉中，今日洛阳这种“商量”的口气，比去岁在西安时听到的训斥还要严厉。张学良原想以“委员长为啥不释放上海爱国领袖”的话来回敬蒋介石，但在沉吟了半晌后，说出口的却是言不由衷的“我立即致电让他们放人”。洛阳毕竟不是西安，张学良一下子没了底气。
在扣留张学良后，蒋介石继续食言而肥。他一面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委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并调集三十七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进入潼关直逼西安，一面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供西安方面选择，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分化瓦解三位一体逼其就范。甲案是中央军入驻关中，东北军西撤甘肃，红军返回陕北，十七路军移驻渭北并主政陕西；乙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返回陕北，十七路军西移并主政甘肃，东北军南撤并主政安徽。
陈诚等人放还是不放，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与元老们各持己见；接受甲案还是乙案，东北军跟西北军莫衷一是，托派们又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树欲静而风不止；国特们戳七弄八吹胀捏塌唯恐天下宁而不乱。古城西安又一次变得杀机四伏险象环生。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且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这是张学良临走时写给杨虎城的手令。其中孝侯是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字，何、王、缪、董则分别指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和总参谋长董英斌。而“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显然是于仓促成文后，又觉未尽其意而加上去的补笔。
一手拿着张学良的手令，一手拿着张学良要求放陈诚等人的电文，杨虎城陷入了两难。
四年前于学忠就是河北省主席兼五十一军的军长，因一贯坚持抗日，在《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不得不命其撤出河北改任为甘肃省主席，并继续任五十一军军长。虽说是东北军中的元老，于学忠却因祖籍山东而一向被东北军认为是外来户，加上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即兰州事变的翌日，于学忠便匆匆地回兰州以善其后，因此根本帮不上杨虎城的忙，更谈不上给他分其忧。
对蒋介石食言而肥无理扣押张学良行径，独撑危局的杨虎城曾领衔通电全国以示抗议。《解放日报》以“西北将领求和平而不得求抗日而不能”为题，发表了“通电”的全文。因通电发表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一月五日，故被称之为“歌电”。
为不负重托，杨虎城也曾到前方看望和慰问过东北军的官兵。官兵们虽热情地欢迎并接待了他，但底下却谣传说他对东北军有所用心，因此张学良的手令对杨虎城来说形同废纸，根本不能帮其约束和节制东北军。
“陈诚等不能放！因为他们是争取副司令回来不可或缺的筹码。”以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为代表的东北军少壮派们振振有词。
“陈诚等必须放！因为他们已是蒋介石不放副司令回来的口实。”以何柱国、缪澄流和刘多荃为核心的东北军元老们理直气壮。
“不能和！和了副司令就永远也甭想回来。”主战派们慷慨激昂。
“不能打！打了副司令不但回不来，怕还有生命之虞。”主和派们高屋建瓴。
“打一下，再和也不迟。”古训“先礼而后兵”被托派们反其道而用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意见针锋相对而理由却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救张学良。
“和为贵，人和飞机一块放！头都磕了，也不在乎多作个揖。谁要是胆敢违反副司令的命令，格杀勿论！”王以哲军长勃然大怒。
姜毕竟是老的辣，少壮派们敢怒而不敢言。陈诚等人与五十多架飞机飞回了南京，张学良却还是没有回到西安。
张学良回陕无望，给少壮派们留下了口实，两军团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四十多人联名主张与中央军决一死战。由于担心和谈会对十七路军不利，杨虎城在托派的煽动下也有所动摇，这于无形中又助长了少壮派们的气焰。
和、战矛盾不断升温已近白热，为了维护团结，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劝少壮派们说：“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少壮派们已经听不进周恩来苦口婆心的规劝，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既然不帮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又有何用？”甚至说，“不帮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周恩来反复权衡利弊，并报请示中央同意后说：“只要你们能团结起来取得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张、杨两位朋友。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包括打仗在内。”
见战事一触即发，王以哲与何柱国从兰州接回了于学忠，并邀杨虎城和周恩来在位于南院门粉巷的王以哲家中，连夜召开了三位一体的高层会议。会上于学忠主和的态度，立即得到了王以哲跟何柱国的支持。杨虎城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然主和，我顾全这个大局。”周恩来说：“我们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如果大家坚持要战，为团结起见，我们愿意保留自己的主张而支持你们打好这一仗。现在两方既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更乐于接受。”他还强调说：“请大家务必说服各自的部下团结如初，以免节外生枝。”
