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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旅(简体)-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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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说，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没有胃口。中国的语言就好像女人的闲聊，每一桩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要回来。中国人的抽象观念，遵守中国人实在思想的规律，常是两种实在性质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面积”（那颗钻石大小如何？），长短代表“长度”，而轻重代表“重量”。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物”的常用字是“东西”（你在冰箱里有没有可吃的东西？）。严格的哲学概念，“正”、“义”、“忠”、“利”，都是深奥的单音字，且需倾向于彼此相似。以是与非为例，它把真与假、对与错两种相对的观念并合起来，区域的界线是消灭了；还有心与头脑的分离成为二而一的东西，当一个中国人承认他们用他们的心来思想（我在我的肚子里想，有时我在我的心里想）的时候。那个“心”字是同时指心肠及头脑，因此中国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情感的。圣经的“肠”（bowels）字和它最为相近。（译注：此字在圣经有时作肠解，有时作爱心解。）克伦威尔在一六五○年写信给苏格兰教会会员大会说：“我以基督的‘肠’（爱心）恳求你们考虑你们是否可能有错。”因此，中国人的思想中甚少抽象概念，或者根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生活的范围，没有沉溺于抽象推论过程太久的危险。人，像是一条鲸鱼，必须升上海面来呼吸自由的空气，偶然瞥望一下云彩及天空。
这种思想的结果之一是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理论的术语，没有专门传达思想的暗号，没有“群众”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分别。用一种普通人所能懂的语文来为关于哲学的文章，永不会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知识“大众化”为耻。据说柏拉图写了两本哲学书，其一是专家的，其一是通俗的，后来那本专家本幸而散失，因此近代读者可以享受柏拉图对话录的明朗。如果西方的哲学家，能用柏拉图简明的笔调来写英文，则哲学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获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们写得清楚一点，他们会显露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说。）
有时我会问自己，中国曾产生过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吗？那答案显然是没有，而且中国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康德，当他谈及物自身那一瞬会讥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种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觉的——会告诉他他是可笑的。一切知识，在康德看来，是从知识得来：是好的。一切理解是被一种先天的心的规律所决定：是好的。一个盲人可能藉用他的手指的触觉，感觉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组织之不同而得到关于梨及香蕉的知识。不错，但中国哲学家会觉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质是与触觉上的不同相一致的。这种知识不是“真”的吗？为什么你要知道香蕉的物本身和梨子的物本身呢？假定有一种和人不同的存在，结构不同，且被赋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会用一种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觉香蕉皮与梨皮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仍是与香蕉物本身及梨的物本身的不同符合一致吗？然则我们谈及香蕉的物本身及梨子的物本身，来代替对梨子皮的坚韧及香蕉皮的软滑的直接感觉及经验的了解，有什么益处？梨皮的坚韧及香蕉皮的软滑，就足以告诉人它自己是什么，这是直接的、正确的，且最有用的。耳朵对于不同的声波，眼睛对于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样。这是“知识”的自然的方式，这般微妙地发展，使一只鹿用他的嗅觉、听觉或视觉能老远就知道有一只老虎走来。这些感觉必须正确，且必须和真实环境符合一致而因此必须是“真”的，否则那只鹿不能够生存。我们要记得，例如，外面世界变迁的画面，一架在二百码以外的汽车对着一个人的方向驶来或驶去，记录在面积不过半寸的视网膜的影像之内，因此这架汽车的影像的本身大约只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这万分之一英寸的细微的活动，直接记录下来且常常不会有差错，为什么康德却要谈及那架车的物本身呢？西方的哲学家将立刻回答：“中国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说的是什么。”中国人反唇相讥：“我当然不懂。”“现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吗？”这样，东方与西方必然各耸耸他们的肩膀走开了。
我也曾问我自己，中国曾否产生过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呢？那答案也显然是没有。中国也不可能产生。中国不讲究分析的能力、观念的及系统化逻辑的检测；对思想的途径及知识范围的差异也不具有客观的兴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推理型式是这般现代的，而中国的推理型式却完全不同。中古学究型的推理及认识论的寻求毕竟以亚里士多德开始。一个中国人乐于倾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及诗学，……而对于他的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及生物学知识，虽然观念粗一点，但为他的渊博所惊及感动。那平心静气的考察，在物理学及生物学中，对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观的解剖（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医生）是惊人的。中国人有限的视野逼使他把一切鸡科学分类为不是“硬的”，就是“软的”。至于它和别的鸟类，例如，雉，珠鸡的可能关系，立刻被摒弃为无益。孔子有一个学生子夏，他有一种收集事实报导的嗜好，且对诗经所提及的鸟类、虫类有兴趣，孔子对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中国人事实上耽溺于对全体的直觉的了解，耶鲁大学教授诺斯拉普称之为“无差别的美学的连续”。诺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国人喜欢在第一瞥中估量事物，而以这样来保留对它们全体的较佳的感觉。他们永远怀疑对不可分割的东西的分割，他们宁愿信赖直接的观感。孚来第尔用埃默森的语气对思想所说的话，道出中国哲学家的真相：“他的见解就在这里，事前未作准备的，无可争辩的，像航海家从云雾罩着的深海中露出来的信号。……他的风格、作品及思想，都是一个绝对的印象主义者。他永不会用一种明确的、逻辑的或精心结撰的方式提出他的意见，而是用自然且需是偶然发出的命令的方式。像‘内容的次序’、‘绪论’、‘转调’这种东西，对他并不存在。他开始想申述某个观点时，我们以为他是在有系统地编织它，从各方面来说明它，且为它巩固防线以抵抗一切可能的攻击。谁知突然有外来的一张图画或一个明喻，一句警句或一段摘要感触他，充塞在他思想的环节中间，主题从此以后便旋转在一个新的轴心之上。”
我伟大的旅行便这样开始，最初我毫无感觉。我的心像任何大学毕业生一样装备了近代思想的武器，必然会掠过那些思想的大陆，且发现它们奇怪、乏味、空虚（孔子的话初听常似有点空虚）。我四十岁生日时为自己写了一幅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学今古文章。”我必须用更精确的逻辑思想的框架，阐释中国人的良心及直觉的知识。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议放在中国直觉的评判之下来测验。
因此我必须停下来，用分章描述在我终于接受基督教做为对人灵性问题的满意答复之前，我的沿途所见。我转回基督教，有些人曾表示惊讶，且觉得难以相信我会放弃对现世及现实主义的接受，而去换取较为可疑、且较为形而上的基督教“信仰”。我以为我应详述中国方式的美和缺陷，指出在那里他们已达到他们的最高室，他们对给人以完满答复不足的地方，从而将我的演进和转变作清楚的说明。我也应该说清楚天堂与地狱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仍然如我曾在别的地方所说，认为如果上帝有一半像我的母亲这样爱我，他将不会送我去地狱——不是五分钟，不是五天，而是永远的沦落在地狱里——这是一种甚至世俗法庭也永不会觉得心安的判决。我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我之回到基督教会，不如说是由于我的道德的一种直觉知识，由中国人最为擅长的“从深处发出的讯号”的感应。我也必须说明经过的程序不是方便而容易的，我并非轻微地改变我所常信的道理。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上漫游，看见过某些美丽的山谷；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室且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过这些之后，我才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云上有阳光的世界。
我将只讨论儒家、道家这两支最重要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流，及东方第三大灵性势力的佛教。在古代的中国哲学中，除了儒家及道家之外，还有诡辩家、法家、论理学家、墨家（墨翟的门徒）及杨朱派（为我而活），此外还有一些小流派。我甚至不想谈及墨家，因为这一派在主前三世纪及二世纪已经绝迹，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思想上留下永久的影响。但墨翟及他们的门徒，因为问答方法及论理学的发展而为人所注意。他的学说实在是一个可注意的以“上帝的父性”及人与人是兄弟关系的教义为基础的苦行及舍己为人的宗教。据说墨家是“腓无毛”的，这是说他们为帮助别人，劳苦到只剩一把骨头。墨翟同时坚决地主张一神，他称自己为天，在中国，天是上帝的通称。