但愿不如所料却果然不出所料，锄奸标语突然惊现西安的街头，流言蜚语暗传于古城的巷尾。缪澄流军长、刘多荃师长于同一天分别在高陵、渭南两个不同的地方，收到了来自十七路军的，内容也完全相同的电报各一份。电报声言王以哲所以置副司令的生死于不顾，是因他已被南京以三百万元所收买，现已将其处死。
遗憾的是这个投石问路的危险信号，并没有引起缪澄流军长和刘多荃师长的警觉。他们只是一般性地致电杨虎城，要他对王以哲何柱国等加以保护。更遗憾的是只有何柱国应邀住进了绥署，而王以哲却以为杨虎城未免小题大做而曲解并拒绝了杨虎城的好意。王以哲过于自信而低估了某些人，他只知自己手握重兵，却忘了远水难解燃眉的古训。
冲进王以哲家中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学生、警卫二营一连的连长于文俊。老师因感冒而卧病在床，学生前来“探望”的礼物竟是一梭子子弹。可怜一军之长连中九弹，竟屈死在一个小小的连长手中。当于文俊指挥人掘地三尺，却没有起到所谓的三百万元赃款时，这才大呼上了孙铭九的大当。
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谈判中，何柱国曾电话要求顾祝同给西安方面六百万元作为接济，后经讨价还价只落实了三百万元。电话里的一句空话被捕风捉影几经炮制后，竟成了少壮派们杀害王以哲军长的“莫须有”的罪名。
跟王军长一块被害的，还有总部交通处的中将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与参谋处长徐方。血案正好发生在西安事变的五十天后，即民国二十六年的二月二日，故又被叫做“二二事件”。
在何柱国军长的家中，警卫二连的连长王协一却扑了空。当他赶往绥署要人时，却在杨虎城严厉的斥责下被刘光复缴械后赶了出去。
与此同时，有几个青年军官也冲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周恩来便立即明白了，他霍地拍案而起大声地呵斥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是在救副司令吗？不！你们是在帮蒋介石害副司令，在做他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破坏了团结又分裂了东北军，你们是在犯罪！”
面对周恩来的声威，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并默默地垂下了头。在平静下来后，周恩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几个青年军官惭愧得无地自容，并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古城西安再次笼罩在一片恐怖中。周恩来大义凛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立刻带李克农刘鼎等，于第一时间赶到王以哲家安抚家属并帮着料理后事，使东北军将士们无不深受感动。周恩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地粉碎了别有用心者“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的恶意中伤。
听说王以哲军长被害，刘多荃师长怒不可遏，立即调转枪往西安杀来。不排除包括某些有政治野心却无政治头脑在内的少壮派们立即慌了手脚。思来想去后觉得除共产党外，没有人能够救他们的小命，于是一次哭求到周恩来的面前。
考虑到大多数人是感情用事一时冲动才铸成大错，更重要的是必须尽快结束这无休无止的冤冤相报，在与杨虎城商议后，周恩来冒着涉嫌庇护凶手的风险，将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等，通过红军的驻地送出了陕西。
果然不出所料，直接凶手宇文俊虽被剖腹挖心来祭奠王以哲的亡灵，却还是难解刘多荃师长的心头之恨。因为没有抓到主谋应德田等，刘多荃竟迁怒于共产党，并派人诱杀了与此事毫无关系、为促成三位一体而功不可没的，并已被张学良提升为少将旅长的高福源。
“二二兵变”彻底地瓦解了三位一体，东北军高层一怒之下放弃了有利于三位一体的甲案而接受了不利的乙案，十七路军也被缩编为三十八军，后来两军又被蒋介石逐步肢解而不复存在。张学良被长期囚禁，杨虎城被迫出洋后又遭暗杀。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就此落下了帷幕。
西安事变，兄弟阋墙，外御其辱，我有责任，你有义务
卢沟晓月，守土抗战，保家卫国，胜者中华，败者日寇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零零九年年底第一稿
二零一零年元月——二零一零年九月第二稿
《南河镇分章故事梗概》第一
长篇小说《南河镇》所描写的，绝不是发生在一个小镇里的故事。南河镇不过是中国、是陕西、是关中的一个缩影。追随着南河镇各色人等的足迹，故事在陕西、在关中、在全国铺了开来，甚至走出了国门。
以辛亥革命前后三十年为时代背景，《南河镇》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副波澜壮阔的生活和历史画卷。
打开世界地图，有一个酷似鸡母的板块，那就是中国。在这个板块的腹地，还有一个形似跪俑的板块，不用说那就是陕西了。在陕西的腹地，又坐落着一座已经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这就是阳都古城。
南河镇地处渭水跟三女河的交汇处。跟阳都古城隔河相望，是古城的延伸。南河镇与三女河东岸的河东堡、西岸的河西堡一起，是故事的发祥地，也是主人公们长期繁衍、生息的根据地。
因地处城乡结合部，南河镇里不乏士农工商各色人等。因此，故事里的主人公也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三女河发源于秦岭北麓的三个峪口——红峪、紫峪和蓝峪。蓝峪里有个采药和兼治各种疑难杂症的老中医，人称“老神仙”。老神仙老伴早亡，膝下只有一掌上明珠叫孙兰玉。
因羡慕若兰若玉的孙兰玉，红峪跟紫峪的人们，竟也各自给自家演绎出了一个美女。并将她们羽化为神，分别叫做“红衣仙子”和“皇姑仙子。这红衣仙子是将门之女，是周亚夫的传人；而皇姑仙子则是个金枝玉叶，是西周王室的后裔。关于她们，还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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