在后面论及儒家、道家及佛教的三章中，我首要关切的是人的灵性问题，及这些可敬思想系统关于宇宙及人生哲学的见解。我最关心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耶稣的教训是在一个独特的范畴里，独特而且具有奇怪的美，阐述一些在其它宗教找不到的、人所公认的教训。但首先我想在这里说明白，我们不能只为方便地作一种黑暗与光明的对比，说基督教是“真”的，因此儒家是“假”的。我们不能因此而用简单的句子摒弃佛教为“拜偶像的邪教”。不能因此而说耶稣谈及爱、谦虚的教训是对的，而老子谈及爱的力量的教训是错的。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必须在作比较之前，先进入这三个思想系统及这些生活的理想。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思想系统在一切观点上都甚少互相排挤。甚至斯多噶学派及伊壁鸠鲁学派表面上显得是互相排挤，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它们其实是相接近的。而对于中国各家的教训，由中国人自己看来，尤其是如此；它不是中国的怀疑论，而是中国人对于无论在那里找到的真及美都能接受的本领。伟大的中国人，像白居易（八世纪）及苏东坡（十一世纪），过的是儒家的生活，却写参透了道家见解的佛教诗。特别儒家的情形是如此，我们不能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因此儒家是“君子”与“好教养”、“有礼貌”的人的宗教，而这样等于说一个好基督徒不相信人要做一个君子和有礼貌的人。道家过份加强基督教主张的爱及温柔的教训，使许多人不敢接受。如果说佛教拯救的方式和基督教的方式不同，它的基本出发点——对于罪的承认及深深地关切人类受苦的事实，却是和基督教很接近的。
这种文化融合的最好实例，可在苏东坡给他的侍妾朝云的话中找到。苏东坡——中国最伟大诗人之一及伟大的儒家学者，在六十岁的时候，过的是被流放的生活。他的妻已死，而他的少妾在主后一○九四年自愿随他到戍所惠州。朝云当时已成为佛教徒，而苏赞美她在对神（佛）的服事上，像一个维摩天女。在这些诗中的一首，苏东坡谈及她把从前的歌衫舞扇抛在一旁，而专心致志于佛经及丹炉（道教）。当不死之乐找到的时候，她将和他说再见而到仙山去，不再像巫峡的神女和他结成生死姻缘（儒家）。这首诗之所以比其它的诗突出，就是因为这种情感的奇妙地混合。佛教维摩天女的意象在诗中重现。按照佛教的传说，天女从天上散花，花瓣落在圣者的衣服及身上将会滑落，但却附着在那些仍有世上情欲的人身上。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着点更鬟髻生采。这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钗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仞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次年夏天朝云死了，她在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念了一句佛偈，而按照她的意思，葬在一间佛寺的附近。那首苏东坡题在她墓旁白梅花树上的诗，是我所读过的最纤美的东西。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从，倒挂绿毛么凤。素面翻嫌纷涴，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是真的人生，及痛苦、死亡、孤独的问题；用伟大的人类心灵来表现灵性与肉体的关系。在这里，人的心灵遭遇了人生的问题，遭遇它的悲凄和它的美。而耶稣用简单明了的方法解决了这些人生问题。
（一）孔子那个人
如果我现在来写儒家的哲学，这是在我之前已有数千中国学者写过的课题，我只能写出我自己对它的悟解及我自己对它的评价和阐释。我没有接受什么，也没有认为什么是当然；我喜欢剥去孔子及儒家某些他们已因此而被曲解的意见和信仰。我的天性近乎道家，多过由信仰而成的儒家。那些新儒家已透过佛教徒的眼来看孔子的教训，为什么我不可以透过道家的眼来看孔子的教训？儒家和道家被视为中国思想的对立的两极：孔子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而老子则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孔子最关切的是人，而老子最关切的是宇宙的神秘和性质；孔子视宇宙为人之一部分，而老子则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但在近距离来看，问题仍不是这样干脆及简单。我以为孔子对上帝及上帝意旨的关心及他对于宇宙的灵性性质的看法，已被儒家通常的实证主义所蒙蔽。因为道家有意深入，而儒家则一切都在表面上，至少是假作如此。道家的思想家较能欣赏孔子及其教义的某些方面，且帮助他避免只注意显著的德行及生活的实际问题。我想考察孔子对于死、上帝、上帝的意旨，及人的灵性等较大问题的态度。
孔子生于主前五五一年，非婚生。他的父亲是鲁国三大名将之一，下面那个故事，可见其勋业之一斑。有一次他带鲁国的兵去攻一座城。当他的一半军队已进入敌人的城门，而另一半仍在外面的时候，敌人突然把城门放下。孔子的父亲，看出敌人有诈，一手将城门举起，让他的军队全部退出。
孔子的父亲八十岁以后才娶了一个少女，就是孔子的母亲，她是三个姊妹中最小的。儒家的清教徒曾想尽最好的方法来解释历史的记载，以说明孔子并不是非婚生，但我以为不需要这样做。非婚生的子女常是很聪明的，而这是自然的。“一切孩子都是自然的”，如一个法国贵妇所说，但我以为私生的孩子比其它的孩子更为自然；意思是，这个孩子常是服从男女互相吸引的自然律的强烈罗曼史的结果。别的纪录似乎也支持这个说法，大历史家司马迁记载孔子父亲死时，孔子尚幼，他的母亲不愿意告诉他父亲坟墓的所在。（他的母亲想瞒着他。）等到孔子的母亲死后而孔子已长成时，他才从一个乡下老太婆的口中知道父亲是谁及他坟墓的所在，使他可以把父母合葬在一处。孔子被描写为九尺六寸高，古代的尺是长一指距，或八英寸，那么用现在的尺来量是高六尺四寸。无论如何，他的绰号叫做“长人”。
孔子童年为季氏牧牛羊，所以他严格地说是一个牧童，曾经学习做过许多粗鄙的事。但由于自修，他乃成为当时第一流的学者。五十岁的时候，他被任为鲁国的中都宰，升迁为鲁司寇，后来且摄行相事。在这里他有机会将他社会和政治的学说付诸实施，但因把握实权的鲁国贵族们对他失望而被罢免，正如柏拉图被西那库斯的暴君戴奥尼夏罢免一样。后来他辞职，离开他的祖国到外国（城邦）周游，共历十四年之久。像柏拉图一样，他想再度从政，但失败了，因为在他心中有他的革命理想，且相信只要他有机会，他知道怎样使它实现。这个失败的时期，同时也是孔子成就最高的时期。他常陷入困难中，为人嘲笑拒绝，数次被逮捕及拦劫，但他却始终保持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有一位伟大的学者曾指这一点为他性格中最感人的一面。因为在这个时期，他显示出他的真正力量。没有一个国君愿意认真接待他或授给他权柄，门徒们都灰心失望，但孔子仍乐天安命。当他被逮捕或拘留时，他习惯于唱诗或朗诵而且自弹一种乐器来伴奏。他继续研究历史。经过了多年的浪游之后，最后回到他的祖国，当时他的几个门徒都已在政府做事。因此他以一个“大老”——官吏老师的身份回乡，在他七十二岁那年去世。就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四、五年里，他着手做最伟大的工作，专心编辑古代的作品，写下他一生对历史的研究。这些书留传下来，就是儒家的五经。
新儒学的清教徒们总是尝试把孔子描绘成一个拘执小节、具有尊严的圣人。他们把他弄成一个缺乏人味的完美的圣人。事实上孔子是他那时候的塞缪尔·约翰生博士，最怕受人尊敬。根据论语的记载，他曾做过几件使那些正统批评家骇异的事。那些正统家惊呼：“一个圣人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这些经文显然是后人窜入的。大哉孔子！”我只要提及一个记载在论语的事例。孔子对那些佞人及伪善者的反感就像耶稣对法利赛人一样。一天，有一位这类的学者来见孔子。孔子吩咐仆人告诉那位来访者他不在。然后为想表示他对这个叫做孺悲的人深恶痛绝，做了一件很无礼的事。当那个来访者仍在门口的时候，他拿起他的弦乐器来唱歌，“使之闻之”。孔子曾一再地说，“乡愿，德之贼也。”“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有一次他描写当时从政者为“斗筲之人”，又有一次他真的拿起一根仗去打一个他非常不喜欢的人的胫，且叫他做“贼”。这是孔子礼貌的标准。
这个人是像一块石头一样坚强，生而有不竭的精力，能忍受工作上极大的紧张，他说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善感而且多情。孔子家语记载说：“孔子适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以赠之。子贡曰：‘于所识之丧，不能有所赠，赠于旧馆，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恶夫涕，而无以将之。小子行焉’”可见他对心腹弟子友善而温柔。他写了一本书春秋，是当时统治者们的可怕的标准尺，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在统治阶级的圈子里面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因为他对篡位者做了严厉的裁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当一个人和他的时代不能协调时，孔子显示出一种坚强不屈及对自己可笑处境保持幽默感的混合性格。当他们周游列国时，孔子和弟子们被某一小城的官吏拘留，甚至绝粮数天，他们因此实际上陷于饥饿，经过了数天之后，他的许多跟随者都饿得不能起来，但孔子仍继续奏弦乐自娱。
子路愤怒地闯进来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
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知道弟子们的心中有愤愤不平之感，于是把子路召入问他：“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乎？奚为至于此？”
子路愧而对曰：“君子无所困。意者夫子未仁与？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与？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闻之夫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积德怀义，行之久矣，奚居之穷也？”
子曰：“由，未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也，则伯夷叔齐不饿死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也，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也，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也，则伍子胥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普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卫，越王勾践之有霸心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庸知其终始乎？”
子路出，召子贡。告如子路。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
子曰：“赐，良农能稼不必能穑，良弓能巧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赐，尔志不广矣，思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叹曰：“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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